红八军团风烟滚滚的岁月（续）
（续前）
这个空隙，我们终于冲进了岸边那一片茂盛的树林。
对岸枪声还在炒豆般的响着，我们在树林中向前奔跑。又冲出了几里路，后面的枪声渐渐停息了，我们才在一个山凹处停了下来。我抓紧时间清点了一下人员、装备，电台机器依然完好，只丢失了一付备用的双电池，可在我们的队伍中，许多熟悉的面孔不见了。我百感交集，一时竟然不知说什么才好，大家也都沉默不语，有几个同志在小心地擦拭着机器。一会儿，机器上的污泥被擦干净，可一滴滴泪水，又滴在上面。我的眼睛也湿润了，想起了刚才过江时战士们的举动，眼前清晰地出现了倒在江里的那些朝夕相伴、同甘共苦的战友们的身影……
四周的枪声渐渐沉寂下来。我看到军团直属队三三两两地赶上来。从他们的口里，我才知道，部队在江边和敌人几次拼杀，才把敌人压了下去。军团首长都参加了战斗，部队损失很大，建制也打乱了。幸好由于敌我混战在一起，敌人的飞机失去了作用，不敢贸然投弹，我们的同志才交替掩护渡过了湘江。敌人追到江边，只是隔江打了一阵枪，却没敢过江。“真险啊！” 大家不约而同地嘘了一口气。
军团首长也赶来了。我迎上去，向军团长报告了无线电队的损失情况。罗荣桓主任说：“你们电台的同志不错，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保住了电台，委实可贵，没有为革命舍生忘死的精神，是不容易做到这一点的。” 他还告诉我，部队伤亡很大，军团直属队损失也不小，政治部只跟他过来一部油印机。
入夜，我们收容好部队，在树林中露营了。可是电台的同志还在紧张地忙碌着。我们和军委的联系已经中断两天两夜了，这四十八小时的每一分钟，我们都热切地期待着军委的信息。在焦虑和盼望中，好容易摆脱了敌人的追堵，而收发报机却偏偏出了故障。几个机务员、报务员急得连晚饭都不愿吃，一直检修到深夜，还是不能使用。
我把这令人沮丧的消息报告给军团首长，心想准要吃批评了。因为我比别人更清楚，首长们这几天不仅急于得到军委的指示，而且更关心着军委的安危。结果出乎意料，几位首长听了我的报告，谁也没有批评，反而安慰我说：“不要着急，回去让同志们休息，明天再修吧。”
回到电台，我把军团首长的意见转告大家，几个人象没有听见，半天谁也不动，仍是围着收发报机这里瞧瞧，那里弄弄。是啊，电台联系不上，都感到是自己的失职，这个时候，谁肯去睡觉呢？望着同志们那一双双布满了血丝的眼睛，那一张张枯瘦的面庞，我实在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
已是下半夜了，满天的星斗在夜空中闪烁着，同志们还是毫无倦意的检修着收发报机。不行，无论如何要让大家休息一会，哪怕是睡上几个钟头也好。我板起面孔，对大家说：“现在，我命令立刻睡觉，谁也不准再干了。” 大家望着我，人人都是满脸委屈。我只好又厉声说：“执行命令，党员带头休息！” 好不容易才把大家赶走了。我合衣在充电机旁躺下，翻来覆去睡不着，一合上眼皮，几天来的险恶场面便浮现在脑际，而更令人沮丧的是两天没有和军委联络上，军委和兄弟部队到底怎么样呢？…… 想着想着，毕竟我也是困倦已极，不知什么时候，朦朦胧胧地入睡了。
一道亮光射进我的眼帘，我一翻身坐起来。啊！天亮了！这是一个大晴天，灿烂的阳光照在林中的空地上，许多同志都把昨天的湿衣服晒在草地上。一个机务员找到我，指着这些衣服说：“政委，有办法了。昨天检查收发报机的所有零件都没有毛病，准是因为过江在水里泡湿了。我们把收发报机也晒一下，说不定就能用了。”“对呀！” 围过来的几个同志兴奋地喊起来。
很快，我们把所有的器材都打开，一件一件的摆在阳光下，晒了整整一个上午，才装配起来。打开一试，果然成功了！报务员套上耳机，轻轻地敲击着电键，那清脆悦耳的 “嘀嘀达达” 的声音又响起来。同志们一片欢呼，象打了一个大胜仗。“嘘 ——” 报务员突然神气庄重地竖起了一根手指，大家立刻安静下来。收发报机传来了军委的呼号，顿时，我只觉得一股暖流涌遍了全身。“同军委联络上了！” 同志们一下沸腾了，跳跃，拍手欢呼，有的高兴得互相扭打起来，每个人的眼眶里都闪动着晶莹喜悦的泪花……
出发号响了，部队又要行动。我急冲冲地跑到军团部，向首长们报告了这一喜讯。军团长如释重负，高兴地说：“那就好了，你一到宿营地马上和军委联络。”
当天，我们军团跟着前面的队伍出发了，我望着行进的无线电队，心中油然升起了一种自豪之情。我为我们的电台自豪，为无线电队的每一个同志自豪。我们经受了种种严酷的考验，终于在殊死的搏斗中成为胜利者！
今天，我们那台染着烈士血迹的充电机，作为革命文物，骄傲的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成为这一段历史的见证。
大苗山上
嘹亮的军号声吹来了黎明，我睁开眼睛，一片金色的阳光已经在山顶上闪耀着。山谷中仍然是黑蒙蒙的，茂密的树林团团覆盖着幽深的峡谷。几天来，除了山，还是山，没有一块平地。我们一直在这样的崇山峻岭中行进。
过湘江以后，我们红八军团先于胡岭一带负责警戒全州的桂敌。十二月六日，又奉命同红五军团扼守老山界各隘口。老山界，地图上称为越城岭，耸立在湘江西岸，是湘、粤、桂边有名的五岭之一，最高峰海拔二千一百多米，上下八十余里路，所部路，也仅仅是悬崖绝壁间的羊肠小径，远远望去，象一条细长的带子，伸向山巅，坠入峡谷，曲曲弯弯隐没在丛林深处。这里地势险要，真是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军居高临下，以要道隘口为屏障，使敌人不敢轻进。第二天，我红五、八军团移驻塘洞，仍以一部扼守老山界隘口，迟滞敌人并破坏来路。完成阻击任务后，我们胜利地翻过老山界，赶上了主力。
过了老山界，山势未见平缓。路，越走越陡；山，越爬越高。前边，仍是一望无际的群峰。这里是人烟稀少的苗族聚居区，人们都叫它大苗山。一路上虽然看到过几座苗寨，但寨子里空无一人。苗族同胞素有搬迁的习惯，过去我就听说过 “苗家搬家，苗子搬家。” 可是在反动派的欺压下，苗胞们只能向山高林深的地方躲避。大概是因为他们分不清红军与反动派的区别，听到红军来到的消息，也同往常躲避汉人一样，在山上藏身了。这些苗胞跑〔爬〕山极快，有时前卫部队看到人影，三转两转就再也找不到了。出发以来，罗荣桓主任一再强调要各单位注意做好沿途的群众工作呢。可是，在苗山上，连人影都找不到，又如何进行群众工作呢？连续的山地行军，使同志们相当疲劳，最糟糕的是粮食快吃光了。昨天晚上，司务长把保存了几天的一块猪肉拿出来，加上红薯，做了满满一大锅肉烧红薯，全队同志香甜地吃了一顿。大家吃得高兴，只有司务长在暗暗发愁，明天要是再找不到老百姓，我们就真要断粮了。
早上，我咬了咬牙，让司务长把最后的一点粮食也拿出来，煮了稀粥。这可真是名符其实的稀粥啊，除去稀稀拉拉的几把大米和切得碎碎的红薯，比清水汤稠不了多少。一些战士喝了四五碗，把肚子灌得圆圆的。不管怎样，毕竟算是吃过了早饭，队伍又继续前进了。
出发后，大家的情绪很高，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几个兴国同志还兴致勃勃地哼起兴国山歌来。看着同志们个个生龙活虎的神气，我也受到了感染。是啊！血染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之后，后面的追兵被甩得远远的，高山密林也使敌人的飞机失去了威风。眼下，同志们流露出来的胜利的情绪，不正是我们用以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力量吗！
山路，依然是那样陡峭，同志们挑着沉重的器材，一步步地往上爬着。不一会，都大汗淋漓，不停地喘着粗气，每进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气力。刚才的欢声笑语渐渐消失了。队伍前进的速度越来越慢。在一块开阔地前，我停下脚步，担心地望着正在攀登着的同志们。突然，一阵争吵声传入我的耳朵。“给我，排长。”“不，还是我挑。”“排长，我能行。”“服从命令。” 运输排刘排长声音一下严厉起来。声音消失了，刘排长挑着担子出现在我的面前。后面，一个年轻的战士噘着嘴跟上来，一见到我，那个小战士就振振有词地告起排长的状来：“政委，出发时排长讲的和我轮番挑机器。可是，到现在连担子边都不叫我碰一下，这，这合理吗？” 这小鬼委屈得几乎掉下眼泪。我看着刘排长，他只是用毛巾擦着汗津津的额头，站在那里笑着，说：“我行啊，路还长着呢。” 手里紧紧地握着扁担，扁担两头结结实实地拴着收发报机。看情形，这副担子他非要垄断不可了。一路上，运输排不知吃了多少苦，可器材却毫无损坏，只是在过湘江时掉在江里一筒双电池。为这事，刘排长自责得比谁都厉害，这是多么强烈的责任感啊。从那以后，每次行军，他都不声不响地把收发报机挑在肩上。谁都知道，这副担子是整个电台的灵魂。
对于这场争论，我没有表态，只是对刘排长说了一声 “在这里休息一下”，便匆匆拔腿向军团部走去。
昨天晚上，我就听说军团卫生部担架队要解散，这消息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夜。过湘江后，我们电台也减少不少，器材又这么多，这么笨重，如果能够给我们补充几个人，就解决大问题了。运输排减少了十来个人，沿途又无法找挑夫，实在拖得疲惫不堪，不及时采取措施，很可能不出苗山就会拖垮。同军团首长去说一下，兴许会给我们几个人，我一边走一边盘算着。到了军团部，他们也在休息。我找到黄苏政委，开口就把路上想好的理由一条条摆出来，谁知，没等我把话说完，他就发起火来：“这几个人补充战斗部队都不够，哪能给你们？告诉你，一个人也不给，如果把电台丢了，我杀你脑壳。” 这个钉子可碰得不轻，我不免有些懊丧。看到我失望的神情，罗荣桓主任笑了：“袁政委，电台的同志是很辛苦，可是，连队更需要人呀。道理我清楚的，连队多一个战士，打起仗来前线就添一份力量。和他们相比，电台再重要毕竟还不是冲锋陷阵。可是，我们的处境也实在困难。” 罗主任又说：“你们无线电队出发以来一直是军团的模范单位，领导上相信你们，你也要相信电台的同志们，只要讲明道理，我们的红军战士都能以一当十，克服任何困难的。”
罗主任的一番话，一下子使我开窍了。对呀，把困难摆到大家面前，群策群力，依靠大家来想办法，一定能把电台运出苗山。
回到电台休息的地方，我把干部召集起来开会，让大家出谋划策。运输长沉默了一会，认真考虑着眼前的问题，运输排长第一个打破了沉默：“电台是同志们用生命换来的。我们排人虽然少了，但是我们要一个人挑两个人的担子，就是爬，也要把器材带走。” 靳子云同志接着说：“运输排是最吃力的，现在应该集中全部人力保证运输排的任务。” 他的建议，得到了监护排的赞同。很快，大家就形成了一致的意见：抽调人员加强运输排的力量，号召党、团员带头克服困难。这时，司务长又提出来粮食问题，这一下，刚才兴奋的情绪又低落下来。是的，两天来，一到休息的地方，司务长就带头到处设法搞粮食，可是，没有找到苗族群众，有时路旁的粮食也被前面的部队吃光了，有钱买不到粮食，我看，粮食问题必须赶快解决。队伍出发前，先派几个人到前面去搞粮食，搞不到别的，搞些红薯也好；来不及蒸，就吃生的，搞到粮食就在路旁等候部队。” 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才使我发觉，罗荣桓同志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我们身边。他的意见，立刻得到大家拥护。开完会，司务长就带着几个炊事员提前出发了。
队伍整装出发时，我又一次做了动员，提出了 “人在器材在” 的要求。在党、团员带动下，同志们纷纷要求参加运输排的工作，个个争先恐后，这么一来，倒让刘排长作难了。
当一切准备就绪，部队就要出发的时候，一向话不多的通信员小赖突然拉住我：“政委，我也要当个运输员，为电台贡献力量。” 这个小鬼身体瘦小，怎么挑得动机器？我没有理他。他见我没有答应，更着急了：“政委，别看我个子不高，可是在山里长大的，爬山可是个行家！再说，我也要向党、团员同志学习呀！” 望着他那满含期望的目光，我只好点了点头。他立刻一跳老高，敬个礼，转身就跑。“回来！” 我喊住他：“到排里要服从领导，不许逞能。” 他笑了笑，答道：“是！” 还有，把你的枪和挎包留下来。” 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政委，你的担子够重的，我不能再给你增加负担。” 说着，一溜烟地追赶队伍去了。望着他那一蹦一跳的身影，我心里热乎乎的，有这样的战士，还有什么困难不被踩在我们的脚下呢？
中午，我们开始向顶峰攀登。面前是高耸入云的峭壁，抬头看去，帽子险些掉下，再向上只能在嶙峋的怪石间择路而攀。同志们早已饥肠辘辘，全凭着顽强的意志，一寸寸地向上攀登。大家把勒紧裤带省下来最后一点应急干粮，这时都集中起来，让挑器材的同志添一点力量；有的同志甚至把脚上穿的草鞋脱下来送给打赤脚的运输员。为了保证器材的安全，每个运输员的身后都有一、两个同志当 “保险”。山路崎岖，大家就把器材捆在背上，有的则紧紧搂抱在怀里，犹如母亲照料襁褓一样。有一个同志实在走不动了，就背着器材一点一点往上爬，直到昏过去，仍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我们的这些运输员，真是个个都称得起英雄好汉。
正是凭着这种团结友爱和一往无前的精神，我们胜利地越过了山顶。站在山顶上，象是上了蓝天，一片片白云在脚下飘过，绵延西向的群峰在眼前起伏，胜利的欢慰犹如林海涛声，激荡在我们心中。饥饿和疲劳连同这八十里大山一道，被红军战士战胜了。
下山路上，两个炊事员已经等在路旁，一大箩筐的红薯放在身边。这真是雪中送炭呀。同志们美美地吃了一顿生红薯，啊！又甜又酸，既解饿，又解渴。我问这两个炊事员从哪里搞来这么多红薯？他们兴致勃勃地讲起来：昨天夜里，前面部队驻在山下的一个苗寨。深夜，寨里突然四处起火，我们的同志在救火时抓住了三个冒充红军放火的家伙，一审问，原来是敌人派来搞鬼的，他们妄图把放火的罪责嫁祸给红军，却被警惕的红军战士抓住了。于是，我们的同志连夜在村里召集苗族同胞，让这三个放火者自己向大家交代了敌人的阴谋。反动派的罪行和红军奋不顾身救火的生动事迹教育了苗族群众，红军又送给了全寨受灾的苗胞许多白洋。这一来，苗族群众把红军当成了救命恩人，纷纷把藏起来的粮食拿了出来，一些青年还要求跟着红军打反动派，我们的司务长赶到那里，几乎没有费劲就买到了不少粮食，还找到了挑夫。…… 两个炊事员绘声绘色地述说，把大家都吸引了过来。愚笨的敌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竟然帮助红军把群众动员起来了，这真是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不知是谁喊了起来：“走啊，下山吃大米饭喽！” 队伍欢笑着向山下跑去。
下了山，天已经黑了，到处升起了炊烟。这情形，使我想起了三天前在老山界上的一件事。那天，我们翻过山顶以后，部队休息了。我看到路旁的地上堆了几块石头，上面架着一只茶缸，旁边有一位同志正跪在地上用双手拣着干草，填在石块中间，又划了一根火柴，引燃了柴草。借着火光，我发现这位同志原来就是刘少奇同志。他当时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长征时跟随我们八军团行动。过去，他曾到电台讲过几次话，我们对他很熟悉了：“首长，你为什么不叫警卫员帮你弄呢？” 他站起身来，拍了拍手上的泥土，微笑着说：“这点事情我会做也能走，为什么一定要别人来做呢？你看，” 他又说，“你看，这不是很容易吗？到处都是干柴，有一点火种就可以点燃。毛主席不是讲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吗？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少奇同志的话，象是在我心中燃起了一团火。我激动地向他敬了一个礼：“首长，请你放心，我们的同志一定会战胜一切困难，成为革命的火种。” 少奇同志信任地点着头，紧紧地同我握了手。夜幕中，那一堆堆耀眼的篝火在我眼前跳动着，把苗岭映得通红。我们红军不正是革命的火种吗？这火种是任何反动派也无法扑灭的，迟早有一天，革命的烈火一定会冲天而起，烧遍整个中国。
（原载《风烟滚滚的岁月》第 103—124 页，
战士出版社，1982 年 5 月第 1 版）
注释
红八军团：1934 年 9 月组建的红军军团，在湘江战役中遭受重创，后余部并入红五军团。
罗荣桓：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时任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新中国开国元帅之一，以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著称。
黄苏：红八军团政委，长征途中率部浴血奋战，1935 年在战斗中牺牲。
老山界（越城岭）：红军长征中翻越的第一座险峻高山，位于湘桂边境，地势陡峭，是五岭山脉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苗山：今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一带，苗族聚居区。红军在此严格执行民族政策，通过救火、揭露敌人阴谋赢得了苗族群众的信任与支持。
《风烟滚滚的岁月》：作者袁光（红八军团无线电队政委）的长征回忆录，真实记录了红八军团在湘江战役及后续行军中的战斗与生活。
刘少奇：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长征期间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红八军团行动，强调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的革命信念。
要不要我帮你整理一份红八军团长征大事记，把这段文字里的关键时间、地点和事件串起来，方便你系统了解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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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1-27 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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