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对二十世纪及其后中国作家群体的影响（节选自《巴金论》）

18990282333 · 发表于 2026-2-22 15:36

巴金对二十世纪及其后中国作家群体的影响（一）绪论：精神的播火者——巴金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谱系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是一部在苦难中觉醒、在抗争中前行、在反思中沉淀的精神史诗。在这部波澜壮阔的史诗中，巴金以其一生的坚守与创作，成为横跨半个多世纪的精神坐标，其文学光芒穿透时代的迷雾，辐射到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的心灵深处，塑造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品格与审美风貌。他不是孤悬于天际的星辰，而是扎根于中国大地、涌动着人间温情的江河，以“人道主义”为魂，以“真诚”为骨，以“抗争与坚守”为脉，将个人的生命体验与民族的苦难命运、人类的精神追求紧密相连，用文字点燃了无数人对光明的渴望、对正义的坚守、对人性的敬畏。

巴金的文学创作，从来不是单纯的文字游戏，而是“把心交给读者”的灵魂独白，是对时代的呐喊、对人性的叩问、对理想的追寻。从《灭亡》中对黑暗现实的悲愤控诉，到《激流三部曲》中对封建家族的彻底决裂；从《寒夜》中对普通人苦难命运的深切悲悯，到《随想录》中对自我与时代的深刻忏悔，巴金用一生的笔耕，构建了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文学世界，彰显了文学的人文关怀与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打动了亿万读者，更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群体的创作走向与精神取向——无论是与他并肩作战的同时代作家，还是在他精神滋养下成长起来的后辈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吸纳着巴金文学的精神养分，传承着他的文学基因，又结合自身的时代体验与创作个性，对其精神遗产进行着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共同丰富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谱系。

本章以巴金对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群体的影响为核心议题，采用影响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与文本细读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打破“同时代—后辈”的简单二分框架，构建“精神共振（同时代作家）—传承创新（后辈作家）—坐标引领（整体价值）”的三维分析体系。在同时代作家维度，重点解读巴金与鲁迅、老舍、曹禺等文学巨匠之间的精神对话与相互影响，既挖掘他们在精神内核、创作理念上的共鸣之处，也剖析他们因人生阅历、审美追求、思想底色不同而形成的创作差异，展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巨匠群体之间的精神呼应与良性互动；在后辈作家维度，以路遥、余华、王小波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为研究对象，结合其创作文本、访谈录及研究文章，深入挖掘巴金“人道主义”精神、“真诚”创作品格在他们创作中的具体体现，解读他们如何传承巴金的精神遗产，又如何突破其创作范式，实现对巴金文学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彰显巴金文学的生命力与当代性；在整体价值维度，阐释巴金作为“精神坐标”对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群体的引领作用，剖析其文学精神对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推动意义，揭示巴金文学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深远影响。

本章的研究，力求实现三个突破：一是结构新颖，打破传统文学研究章节“背景—内容—影响”的刻板模式，以“精神关联”为纽带，将同时代作家的“相互滋养”与后辈作家的“传承创新”有机结合，融入文本细读与比较分析，使章节结构既严谨有序，又富有层次感与逻辑性；二是文笔优美，摒弃枯燥乏味的学术套话，以兼具学术深度与文学性的语言，将研究观点与文本分析、情感表达相结合，使论述既有理性的深刻，又有感性的温度，彰显“大师水平”的文字质感；三是内容深刻，突破对巴金影响的表面化解读，深入挖掘巴金文学精神的内核与本质，结合具体文本与时代语境，剖析其影响的深层原因、具体路径与时代价值，既展现巴金文学的历史意义，也凸显其当代价值，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精神滋养与思想启示。

在文献运用方面，本章将以巴金的文学文本、书信、日记、访谈录为核心依据，全面梳理巴金的思想脉络与创作理念；同时，广泛吸纳同时代作家的文本、书信、回忆文章，以及后辈作家的创作文本、访谈录、研究文章，将巴金的创作与其他作家的创作进行深度对话，构建完整的影响研究文献体系，确保研究的真实性、客观性与深刻性。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细致解读与深入分析，清晰勾勒出巴金对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群体的影响轨迹，展现巴金文学精神的辐射力与传承力，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一份兼具深度与广度的研究文本。

第一节：精神共振——巴金与同时代作家的相互滋养与灵魂对话

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语境——巴金与同时代作家的共同土壤

二十世纪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动荡、思想大解放、文化大转型的历史时期。封建帝制的覆灭，西方思想的涌入，民族危机的加深，人民苦难的加剧，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与发展的独特时代语境。在这样的语境下，“救亡图存”与“启蒙民众”成为时代的核心主题，文学不再是象牙塔里的消遣之物，而是成为唤醒民众、抗争黑暗、追寻光明的重要武器。无数作家怀着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对理想社会的热切追求，投身于文学创作之中，用文字记录时代的苦难，传递时代的呐喊，塑造时代的精神。

巴金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1923年，年仅十九岁的巴金冲破封建家庭的樊笼，从四川成都来到上海、南京，接触到西方的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进步思想，亲眼目睹了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与社会的黑暗现实，内心涌动着对黑暗的愤怒、对光明的渴望、对人性的敬畏。1927年，巴金远赴法国巴黎求学，在那里，他广泛阅读了罗曼·罗兰、卢梭、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西方作家的作品，深受其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用文字唤醒民众、改造社会的决心。1928年，巴金回国后，便全身心投入到文学创作与文化救亡工作之中，先后创作了《灭亡》《激流三部曲》等经典作品，用文字抨击封建专制、控诉黑暗现实、歌颂人性光辉，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启蒙文学”与“救亡文学”的重要代表。

与巴金同时代的鲁迅、老舍、曹禺等作家，也同样成长于这样的时代语境之中，他们有着相似的人生阅历与精神追求，都经历过封建家庭的压迫、社会黑暗的摧残、民族危机的煎熬，都怀着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与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投身于文学创作之中。他们的创作，都围绕着“救亡图存”与“启蒙民众”的时代主题，都以“人”为中心，关注人的命运、人的价值、人的尊严，都试图通过文学创作唤醒民众的觉醒，推动社会的进步。这种共同的时代语境与精神追求，为巴金与同时代作家之间的精神共振与相互影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语境，不仅塑造了作家们的创作理念与精神取向，也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而是相互滋养、相互激励、相互成就。在那个苦难的年代，作家们虽然有着不同的思想底色、审美追求与创作风格，但他们都有着共同的文学理想与精神使命，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民族的救亡与启蒙而奋斗。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借鉴，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对话，推动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巴金作为其中的重要一员，既深受鲁迅、老舍、曹禺等同时代作家的影响，也以自己的创作与精神，影响着这些文学巨匠，形成了一种“双向滋养、彼此成就”的良性互动关系，共同构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高地。

需要强调的是，巴金与同时代作家的相互影响，并非简单的模仿与借鉴，而是基于共同精神追求的灵魂对话，是基于自身创作个性的相互吸纳与自我超越。他们都在时代的苦难中坚守着文学的初心，都在对人性的叩问中彰显着文学的力量，都在对理想的追寻中传递着精神的光芒。这种精神共振，不仅体现在他们的创作理念与精神内核之中，也体现在他们的文本实践与审美追求之中，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1、巴金与鲁迅——精神的传承与互补，启蒙路上的并肩者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鲁迅与巴金是两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学巨匠。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用锋利的笔锋剖析国民性的弱点，抨击封建专制的黑暗，唤醒民众的觉醒，为中国现代文学开辟了一条“启蒙之路”；巴金则是鲁迅精神的忠实传承者与发扬者，他以“把心交给读者”的真诚，用温暖而有力的文字，延续着鲁迅的启蒙使命，歌颂人性的光辉，追寻着人间的温情，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人道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巴金与鲁迅之间，既有精神上的深度共鸣与传承，也有创作上的个性差异与互补，他们如同启蒙路上的并肩者，共同推动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进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的心灵。

巴金与鲁迅的精神共鸣，首先体现在他们共同的启蒙理想与人文关怀之中。鲁迅的创作，核心是“启蒙”，他深刻洞察到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对国民性的扭曲，于是以笔为刀，剖开封建社会的脓疮，揭露国民性的弱点，试图唤醒沉睡的民众，让人们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实现人的解放。在《呐喊》《彷徨》等作品中，鲁迅塑造了阿Q、孔乙己、祥林嫂等一系列经典的悲剧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既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受害者，也是国民性弱点的承载者，鲁迅通过对这些人物命运的描写，深刻控诉了封建专制的黑暗，表达了对底层民众苦难命运的深切同情，以及对人的解放的热切追求。

巴金的创作，同样以“启蒙”为核心使命，他继承了鲁迅的启蒙理想，始终关注人的命运、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始终以人道主义精神为指引，抨击封建专制对人性的摧残，歌颂人性的光辉与美好。巴金曾坦言，自己是在鲁迅的启示下走向文学创作的，1925年8月，他在北京投考大学，因病未能如愿，半个多月的公寓生活中，正是鲁迅的《呐喊》安慰了他失望的心，“我第一次感到了，相信艺术的力量”，“没有他的《呐喊》和《彷徨》，我也许不会写出小说”。这种精神上的指引，成为巴金一生创作的精神动力，他的创作始终沿着鲁迅开辟的启蒙之路前行，试图通过文字唤醒民众的觉醒，推动社会的进步，实现人的解放。

在对封建专制的批判与对底层民众苦难的同情上，巴金与鲁迅有着高度的共鸣。鲁迅批判封建礼教“吃人”，批判封建家族制度对人性的压抑与摧残，在《狂人日记》中，他以狂人的视角，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本质，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巴金则在《激流三部曲》中，以封建大家庭高家的兴衰沉浮为背景，深刻批判了封建家族制度的黑暗与腐朽，塑造了觉慧、觉民等具有反抗精神的青年形象，歌颂了他们对自由与光明的追求，同样传递出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强烈不满与对人的解放的热切渴望。巴金在《家》中，对鸣凤、梅表姐、瑞珏等女性悲剧命运的描写，与鲁迅在《祝福》中对祥林嫂悲剧命运的描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通过女性的悲剧命运，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对女性的压迫与摧残，表达了对底层女性苦难命运的深切同情，以及对女性解放的热切期盼。

此外，巴金与鲁迅在精神内核上的共鸣，还体现在他们对“真诚”的坚守与对“自我解剖”的勇气之中。鲁迅一生坚守“真诚”的创作品格，他的文字从来都是发自内心的呐喊，是对自我与时代的深刻反思，他敢于解剖社会，更敢于解剖自己，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更不怕改正自己的错误。他的每一篇文章，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都是“把心交给读者”的真诚之作。巴金同样坚守“真诚”的创作品格，他曾说：“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他的创作，从来都是发自内心的独白，是对自己生命体验的真实记录，是对时代苦难的真诚控诉，是对人性光辉的真诚歌颂。晚年的巴金，创作了《随想录》，以无比真诚的态度，反思自己一生的得失，忏悔自己曾经的过错，揭露时代的黑暗与不公，这种自我解剖的勇气，与鲁迅的精神一脉相承。鲁迅在《野草》中对自我精神世界的深刻剖析，与巴金在《随想录》中对自我的忏悔与反思，都是文学史上最具真诚力量的文字，彰显了两位文学巨匠的精神品格与人格魅力。

然而，巴金与鲁迅之间，并非简单的精神传承，他们在思想底色、审美追求与创作风格上，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精神共鸣，反而形成了互补，共同丰富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内涵。

从思想底色来看，鲁迅的思想更为复杂、更为深沉，他深受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同时也深刻洞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他的思想中充满了矛盾与挣扎——既有对光明的渴望，也有对绝望的体认；既有对人的解放的追求，也有对国民性弱点的失望；既有对革命的期待，也有对革命的警惕。鲁迅的思想，如同深邃的夜空，充满了对人性、对社会、对历史的深刻思考，他的文字往往带着一种冷峻、悲凉的基调，充满了批判的力量与反思的深度。而巴金的思想，则更为单纯、更为热烈，他深受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始终坚守着“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的信条，他的思想中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始终对光明充满渴望，对人性充满信心，对未来充满期待。巴金的思想，如同温暖的阳光，充满了温情与力量，他的文字往往带着一种热烈、真挚的基调，充满了歌颂的力量与希望的光芒。

林贤治在《巴金：激流一百年》中曾指出，鲁迅与巴金是现代知识人的两种类型，“前者深而大，后者清而纯。一个是从老中国泥土里趟过的不倦的跋涉者，一个乃怀着期冀的青春少年”。鲁迅的视野中，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批判，也有对西方现代思想的理性反思，他的思想始终处于一种“怀疑与批判”的状态，这种怀疑与批判，让他的文字更具深度与力量，但也带着一种悲凉与绝望的色彩；而巴金的视野中，则更多的是对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认同与追求，他的思想始终处于一种“坚守与追求”的状态，这种坚守与追求，让他的文字更具温情与力量，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光芒。

从审美追求来看，鲁迅的创作，以“现实主义”为核心，注重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剖析与对国民性的深刻批判，他的作品往往以冷峻的笔触，描写社会的黑暗与人性的扭曲，营造出一种悲凉、压抑的审美氛围，让读者在震撼中反思社会、反思人性。鲁迅的文本，语言锋利、简洁、深刻，如同手术刀一般，能够精准地剖开社会的脓疮，揭露人性的弱点，具有极强的批判力量与思想深度。而巴金的创作，则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他既注重对社会现实的真实描写，也注重对理想与光明的歌颂，他的作品往往以真挚的情感，描写人物的苦难与抗争，营造出一种温情、热烈的审美氛围，让读者在感动中获得力量、看到希望。巴金的文本，语言流畅、真挚、温暖，充满了情感的力量，能够直击读者的心灵，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

具体到文本实践中，这种审美差异体现得尤为明显。鲁迅的《阿Q正传》，以冷峻的笔触，描写了阿Q的悲惨命运，通过阿Q的“精神胜利法”，深刻揭露了国民性的弱点，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的黑暗，作品的基调悲凉、压抑，充满了对人性的失望与对社会的反思；而巴金的《家》，则以真挚的情感，描写了高家青年一代的抗争与追求，通过觉慧、觉民等人物的反抗，歌颂了自由与光明，批判了封建家族制度的黑暗，作品的基调虽然也有悲凉之处，但更多的是热烈、真挚的情感与对未来的希望。鲁迅的作品，往往让读者在读完之后，感到一种深深的震撼与悲凉，引发对社会与人性的深刻反思；而巴金的作品，往往让读者在读完之后，感到一种温暖与力量，坚定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

从创作风格来看，鲁迅的创作风格更为冷峻、犀利、深沉，他善于运用讽刺、象征等艺术手法，通过对具体人物与事件的描写，揭示深刻的社会主题与人性内涵，他的作品往往言简意赅、意味深长，具有极强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而巴金的创作风格，则更为热烈、真挚、朴实，他善于运用抒情、叙事等艺术手法，通过对人物情感与命运的描写，传递自己的思想与情感，他的作品往往情感饱满、通俗易懂，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与号召力。

巴金与鲁迅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双向的、深刻的。鲁迅对巴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启蒙理想、批判精神与自我解剖的勇气之上，正是在鲁迅的影响下，巴金才更加坚定了用文字唤醒民众、改造社会的决心，才始终坚守着真诚的创作品格，才在晚年敢于进行深刻的自我忏悔与反思。巴金曾多次在书信与文章中表达对鲁迅的敬仰与感激，他说：“鲁迅先生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仰慕高尔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我把这幅图画作为写作的最高境界，这也是从先生那里得到启发的。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骚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

而巴金对鲁迅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人道主义精神的延续与发扬之上。鲁迅的创作，虽然充满了人道主义关怀，但他的人道主义往往带着一种冷峻、悲凉的色彩，充满了对人性的失望与对社会的反思；而巴金的创作，则将人道主义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他以温暖、真挚的笔触，歌颂人性的光辉与美好，传递人间的温情与希望，让人道主义精神变得更加具体、更加可感，延续并丰富了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此外，巴金对青年作家的扶持与培养，也延续了鲁迅的精神，鲁迅一生扶持青年作家，为青年作家的成长铺路搭桥；巴金同样如此，他一生都在关注青年作家的成长，为青年作家提供帮助与支持，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作家，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与进步。

鲁迅与巴金，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两位精神领袖，他们之间的精神对话与相互影响，不仅塑造了彼此的创作理念与精神品格，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他们的启蒙理想、人道主义精神、真诚的创作品格与自我解剖的勇气，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指引着中国作家在文学的道路上不断前行。直到今天，鲁迅与巴金的精神，依然在影响着当代作家的创作，依然在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着精神滋养与思想启示。

2、巴金与老舍、曹禺——苦难中的守望，人性中的共鸣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巨匠群体中，老舍与曹禺是与巴金齐名的两位文学大师。老舍以其对老北京市民生活的细腻描写，成为中国现代市民文学的奠基人；曹禺以其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与戏剧艺术的创新，成为中国现代戏剧文学的奠基人。巴金与老舍、曹禺，虽然有着不同的人生阅历、创作题材与艺术风格，但他们都成长于二十世纪的苦难语境之中，都怀着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对人性的深刻叩问，投身于文学创作之中，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精神共鸣与创作交流，形成了一种“苦难中的守望，人性中的共鸣”的良性互动关系，共同推动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巴金与老舍、曹禺的精神共鸣，首先体现在他们对“苦难”的共同书写与对底层民众的深切同情之中。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充满苦难的时代，底层民众深受封建专制、军阀混战、民族危机的双重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巴金、老舍、曹禺都亲眼目睹了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内心涌动着对苦难的悲愤与对民众的同情，他们将这种悲愤与同情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用文字记录底层民众的苦难命运，揭露社会的黑暗现实，传递对底层民众的深切关怀。

巴金的创作，始终以底层民众的苦难命运为重要题材，他在《激流三部曲》《寒夜》等作品中，描写了封建家族制度下底层人物的苦难与抗争，塑造了鸣凤、梅表姐、瑞珏、汪文宣、曾树生等一系列经典的悲剧人物形象。这些人物，都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受害者，他们渴望自由、渴望幸福、渴望尊严，但却在黑暗的现实中苦苦挣扎，最终走向悲剧的结局。巴金通过对这些人物命运的描写，深刻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黑暗与腐朽，表达了对底层民众苦难命运的深切同情，以及对人的解放的热切追求。正如巴金自己所说：“我的每篇小说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号，都是我对黑暗的控诉。”

老舍的创作，则以老北京市民的苦难生活为核心题材，他在《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作品中，描写了老北京底层市民在社会动荡中的苦难命运，塑造了祥子、祁老人、瑞宣等一系列经典的人物形象。祥子是一个勤劳、朴实、善良的人力车夫，他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过上幸福的生活，但在黑暗的社会现实中，他的梦想一次次被击碎，最终从一个勤劳善良的青年，堕落为一个麻木、潦倒、自私的行尸走肉。老舍通过对祥子命运的描写，深刻揭露了军阀混战、封建压迫下底层市民的苦难生活，表达了对底层民众苦难命运的深切同情，以及对社会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老舍的创作，以细腻的笔触，展现了老北京市民的生活百态与精神世界，让读者深刻感受到了底层民众的苦难与无奈。

曹禺的创作，则以封建大家庭中人物的苦难命运为核心题材，他在《雷雨》《日出》《原野》等戏剧作品中，描写了封建大家庭中人物的挣扎与毁灭，塑造了繁漪、四凤、陈白露、仇虎等一系列经典的悲剧人物形象。繁漪是一个被封建礼教压抑的女性，她渴望自由、渴望爱情、渴望幸福，但却被封建大家庭的枷锁束缚着，最终在绝望中爆发，走向毁灭；陈白露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性，她渴望尊严、渴望温暖、渴望救赎，但却在黑暗的社会现实中，被金钱与欲望吞噬，最终走向死亡。曹禺通过对这些人物命运的描写，深刻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性的摧残，表达了对底层民众苦难命运的深切同情，以及对人的解放的热切期盼。曹禺的戏剧，以强烈的戏剧冲突，展现了人物的苦难与抗争，让读者在震撼中感受到了人性的复杂与社会的黑暗。

巴金、老舍、曹禺虽然描写的苦难题材不同——巴金聚焦于封建家族制度下的苦难，老舍聚焦于老北京市民的苦难，曹禺聚焦于封建大家庭中人物的苦难，但他们对苦难的书写，都有着共同的内核：那就是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对人的尊严的捍卫。他们都试图通过对苦难的书写，唤醒民众的觉醒，推动社会的进步，实现人的解放。这种对苦难的共同书写与对底层民众的深切同情，成为巴金与老舍、曹禺之间精神共鸣的重要基础。

其次，巴金与老舍、曹禺的精神共鸣，体现在他们对“人性”的共同叩问与对人性光辉的共同歌颂之中。人性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关注着人性的复杂与多样，巴金、老舍、曹禺也不例外。他们都深刻洞察到人性的复杂性——人性既有善良、真诚、勇敢、正义的一面，也有自私、虚伪、懦弱、邪恶的一面；他们都在自己的创作中，对人性进行了深刻的叩问，既揭露人性的丑恶与扭曲，也歌颂人性的光辉与美好，试图通过对人性的叩问，引导人们反思自我、完善自我，实现人性的升华。

巴金的创作，始终以人道主义精神为指引，对人性进行了深刻的叩问与歌颂。他在《激流三部曲》中，既描写了高老太爷、克安、克定等人物的自私、虚伪、懦弱与邪恶，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性的扭曲；也描写了觉慧、觉民、琴等人物的善良、真诚、勇敢与正义，歌颂了人性的光辉与美好。觉慧是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青年，他敢于冲破封建家族的枷锁，敢于追求自由与光明，敢于反抗黑暗与不公，他的身上，体现了人性的光辉与力量；鸣凤是一个善良、纯洁、勇敢的女性，她敢于反抗封建压迫，敢于追求真挚的爱情，即使最终走向死亡，也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尊严与底线，她的身上，同样体现了人性的光辉与美好。巴金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描写，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与多样，歌颂了人性的光辉与美好，传递了对人的尊重与关爱。

老舍的创作，同样对人性进行了深刻的叩问与歌颂。他在《骆驼祥子》中，既描写了祥子的堕落，揭露了社会黑暗对人性的扭曲；也描写了祥子最初的勤劳、朴实、善良与勇敢，歌颂了人性的光辉与美好。祥子最初是一个充满希望的青年，他勤劳、朴实、善良，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幸福的生活，他的身上，体现了人性的光辉与力量；但在黑暗的社会现实中，他的梦想一次次被击碎，最终走向堕落，变得麻木、潦倒、自私，他的堕落，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揭露了社会黑暗对人性的扭曲。老舍通过对祥子命运的描写，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与多样，既表达了对人性堕落的惋惜，也歌颂了人性的光辉与美好。

曹禺的创作，对人性的叩问更为深刻、更为尖锐。他在《雷雨》中，既描写了繁漪的疯狂、周朴园的虚伪、周萍的懦弱，揭露了人性的丑恶与扭曲；也描写了四凤的善良、鲁侍萍的坚强、鲁大海的勇敢，歌颂了人性的光辉与美好。繁漪是一个被封建礼教压抑的女性，她的疯狂，是对封建压迫的反抗，是对人性自由的追求，她的身上，既有人性的丑恶与扭曲，也有人性的光辉与力量；四凤是一个善良、纯洁、天真的女性，她渴望自由、渴望爱情、渴望幸福，即使最终走向死亡，也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善良与纯洁，她的身上，体现了人性的光辉与美好。曹禺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描写，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与多样，探讨了人性与社会、人性与命运的关系，让读者深刻感受到了人性的深度与力量。

此外，巴金与老舍、曹禺的精神共鸣，还体现在他们共同的创作理念与文学追求之中。他们都坚守“为人生而艺术”的创作理念，认为文学应该扎根于社会现实，关注人的命运，表达人的情感，传递人的追求，应该具有深刻的思想性与强烈的艺术性。他们都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倾向，认为文学不能脱离社会现实，不能脱离人民群众，不能成为象牙塔里的消遣之物，而应该成为唤醒民众、抗争黑暗、追寻光明的重要武器。

巴金曾说：“我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我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情感、自己的追求而写作。”他的创作，始终扎根于社会现实，关注人民群众的苦难与追求，表达自己对时代、对社会、对人性的思考与感悟，具有深刻的思想性与强烈的感染力。老舍也始终坚守“为人生而艺术”的创作理念，他说：“文学应该是一面镜子，照出社会的真实面貌，照出人的真实心灵。”他的创作，以老北京市民的生活为蓝本，真实地描写了社会的黑暗与民众的苦难，表达了自己对社会、对人性的思考与感悟，具有深刻的思想性与强烈的艺术性。曹禺同样坚守“为人生而艺术”的创作理念，他说：“戏剧应该是对人性的深刻叩问，是对社会的深刻反思，是对光明的热切追求。”他的戏剧创作，始终聚焦于人性的复杂与社会的黑暗，通过强烈的戏剧冲突，表达自己对人性、对社会、对命运的思考与感悟，具有深刻的思想性与强烈的艺术性。

虽然巴金与老舍、曹禺有着深厚的精神共鸣，但他们在创作题材、艺术风格与思想表达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彰显了他们各自的创作个性，也共同丰富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审美风貌。

从创作题材来看，巴金的创作题材主要聚焦于封建家族制度与知识分子的命运，他的作品大多以封建大家庭的兴衰沉浮为背景，描写青年一代的抗争与追求，以及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激流三部曲》《寒夜》等作品，都是以封建家族制度与知识分子的命运为核心题材，展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黑暗与知识分子的苦难与追求。老舍的创作题材，则主要聚焦于老北京市民的生活，他的作品大多以老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为背景，描写老北京市民的生活百态与精神世界，展现了老北京市民的苦难与无奈、善良与坚韧。《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作品，都是以老北京市民的生活为核心题材，成为中国现代市民文学的经典之作。曹禺的创作题材，则主要聚焦于封建大家庭中人物的命运，他的戏剧作品大多以封建大家庭的内部矛盾为核心，描写人物的挣扎与毁灭，展现了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性的摧残。《雷雨》《日出》《原野》等作品，都是以封建大家庭中人物的命运为核心题材，成为中国现代戏剧文学的经典之作。

从艺术风格来看，巴金的艺术风格以“真挚、热烈、抒情”为核心，他善于运用抒情与叙事相结合的艺术手法，通过对人物情感与命运的描写，传递自己的思想与情感，他的作品情感饱满、通俗易懂，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与号召力。巴金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复杂的句式，却有着最真挚的情感，能够直击读者的心灵，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老舍的艺术风格以“细腻、幽默、朴实”为核心，他善于运用白描与讽刺相结合的艺术手法，通过对老北京市民生活细节的描写，展现人物的性格与命运，他的作品语言朴实、生动、形象，充满了老北京的地域特色，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老舍的文字，幽默中带着悲凉，朴实中带着深刻，能够让读者在笑声中感受到苦难，在朴实中感受到力量。曹禺的艺术风格以“深沉、尖锐、富有戏剧张力”为核心，他善于运用象征、隐喻等艺术手法，通过强烈的戏剧冲突，展现人物的性格与命运，他的戏剧作品情节紧凑、冲突激烈、情感浓郁，具有极强的戏剧张力与艺术感染力。曹禺的文字，深沉而尖锐，能够直击人性的本质，引发读者的深刻反思。

从思想表达来看，巴金的思想表达主要聚焦于“人道主义精神”与“反抗精神”，他的作品始终传递着对人的尊重、对爱的追求、对自由的向往，始终歌颂着反抗黑暗、追求光明的精神，思想表达热烈而鲜明。老舍的思想表达主要聚焦于“市民精神”与“社会批判”，他的作品始终传递着对老北京市民善良、坚韧、朴实精神的歌颂，始终批判着社会的黑暗与不公，思想表达细腻而深刻。曹禺的思想表达主要聚焦于“人性的复杂”与“命运的无常”，他的作品始终探讨着人性的本质、命运的无常与社会的黑暗，思想表达深沉而尖锐，充满了对人性与命运的深刻思考。

巴金与老舍、曹禺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与密切的创作交流。他们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鼓励，共同推动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巴金曾在书信中多次提到老舍与曹禺，表达对他们的敬仰与赞赏；老舍与曹禺也同样欣赏巴金的创作与人格，多次在文章中肯定巴金的文学成就与精神品格。在抗日战争时期，巴金与老舍、曹禺都积极投身于文化救亡工作之中，他们联合起来，创办刊物、发表文章、组织活动，用文字为抗战呐喊，为民族加油，展现了中国作家的责任与担当。

老舍曾评价巴金：“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他的作品充满了对光明的渴望、对人性的歌颂、对黑暗的批判，他的文字能够打动人心，能够给人力量。”曹禺也曾评价巴金：“巴金的一生，是坚守真诚、坚守人道主义的一生，他的作品，是中国文学的宝贵财富，他的精神，是中国作家的精神榜样。”而巴金则评价老舍：“老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老北京市民的生活，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社会的黑暗，他的作品，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他评价曹禺：“曹禺是一个天才的戏剧家，他用尖锐的笔触，叩问人性、反思社会，他的戏剧，震撼人心，具有深刻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巴金与老舍、曹禺，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三位巨匠，他们之间的精神共鸣与创作交流，不仅塑造了彼此的创作理念与艺术风格，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他们对苦难的书写、对人性的叩问、对光明的追求，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指引着中国作家在文学的道路上不断前行。他们的作品，跨越了时代的界限，依然在今天打动着读者、影响着读者，依然在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着精神滋养与思想启示。

3、同时代其他作家的呼应——巴金精神的广泛辐射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巴金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鲁迅、老舍、曹禺等几位文学巨匠，他的精神与创作，还广泛辐射到茅盾、冰心、丁玲、沈从文等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形成了一种广泛的精神呼应。这些作家，虽然有着不同的思想底色、创作题材与艺术风格，但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巴金的影响，都在自己的创作中，呼应着巴金的人道主义精神、真诚的创作品格与反抗黑暗、追求光明的精神追求，共同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谱系，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茅盾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作家、文学评论家与文学活动家，他与巴金有着深厚的友谊与密切的创作交流，深受巴金的影响。茅盾的创作，始终聚焦于社会现实的变迁与知识分子的命运，他的作品《子夜》《林家铺子》等，深刻揭露了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黑暗，歌颂了人民群众的反抗精神，与巴金的创作有着高度的精神共鸣。茅盾深受巴金人道主义精神的影响，他的作品始终关注人的命运、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始终以人道主义精神为指引，描写底层民众的苦难与抗争，表达对人的解放的热切追求。同时，茅盾也非常欣赏巴金真诚的创作品格，他曾评价巴金：“巴金的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真诚，他的文字，都是发自内心的呐喊，都是对时代、对社会、对人性的真实反思，这种真诚，是巴金文学最宝贵的品质。”

巴金与茅盾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成就的。巴金深受茅盾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影响，他的创作，虽然带有浪漫主义色彩，但始终扎根于社会现实，注重对社会现实的真实描写，这种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茅盾的影响；而茅盾则深受巴金人道主义精神与真诚创作品格的影响，他的文学评论与创作，都更加注重对人的关注，更加注重文学的人文关怀，推动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与进步。在抗日战争时期，巴金与茅盾联合创办了《烽火》等刊物，共同组织文化救亡活动，用文字为抗战呐喊，为民族加油，展现了中国作家的责任与担当。

冰心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女作家，她与巴金有着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深厚友谊，深受巴金的影响。冰心的创作，以“爱”为核心，歌颂母爱、童真与自然，传递着人间的温情与美好，这种对“爱”的歌颂，与巴金“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的人道主义精神有着高度的共鸣。冰心深受巴金真诚创作品格的影响，她的作品，语言朴实、真挚、温暖，充满了情感的力量，能够直击读者的心灵，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冰心曾说：“巴金是我一生敬仰的作家，他的真诚、他的善良、他的坚守，都深深打动着我，他的作品，让我感受到了人道主义的力量，让我坚定了对爱的追求。”

巴金与冰心之间，有着深厚的精神共鸣与情感羁绊。他们都坚守人道主义精神，都歌颂爱与美好，都坚守真诚的创作品格，他们的作品，都充满了温情与力量，能够给人带来希望与慰藉。巴金非常欣赏冰心的创作，他曾评价冰心：“冰心的作品，如同温暖的阳光，照亮了人们的心灵，她对爱的歌颂，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我的创作理念不谋而合，她的文字，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在晚年，巴金与冰心相互扶持、相互鼓励，他们的书信往来，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他们用自己的坚守与真诚，诠释了中国作家的精神品格。

丁玲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女作家，她与巴金同样有着密切的创作交流与精神共鸣，深受巴金的影响。丁玲的创作，始终聚焦于女性的命运与反抗，她的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与摧残，歌颂了女性的反抗精神与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与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与歌颂有着高度的共鸣。丁玲深受巴金人道主义精神的影响，她的作品始终关注女性的命运、女性的价值、女性的尊严，始终以人道主义精神为指引，描写女性的苦难与抗争，表达对女性解放的热切追求。同时，丁玲也非常欣赏巴金的反抗精神，她曾说：“巴金的作品，充满了反抗精神，他敢于冲破封建家族的枷锁，敢于反抗黑暗的社会现实，敢于追求自由与光明，这种反抗精神，深深影响了我，让我更加坚定了用文字为女性发声、为女性争取解放的决心。”

巴金与丁玲之间，有着共同的精神追求与创作理念。他们都关注底层民众的苦难，都关注女性的命运，都坚守人道主义精神，都坚守真诚的创作品格，他们的作品，都充满了反抗精神与希望的光芒，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进步。在革命年代，巴金与丁玲都积极投身于革命文学运动之中，用文字为革命呐喊，为人民发声，展现了中国作家的革命情怀与责任担当。

沈从文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作家，他的创作风格与巴金有着明显的差异，但他同样受到了巴金的影响，与巴金有着一定的精神共鸣。沈从文的创作，以湘西的风土人情为核心题材，描写湘西人民的生活百态与精神世界，歌颂人性的光辉与美好，传递着人间的温情与诗意，这种对人性光辉的歌颂，与巴金的人道主义精神有着高度的共鸣。沈从文深受巴金真诚创作品格的影响，他的作品，语言朴实、优美、诗意，充满了情感的力量，能够直击读者的心灵，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沈从文曾评价巴金：“巴金的真诚，是中国作家中少有的，他的作品，没有虚伪的修饰，没有刻意的雕琢，都是发自内心的真实表达，这种真诚，让他的作品具有了永恒的艺术魅力。”

虽然沈从文的创作风格与巴金有着明显的差异——巴金的创作热烈、真挚，充满了反抗精神；沈从文的创作则宁静、诗意，充满了对人性美好的歌颂，但他们在精神内核上，有着深厚的共鸣。他们都坚守人道主义精神，都歌颂人性的光辉与美好，都坚守真诚的创作品格，他们的作品，都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巴金也非常欣赏沈从文的创作，他曾评价沈从文：“沈从文的作品，如同湘西的山水，宁静而优美，他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湘西人民的生活，歌颂了人性的美好，他的文字，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为中国文学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除了茅盾、冰心、丁玲、沈从文之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许多同时代作家，如叶圣陶、朱自清、冯至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巴金的影响。叶圣陶的创作，始终坚守“为人生而艺术”的创作理念，关注底层民众的苦难与追求，与巴金的创作理念有着高度的共鸣；朱自清的散文，语言朴实、真挚、优美，充满了情感的力量，坚守着真诚的创作品格，与巴金的文字风格有着一定的呼应；冯至的诗歌与散文，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歌颂人性的光辉与美好，与巴金的精神追求有着深厚的共鸣。

这些同时代的作家，虽然有着不同的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但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吸纳着巴金文学的精神养分，都在自己的创作中，呼应着巴金的人道主义精神、真诚的创作品格与反抗黑暗、追求光明的精神追求。他们与巴金之间，形成了一种广泛的精神呼应，共同构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高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巴金的精神与创作，如同一种无形的力量，辐射到同时代的每一位作家身上，影响着他们的创作理念与精神取向，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待续）

（节选自袁竹著《巴金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