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袁竹《马年春节出行散记》的精神境界与文体重构

18990282333 · 发表于 2026-2-19 18:39

苍翠载道，步履寻心

——论袁竹《马年春节出行散记》的精神境界与文体重构

李栎

在当代散文创作陷入“抒情泛滥”与“思辨空疏”双重困境的当下，太多纪游文字沦为流水线式的景观堆砌，或沉溺于个人情绪的琐碎宣泄，难见精神的穿透力与文体的创造性。而袁竹的《马年春节出行散记》（下称《散记》），却以一趟寻常的马年春节川西之行，破局而出，完成了一次散文文体的优雅突围与精神内涵的极致升华。初读之，是川西平原丙午马年新春的烟火长卷，笔触细腻如绣，俗韵与雅趣共生；再品之，是穿越古今的心灵漫游，步履所及皆为文脉，目之所及皆为哲思；深味之，则是一篇以行走为舟、以文心为帆，载儒道之精髓、叩文明之根脉、探生命之本真的哲思宏文。它绝非浅尝辄止的游记小品，亦非故作高深的哲理说教，而是将地理空间的位移，转化为精神阶次的攀登；将节日民俗的观察，升华为对华夏文明核心价值的深情回望；将个人心性的感悟，熔铸为对当代人精神安顿之道的真诚叩问。其文笔之优美，如川西春水，清润绵长；其思理之深邃，如岷山积雪，厚重澄明；其格局之宏阔，如平原沃野，包容万象。在这篇作品中，袁竹以敏锐的感知、理性的思辨与诗意的表达，实现了“景、情、理、道”的四维融合，抵达了“文以载道”的当代新境，彰显出足以跻身大师行列的创作功力与精神格局。

散文的至高境界，在于“以小见大，以浅喻深”，于寻常步履间见天地，于烟火人间中见心性。《散记》的精妙之处，首先在于其叙事骨架的匠心建构——以“步履为经”，将地理行旅与精神进阶完美同构，让每一段行程都成为一次精神的淬炼，每一处景观都成为一个思想的载体。袁竹并未刻意追求行程的奇绝与景观的壮丽，而是选取了孝泉古镇、绵竹年画村、剑南老街、人民公园杜甫诗碑这几处兼具民俗烟火与文脉底蕴的寻常之地，构建了一条从“伦理实践”到“审美狂欢”，再到“历史沉思”与“哲思顿悟”的精神探寻之路。这条行程看似信步由缰，实则暗藏玄机，每一步位移都对应着心灵的一次成长，每一处驻足都承载着文脉的一次回响，恰如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当代践行，让行走不再是简单的空间转换，而成为一种自觉的精神朝圣。

一、步履为经：从地理行旅到精神阶序的立体建构

《散记》的叙事，以时间为轴、以空间为目，将马年春节的川西之行铺展为一幅兼具地理质感与精神厚度的立体画卷。行程的起点选在孝泉古镇，绝非偶然——这里不仅是川西民俗的聚集地，更是华夏儒家伦理“孝”道的重要发源地，是袁竹精神探源的基石，也是整篇作品伦理思辨的起点。对于“孝”这一儒家伦理最核心、也最富争议的命题，袁竹并未陷入传统文人的盲目礼赞，也未走向现代知识分子的全盘否定，而是以一种理性的温情、辩证的思维，与历史、与传统进行了一场深度对话。

孝泉古镇的德孝城、姜诗祠，承载着“一门三孝”的千年传说，姜诗孝亲、庞氏涌泉、安安送米的故事，在封建时代被奉为孝道典范，却在现代语境下因“愚孝”的争议而备受诟病。袁竹坦诚地回望了自己年少时对这些传说的质疑与不适——对姜诗的盲从、庞氏的隐忍，曾有过“不近人情”的诘问，这是现代个体意识对传统伦理规范的天然反思，也是每一个当代人面对传统时都会产生的精神困惑。这种坦诚的自我剖白，让作品摆脱了说教的僵硬，多了一份共情的温度，也让后续的“顿悟”更具说服力与感染力。

真正的精神突破，发生在祠内的一次偶然目睹：一对寻常婆媳，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没有刻意为之的表演，只是在日常相处中自然流露的相互扶持、彼此体恤——婆婆为儿媳整理衣襟，儿媳为婆婆擦拭汗珠，一举一动间，皆是发自本心的关切与敬重。这一幕寻常的烟火场景，如一道微光，照亮了袁竹对“孝”的认知迷雾，也让他完成了对孝道的创造性诠释：剥离封建礼教附加的严酷形式、悲剧代价与等级枷锁，孝的内核，从来都不是外在的规范与强制的义务，而是“基于血缘与共同生活的、自然而深厚的挚爱”，是“敬”与“爱”的本心流露，是穿越时代、直抵人心的情感“常数”。

袁竹将这种认知，融入对“一门三孝”传说的重新解读中：庞氏“涌泉汲水”的坚韧、“蒙冤不悔”的隐忍，不再是封建礼教压迫下的被动妥协，而是一种“近乎天性的善与爱”，一种“发乎本心、不求回报”的德性流露；姜诗的孝亲，也不再是盲从的愚忠，而是对亲情的珍视、对责任的坚守。更为精妙的是，袁竹在儒家伦理的框架中，巧妙地注入了道家的哲思——引用《道德经》“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的论断，将道家对虚伪礼教的批判，转化为对剥离形式主义、回归本真亲情的支持。在他看来，真正的孝道，不应是被教条束缚的“伪善”，而应是道家所崇尚的“自然本真”；不应是单向度的“子女孝亲”，而应是双向度的“相互体恤”。这种解读，打破了儒道之间的壁垒，让“孝”从一种外在的规范性伦理，内化为一种本然的、温暖的生命联结，完成了从历史故实到现代心性的创造性转化，也为当代人如何传承孝道、安顿亲情，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精神指引。

如果说孝泉之行是精神的“扎根”——在伦理实践中探寻人性之本、传统之根，那么绵竹之旅，则是精神的“拔节”——从伦理场域向审美与历史场域的跃迁，在烟火艺术与传统技艺中，体味儒道精神的互补共生。袁竹的绵竹之行，选取了两个极具代表性的意象载体：年画村与剑南老街的“天益老号”，一为“艺”，一为“技”；一为外显的狂欢，一为内蕴的沉淀；一为儒家入世精神的民间表达，一为道家自然哲思的生动实践。

绵竹年画村，是人间烟火气的极致绽放，也是儒家“兴观群怨”诗教精神在民间最泼辣、最鲜活的显现。袁竹以细腻的笔触，捕捉着年画村的每一处生机与暖意：马年新春的年画村，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墙上绘满了色彩浓烈、构图奔放的年画，“最正的大红”映着新春的喜庆，“最亮的石绿”透着草木的生机，“最暖的槐黄”载着丰收的期许，“最俏的桃红”藏着生活的诗意。这些年画，没有文人画的含蓄内敛，没有宫廷画的精致华贵，而是“从川西坝子的泥土里长出来的”，是庶民对“好日子”最直白、最旺盛的祈愿，是对生活最炽热、最真诚的热爱。画中的门神威风凛凛，护佑家宅安宁；画中的娃娃憨态可掬，寄托儿孙满堂的期许；画中的花鸟生机勃勃，寓意岁岁安康的美好——每一笔色彩，都凝聚着川西人民的生活智慧；每一幅构图，都承载着华夏民族的民俗基因。

袁竹敏锐地指出，绵竹年画的生命力，在于其“入世”的热忱与“本真”的底色。这种热忱，正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入世精神的民间延伸——庶民不追求高深的哲理，不标榜高雅的情趣，只专注于当下的生活，热爱身边的烟火，以最朴素的方式，践行着儒家“热爱生活、敬畏生命”的核心要义；这种本真，又暗合了道家“自然无为”的哲思——年画的创作，没有刻意的雕琢，没有僵化的规范，画师随心而画，随性而作，将内心的欢喜与期许，自然而然地融入笔墨色彩之中，恰如道家所倡导的“道法自然，不拘一格”。在这里，儒家的“入世”与道家的“自然”不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完美地融合在烟火艺术之中，成为绵竹年画最独特的精神气质，也成为华夏文明“兼容并蓄”品格的生动见证。

如果说年画村是“动”的狂欢，是时间沸腾的“色相”，那么剑南老街的“天益老号”，则是“静”的沉淀，是时间酝酿的“韵味”。作为剑南春的发源地，“天益老号”历经千年沧桑，依然保存着最古老的酿酒工艺，窖池中的微生物生生不息，传承着川西人民的技艺智慧，更承载着道家“道法自然”“大制不割”的深刻哲思。袁竹以诗意的笔触，描绘着“天益老号”的酿酒过程，将一门寻常的技艺，升华为一种充满哲思的精神实践：“人仅创造最初的条件——甄选川西平原颗粒饱满的五粮，制作天然接种的大曲，挖掘幽深绵长的老窖，而后便‘无为’地退隐，将神奇的转化，交予时间与窖池中亿万计的微生物精灵。”

这份“无为”，绝非消极的懈怠，而是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至高智慧，是对自然的敬畏，对物性的尊重。剑南春的酿造，讲究“顺应天时、遵循地利”——选取绵竹西北部冰川时代形成的Q1fgl取水层矿泉水，每一滴都历经16年天然渗透与矿化，富含多种矿物精华；甄选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优质粮食，依托绵竹温和湿润的气候、肥沃深厚的土壤，成就独特的原料品质；采用泥窖固态低温发酵、陶坛贮存老熟的传统工艺，不添加任何人工添加剂，让粮食与微生物在时间的沉淀中，自然转化为醇厚绵柔的美酒。这种酿造方式，打破了“人定胜天”的盲目执念，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方智慧——人不是自然的征服者，而是自然的合作者；不是技艺的主宰，而是技艺的传承者。

袁竹将这种智慧，解读为道家哲思的液态结晶：“酒，是时间的慢炖，是顺应物性、静待天成的产物。它承载着自然的馈赠，记录着时间的痕迹，更凝聚着人对自然的敬畏与谦逊。”在这里，酿酒不再是简单的物质生产，而是一种精神的修行——酿酒者需要有足够的耐心，等待粮食的发酵；需要有足够的敬畏，尊重自然的规律；需要有足够的坚守，传承古老的技艺。这种“静候天成”的坚守，与儒家“自强不息”的进取，形成了巧妙的互补：儒家的进取，是“入世”的担当，是对技艺的精益求精；道家的虚静，是“出世”的从容，是对自然的敬畏谦卑。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天益老号”千年传承的精神内核，也构成了华夏文明“刚柔并济”的精神品格。

旅程的终点与精神的高潮，落在了绵竹人民公园内一方沉默的杜甫诗碑上。这方诗碑，镌刻着杜甫《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一诗，历经汶川地震的浩劫而屹立不倒，成为绵竹人民坚韧生命力的象征，也成为袁竹精神攀登的制高点。袁竹并未止步于对诗碑的简单描摹，而是以杜甫的诗句为切入点，深挖其背后的历史文脉与精神内涵，完成了一次古今对话，也实现了精神的终极升华。

杜甫的这首诗，看似是一首寻常的“乞物诗”——彼时杜甫颠沛流离，在成都修建草堂，因屋前无竹，遂向时任绵竹县令的韦续索要绵竹，“华轩蔼蔼他年到，绵竹亭亭出县高。江上舍前无此物，幸分苍翠拂波涛”。诗句平淡自然，却藏着诗人对生活的热爱、对安宁的渴求，更藏着一种“孤直清拔”的人格追求。袁竹敏锐地捕捉到了诗中的核心意象——“苍翠”，并将其从具体的“绵竹”中剥离出来，升华为一种超越时间、跨越空间的精神象征：它是竹的“孤直与清拔”，是诗人“淡泊与韧性”的人格风骨；是绵竹人民在灾难中坚守、在苦难中重生的生命力；是华夏文明历经千年沧桑而生生不息的精神底色。

诗碑本身的命运，更让这种“苍翠”精神多了一份厚重与悲壮。它历经地震的摧残，碑身开裂、字迹模糊，却依然屹立不倒，恰如绵竹人民在汶川地震后，擦干泪水、重建家园的坚韧；恰如华夏文明在无数次战乱与灾难中，历经磨难、薪火相传的顽强。袁竹站在诗碑前，回望整个行程，忽然顿悟：此行看似是一次寻常的春节出游，实则是一趟“关于‘时间’的朝圣之路”——孝泉的“孝”，是时间沉淀的伦理底色；年画村的“年画”，是时间沸腾的审美狂欢（儒家之“显”）；“天益老号”的“美酒”，是时间酝酿的哲思韵味（道家之“隐”）；而这方诗碑，则是时间淬炼的精神精魂（儒道交融之“不朽”）。这四者，分别对应着伦理、审美、技艺、精神四个维度，共同构成了绵竹乃至华夏文明的精神结构隐喻，也完成了从“地理行旅”到“精神朝圣”的终极跨越。

二、哲思为纬：儒道互补的精神图景与当代诠释

《散记》之所以能超越一般纪游文字，抵达大师水准，不仅在于其叙事骨架的匠心建构，更在于其哲思内涵的深邃厚重。袁竹的高明之处，不在于简单地引用儒道经典、堆砌哲理名词，而在于以所见所感为素材，以行走体验为载体，自觉且娴熟地编织了一幅“儒道互补”的中华文明精神图谱，并将其融入当代生活场景，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实现了传统哲思的现代性转化。

华夏文明的精神内核，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儒家或道家，而是“儒道互补”的有机整体——儒家重“入世”，讲伦理、讲担当、讲进取，为世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行为规范；道家重“出世”，讲自然、讲虚静、讲超越，为世人提供了安顿心灵的精神指引。二者一显一隐、一刚一柔、一进一退，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共同塑造了华夏民族的精神品格，也为当代人提供了破解精神困境的智慧钥匙。袁竹在《散记》中，以川西之行为线索，将这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图景，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让古老的哲思，在当代烟火中焕发新的生机。

在孝泉古镇，袁竹着重处理的是儒家“孝”道的现代性诠释，核心在于“破形式、归本心”，而这一过程，恰是儒道精神的巧妙融合。儒家对“孝”的论述，历来强调“敬”与“爱”，《论语》有言：“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袁竹精准地抓住了这句话的核心——孝的本质，不在于物质上的“供养”，而在于精神上的“敬重”，在于发自内心的情感与关怀。在封建时代，“孝”被封建礼教赋予了太多僵化的形式，甚至出现了“愚孝”的畸形表达，让孝道沦为束缚人性的工具；而在现代社会，很多人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视亲情、淡化孝道，将“供养”等同于“孝顺”，失去了“敬”与“爱”的本心。

袁竹以道家的哲思，为儒家的孝道“解毒”——引用《道德经》“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的论断，并非否定仁义孝道，而是批判那些虚伪的、形式主义的礼教规范，倡导回归孝道的本真。在他看来，真正的孝道，应该是道家所崇尚的“自然本真”，是“发乎本心、不求回报”的情感流露，是“心与心之间毫无窒碍的温暖感通”，而不是被教条束缚、被功利驱动的被动行为。他所倡导的孝道，是双向的、平等的——子女敬重父母，父母体恤子女；不是单向度的服从，而是双向度的理解与关爱。这种解读，既坚守了儒家孝道的核心要义，又融入了道家崇尚自然、反对矫饰的精神，让“孝”摆脱了僵化的教条，成为一种温暖而鲜活的生命互动，也为当代人传承孝道、安顿亲情，提供了极具现实意义的指引。

如果说孝泉之行，是儒道精神在“伦理层面”的互补融合，那么绵竹之行，则是儒道精神在“审美与技艺层面”的鲜明对照与完美统一。袁竹以年画村的“年画”与“天益老号”的“酿酒”为载体，清晰地展现了儒家“入世”与道家“自然”的辩证关系——二者看似对立，实则共生，共同构成了华夏文明的精神底色。

绵竹年画的精神内核，是儒家“入世”精神的民间表达。儒家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积极入世、热爱生活、担当责任，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文人雅士的家国情怀中，更渗透在庶民的日常生活里。绵竹年画的创作，从来都不是为了追求艺术的高雅，而是为了寄托生活的期许、表达内心的欢喜——它歌颂美好、赞美生命、祈福安康，是庶民对“好日子”的真诚向往，是对当下生活的热烈热爱。这种对生活的热忱、对现实的关注，正是儒家“入世”精神的最朴素、最生动的体现。同时，年画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其“兴观群怨”的功能，也与儒家诗教精神高度契合——它既能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兴），能让人观察到民俗的风情（观），能让人凝聚起共同的情感（群），能让人宣泄内心的情绪（怨），以艺术的方式，实现了情感的共鸣与价值的传递。

而“天益老号”的酿酒工艺，其精神内核，则是道家“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哲思实践。道家倡导“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人要尊重自然规律、顺应物性本真，不刻意、不勉强、不妄为。剑南春的酿造过程，正是这种哲思的生动体现：甄选天然原料，顺应天时地利，依托自然微生物的作用，静候时间的沉淀，不追求速成，不刻意雕琢，让一切都顺其自然。酿酒者看似“无为”，却在顺应自然规律的过程中，实现了“无不为”——成就了绵柔醇厚、香气悠长的佳酿。这种“无为”，不是消极的懈怠，而是一种智慧的坚守，一种对自然的敬畏，一种“大制不割”的审美追求——不破坏自然的本真，不违背物性的规律，让事物以最本真的状态，呈现出最极致的美好。

袁竹更进一步，将这两种看似相反的精神特质，统一于“绵竹”这一地理文化符号之下，并最终在杜甫诗碑的“苍翠”精神中，找到了完美的交汇点。杜甫其人其诗，本就是儒家“仁爱”情怀与济世担当的典范——他一生颠沛流离，却始终心怀家国、悲悯苍生，写下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千古名句，践行着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理想；而他晚年颠沛流离，修建草堂、寄情山水，追求“苍翠拂波涛”的竹之品格，又无疑带有道家崇尚自然、追求精神超脱的意味——在山水之间，安顿漂泊的心灵，在自然之中，寻求精神的安宁。

诗碑所铭刻的，正是这种“儒道互补”的完整人格——在困境中坚守儒家的担当与坚守，在苦难中寻求道家的从容与超脱；于入世中实现自我价值，于出世中获得心灵安宁。这种人格，不仅是杜甫的人格写照，更是华夏士大夫的精神追求，也是当代人破解精神困境的重要指引。在当今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时代，很多人陷入了“内卷”与“内耗”的困境，要么盲目进取、急功近利，失去了心灵的从容；要么消极避世、无所作为，失去了人生的担当。而袁竹通过《散记》告诉我们，真正的人生智慧，在于“儒道互补”的平衡——以道家的虚静之心，涵养儒家的入世之行；于儒家的社会责任与伦理温情中，获得生命的笃实与意义；于道家的自然观照与精神超越中，获得心灵的从容与自由。这种出入之间、显隐之际的平衡，是“在这纷扰世间所能寻得的最妥帖、最丰盈的人生姿态”，也是古老儒道哲思赋予当代人的精神馈赠。

更为深刻的是，袁竹在《散记》中，不仅展现了儒道精神的互补共生，更实现了传统哲思的现代性转化。他没有将儒道哲思奉为僵化的教条，而是将其与当代生活场景相结合，与当代人的精神需求相结合，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例如，他对“孝”的诠释，打破了传统孝道的等级束缚，强调平等、理解与体恤，契合当代家庭伦理的需求；他对“道法自然”的解读，将其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当代理念相结合，强调对自然的敬畏、对传统技艺的传承，契合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他对“儒道互补”人格的倡导，契合当代人对“身心安顿”的精神需求。这种现代性转化，让古老的哲思不再是故纸堆中的文字，而是能够指导当代人生活、慰藉当代人心灵的精神财富，也让《散记》的哲思内涵，具有了超越时代的价值与意义。

三、文心为魂：诗性语言与深邃意象的交响共生

一篇优秀的文学评论，既要见“理”，也要见“文”；一篇大师水准的散文，既要有深邃的思想内涵，也要有精湛的文学表达。袁竹的《散记》之所以能打动读者、震撼心灵，不仅在于其精神内涵的深邃厚重，更在于其文学表达的精湛绝伦。其文笔之美，非徒辞藻之华丽，而在于诗性语言与哲学思辨的水乳交融，在于意象营造的深邃复义，在于叙事节奏的张弛有度，在于情感表达的真挚自然。袁竹以一支富于哲思与诗意的笔，将行走的所见所感、所思所悟，编织成一篇文质兼美、情理交融的佳作，实现了“文”与“道”的完美统一，彰显出极高的文学造诣。

《散记》的语言，极具质感与温度，兼具诗性与哲性，做到了“炼字精准、炼句优美、炼意深邃”。袁竹的语言，没有刻意的雕琢与华丽的辞藻，却如川西平原的春水，清润绵长、质朴自然，又似岷山的清泉，澄澈透明、意蕴深远。他善于运用拟人、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将抽象的情感、深邃的哲思，转化为具体可感、生动形象的画面，让读者在阅读中，既能感受到语言的诗意之美，又能领悟到思想的深邃之韵。

写孝泉晨景，他写道：“春寒的料峭，还依依地恋在川西平原的襟袖间，不肯全然褪去，像一段未醒的旧梦。”一个“恋”字，将春寒拟人化，赋予其缠绵悱恻的情感，让抽象的寒意，变得可感可触、有情有义；“一段未醒的旧梦”的比喻，既写出了春寒的朦胧之美，又暗合了孝泉古镇的千年文脉，仿佛这段文脉，就如这春寒一般，绵延不绝、未曾消散。写姜诗祠的古柏，他写道：“枝叶却仍是苍翠的，在高空里纵横交错，织成一片厚实的、墨绿色的穹顶。”一个“织”字，堪称神来之笔——将静态的枝叶，写得动态十足，仿佛无数双无形的手，正在高空编织着一片生机与希望，既写出了古柏的苍劲挺拔，又写出了其生机盎然，更暗合了儒家伦理的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写绵竹年画的色彩，他没有泛泛而谈，而是精准捕捉到每一种色彩的特质：“最正的大红”“最亮的石绿”“最暖的槐黄”“最俏的桃红”。简单的几个形容词，却极具情感浓度与视觉冲击力，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看到了那些色彩浓烈、生机勃勃的年画，感受到了川西人民的热情与质朴。写“天益老号”的窖池，他写道：“窖池幽深，内壁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窖泥，那是时间的印记，是微生物的家园，是美酒的摇篮。”语言质朴无华，却意蕴深远，将窖池的历史厚重、自然神奇与技艺智慧，浓缩在简单的几句话中，让读者在感受语言之美的同时，领悟到道家“道法自然”的深刻哲思。

除了炼字精准、修辞精妙，《散记》的语言，更实现了诗性与哲性的水乳交融。袁竹善于将深邃的哲思，融入诗意的语言之中，让哲理不再枯燥乏味，而是变得生动形象、富有感染力；让诗意不再空洞无物，而是变得厚重深邃、富有思想性。例如，他在解读“孝”的本质时，写道：“孝，是穿越千年的情感密码，是刻在华夏民族骨子里的文化基因，它如孝泉的井水，幽幽地映着历史的深幽，也映着人性的至善；它如姜诗祠的古柏，历经风雨而苍劲，穿越岁月而不朽。”这段话，既富有诗意，又蕴含深刻的哲思——将“孝”比作“井水”与“古柏”，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孝的源远流长与坚韧不朽，让读者在感受语言之美的同时，领悟到孝道的精神内涵。

意象经营的深邃复义，是《散记》文学表达的另一大亮点。意象，是散文的灵魂，是作者情感与思想的载体。袁竹在《散记》中，精心营造了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这些意象，既具有具体的物象特质，又具有深邃的精神内涵，呈现出“一象多义”的复义之美，让作品的意蕴更加丰赡、更加厚重。其中，“孝泉井”“古柏”“年画”“美酒”“杜甫诗碑”“苍翠”，是贯穿全文的核心意象，它们相互关联、相互映衬，共同构成了一幅深邃而丰富的精神图景。

“孝泉井”，是《散记》中第一个核心意象，它不仅是孝泉古镇的一处历史遗迹，是“一门三孝”传说的见证者，更是“至孝感天”这一文化心理的物化象征。袁竹写道：“孝泉的井水，幽幽地映着一小片被屋檐切割过的天空，也映照着观者对于历史深幽与人性至善的凝视。”井水的“幽”，既写出了井水的深邃，也写出了历史的悠远、文脉的绵长；井水的“映”，既映照着天空的澄澈，也映照着人性的至善、孝道的本真。在袁竹的笔下，孝泉井不再是一口普通的水井，而是一座连接历史与当下、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精神桥梁，是人们探寻孝道本质、回望传统文化的精神载体。

“古柏”，是孝泉古镇的另一处标志性意象，也是儒家伦理与生命韧性的象征。姜诗祠内的古柏，历经千年风雨，依然苍劲挺拔、枝叶苍翠，“在高空里纵横交错，织成一片厚实的、墨绿色的穹顶”。古柏的“苍劲”，象征着儒家伦理的坚韧不朽、薪火相传；古柏的“苍翠”，象征着生命的生机与希望，象征着孝道的温暖与鲜活。袁竹将古柏与日光结合，营造出“光与影的舞蹈”的意象——“日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斑，在青石板路上跳跃、舞动，像是历史与当下的对话，像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这一意象，将永恒（古柏）与流变（日光）、静穆（祠宇）与生机（光斑）完美融合，既写出了古柏的生机盎然，又蕴含着深刻的哲思——传统不是僵化的、静止的，而是鲜活的、流动的，它在与现代的对话中，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

“年画”与“美酒”，是绵竹之行的核心意象，也是一组完美的对偶意象，呈现出“显”与“隐”、“动”与“静”、“狂欢”与“沉淀”的辩证关系。年画是“显”的——色彩浓烈、构图奔放，是外显的审美狂欢，是儒家入世精神的民间表达；美酒是“隐”的——色泽澄澈、韵味绵长，是内蕴的哲思沉淀，是道家自然哲思的液态结晶。年画是“动”的——它承载着人们的欢喜与期许，是时间沸腾的“色相”，充满了生命的活力；美酒是“静”的——它历经时间的沉淀，是时间酝酿的“韵味”，充满了哲思的厚重。这一组对偶意象，不仅丰富了作品的意象体系，更生动地展现了儒道精神的互补共生，让作品的意蕴更加深邃、更加丰满。

而贯穿全文的核心意象，当属“苍翠”。这一意象，最早出现在杜甫的诗句中，是具体的“绵竹”；而后，袁竹将其不断升华，赋予其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内涵——它是竹的“孤直与清拔”，是诗人的人格风骨；是古柏的“苍劲与生机”，是儒家伦理的坚韧不朽；是年画的“石绿与鲜活”，是民间审美的自然本真；是美酒的“澄澈与绵长”，是道家哲思的温润醇厚；最终，它成为一种超越具体物象的精神象征——是华夏文明历经千年沧桑而生生不息的精神底色，是个体在岁月中打磨出的生命韧性，是融入烟火、藏于平凡中的坚守与担当。“苍翠”这一意象，贯穿全文、统摄全篇，让作品的精神内涵更加集中、更加深邃，也让作品的结构更加严谨、更加完整。

《散记》文学表达的精妙之处，还在于其“以景启思，因事悟理”的笔法。袁竹从来不是在枯燥地说理，而是将深邃的哲思，融入具体的场景、物件与对话之中，让哲理从生活中自然生发，从体验中自然流露。这种笔法，既避免了说教的僵硬与空洞，又让思想因附着于鲜活的感知而变得具体可感、富有感染力，实现了“景、情、理”的完美融合。

在姜诗祠，他不是直接论述孝道的内涵，而是通过目睹一对婆媳的相互扶持，顿悟出孝道的本真；在年画村，他不是直接阐释儒家的入世精神，而是通过描摹年画的色彩与构图，通过与年画老人的对话，领悟到民间艺术中蕴含的生活热忱与自然本真；在“天益老号”，他不是直接引用道家经典，而是通过观察酿酒的过程，通过品味美酒的韵味，体味到“无为而无不为”的酿造哲学；在杜甫诗碑前，他不是直接解读儒道互补的精神，而是通过品读杜甫的诗句，通过回望整个行程，实现了精神的顿悟与升华。这种“以景启思，因事悟理”的笔法，让思想与生活紧密结合，让哲思与体验相互交融，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既能感受到生活的烟火气息，又能领悟到深刻的人生哲理，实现了“润物细无声”的审美效果。

此外，《散记》的叙事节奏，张弛有度、疏密得当，也彰显了袁竹高超的叙事技巧。作品以行走的顺序为叙事线索，从孝泉到绵竹，从伦理到审美，从技艺到精神，层层递进、步步深入，节奏由缓到急、由浅入深。写孝泉之行，节奏舒缓，注重细节描摹与情感抒发，让读者在静谧的氛围中，感受孝道的温暖与厚重；写绵竹年画村，节奏明快，注重色彩描摹与氛围营造，让读者在热烈的氛围中，感受民间艺术的活力与魅力；写“天益老号”，节奏舒缓，注重过程描摹与哲思提炼，让读者在宁静的氛围中，体味道家哲思的深邃与温润；写杜甫诗碑，节奏凝重，注重历史回溯与精神升华，让读者在庄严的氛围中，感受华夏文明的厚重与不朽。这种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既避免了叙事的平淡乏味，又让作品的情感表达更加真挚自然，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跟随作者的脚步，完成一次心灵的漫游与精神的升华。

四、结语：苍翠拂心，文以载道的当代典范

袁竹的《马年春节出行散记》，是一篇兼具文学之美、哲思之深与现实之韵的散文佳作，是一次“文以载道”的当代成功实践，更是当代散文创作的一座精神标杆。它以一趟寻常的马年春节川西之行，串联起伦理、审美、技艺与精神四个维度，将地理行旅转化为精神朝圣，将民间烟火升华为文明叩问，将个人体验熔铸为时代思考，生动演绎了儒家伦理的温情、道家哲思的超越，以及二者在华夏文明深处的互补与融合，为当代散文创作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借鉴与启示。

在精神内涵上，《散记》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对接。袁竹以当代人的视角，回望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对儒道哲思进行了创造性诠释与现代性转化，让古老的哲思，在当代烟火中焕发新的生机，为当代人破解精神困境、安顿身心提供了重要指引。在这个喧嚣浮躁、功利至上的时代，人们渴望心灵的安宁、情感的寄托与精神的归宿，而《散记》所展现的“孝亲敬老”的伦理温情、“顺应自然”的生命智慧、“儒道互补”的人生姿态，正是当代人所缺失的，也是当代社会所需要的。它告诉我们，真正的传统，从来都不是故纸堆中的文字，而是融入烟火、藏于平凡中的坚守与担当；真正的文明，从来都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穿越岁月、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在文体创新上，《散记》实现了“游记与哲思”的完美融合。它打破了传统游记“景-情-议”的僵化模式，将地理行旅与精神进阶完美同构，将叙事、抒情、议论、哲思融为一体，让游记不再是简单的景观堆砌，而是成为一种承载思想、传递精神的文体。袁竹以行走为线索，以意象为载体，以诗性语言为表达，让作品既有游记的生动鲜活，又有哲思散文的深邃厚重，实现了文体的突破与创新，为当代散文创作摆脱困境、实现升级，提供了极具借鉴意义的范本。

在文学表达上，《散记》实现了“文质兼美”的至高境界。袁竹的语言，质朴自然而又诗意盎然，精准凝练而又意蕴深远，做到了诗性与哲性的水乳交融；他营造的意象，具体可感而又深邃复义，相互关联而又统摄全篇，让作品的意蕴更加丰赡、更加厚重；他运用的笔法，以景启思而又自然流畅，情感真挚而又不事张扬，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既能感受到语言的诗意之美，又能领悟到思想的深邃之韵，实现了“审美愉悦”与“精神启迪”的双重收获。

文末，袁竹将“苍翠”的寓意推向极致：“它不仅是杜甫渴求的植物，不仅是绵竹的风骨，更是一种能跨越时空、穿越岁月的力量，一种融入烟火、藏于平凡中的坚守与担当。”这“苍翠”，是华夏文明的精神底色，是儒道哲思的生动体现，是个体生命的韧性力量，更是袁竹文心与人格的真实写照。袁竹以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捕捉着生活中的美好与感动；以一颗敏于感受的心灵，体悟着传统中的智慧与力量；以一支富于哲思与诗意的笔，书写着当代人的心灵与追求。他用自己的行走与书写，证明了在喧嚣的现代生活中，我们依然可以凭借对自身文明的深刻理解与情感认同，找到安顿身心的“苍翠”之地，获得一份“于万丈红尘之中，守护灵魂深处那一方清静的庭园”的从容力量。

真正的大师级散文，不在于辞藻的华丽，不在于结构的精巧，而在于其精神的穿透力与思想的感染力，在于其能够跨越时代、打动人心，在于其能够为读者提供精神的指引与心灵的慰藉。袁竹的《马年春节出行散记》，正是这样一篇作品。它超越了一般纪游文字的局限，抵达了“文以载道”的当代新境，彰显出足以跻身大师行列的创作功力与精神格局。它如同一股清泉，滋润着当代人的心灵；如同一盏明灯，照亮着当代散文创作的前行之路；更如同一棵苍劲的古柏，扎根于华夏文明的土壤，历经岁月的打磨，愈发挺拔、愈发苍翠，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一道不可磨灭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