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纪事：红军在马尔康的绝密情报马年纪事：红军在马尔康的绝密情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国军事形势的通报材料
时间：1935 年 2 月 11 日在莫斯科
密级：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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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红军兵团的西行路线
中共中央关于红军撤出江西包围圈的决定于 1934 年 11 月完全实现。这个决定和向西运动的主要方向的选择，是在蒋介石第六次 “围剿” 结束前所形成的形势下唯一可以实现的。

在分别与广东、湖南、广西和贵州各省军队发生几次遭遇战之后，江西红军兵团的主力，即收拢成一个机动拳头的四五万武装战士，到 1935 年 1 月底其先遣队已进入四川省，位于长江南岸重庆与泸州之间的地区。
运动的目的 —— 使自己的部队与四川红军兵团部队会合 —— 几乎在没有来自敌人方面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完全实现了。
红军在运动中以及在与广州战线左翼部队的战斗中和在进入广西的战斗中（这是在 1200 至 1400 公里的整个行军途中仅有的两次重大冲突）遭到的损失没有超过 25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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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兵团的新根据地在形成过程中


乌江流经贵州省北部三分之一的地区，随着越过乌江和占领遵义城及其地区，江西兵团开始巩固这个地区，将其作为根据地和向北进一步扩展的前沿阵地。
现在江西兵团位于黔北和川南新的尚未开辟的根据地，由四五万武装战士组成，他们都具有经过最艰苦环境考验的作战能力和政治上的坚定性。
该兵团带有 2—3 万尚未武装起来的后备军，他们主要是由江西和福建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组成，这些不能留在当地继续在失去的地区做地下工作。
这些宝贵的政治干部补充了红军的战斗成员。中共中央也和他们在一起。
在新地区建立巩固苏维埃政权的任务，不会遇到因缺少干部和必要的领导而出现困难。只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全面开发新的苏维埃根据地。

看来，起码 1935 年春天以前这段时期，形势可以保证红军没有紧张的战斗考验。


一般地说如果可能的话，1935 年春天之前，蒋介石也未能在湖南、贵州和四川建立起巩固的统一战线来对付红军。


因此，一刻刻不容缓的任务是使红军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组成自己新的战线之前，从行军疲劳中恢复过来和熟悉新的环境，并借助于武器尽快地巩固和进一步扩大已经获得的根据地。



现在可以认为乌江谷就是位于黔北和川南地区正在
形成过程中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南部边界。
贺龙同志的第 2 军团和肖克同志的第 6 军团在湖南省西部和湖北省最西边的一角作战，掩护着江西兵团的右翼。
协同行动的这两个军团是一个独立作战的兵团，约有 2 万名武装战士。1935 年 1 月，这个兵团的部队曾经与常德地区的湖南军队作战，他们占领了桃源和慈利两座城市。
贺龙和肖克同志向湖南方面的行动最有助于保证江西兵团有必要的时间在新根据地进行安顿。

在左翼，江西兵团可以指望得到来自马边和雷波地区方面的某种掩护，该地区位于岷江的西岸。
1933 年在这里成立了川西红军，该军当时由刘文辉将军那个军中的两个转到红色游击队方面的旅组成。
1934 年再没有收到有关该军的消息，即便假设它再也没有发展并且遭到了失败，那么，由 3000 到 4000 人组成的主要核心未必会被敌人消灭。

如果想揭示江西兵团在新的地区的近期前景，我们可以通过把它与 1933 年初从湘鄂苏区进入四川的第 4 军团相比较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



1933 年初从湘鄂苏区进入四川的第 4 军团由 2 万名战士，其中党员和共青团员不超过 15%—20%；


江西兵团是一支有 6 万到 8 万人的军队，党员和共青团员达到 60%。


如果说在 1933 至 1934 年间已由第 4 军团的干部发展成为超过 10 万武装战士的军队，那么在最近的半年内也能由集中了优秀军政干部的江西兵团发展成为 20 万人的一支战斗军队，并且拥有由地方力量组成的相应的后备力量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直接领导下的 20 万人的武装力量，可以不担心与任何一个敌军的单独集团进行决战。



只要江西红军进入新的地区，党中央就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口号：在最近的历史时期内拥有百万红军。


党中央就是需要尽快熟悉新的根据地，充分发挥土地革命的力量，建立苏维埃政权机关系统，用苏维埃方式改革财产关系、土地关系和社会关系。


在四川实现这一计划的土壤是极其有利的，总的形势也对红军有利。



随着江西兵团的先遣队进入长江北岸的泸州和合江地区（对此路透社和新闻联合社在 1 月底作了报道），红军正在进入这个地区，在那里不仅可以依靠当地的农民，而且还可以依靠工人无产者来补充自己的组成人员。



那里离泸州有 60 公里，有一个以自流井为中心的很大的盐业地区。在那里从事采盐的约有 30 万工人，并且有可观的铁路（搬运工）和水路（装卸工和驳船驾驶员）运盐队伍。


四川是中国的粮仓，其人口相当于德国的人口，拥有各种自然资源，借助这种资源，苏维埃根据地可以成为真正巩固的根据地，如果需要的话，它也能长时期经受住反革命联合力量的封锁。



在这里，苏维埃根据地也拥有煤炭、石油和铁矿。该地区盛产经济作物：棉花和生丝。

苏维埃政权在开发新的地区时可能遇到的较大困难是（据许多观察者证明）大多数居民不仅是鸦片的生产者，而且也是鸦片的消费者。根除这一恶习，这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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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西部力量对比的主要材料，作战方向，红军近期的作战任务


在红军向西南省份运动的时候，广西和贵州军阀的部队也在运动。
向贵阳方面推进的桂军的三个师从南部与贵州省的三个师会合。
有消息说，一些部队在从云南省向贵州边界运动来同红军作战。
如果这些部队联合起来从南面和西面共同对付红军，那么，这些部队和作战方向对于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打击之后，不可能再追求积极的目的。
他们最有可能只限于建立防御战线，大概就像广东军队在反对以前的江西根据地时所建立的战线那样。
现在红军正行进在向西南诸省运输川盐的路线上，手里握有向这些省份的当今统治者施加压力的强大经济手段。
考虑到这些省的军队具有抗日和反对南京的倾向，红军在实行相应的军事和商业政策时至少可以做到使南面和西面的敌军部队保持中立。



四川三个军阀（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不久前发表声明：如果蒋介石借口对红军作战而派军队入川，他们就反对蒋介石。
应该把这个声明看作是四川红军实行正确军事政策的结果，四川红军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暂时正在与次要的敌军集团进行谈判。
这种政策合乎逻辑的发展就是逐渐将这种次要集团的武装中立变成友好中立，变成反对主要的共同敌人（国民党）的联盟关系，而后建立一个以红军为骨干的广泛的反帝武装战线。



敌军的主要兵团还在东面，即何键的湘军，并并入该军的约有蒋介石的 5 个师。
湖南 —— 贵州方向今后可能成为危险的方向之一，是对南京沿长江南岸行进军队的主要攻击方向的一个补充。
在那里的宜昌至万县地区，也就是在长江岸边的巫山和云阳城中，形成被派来支援四川军阀到湖南的南京军队的拳头。
由此可见贺龙和肖克同志的右翼兵团用来掩护直至长江的湖南方向的重要性。

红军联合部队的右翼，即江西四川兵团的近期行动对象应该是刘湘的军队，这支军队在不久前失败后（1934 年 9 月被击溃并被解除武装达 7 万人），又在蒋介石派往四川的贺国光及总参谋部 200 名军官的领导下重新进行了整编。
这支军队又有 15 万到 25 万人，由三个兵团组成：

• 反对四川红军战线上的兵团；
• 重庆地区的兵团，该兵团打算迎击江西红军并等待蒋介石的新部队沿长江南岸和从湖南到来；
• 掩护刘湘在四川省会成都的主要基地的兵团。
  同刘湘兵团在重庆地区的战斗应该在蒋介石军队到达并在四川集结之前结束，这就意味着，在 1935 年 2 月，最晚在 3 月上半月结束。
  为此就需要红军江西兵团让自己的三个主力军团转移到长江北岸并从泸州集结地区出发向重庆展开迅猛攻势，分割刘湘的三个兵团，使他们离开在成都的主要基地。
  这次进攻行动是同由保宁地区出发向西南方向发起进攻的四川军团密切配合完成的，在这次行动中贺龙和肖克同志军团的作用仍然是从南面威胁重庆，阻止刘湘兵团与赶来的蒋介石诸师的会合。
  在重庆以北地区要等待第一次决定性的战役。
  帝国主义者将其战舰集中在重庆、万县和宜昌一带的长江上，以掩护南京军队和刘湘军队集结的地区。
  

如果红军的联合部队决定先攻击省会成都，那么该城在 3 月间就可能落入红军手中。
然而，这次胜利，即便很有成效，还远不是决定性的。

虽然蒋介石现在还不能派来数十个师，而最多能派 15 个师来支援刘湘（其原因下面我们再谈），但沿长江两岸的方向现在是，今后很长时间内仍然是对红军联合部队构成最威胁的最危险的方向。
在对现在留在四川的敌人主要兵团未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这个方向会依然如故；红军人数增加一两倍并靠敌人相应地得到了武装，但还不能向东北面的湖北和湖南方向实施大规模的进攻。
只有占领紧靠长江两岸的万县和宜昌之间的山区，才有保证顺利地发展这个广阔的地区。
虽然这是红军的主要战斗任务之一，但在目前阶段暂时还不是第一位的任务。

对于四川红军北方兵团来说，现在重要的是要及时了解蒋介石准备从北面甘肃省实施的一次突然的危险的袭击。
问题在于，在秦州、西和 — 阶州和文县这个地区部署了蒋介石的第 1 师，该师已开始向南面的红色四川运动。
这个师从 1933 年起就驻扎在甘肃，当时它与其他师一起尾追来自湖北的红 4 军团。
从那时起一直在甘肃南部的师长胡宗南，扩大了该师的编制，组建了 18 个团，计 3000 士兵。
该师现在有 5 万装备精良的士兵，拥有自己的炮兵和航空兵大队。
指挥人员全是从经过法西斯训练班①培训的法西斯分子中挑选出来的。
蒋介石对于这个师（更确切地说是特殊的军队）是舍得花钱的。
根据南京的计划，这个师（中国西北最忠于蒋介石的部队）应该把中国这个角落的那些不愿听命于南京的军阀队伍统统收编到自己的部下。
这个师也曾像准备远征军那样去 “征讨” 新疆。
英国人对于这支可靠的武装力量特别赏识，他们知道，该师并不准备征讨西藏。

现在这个师正在向南运动，去对付四川的红军。
这大概也是蒋介石给予四川反革命的一次最有效的支援。
来自这方面的危险性也会由于在四川舞台上出现突然性因素而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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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白军总的部署及其对四川红军当前决战进程的影响
几周前，中国资产阶级为 “彻底消灭红军” 而大肆庆祝了一番。
在南京和上海的宴会上，为蒋介石这位 “胜利者” 祝贺的狂热和喧嚣还没有来得及消失，红色危险就在贵州和四川又复活了。
甚至在距南京只有 120 公里的安徽省，在那里独立作战的红 10 军团和红 7 军团的积极活动，十分有力地显示了自己的威力，以致使报纸在胜利的狂热过后不得不刊登来自地方的令人不安的报道。

蒋介石善于将自己的几乎所有兵力集中成一个拳头同江西红军作战，尽管七年来不断遭到挫折，这也使他成了中国最强大的军阀，而现在他又面临着必须一切从头做起的现实。
为此他又必须向各边远省份分批次派出自己的军队，而要把他的军队从各省再集中起来并不那么容易。
蒋介石知道，在四川的战斗不会比在江西的五年战斗轻松。
红军从数量上和质量上正在迈向一个更高的台阶。红军主力已经汇合在一起，并具有进一步迅速和不可遏止地发展的巨大潜力。

蒋介石不能调动自己在四川所有兵力或其中的大部分兵力有许多原因：

• 因为与广州及整个西南集团的战和问题根本没有解决，与广州还是和，都需要集中兵力在江西和福建的兵力。
• 四川省省会和福建的红色居民需要有大量的兵力，而这些兵力正忙于对那些仍在巧妙作战的红色游击队。
  从那里撤出过多的兵力，就意味着让一个大的红色战线重新在这两个省复活。
  此外，安徽的形势要求向那里增调达 10 个师的压力，以便对付这个省里的游击军团。
• 调动自己的军队去同四川红军作战，就意味着看长期远离长江下游的主要基地，而那里汇集着独裁者的收入。
  因为向四川预示着失败，而不是胜利，如果蒋介石的朋友少帅张学良坐镇湖北和湖南，这种形势就太危险了。
  不久前曾建议少帅去四川与红军作战，但是少帅拒绝了，并指出，这个任务是大元帅蒋介石自己的事。
  

张学良在把约 15 个 “自己的” 师联合起来，他不会派这些师去四川。
在日本人向察哈尔和绥远发动新的进攻之前，蒋介石和日本人签订了十二月份协定①，迫使蒋介石将于学忠的第 51 军的三个师从北平 — 保定地区调往南方，在那里这些将帅归少帅调遣。
日本人、广州集团、张学良、资产阶级社会人士等都按照自己的想法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让他向四川战区派出更多的兵力，但蒋介石未必会志愿去迎接自己的灭亡。

由此可以得出力量对比、红军当前的任务和 1935 年革命武装力量发展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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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根据有关 1935 年 2、3 月间事态发展的材料，1935年3 月 18 日可以对 1935年2 月 11 日简述中所讲的内容补充以下情况：
（1）红军主力试图从南部深入四川腹地，最初尝试在泸州地区渡长江上没有成功。
后来不得不在泸州 — 叙州以西的江段寻找渡江的可能性。
从那里实施渡江到北岸，要求事先有来自云南方面的作战保证。
需要把先云南的敌人赶出沿江地带，红军正是这样做的，它占领了位于云南省北部角落的镇雄和昭通地区。
主要作战中心向西南转移会多少改变总的形势，也就是，暂时必须放弃在重庆地区对敌军主要集团（刘湘 + 蒋介石）的直接行动。
渡过长江后要面对另一条河 —— 岷江的障碍，向成都方向进攻，这意味着随后要面对另一条河 —— 岷江的障碍，岷江是叙州（今宜宾 —— 译者）地区注入长江的。
关于这条岷江，可以说，它不仅是一个相当大的水域障碍，而且还有刘湘在其渡口设防的驻军，这些军队不久前与被打败的对手刘文辉的残部作战过，从那时起就驻守在这里。
红军在刘文辉管辖的地域运动（向岷江以西）可能不会有战斗，也就是说对刘文辉会同意红军向成都挺进。



在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红军在对两个方案（同刘湘交战还是与他缔结反对主要敌人的战斗同盟）作选择时，会选择后一个方案，因为没有必要延误时间，去完成歼灭敌人的次要任务。



（2）在泸州地区，渡江的第一次尝试没有成功，因为设在刘湘大本营的蒋介石司令部及时地把刘湘的第 28 军从保宁地区调往南部。
该军从北面几乎与从南面渡江的红军先头部队同时抵达江边。


红军的这次渡江没有成功，在渡口也没有发生战斗，而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红军不愿在靠近渡口的不利条件下作战，自己主动地调头向西去寻找更合适的渡江地点。



（3）胡宗南的第 18 师团开始从甘肃进攻四川北部的老苏区之后，白军前线司令部才有可能从前线撤下刘湘的第 28 军并将它调往南部。
这个地区的红军不得不让自己的一部分部队转向西南方向，去迎接新的危险。
从保宁地区的进攻进一步攻势，因此就停了下来，这对终止江西兵团在泸州地区的渡江尝试起了不小的作用。



（4）不久前我们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消息：川北红军攻占了陕西的宁强城，并且威胁着陕甘边界上的凤县城。
这个报道证实了这样的消息：红军取得了对敌军 “第 18 师团” 的重大胜利。
我们以前说过的来自甘肃的危险，现在有一半已经消除了。
这个重要情况使红军有可能继续向甘肃方面行动。



该省的北面与新疆交界。上述情况和显现的新前景不能不引起日本人对于在中国西北角正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事情的高度 “警惕”。
因此，才有不久前的日本外交官关于新疆的声明①。



（5）这时敌军的湖南兵团（何键 + 蒋介石的 5 个师）已接近贵州的乌江，并且渡过了该江，夺取了三座城市：遵义、湄潭和绥阳，这三座城市曾被认为已牢牢控制在位于贵州新地区南部的红军手中。
江西红军兵团主力不得不向东南方向派出一些部队，去加强贺龙 — 肖克同志的军团。
现在由于上述两个军团的联合行动，敌人又被击退，逃过乌江，红军又重新占领了失去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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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① 原文如此。
① ① 可能指 1934 年 12 月在北平签订的《中国与满洲国海关协定》，见《中国年鉴（1935）》，第 130 页。
① ① 可能指日本就苏联在新疆的政策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声明，见《苏联外交政策文件》第 19 卷，莫斯科 1974 年版，第 545、5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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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说明
文件标题。材料是 M. 施特恩准备的（见全宗 495，目录 74，卷宗 272，第 28—29 页（补充部分为手稿））。
① 日期是根据文件的整个文本确定的。1935 年 2 月 11 日的通报材料（见全宗 495，目录 74，卷宗 272，第 17—27 页）和 1935 的 3 月 18 日发表的经过补充的文本都送给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各委员。
② 指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五次 “围剿”。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37，第 4—16 页。
打字稿，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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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我帮你把这份材料整理成按时间线梳理的事件清单，方便你快速把握红军行动和战局变化？

1934 年 8 月
8 月 18 日
为《红星》第六十期撰写《新的形势与新的胜利》的社论，提出：我们要坚决地挺到敌人的后方去，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新的苏区，创造新的红军，采取更积极的行动调动敌人，求得整个的战略部署的变动，以在运动战中消灭白军。
8 月 31 日
国民党军占领广昌的驿前。至此，中央苏区的东线和北线完全被突破，西线和南线也更加困难。
1934 年 9 月
9 月 1 日
获知陈毅在战斗中负伤后，即令总卫生部赶送药品，并派医术好的医生前去治疗。本日，和朱德致电红六师师长彭雪枫并转李富春：同意陈毅同志回博生休养，但须看途中担架是否适宜，并待稍愈时即来瑞金休养。
9 月 4 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信寻淮洲、乐少华并转曾洪易，下达对红七军团作战计划的补充指示，要求他们在闽浙皖边境创造广泛的游击运动及苏区根据地，并在进军途中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以扩大影响。
9 月 14 日（电报）
秦邦宪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广东的代表仅作为建立联系的信使 [已经来到]，带来了具体的建议。我们让他给陈济棠带去了一封信，附有去年我们向第 9 军提出的那些 [协议] 条件。在我们的策略中，广东提出的目标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利用我们作为反对蒋介石的屏障。
波戈列洛夫 [1934 年] 9 月 14 日。
9 月 17 日（电报）
秦邦宪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中共] 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我们的总计划决定从 10 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全部准备工作将于 10 月 1 日前完成，我们的力量将在这之前转移并部署在计划实施战役的地方。我们期待…… 这里不晚于 9 月底作出最后决定。波戈列洛夫。9 月 17 日。
9 月 19 日（电报）
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电报
最合适的港口是香港或澳门，我们将派两位同志到那里建立机构。
至今我们与贺龙没有联系。
请你们把告中国人民书寄来，直接寄到上海。
其他各项我们正在完成。
[1934 年] 9 月 19 日
9 月 21 日
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二十一师、红二十三师合编为第八军团，周昆任军团长，黄甦任政治委员。
9 月 23 日（电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向广州人提出我们曾向 19 路军提出的那些条件，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正确的，会使我们丧失利用广州人和南京人之间矛盾的机会。作为主要条件，请提出援助红军军事装备，其中包括子弹。装备运到之后 [我们可以] 用现金 [支付]。他们可以在交货地点或上海收取货款。第二个条件是取消经济封锁和帮助开展贸易。第三个条件是广州军队从江西南部撤往广东边界，尤其是从赣州、信丰和龙南等县撤出。请说明，这样就会使红军获得机动作战和保卫中央苏区的可能性。但是，如果签订的协议能保证广州人接受前两个条件，那就不应坚持第三个条件。请务必向我们通报关于与广州人谈判的进展情况。
1934 年 10 月
10 月上旬
派潘汉年、何长工为红军代表去寻邬同陈济棠的代表杨幼敏、黄质文、黄旭初谈判，叮嘱潘、何要 “勇敢沉着，见机而作”。经过谈判，双方达成五项协议：(一) 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 解除封锁，互相往来；(三) 互通情报；(四) 红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五) 可以互借道路，各从现在战线后退二十里。这个谈判为红军长征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作了有利的准备。
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各军团向兴国、零都、瑞金等地集结，令地方部队接替主力红军的防务。国民党军随即进占兴国、古龙冈、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下的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一万六千余人坚持斗争。
10 月 9 日
接陈毅报告自己的伤情和要求做手术的来信后，当即和朱德命令卫生部长贺诚取出已装箱的医疗器械，派两名医生为陈毅进行手术治疗。并在次日赶到医院看望，说：中央决定留下你坚持斗争，你斗争经验丰富，特别是有井冈山斗争和苏区几次反 “围剿” 的经验，相信你一定能依靠群众，依靠党的领导，坚持到胜利。
10 月 10 日
晚，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八万六千余人，开始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在此之前，周恩来曾先期赴雩都，选择行军路线，组织架桥，为大部队行军做准备。
10 月 11 日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命令，决定将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部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共五千人，与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一同行动，叶剑英任司令员。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随总司令部行动；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编在一纵队所属的中央队。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将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后部门、总工会、共青团等单位组成第二野战纵队，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
10 月 12 日
和博古致电红八军二十二日致电刘令云要他们分别到红九军团、红八军团任中共中央代表。在此期间还派陈云到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
10 月 18 日
蒋介石得知红军主力突围西进，命令陈济棠、何键、白崇禧分别在粤赣、湘南、桂北布防阻击，并令第六路军薛岳率领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尾追。
10 月 21 日
夜，中央红军在赣县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从大庾、崇义间西进。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
10 月 24 日
红六军团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与红三军会师。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10 月 30 日
在大庾县南雄地区看到红三军团的部队绵延数里，和朱德、王稼祥电告彭德怀、杨尚昆：减少不必要的担子，不得超过编制规定的范围。
1934 年 11 月
11 月 2 日
红一军团第二师占领广东省仁化县城口。红三军团监视梅铺地域国民党守军。五日晚到八日晨，红军从汝城以南的天马山到城口间，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
11 月 11 日
红三军团第六师占领湖南省宜章城。
11 月 13 日 —15 日
在宜章黄沙岭至临武间，和博古、李德指挥红军从郴州良田至宜章间，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继续西进。
11 月 17 日
因红八军团损失较大，和朱德令红八、红九军团各由原来的两个师合编为一个师，不设团，直辖五个营。
11 月 25 日
中共中央及总政治部发布《野战军进行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之新战役》。文中指出：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并已完成阻我西渡的部署，红军中的 “进攻部队应坚决果断的粉碎前进路上一切抵抗”，“征服湘江天险，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阻止与部分的扑灭尾追之敌’”，当前战役的胜利完成，“将决定着我们突破敌人最后的封锁线，创造新的大块苏区，协同其他红军部队（二、六军团，四方面军），一致进行全线的总反攻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
11 月 27 日
红一、红三军团先头部队在广西全州、兴安之间占领渡口，与国民党军激战，红军开始渡湘江。
11 月 30 日
到前线指挥军委纵队渡江，并关照毛泽东等人过江。红五军团、红三军团六师在广西灌阳断后作战，掩护红八、红九军团向湘江前进。
1934 年 12 月
12 月 1 日
凌晨，中央局、军委、总政治部在全县大田发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今日战斗关系重大，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否则红军将被层层切断，要不惜一切牺牲，保证红军全部突过封锁线。下午，除红三十四师、红六师一个团、红八军团部分兵力外，全部渡过湘江。部队从西征开始时的八万余人，锐减到三万多人。周恩来支撑着困难的局面。
在此期间，国民党判断中央红军将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师，遂在湖南洪江、芷江，贵州松桃、铜仁、石阡一带集结近二十万军队，设了四道防线。
12 月 4 日
鉴于军委第一、二纵队及各军团、师的后方机关过于庞大，使野战军成了掩护队，致红军西征以来，行动迟缓，被动挨打，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命令缩小军团、师级的直属队，取消师的后方机关及兵站，将所有后方机关直属队多余人员全部编入作战部队，立即检查、抛弃和销毁不必要的担子。
12 月 4 日 —6 日
红军翻越老山界，进入苗族聚居区。国民党军进行壁清野和纵火。十日，周恩来在龙胜龙坪指挥反击。十一日，军委发出指示，要求注意宿营地失火和反革命纵火。
12 月上旬
从过老山界开始，中共中央领导内部发生争论，焦点是关于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王稼祥、洛甫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认为五次反 “围剿” 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路线造成的。红军应采取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并向周恩来提出：鉴于在去红二、红六军团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置重兵，红军已失去到达湘西的先机，建议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12 月 11 日
中央红军占领湖南省通道县城。
12 月 12 日
在通道出席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讨论了红军行动方向的问题。周恩来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向贵州进军的建议。会后李德、博古仍坚持到湘西。十四日，军委发布命令，令红军夺取贵州黎平，开辟前进道路，并令红二、红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12 月 13 日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命令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董振堂任军团长，李卓然任政治委员，陈伯钧任参谋长。刘伯承、周昆、黄甦调回军委，另行分配工作。
12 月 14 日
军委第一、二纵队在黎平洪州司合编为中央纵队。以后朱德任总参谋长刘伯承兼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
12 月 15 日
红军攻克黎平，突破国民党军在黎平、锦屏的防线。
12 月 16 日
国民党军的黔军和何键、薛岳所率部队以及桂军分别固守清水江一线和贵州铜仁、锦屏、天柱之线以及榕江等地逼近。
12 月 17 日
进入黎平。和朱德等分析敌情后，决定不渡清水江，对天柱、锦屏部署警戒，沿清水江西岸西进，占领剑河。向李德提出：红军需要休整，贵州的敌人兵力比较薄弱，应当到那里去。因李德拒绝采纳而发生争执。
12 月 18 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目前已不可能，且不适宜 “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会议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鉴于中央内部有争论，会议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讨论五次 “围剿” 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和教训。
12 月 19 日
朱德、周恩来签署《中革军委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定》。决议具体规定红军月底占领剑河、台拱（今台江）、革东、施秉、黄平地区，并要求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分别钳制湘、黔、川之敌

一、1929 年 4 月 3 日 莫斯科
阿布拉莫夫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摘录）
敬爱的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我好久没有给您写信了，不过应该说，整个这段时间要做的工作（当然主要是开会）好像非常多，怎么也抽不出时间来。
（1）现在中国的事情最使我感到不安。我同时给您寄去卡夫斯卡娅写的信，她在信中讲了事情的实质。从这封信中您可以看出，我们的朋友简直是异乎寻常地把事情搞乱了。最近他按标准划了预算，现在中国同志坚决反对，抗议削减预算，由于这次削减现在他们的整个工作都垮了。看来，由于阿尔诺实行奇怪的政策，他们陷入了很大的困难。他们要求他作出解释。当然，谈不上什么增加，因此我们在中国人面前很难为情。阿尔诺的这种 “首创精神” 使我感到不安。特别令我不安的是与他的企业有关的事情。他要求设立大笔储备金，以可能发生种种不幸事件相威胁，而且他是这样说的：如通常所说，应该感谢苍天，他
二、1934 年 6 月 26 日 上海
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和阿布拉莫夫的电报
艾尔文致米哈伊尔和阿布拉莫夫
很难找到必要的时间向你们说明必须暂时中止同斯拉文联系的原因。
哈格尔无论如何不应该是同党的联络人，因为他同来自菲律宾的日本同志有联系，而将来他将同其他党和同信使有联系。
他未充分做好准备就要讨论地下组织活动问题。鉴于无论是你们的代表还是其他同志都没有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并注意到目前形势的极端严重性和党的一定的弱点，我感到自己作为党员有责任帮助我们的朋友，哪怕是一点点。
在你们的电报中以及来自江西 [中共] 中央的电报中，提出了购买和运输药品、子弹和飞机问题、破坏工作和瓦解白军工作，以及大笔开支问题。这需要做认真而很周密的准备，制定灵活的
三、1934 年 9 月 26 日 莫斯科
阿布拉莫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绝密）
我们认为与你们的直接双向密码通讯已经建立起来了。乌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国际联络部祝贺我们的朋友们 —— 无线电报务员和译电员，并祝愿他们今后取得更大的成绩。
英雄的苏维埃中国万岁！
四、1934 年 10 月 18 日 莫斯科
阿布拉莫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绝密）
请立即停止与上海的无线电联系。你们的电台，包括备用电台和密码，已经被警察掌握。请采取一切措施与我们建立定期的通讯联系。
阿布拉莫夫
五、市政专家组领导者波・阿布拉莫夫同志在讨论会上的讲词
梁教授（指梁思成 —— 编者注）曾发表过几项很有意义的意见，对于这些意见让我来发表一些意见。
（1）梁教授曾提到：中心区究竟是在北京旧址还是在新市区的问题，尚未决定，所以对各区域的分布计划工作，为时尚早。
市委书记彭真同志曾告诉我们，关于这个问题曾同毛主席谈过，毛主席也曾对他讲过，政府机关在城内，政府次要的机关是设在新市区。
我们的意见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也是最经济的。
行政中心区迁移能变为怎样一种情形呢？
那是要建筑为机关用的房屋和工作人员的眷属住宅。你们也是这样设计，收获是什么呢？
譬如陈工程师（指陈占祥 —— 编者注）和齐工程师都是在政府工作，齐工程师在城内有住房，陈工程师没有住房，他才来到北京不久。你的建议是在城外建筑二所房屋来替代一所房屋。城市中心区移出城外，就是承认市内一百三十万的人口对政府没有益处的，在哪里建筑房屋比较经济，在城里还是在城外？
人物注释
阿布拉莫夫（Абрамов）
共产国际的重要联络员，负责与中共中央的无线电通讯联络，在 1934 年多次向中共发出关键电报。
另有一位同名的波・阿布拉莫夫，是建国初期参与北京城市规划的苏联市政专家。
皮亚特尼茨基（М. И. Пятницкий）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负责联络各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长期主管与中共的联系工作。
格伯特（Герберт，即 H.H. 格伯特）
共产国际在上海的地下联络员，负责传递重要情报与指令。
艾尔文（Элвин，即 A. 埃韦特）
格伯特在电报中使用的化名。
斯拉文（Славин，即李竹声）
曾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在共产国际与中共的秘密联络中扮演重要角色。
哈格尔
共产国际在华地下工作者，因与其他组织的联系问题被暂停了与中共的联络。
阿尔诺（Арно，即 A. 阿尔布列赫特）
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工作人员，负责经费与预算管理，其政策引发了中共方面的不满。
卡夫斯卡娅（Кавская）
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负责向阿布拉莫夫报告中国相关情况。
梁思成
中国著名建筑学家，参与了建国初期北京城市规划的讨论。
彭真
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在城市规划中传达了毛泽东的相关意见。
陈占祥
著名城市规划师，与梁思成一同提出了 “梁陈方案”。
齐工程师
参与北京城市规划的工程师，具体姓名未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