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勘探与诗学的重建
―――评袁竹著文学评论专著《格非论》
李栎
当代文学批评的困境，往往不在于批评话语的匮乏，而在于批评视野与创作深度的失衡——越是兼具思想厚度与艺术创新的作家，越难被精准捕捉其精神肌理与创作脉络，要么被简化为某种理论的注脚，要么被切割为碎片化的文本分析。格非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从先锋浪潮走向史诗建构的标志性作家，其近四十年的创作跨越了先锋实验的形式突围、乡土叙事的精神返乡与现代性困境的哲学叩问，既是对现代汉语小说艺术边界的持续拓荒，也是对中国人精神生存状态的全景式勘探。长期以来，格非研究虽成果颇丰，却始终难以摆脱“局部阐释”的局限：或沉溺于早期《迷舟》《褐色鸟群》的叙事迷宫，沦为形式主义的精致把玩；或聚焦“江南三部曲”的乌托邦叙事，止步于主题意蕴的浅层拆解；或简单比附博尔赫斯、曹雪芹等中外作家，消解了其创作的独特性与主体性。当格非的创作已形成完整的精神谱系与艺术体系，学界亟需一部兼具整体性视野、原创性理论与精微化解读的著作，完成对这位重要作家的学术回应。袁竹著文学评论专著《格非论》的问世，恰是对这一学术期待的精准回应，它以存在论为根基、以诗学复调为路径，以对话式批评为方法，不仅完成了对格非创作的全景式勘探与深层次解码，更重构了当代作家论的写作范式，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突围提供了珍贵的思想资源与实践范本。
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在于其理论框架的原创性与阐释力——它既不能是脱离文本的理论空转，也不能是缺乏思想的文本堆砌，而应在理论与文本的辩证对话中，构建专属的阐释坐标系。《格非论》最核心的学术突破，便是跳出了既有的批评框架，构建了“存在勘探”与“诗学复调”相统一的双重阐释体系，将格非的创作视为一个围绕存在命题不断深化、围绕诗学追求持续完善的有机整体，而非前后割裂的风格转型。这一框架的独创性，不在于简单嫁接存在主义哲学与文学诗学，而在于将二者内化为解读格非创作的内在逻辑，让形式分析与哲学思考、文本细读与思想史视野形成共振，真正实现了“以诗学观照存在，以存在深化诗学”的批评理想。
袁竹敏锐地捕捉到，“对存在本身的不懈勘探”是贯穿格非创作始终的核心母题，这一母题并非静态的哲学宣示，而是通过不断变化的艺术形式，呈现为螺旋式上升的精神轨迹。早期先锋创作中，格非以“叙事空缺”“记忆迷雾”“时间错位”等形式实验，拆解了传统叙事的确定性，本质上是对“存在的荒诞性”与“认知的局限性”的文学回应——《迷舟》中萧的失踪，并非单纯的叙事悬念，而是对历史偶然性与个体存在无力感的隐喻；《褐色鸟群》中反复出现的“重复”与“错位”，消解了时间的线性与记忆的可靠性，直指存在的虚无与碎片化。袁竹并未停留于对这些形式技巧的表层分析，而是深入其哲学内核，指出格非的先锋实验“并非为了形式而形式，而是以形式的破碎呼应存在的破碎，以叙事的迷宫模拟人类认知的迷宫”，这种解读打破了将格非先锋创作视为“纯粹形式游戏”的偏见，揭示了其形式背后的存在论焦虑。
随着创作的推进，格非的存在勘探从“虚无与荒诞”走向“救赎与突围”，“江南三部曲”与《望春风》《月落荒寺》等作品，将个体存在的叩问与中国现代性的困境、乡土社会的转型、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相结合，让存在母题获得了更广阔的历史维度与现实温度。袁竹在解读中，始终紧扣这一转型的内在逻辑，拒绝将其视为“从先锋到传统”的简单倒退，而是将其阐释为“存在勘探的深化与诗学表达的成熟”——格非不再以形式的极端性解构存在，而是以史诗性的叙事、乡土性的根系、传统美学的滋养，为存在寻找救赎的可能。在对“江南三部曲”的解读中，袁竹指出，小说中几代知识分子的乌托邦追寻与幻灭，本质上是对“现代性语境下个体如何安身立命”这一核心问题的文学回应：陆秀米的觉醒、张季元的挣扎、端午的迷茫，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缩影，他们的追寻之路，既是对理想主义的坚守，也是对存在意义的不断追问。这种解读，将个体存在与历史进程、民族精神相结合，让格非的创作超越了个体经验的表达，获得了普遍的人类意义。
与存在勘探相伴随的，是格非文学诗学的不断建构与完善，而袁竹对这一诗学建构的梳理与阐释，同样展现出卓越的学术眼光。他提出，格非的诗学是一种“复调诗学”，这种复调不仅体现在叙事层面的多声部对话，更体现在传统与现代、中与西、形式与内容、虚无与救赎的辩证统一。在中西文学传统的融合上，袁竹有力反驳了将格非简单归类为“中国的博尔赫斯”或“现代版曹雪芹”的简化论，深入分析了格非对中西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他既吸收了博尔赫斯的叙事智慧与存在思考，却拒绝其彻底的虚无主义，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消解虚无；他借鉴了《红楼梦》的家族叙事、世情书写与诗意表达，却摆脱了古典小说的叙事范式，将其转化为表现现代中国经验的艺术手段。《春尽江南》中，端午与绿珠的对话、古典诗词与现代话语的交织，正是这种中西融合诗学的生动体现，而袁竹的解读，精准捕捉到了这种融合背后的文化自觉与诗学追求。
在中国传统美学的继承与创新上，袁竹的分析尤为精微。他指出，格非后期创作对江南意象、古典诗词、传统伦理的运用，并非简单的“复古”，而是对传统美学精神的创造性激活——《望春风》中对江南乡村风土人情、民俗礼仪的细腻书写，不仅构建了一个充满诗意的乡土世界，更以乡土的“根性”对抗现代性的“异化”，让传统美学成为存在救赎的重要载体；小说中大量化用的古典诗词，并非生硬的堆砌，而是与人物的心境、情节的推进、主题的深化融为一体，形成了“诗性叙事”的美学风格，让文学语言获得了古典美学的韵味与现代文学的张力。袁竹强调，格非的诗学建构，本质上是“现代汉语小说的自我救赎”——在西方文学话语的冲击下，格非通过对传统美学的创造性转化，为现代汉语小说找到了独特的艺术路径，既避免了全盘西化的尴尬，也摆脱了固守传统的僵化，实现了“中国故事的世界写法”与“世界视野的中国表达”的统一。
批评方法的创新，是《格非论》另一重要的学术贡献。袁竹在著作中，成功实践了“对话式批评”的理想，这种批评既非“以批评者为中心”的理论强加，也非“以文本为中心”的被动阐释，而是批评者、文本、作家、思想史语境之间的多重对话，真正实现了文本细读与理论视野、历史意识与现实关怀的完美结合。这种方法的优越性，在对格非不同时期作品的解读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也为当代文学批评摆脱“理论空转”与“印象式点评”的双重困境，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
文本细读是“对话式批评”的基础，袁竹的文本细读，既兼具微观的细腻与宏观的视野，又避免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限。他对文本的解读，始终紧扣“存在勘探”与“诗学复调”的核心框架，每一处细节分析都服务于整体的理论阐释，同时又通过细节的挖掘，丰富和深化理论框架的内涵。在对《迷舟》的解读中，袁竹不仅分析了“萧的失踪”这一核心空缺的叙事功能，还细致拆解了小说中“雨”“桥”“军队”等意象的象征意义，指出“雨”的意象既营造了压抑、迷茫的氛围，又隐喻着历史的混沌与存在的不确定性；“桥”的意象则连接着过去与现在、生与死、个体与历史，成为存在困境的视觉化表达。这种细致入微的解读，让文本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得以充分呈现，也让存在论的阐释有了坚实的文本支撑。
在对《望春风》的解读中，袁竹的文本细读更是达到了“以小见大”的境界。他聚焦小说中“祖父的中医”“乡村的庙会”“邻里的寒暄”等微观细节，分析这些细节如何承载着乡土社会的伦理秩序、文化基因与生存智慧；同时，他又将这些微观细节与乡土社会的转型、现代性的冲击相结合，指出这些细节的消失不仅是乡土生活方式的消亡，更是存在根系的断裂，而格非的书写，正是对这种断裂的哀悼与救赎。这种解读，既尊重了文本的特殊性与丰富性，又让文本获得了超越自身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真正实现了“文本细读与思想史视野的共振”。
袁竹的“对话式批评”，更体现在对“作家意图”与“文本意义”的辩证把握上。他既尊重格非的创作意图，深入研读格非的创作谈、访谈等资料，理解其创作的初衷与追求；又不盲从作家意图，坚持“文本大于作者”的批评原则，注重挖掘文本的潜在意义与多重阐释可能。在解读格非的“重复”美学时，袁竹结合格非的创作谈，明确格非对“重复”的运用，是为了“通过重复发现被遗忘的存在”，但他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分析了“重复”在文本中的多重意义——既是记忆的重现，也是存在的轮回；既是对历史的反思，也是对救赎的渴望。这种辩证的解读，既避免了“作者中心主义”的局限，也摆脱了“文本中心主义”的僵化，让批评真正成为“批评者、作家、文本”三者的对话。
作为一部作家论，《格非论》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对格非创作的全面解读与深度解码，更在于它填补了格非研究的学术空白，重构了当代作家论的写作范式，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长期以来，中国当代作家论的写作陷入了两种僵化模式：一种是“生平本位”的解读，将作品简化为作家生平的注脚，忽视了文本的自律性与艺术性；另一种是“理论本位”的解读，将作品当作某种西方理论的验证材料，忽视了作品的特殊性与本土性。这两种模式，都割裂了文本、作家、历史、现实之间的有机联系，让作家论沦为缺乏思想厚度与艺术敏感度的学术八股。
袁竹的《格非论》，彻底打破了这种僵化范式，构建了一种“辩证统一”的作家论写作模式——在尊重文本自律性的同时，不放弃对作家创作意图、历史语境、现实关怀的考察；在运用西方理论工具的同时，始终保持对中国本土经验与文学传统的敏感；在追求学术严谨性的同时，注重批评语言的文学性与可读性。这种写作模式，既避免了“文本中心主义”与“作者中心主义”的片面性，又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与“本土主义”的二元对立，真正实现了“文本细读与理论建构并重、历史视野与现实关怀共生、学术严谨与文学美感统一”。
在填补学术空白方面，《格非论》的贡献尤为显著。它首次对格非从1980年代至今的完整创作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不仅涵盖了《迷舟》《褐色鸟群》“江南三部曲”等经典作品，更对《欲望的旗帜》《蒙娜丽莎的微笑》等被学界忽视的作品进行了深入解读，为理解格非1990年代的创作转向提供了重要视角。1990年代是格非创作的关键转型期，这一时期的作品，既摆脱了早期先锋创作的形式极端性，又未形成后期史诗性写作的成熟风格，呈现出“过渡期”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却因“不够先锋”“不够传统”而被学界边缘化。袁竹敏锐地意识到这一时期作品的重要性，对《欲望的旗帜》进行了细致解读，指出这部作品是格非“存在勘探从虚无走向救赎”的关键转折点——小说通过对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书写，既延续了早期的存在论焦虑，又开始寻找突破虚无的路径，为后期“江南三部曲”的史诗性写作奠定了基础。这种解读，不仅填补了格非研究的空白，更完善了对格非创作精神谱系的认知。
此外，《格非论》对格非与文学传统、现代性关系的解读，也突破了既有的学术定论，提供了全新的阐释视角。长期以来，学界在讨论格非与现代性的关系时，要么将其视为“现代性的批判者”，要么将其视为“现代性的拥抱者”，这种二元对立的解读，忽视了现代性本身的复杂性与格非创作的多元性。袁竹则以辩证的眼光，指出格非对现代性的态度是“批判与拥抱的共生”——他既批判现代性带来的异化、虚无与断裂，又不拒绝现代性带来的启蒙、自由与进步；他既渴望从传统中寻找救赎的力量，又不固守传统的僵化与保守。这种解读，既符合格非创作的实际，也体现了对现代性问题的深刻理解，为当代文学与现代性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部优秀的文学批评著作，不仅要有深刻的理论建构与精准的文本解读，更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它不能是象牙塔中的学术游戏，而应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回应时代的问题，参与对人类精神困境的思考。《格非论》最动人的地方，便在于它始终将文学批评与中国现代性的困境、中国人的精神生存状态、当代文学的发展问题相结合，让学术研究获得了鲜明的现实温度与思想重量。
袁竹在著作中，始终将格非的创作视为“回应中国现代性困境的文学实践”，将格非的存在勘探与中国人的安身立命问题紧密相连。在现代性进程中，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转型，传统的伦理秩序、文化基因、生存方式被打破，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个体陷入了虚无、迷茫、异化的精神困境——这是格非创作始终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是袁竹批评始终紧扣的现实语境。在对《月落荒寺》的解读中，袁竹指出，小说中知识分子的精神迷茫与情感困境，正是当代中国人精神状态的缩影：他们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中、在物质主义与精神追求的冲突中，失去了存在的方向，陷入了自我异化的困境。而格非的书写，并非对这种困境的简单呈现，而是通过文学叙事，为人们寻找突围的可能——“在碎片化的时代，通过记忆、诗意与传统，重建存在的根系与精神的家园”。这种解读，不仅精准把握了格非创作的现实意义，更体现了批评者本人的现实关怀与人文情怀。
袁竹的现实关怀，更体现在对当代文学发展问题的反思与回应上。他通过对格非创作的研究，直指当代文学的两大困境：一是“精神厚度的缺失”，许多作品沉溺于个体经验的琐碎表达，缺乏对存在问题、历史问题、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二是“诗学表达的僵化”，要么陷入形式主义的窠臼，要么沦为现实主义的平庸模仿，缺乏对文学性的自觉追求。而格非的创作，正是对这两大困境的突破——他以深刻的存在思考赋予作品精神厚度，以成熟的诗学表达赋予作品艺术魅力，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袁竹在著作中强调，“当代文学要实现突围，既要坚守人文关怀，关注人类的精神困境；也要注重诗学创新，探索现代汉语小说的艺术可能性”，这一论断，既是对格非创作的总结，也是对当代文学发展的期许，体现了文学批评的责任与担当。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格非论》在文学批评语言的运用上，实现了学术严谨性与文学性的完美统一，为当代文学批评语言的创新提供了范本。长期以来，当代文学批评陷入了“语言的异化”——要么追求晦涩难懂的理论术语，将批评语言变成脱离大众、脱离文本的学术黑话；要么流于平淡直白的口语化表达，缺乏文学批评应有的美感与张力。这两种极端，都割裂了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的内在关联，让批评失去了应有的感染力与说服力。
袁竹则自觉摆脱了这种语言困境，在批评语言的运用上，既保持了学术的严谨性与准确性，又兼具文学的细腻与诗意，形成了一种“诗意化批评”的语言风格。他的语言，既有精准的理论概括，如将格非的诗学概括为“存在论诗学”“复调诗学”，简洁而深刻；又有细腻的文本描摹，如描述《望春风》的乡土书写时，用“文字如春雨般浸润，将江南乡村的烟火气与诗意融为一体，让消逝的乡土世界在文字中获得永生”，生动而传神。这种语言风格，不仅与格非作品的诗性气质相呼应，更让文学批评本身成为一种具有文学价值的写作——读者在阅读批评的过程中，既能获得深刻的学术启发，又能感受到文学语言的美感与魅力。这种对批评语言的自觉追求，体现了袁竹对文学批评本质的深刻理解：真正的文学批评，本身就应该是文学的一部分，是与文学作品对话的诗意文本。
当然，任何一部学术著作都不可能完美无缺，《格非论》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这些局限并非致命的缺陷，反而为后续的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若要说著作的局限，首要之处或许在于其对格非近期创作的解读略显急切。格非作为一位仍在创作高峰期的作家，其创作仍在不断发展与变化，近期作品的思想内涵与艺术价值，需要更长时间的沉淀与距离，才能获得更全面、更客观的评价。袁竹对《月落荒寺》等近期作品的解读，虽然精彩且富有洞见，但其中的某些判断，或许还需要时间的检验，需要结合格非后续的创作，才能进一步完善与深化。
其次，著作对格非与同时代作家的比较研究相对有限。格非的创作，并非孤立的文学现象，而是与余华、苏童、莫言等同时代作家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先锋浪潮与史诗建构，他们之间既有共同的时代语境与创作追求，又有独特的创作风格与精神特质。通过与同时代作家的比较，既能更清晰地凸显格非创作的独特性，也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与精神风貌。《格非论》虽然偶尔提及格非与余华、苏童的差异，但并未展开系统的比较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或许是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的方向。
此外，著作对格非诗学中“传统美学转化”的解读，虽然细致入微，但对其转化的具体路径与内在机制，还可以进一步深化。格非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继承与创新，并非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转化过程，涉及意象的重构、叙事的融合、美学精神的重塑等多个层面。袁竹的解读，更多地聚焦于“转化的结果”，对“转化的过程”与“转化的内在逻辑”的分析相对简略，若能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或许能让对格非诗学的阐释更具深度与说服力。
尽管存在这些细微的局限，但丝毫不能掩盖《格非论》的学术价值与文学魅力。作为一部作家论，它不仅完成了对格非创作的全景式勘探与深度解码，填补了格非研究的学术空白，更重构了当代作家论的写作范式，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突围提供了重要启示；作为一部文学批评著作，它将理论建构与文本细读、历史视野与现实关怀、学术严谨与文学美感完美结合，展现了理想的文学批评形态，彰显了文学批评的人文价值与精神担当。在当代文学批评日益边缘化、日益僵化的语境下，《格非论》的问世，如同一束光，照亮了文学批评的前行之路，提醒我们：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是与文学创作的精神对话，是对存在意义的不懈追问，是对文学诗学的持续建构，是兼具学术厚度、思想深度与文学美感的精神实践。
格非曾言：“小说应勘探不可言说之物。”这句话，既是格非的创作追求，也道出了文学的本质——文学以语言为载体，却始终致力于超越语言的局限，去触碰那些难以言说的存在真相、精神困境与诗意瞬间。而袁竹的《格非论》，则以批评的方式，延续了这种“勘探”与“追问”——它以精准的解读、深刻的思考、诗意的语言，解码了格非小说中“不可言说”的存在真相与诗学魅力，同时也探索了文学批评的无限可能性。在这部著作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批评家对一位作家的深度解读，更是一种文学批评理想的实现——通过严肃而富有创造性的批评实践，与文学创作一起，共同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无限丰富性，共同回应时代的问题与人类的困惑。
从更广阔的学术视野来看，《格非论》的价值，不仅在于对格非研究的推进，更在于它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范式——一种“辩证统一”的批评范式，一种“诗意化”的批评范式，一种“有温度、有思想、有美感”的批评范式。在西方理论大量涌入、本土批评话语尚未完全建立的当下，这种批评范式，既避免了对西方理论的盲目照搬，又摆脱了本土经验的狭隘局限，真正实现了“中西融合、古今贯通”，为中国文学批评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实践范本。
当代文学的发展，既需要优秀的文学创作，也需要优秀的文学批评。文学创作是文学的血肉，文学批评是文学的灵魂——它为文学创作提供反思与借鉴，为读者提供解读与引导，为文学学科的建设提供思想与资源。《格非论》的问世，不仅是格非研究的重大突破，更是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收获，它以其深刻的思想、精准的解读、诗意的语言，彰显了文学批评的价值与力量，也为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我们有理由相信，《格非论》将会成为格非研究的经典之作，被不断引用、讨论与深化；它所倡导的批评范式与批评理想，将会影响更多的文学批评者，推动当代文学批评摆脱困境、实现突围。而对于格非而言，袁竹的批评，既是对其创作成就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其创作追求的深刻回应——当一位批评家能够精准捕捉作家的精神肌理与创作脉络，能够与作家进行平等而深刻的精神对话，这种批评本身，就成为了文学的一部分，与文学创作一起，共同书写着人类精神的历史，共同探索着存在的真相与诗意的可能。
在这个碎片化、功利化的时代，《格非论》提醒我们：文学从未远去，文学批评也从未失去价值。只要还有人坚守人文关怀，还有人致力于存在勘探，还有人追求诗学创新，文学与文学批评，就会始终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就会始终成为人类精神的避难所与栖息地。而袁竹的《格非论》，正是这种坚守与追求的生动体现——它以学术的严谨、思想的深刻、文学的诗意，为我们呈现了文学的魅力与批评的力量，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与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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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2-1 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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