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论 （连载五）
袁竹著
（接上期）
第一章 迷舟与迷宫：先锋叙事的生成
五、《青黄》：历史虚无与记忆重构的预示
在格非1986—1999年的先锋创作谱系中，《青黄》（1988）是一部常常被忽视，却至关重要的作品。如果说《迷舟》是叙事叛乱的起点，《褐色鸟群》是叙事实验的巅峰，那么《青黄》就是连接格非早期先锋创作与后期成熟创作的桥梁——它既延续了《迷舟》《褐色鸟群》中的叙事实验精神，又开启了格非后期对历史书写、集体记忆与存在意义的深入探索，成为格非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部小说通过一个对历史名词“青黄”的考证过程，展现了历史叙述的虚构性与不可靠性，预示了格非后期创作中对历史真实性问题更为深入的追问，其思想深度与艺术价值，丝毫不逊色于《迷舟》与《褐色鸟群》。
《青黄》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采用了一种“考证式”的叙事结构。与《迷舟》的线性叙事、《褐色鸟群》的多层嵌套叙事不同，《青黄》没有完整的故事脉络，没有鲜明的人物形象，它的叙事核心，是叙述者对一个古老的历史名词“青黄”的考证过程。“青黄”是一个模糊的、神秘的历史名词，它没有明确的定义，没有具体的出处，只在一些零星的史料、传说中被提及。叙述者为了弄清楚“青黄”的真实含义，踏上了漫长的考证之路，他走访了很多地方，查阅了很多史料，采访了很多老人，但每一次考证，都没有让“青黄”的含义变得清晰，反而让真相变得更加模糊、更加不确定。这种“考证式”的叙事结构，让《青黄》的叙事呈现出一种“不断分支、不断扩散”的特质，就如同一个不断生长的迷宫，每一个新的线索，都引向更多的疑问与可能性，最终，“青黄”的意义，消失在叙事的迷宫之中。
这种“考证式”的叙事结构，看似是对学术考证的模仿，实则是格非的一种叙事策略——他通过叙述者对“青黄”的考证过程，解构了历史书写的权威性与真实性。传统的历史考证，坚信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是可以被还原的，考证者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对证据的收集，能够获得对历史真相的准确认知。但格非却通过《青黄》中的叙述者，彻底打破了这种信念——叙述者的考证过程，不仅没有还原历史的真相，反而让历史的真相变得更加模糊；他收集到的每一份史料、每一个线索，都相互矛盾、相互冲突，无法形成一个连贯的意义系统。这种考证的失败，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相：历史从来都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通过我们的叙述、考证与解读被建构出来的，所谓的历史真相，不过是人类为了理解历史而建构的虚假秩序。
《青黄》中，叙述者收集到的关于“青黄”的线索，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矛盾化的特质。有人说，“青黄”是一种古老的农作物，是古代先民赖以生存的食物；有人说，“青黄”是一种古老的仪式，是古代先民祭祀祖先的方式；有人说，“青黄”是一个古老的部落，是古代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还有人说，“青黄”是一种颜色，是古代贵族服饰的颜色。这些说法，相互矛盾、相互冲突，没有任何一个能够得到确凿的证据支撑。叙述者试图将这些碎片化的线索整合起来，还原“青黄”的真实含义，但他最终发现，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每一个线索，都指向一个不同的“青黄”，每一个“青黄”，都只是历史的一个片面解读，没有任何一个解读，能够成为唯一的真相。
这种对历史叙述虚构性的呈现，延续了《迷舟》中对历史确定性的解构，但又比《迷舟》更为深入、更为彻底。《迷舟》是通过叙事空缺，解构了具体历史事件的确定性；而《青黄》则是通过对历史名词的考证，解构了整个历史书写体系的权威性——它让我们意识到，不仅具体的历史事件是不确定的，就连历史的基本概念、基本定义，也是不确定的；不仅个体的历史记忆是不可靠的，就连官方的历史记载、学术的历史考证，也是不可靠的。这种对历史书写体系的彻底解构，让《青黄》的思想深度，超越了《迷舟》与《褐色鸟群》，成为格非早期先锋创作中，对历史本质追问最为深刻的作品。
《青黄》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它预示了格非创作中的一个重要转向——从对个人命运、个体记忆的关注，扩展到对集体记忆、历史书写的反思。《迷舟》聚焦于萧的个人命运，探讨了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力感；《褐色鸟群》聚焦于叙述者“我”的个体记忆，探讨了存在的真实性问题；而《青黄》则将视角从个体提升到集体，聚焦于集体记忆的建构与解构，探讨了历史书写对集体记忆的塑造与扭曲。这种转向，是格非创作思想不断成熟的体现，也为他后期的《江南三部曲》等史诗性作品，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与叙事基础。
集体记忆是一个民族、一个群体对过去的共同回忆，它是民族身份认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传统的历史书写，往往将集体记忆纳入一个统一的意义系统中，通过官方的记载、学术的考证、教育的传播，塑造一个“统一的、连贯的”集体记忆，从而维护民族的身份认同与社会的稳定秩序。但格非却在《青黄》中，揭示了集体记忆的虚构性与多元性——集体记忆从来都不是统一的、连贯的，而是多元的、碎片化的，它是由无数个个体记忆拼凑而成的，每一个个体记忆，都带有主观的色彩与个人的偏见，当这些个体记忆被整合为集体记忆时，必然会经过筛选、修改与重构，从而失去其本真的面貌。
小说中，叙述者采访的每一个老人，对“青黄”的记忆都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这正是集体记忆碎片化、多元性的真实体现。这些老人，都是历史的亲历者，他们对“青黄”的记忆，都源于自己的生活经验与人生感悟，但由于时代的变迁、记忆的衰退、个人情感的影响，他们的记忆已经被扭曲、被篡改，变得不再可靠。当叙述者试图将这些碎片化的记忆整合为集体记忆时，他发现，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每一个记忆片段，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与局限性，没有任何一个记忆片段，能够代表集体记忆的全部真相。这种集体记忆的碎片化与多元性，让我们意识到，所谓的集体记忆，不过是一个被建构的、虚假的意义系统，它无法还原历史的本真面貌，只能成为维护特定权力结构与社会秩序的工具。
格非在《青黄》中，还通过对“史料”的解构，进一步揭示了历史书写的虚构性。传统的历史书写，往往将史料视为还原历史真相的唯一依据，坚信史料是客观、真实、可靠的。但格非却认为，史料从来都不是客观、真实、可靠的，它是由人书写的，必然会带有书写者的主观色彩、价值判断与利益诉求，从而被扭曲、被篡改、被建构。《青黄》中的叙述者，查阅了很多关于“青黄”的史料，但这些史料，要么语焉不详，要么相互矛盾，要么就是后人的伪造与篡改，没有任何一份史料，能够为“青黄”的考证提供确凿的证据。这种对史料的解构，让我们意识到，史料本身就是一种叙事，它与小说、传说等叙事形式，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都是对历史的建构，而非对历史的还原。
例如，叙述者在一份清代的地方志中，看到了关于“青黄”的记载：“青黄者，古之作物也，耐旱耐涝，可济饥馑，先民赖之以生。”但在另一份清代的文人笔记中，却对“青黄”有着截然不同的记载：“青黄者，祭祀之礼也，春祭青，秋祭黄，以祈丰年。”这两份史料，都出自清代，却对“青黄”有着完全不同的定义，没有任何一份能够得到确凿的证据支撑。叙述者试图通过其他史料来验证这两份记载的真实性，但他发现，其他关于“青黄”的史料，要么是对这两份记载的抄袭与篡改，要么就是语焉不详，无法提供任何有效的验证依据。这种史料的矛盾性与不可靠性，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相：历史书写从来都不是对历史的忠实复刻，而是对历史的主观建构，所谓的历史真相，不过是书写者的主观想象与价值判断的体现。
《青黄》中，叙述者的考证过程，也是一个自我解构的过程。叙述者一开始，坚信自己能够通过考证，还原“青黄”的真实含义，找到历史的真相。但随着考证的深入，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考证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叙事建构，他所收集的线索、查阅的史料、采访的记忆，都是他主观选择与解读的结果，他无法摆脱自己的主观色彩与价值判断，也无法获得绝对的、客观的历史真相。最终，叙述者放弃了考证，他意识到，“青黄”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固定的、唯一的，而是开放的、多元的，它存在于每一个人的解读与想象之中，每一种解读与想象，都是对“青黄”的一种建构，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与局限性。这种自我解构，体现了格非对叙事本质与历史本质的深刻认知，也预示了他后期创作中，对“意义建构”这一主题的深入探索。
从叙事艺术的角度来看，《青黄》的“考证式”叙事结构，也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它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将学术考证与文学叙事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事美学。这种叙事结构，没有完整的故事脉络，没有鲜明的人物形象，却通过叙述者的考证过程，营造出一种神秘、荒诞、不确定的叙事氛围，让读者在阅读中，与叙述者一同，陷入对历史真相与存在意义的深深困惑之中。这种叙事氛围的营造，不仅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更深化了小说的主题表达——它让读者意识到，历史与存在，都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我们无法获得绝对的真相，只能在不断的追问与探索中，建构属于自己的意义。
此外，《青黄》的语言风格，也延续了格非早期作品的智性与克制。格非在小说中，没有刻意渲染情感，也没有刻意放大冲突，而是以冷静、客观的笔触，叙述叙述者的考证过程，呈现历史的碎片化与不确定性。这种智性的克制，让小说的语言呈现出一种简洁、凝练、厚重的质感，每一句话，都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考，让读者在阅读中，不仅能够感受到叙事的魅力，更能够体会到思想的力量。例如，小说结尾，叙述者写道：“青黄是什么？我无法回答。它或许是一种作物，或许是一种仪式，或许是一个部落，或许是一种颜色，或许，它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被遗忘的符号，一个存在于记忆与想象中的幻影。”这句话，简洁而凝练，既总结了叙述者的考证过程，又揭示了历史与存在的不确定性，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思考空间。
《青黄》与格非早期的其他先锋作品相比，还有一个重要的差异——它不再局限于对西方叙事技巧的借鉴，而是更加注重对中国本土历史与文化的挖掘与反思。《迷舟》《褐色鸟群》虽然也植根于中国本土的历史与经验，但它们的叙事技巧，更多的是借鉴了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西方作家的创作经验；而《青黄》则将叙事实验与中国本土的历史考证、文化传统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独属于中国的先锋叙事美学。小说中，叙述者的考证过程，借鉴了中国传统学术考证的方法，如文献考据、田野调查等，而对“青黄”的解读，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农耕文明、祭祀文化、部落文化等紧密相连。这种对中国本土历史与文化的挖掘与反思，让《青黄》的先锋叙事，不再是对西方叙事的简单模仿，而是具有了本土化的思想深度与文化底蕴。
例如，小说中，关于“青黄”是一种农作物的说法，与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紧密相连。中国是一个农耕文明古国，先民们依赖农作物生存，对农作物有着深厚的情感与敬畏之心，很多农作物，都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含义。“青黄”作为一种被传说中的农作物，或许就是先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的体现，它承载着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记忆与精神。而关于“青黄”是一种祭祀仪式的说法，则与中国传统的祭祀文化紧密相连。中国传统文化中，祭祀是一种重要的礼仪活动，先民们通过祭祀，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平安吉祥，“青黄”作为一种祭祀仪式，或许就是先民们祭祀自然、祭祀祖先的一种方式，它承载着中国传统祭祀文化的记忆与精神。这种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挖掘与反思，让《青黄》的作品内涵，更加丰富、更加厚重，也让格非的先锋叙事，更加具有中国特色与民族风格。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青黄》的创作，不仅推动了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发展，也为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作开辟了新的道路。在此之前，中国的历史文学，要么是对历史的忠实复刻，要么是对历史的传奇化演绎，很少有作家能够像格非这样，以先锋的叙事技巧，对历史书写的本质、集体记忆的建构等问题进行深刻的哲学追问。《青黄》之后，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关注历史书写的虚构性与多元性，尝试用新的叙事方式，解读历史、呈现历史，这其中，就包括格非后期的《江南三部曲》。《江南三部曲》以江南地区的历史变迁为背景，通过几代人的命运，探讨了历史书写、集体记忆与个体存在的关系，其思想深度与叙事艺术，都与《青黄》的创作有着密切的关联，是《青黄》中历史反思主题的延续与深化。
《青黄》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它的叙事实验与思想深度，更在于它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启示意义。它告诉我们，文学不仅可以反映历史、再现现实，更可以质疑历史、解构现实，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追问，探索存在的本质与意义；它告诉我们，先锋叙事不仅可以借鉴西方的创作经验，更可以扎根于中国本土的历史与文化，形成独属于自己的叙事美学；它告诉我们，文学的意义，不在于提供唯一的真相与答案，而在于开启无限的思考与探索，让读者在阅读中，与作者一同，追问历史、反思现实、探寻存在的真谛。
如今，重读《青黄》，我们依然会被它的叙事魅力与思想深度所震撼。这部作品，虽然篇幅不长，却承载了对历史、叙事、存在等根本问题的深刻思考，它不仅是格非先锋创作的重要代表作，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它的存在，让我们意识到，先锋文学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技巧炫示，而是一种具有深刻思想内涵与文化底蕴的文学实践，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反思现实、探寻存在的意义，也能够推动中国当代文学不断向前发展，走向更加广阔的未来。
六、先锋叙事的突围与局限：格非早期创作的文学史反思
格非在1986—1999年的先锋创作，以《迷舟》《褐色鸟群》《青黄》等作品为核心，完成了一场震动文坛的叙事革命。这场革命，不仅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叙事逻辑与审美范式，更以形式为武器，对历史本质、存在真相、记忆可靠性等根本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哲学追问，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思考维度与创作路径。但与此同时，格非的早期先锋创作，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与困境，这些局限与困境，既是格非个人创作成长的必经之路，也是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整体发展的缩影。对格非早期先锋创作的突围与局限进行反思，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格非的创作思想与叙事艺术，更能够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格非早期先锋创作的最大突围，在于它实现了“叙事形式”与“思想内涵”的深度融合，打破了“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将先锋叙事从“技巧突围”提升到“思想深耕”的新阶段。在格非之前，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创作，大多停留在技巧模仿与形式炫示的层面，马原的“叙事圈套”、余华的“暴力书写”、苏童的“历史重构”，虽然都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叙事逻辑，但它们的形式实验，往往与思想内涵相脱节，形式成为了目的本身，而思想内涵则沦为了形式的附属品。例如，马原的小说，虽然通过元叙事策略，暴露了叙事的虚构本质，但他的探索，大多停留在“如何叙述”的技巧层面，对存在本身的追问，始终保持着一种疏离的智性游戏感，缺乏厚重的思想底蕴；余华的早期小说，虽然通过暴力书写，撕开了人性的深渊，但他的书写，往往过于注重感官冲击，缺乏对人性本质与生存意义的深刻反思，思想内涵显得单薄而肤浅。
而格非的早期先锋创作，则彻底打破了这种“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他将形式实验视为一种思想表达的方式，让叙事形式本身成为探索存在本质与历史真相的场域。《迷舟》的叙事空缺，不是单纯的技巧安排，而是对历史偶然性与个体无力感的哲学呈现；《褐色鸟群》的多层嵌套叙事，不是单纯的迷宫建构，而是对记忆不可靠性与存在真实性的深刻追问；《青黄》的考证式叙事，不是单纯的结构创新，而是对历史书写虚构性与集体记忆多元性的反思。这种“形式与思想”的深度融合，让格非的先锋创作，既具有精湛的叙事技艺，又具有厚重的思想内涵，超越了同时期的其他先锋作家，成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标杆之作。
格非早期先锋创作的另一重突围，在于它实现了“西方影响”与“本土扎根”的创造性转化，形成了独属于自己的叙事美学，打破了中国当代先锋文学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生搬硬套。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是在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大多数先锋作家，都深受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海德格尔、德里达等西方作家与哲学家的影响，他们的创作，往往是对西方叙事技巧与哲学思想的简单模仿，缺乏本土化的情感温度与文化底蕴。例如，一些先锋作家，盲目借鉴博尔赫斯的迷宫叙事，构建了一个个脱离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叙事迷宫，但这些迷宫，往往只有形式上的相似，缺乏思想上的共鸣与文化上的扎根，显得空洞而肤浅；一些先锋作家，生硬套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对传统叙事与历史书写进行彻底的解构，但他们的解构，往往是虚无主义的狂欢，缺乏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关注，无法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
而格非的早期先锋创作，则始终坚持“中西融合”的创作理念，他将西方的叙事技巧与哲学思想，与中国本土的历史经验、文化传统相结合，实现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他借鉴博尔赫斯的迷宫叙事与叙事空缺，却将其扎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断裂性与中国人的生存困境之中，让叙事空缺成为表征历史创伤的最佳方式；他借鉴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却没有陷入虚无主义的狂欢，而是以“有根的解构”，对中国传统历史书写与集体记忆进行反思，试图在解构中建构新的意义；他借鉴卡尔维诺的轻盈叙事，却没有逃避历史的沉重，而是将轻盈的叙事与中国近代历史的苦难与沧桑相结合，形成了一种“轻盈中带着沉重”的叙事质感。这种“西方影响”与“本土扎根”的创造性转化，让格非的先锋创作，既具有现代性的思想深度，又拥有本土化的情感温度，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代表。
格非早期先锋创作的第三重突围，在于它实现了“读者参与”与“意义建构”的互动共生，打破了传统小说中“作者中心主义”与“读者被动接受”的二元对立。传统小说中，作者是全知全能的，他通过叙事，将意义强加给读者，读者只能被动地接受作者的解读，无法参与到文本的意义建构中来。而格非的早期先锋创作，则通过叙事空缺、记忆混乱、意义开放等叙事策略，将意义的建构权交给了读者，邀请读者参与到文本的解读与意义建构中来。例如，《迷舟》中，萧前往榆关的真实动机被刻意省略，这种叙事空缺，让读者无法获得唯一的、确定的答案，只能通过自己的想象与思考，填补文本中的空白，完成对故事的解读；《褐色鸟群》中，真实与虚构、记忆与想象相互交织，文本的意义呈现出无限开放的状态，不同的读者，会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与思想认知，给出不同的解读，每一种解读，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与局限性；《青黄》中，“青黄”的意义始终是不确定的，它存在于每一个人的解读与想象之中，读者的解读过程，也是对“青黄”意义的建构过程。
这种“读者参与”与“意义建构”的互动共生，让格非的早期先锋创作，具有了无限的解读空间与艺术生命力。它让小说不再是作者的单向表达，而是作者与读者的双向对话，读者的解读与思考，不仅能够丰富文本的意义，更能够让文本的生命力得以延续。正如格非自己所说：“小说的意义，从来都不是作者预先设定的，而是作者与读者在对话中共同建构的。”这种对读者主体性的尊重，对意义开放性的追求，是格非早期先锋创作的重要价值所在，也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
但与此同时，格非的早期先锋创作，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与困境。这些局限与困境，既与他个人的创作理念与艺术追求有关，也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整体发展语境有关。
格非早期先锋创作的第一个局限，在于它的“叙事晦涩性”，这种晦涩性，虽然增强了文本的解读空间与思想深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读者的阅读与接受，让作品陷入了“曲高和寡”的困境。格非的早期作品，尤其是《褐色鸟群》，采用了多层嵌套的叙事结构、记忆混乱的叙事策略、意义开放的文本形态，叙事逻辑模糊，人物身份不确定，情节碎片化，语言简洁而凝练，充满了哲学思辨色彩，这些特点，使得作品的阅读门槛极高，很多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都会感到困惑与迷茫，无法理解作品的主题表达与思想内涵，甚至会觉得作品毫无意义。例如，《褐色鸟群》中，叙述者“我”、棋、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三者的关系始终模糊不清，读者无法确定棋是否真的存在，无法确定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是否是“我”的想象，也无法确定“我”讲述的故事是否真实发生过，这种叙事的晦涩性，让很多读者望而却步。
这种“叙事晦涩性”，源于格非对“智性写作”的追求。格非始终认为，小说是写给有思考能力的读者的，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引导读者与他一起，追问存在的本质与历史的真相，因此，他在创作中，刻意营造了一种智性的氛围，注重思想深度与叙事技巧的结合，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读者的阅读体验与接受能力。这种“智性写作”的追求，让他的作品，虽然具有厚重的思想内涵与精湛的叙事技艺，但却难以被大众读者所接受，只能在小众的文学圈子里传播，限制了作品的影响力与传播力。
格非早期先锋创作的第二个局限，在于它对“意义消解”的过度追求，虽然这种追求，是对传统叙事与历史书写的解构，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虚无主义的困境，缺乏对意义建构的积极探索。格非的早期作品，始终在质疑历史的确定性、记忆的可靠性、叙事的真实性，他通过叙事空缺、记忆混乱、史料解构等叙事策略，彻底打破了传统的意义系统，揭示了意义的不确定性与多元性。但与此同时，他却很少对“如何建构意义”这一问题，进行积极的探索与思考，往往是在解构之后，陷入了意义的虚无之中。例如，《褐色鸟群》中，叙述者“我”最终无法区分真实与虚构，无法确定自己的存在意义，只能在记忆的迷宫中，无尽地迷茫与漂泊；《青黄》中，叙述者最终放弃了考证，承认自己无法找到“青黄”的真实含义，无法获得历史的真相，只能接受意义的开放与多元。
这种对“意义消解”的过度追求，虽然体现了格非对存在本质的深刻认知，但也让作品呈现出一种消极、悲观的基调，缺乏对人类生存意义的积极坚守与价值引领。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作家一样，格非在解构传统意义系统的同时，也陷入了虚无主义的困境，他无法为读者提供一个新的意义系统，也无法引导读者在荒诞与不确定的世界中，建构属于自己的生存意义。这种虚无主义的倾向，不仅限制了作品的思想高度，也让作品的情感温度有所缺失，难以引发读者的深度情感共鸣。
格非早期先锋创作的第三个局限，在于它对“个体经验”的过度关注，虽然这种关注，让作品具有了鲜明的个体意识与现代性特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社会现实与集体命运的关注，使得作品的视野显得相对狭窄。格非的早期作品，大多聚焦于个体的命运、个体的记忆、个体的存在困惑，无论是《迷舟》中的萧，还是《褐色鸟群》中的叙述者“我”，都是孤独的个体，他们在历史的洪流中，独自面对命运的荒诞与存在的困惑，独自追寻生存的意义。格非通过对这些个体经验的书写，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个体的异化与生存困境，具有重要的现代性意义。但与此同时，他却很少将个体经验与社会现实、集体命运相结合，很少关注社会的变迁、时代的发展对个体命运的影响，也很少关注集体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诉求，使得作品的视野显得相对狭窄，缺乏对时代与社会的深刻反思与批判。
例如，《迷舟》虽然以1928年北伐战争为历史背景，但小说的重心，始终是萧的个人命运与存在困惑，对北伐战争的历史背景、社会现实的描写，只是一笔带过，没有深入挖掘历史事件背后的社会矛盾与集体命运；《褐色鸟群》则完全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聚焦于叙述者“我”的个体记忆与存在困惑，对社会现实与集体命运，几乎没有任何关注。这种对“个体经验”的过度关注，虽然让作品的个体意识更加鲜明，但也限制了作品的思想广度与现实深度，使得作品无法全面、深刻地反映时代的面貌与社会的本质。
格非早期先锋创作的这些局限与困境，既是他个人创作成长的必经之路，也是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整体发展的缩影。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大多都存在着类似的局限与困境——叙事晦涩、意义虚无、视野狭窄，这些局限与困境，源于先锋作家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过度借鉴，源于他们对“形式实验”的过度追求，也源于他们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深刻认知不足。但这些局限与困境，并没有否定格非早期先锋创作的价值与意义，反而让他在后期的创作中，不断反思与突破，逐渐走出了这些困境，实现了创作思想与叙事艺术的成熟。
从格非的创作历程来看，他在2000年之后的创作，逐渐摆脱了早期先锋创作的局限与困境，实现了重要的转型。他不再过度追求叙事的晦涩性，而是在保持思想深度的同时，注重叙事的流畅性与可读性，让作品能够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他不再过度追求意义的消解，而是在承认意义不确定性的同时，积极探索意义建构的可能性，引导读者在荒诞与不确定的世界中，坚守生存的意义与价值；他不再过度关注个体经验，而是将个体经验与社会现实、集体命运相结合，拓宽了作品的视野，增强了作品的现实深度与时代感。《江南三部曲》就是这种转型的标志性作品，这部作品以江南地区的历史变迁为背景，通过几代人的命运，将个体经验与社会现实、集体命运紧密结合，既延续了早期先锋创作中对历史、存在、记忆的思考，又突破了早期创作的局限与困境，实现了思想深度、叙事艺术与现实关怀的完美融合。
对格非早期先锋创作的突围与局限进行反思，我们可以获得很多宝贵的经验与启示。首先，文学创作，既要注重形式创新，也要注重思想内涵的挖掘，实现“形式与内容”的深度融合，避免陷入“形式主义”的误区；其次，文学创作，既要借鉴西方的优秀创作经验，也要扎根于本土的历史与文化，实现“西方影响”与“本土扎根”的创造性转化，形成独属于自己的文学风格与叙事美学；再次，文学创作，既要尊重读者的主体性，注重读者的参与与解读，也要注重意义的建构与价值的引领，避免陷入“虚无主义”的困境；最后，文学创作，既要关注个体经验，彰显个体意识，也要关注社会现实与集体命运，拓宽作品的视野，增强作品的现实深度与时代感。
格非早期的先锋创作，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场重要的文学实践，它不仅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叙事逻辑与审美范式，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更以深刻的哲学思考与精湛的叙事技艺，为中国当代文学树立了新的标杆。虽然它存在着一定的局限与困境，但这些局限与困境，并没有否定它的价值与意义，反而成为格非后期创作转型的重要动力，也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如今，重读格非早期的先锋作品，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它的叙事魅力与思想力量，依然能够从中获得对历史、存在、记忆的深刻思考，这或许就是经典作品的永恒价值所在——它能够跨越时代的变迁，始终为读者提供新的思考与启示，始终在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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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2-1 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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