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对二十世纪及其后中国作家群体的影响（二）
（接上期）
第二节：传承创新——巴金精神在后辈作家中的延续与转化一、后辈作家的精神滋养——巴金文学的传承语境巴金文学能够对后辈作家产生深远的影响，有着深刻的时代语境与精神原因。首先，巴金的人道主义精神，契合了后辈作家对“人”的关注与追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学经历了一段特殊的发展时期，文学曾一度成为政治的附庸，忽视了对人的关注，忽视了文学的人文关怀。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文学也重新回归到“人”的本位，重新关注人的命运、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巴金的人道主义精神，恰恰契合了这一时代潮流，他的作品中对人的尊重、对爱的追求、对自由的向往，对后辈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后辈作家创作的精神指引。 再次，巴金的反抗精神与坚守精神，激励着后辈作家勇敢前行。巴金一生，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文学理想与精神追求，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与挫折，无论身处多么艰难的环境，他都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创作，始终没有放弃对光明的追求、对正义的坚守。他在晚年，即使身体状况不佳，依然坚持创作《随想录》，以无比真诚的态度，反思自己的一生，忏悔自己的过错，揭露时代的黑暗与不公，这种坚守精神与反抗精神，激励着后辈作家勇敢前行，让他们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敢于坚守自己的理想，敢于反抗虚假与浮躁，敢于追求真理与美好。 需要强调的是，后辈作家对巴金精神的传承，并非简单的模仿与借鉴，而是基于自身时代体验与创作个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他们既继承了巴金人道主义精神、真诚的创作品格等核心精神遗产，又结合自己的人生阅历、思想观念、审美追求，将巴金的精神遗产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与艺术特色，让巴金的文学精神，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与感染力。 路遥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作家，他的《平凡的世界》《人生》等作品，以其深厚的人文关怀、真挚的情感表达、深刻的思想内涵，打动了亿万读者，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路遥的创作，深受巴金人道主义精神的影响，他继承了巴金对底层民众苦难命运的深切同情、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将巴金的人道主义精神，融入到对中国农村、对底层民众、对平凡人生的描写之中，在苦难的书写中坚守人性的光辉，在平凡的叙事中彰显伟大的精神，成为巴金人道主义精神的忠实延续者与发扬者。 路遥对巴金人道主义精神的传承，首先体现在他对底层民众苦难命运的深切同情与真实书写之中。巴金在《激流三部曲》《寒夜》等作品中，真实地描写了底层民众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的苦难命运，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悲剧人物形象，表达了对底层民众苦难命运的深切同情；而路遥则在《平凡的世界》《人生》等作品中，真实地描写了底层民众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苦难命运，塑造了孙少平、孙少安、高加林等一系列经典的人物形象，表达了对底层民众苦难命运的深切同情。 孙少平则是路遥笔下最具巴金精神印记的人物形象，他的成长历程，完美诠释了巴金人道主义精神的内核与力量。孙少平出身贫困，从小就承受着物质上的匮乏与精神上的孤独，但他从未向命运低头，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对人的尊严的坚守。他不甘于被土地束缚，不甘于过平凡而麻木的生活，先后到黄原揽工、到煤矿挖煤，在最艰苦的环境中，依然坚持读书、坚持思考、坚持追求自己的理想。他尊重每一个人，无论对方是富贵还是贫穷、是高贵还是卑微，他都以真诚的态度对待，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善良与正义。这种对人的尊重、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对尊严的坚守，正是巴金人道主义精神的核心体现，与巴金笔下“人人生而平等”“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的理念一脉相承。 路遥对巴金人道主义精神的传承，不仅体现在对底层民众苦难命运的书写与对人性光辉的歌颂之中，还体现在他对“爱”的书写与追求之中。巴金一生都在歌颂爱，坚守“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的信条，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亲情、爱情、友情的歌颂，充满了人间的温情与美好；而路遥的作品中，同样充满了对“爱”的歌颂，他笔下的孙少安与贺秀莲、孙少平与田晓霞，都有着真挚而纯粹的爱情，这种爱情，不掺杂任何功利的色彩，是人与人之间最纯粹、最美好的情感共鸣。贺秀莲对孙少安的不离不弃、默默支持，田晓霞对孙少平的理解、尊重与陪伴，都体现了人性的美好与温暖，与巴金笔下鸣凤与觉慧、瑞珏与觉新之间的爱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对纯粹爱情的歌颂，都是对人性光辉的赞美，都是对人道主义精神的诠释。 从文本风格来看，巴金的文字，流畅、真挚、热烈，充满了情感的力量，能够直击读者的心灵，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而路遥的文字，深沉、厚重、朴实，充满了生活的质感，他善于用细腻的笔触，描写底层民众的生活细节与内心世界，让读者在平凡的叙事中，感受到人性的光辉与生命的力量。《平凡的世界》中，对陕北农村风土人情的描写、对底层民众生活细节的刻画、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剖析，都体现了路遥独特的创作风格，这种风格，既继承了巴金真诚、朴实的文字特质，又融入了自己对生活的深刻体验与独特感悟，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 路遥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又涌现出了一批深受巴金影响的后辈作家，余华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如果说路遥是巴金人道主义精神的“忠实延续者”，那么余华便是巴金精神的“创造性转化者”。余华的创作，既继承了巴金人道主义精神的核心、真诚的创作品格，又突破了巴金的创作范式，结合自己的人生阅历与思想观念，对巴金的精神遗产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与艺术特色，让巴金的文学精神，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与感染力。 三、余华——苦难中的救赎，荒诞中的坚守——巴金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余华与巴金，虽然成长于不同的时代，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阅历与思想底色，但他们在精神内核上，有着深刻的共鸣——他们都以“人”为中心，都关注底层民众的苦难命运，都坚守真诚的创作品格，都试图通过文学创作，探讨人性的本质、生命的意义与救赎的可能。巴金出身于封建大家庭，亲眼目睹了封建家族制度对人性的摧残与底层民众的苦难，他的创作，始终带着一种温情与悲悯，歌颂人性的光辉，追求人的解放；余华则成长于改革开放初期，经历了社会的大变革、大转型，亲眼目睹了底层民众在时代变迁中的挣扎与苦难，他的创作，始终带着一种冷峻与清醒，剖析人性的复杂与荒诞，探讨生命的坚韧与救赎。这种对苦难的共同关注、对人的共同尊重，成为余华传承巴金精神的重要基础。 《活着》是余华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这部作品，堪称是对巴金人道主义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与升华。小说中的福贵，原本是一个富家子弟，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由于自己的荒诞与无知，他失去了所有的财富，亲人也一个个离他而去，最终只剩下他一个人与一头老牛，在孤独与苦难中活着。福贵的一生，是充满苦难的一生，他经历了父亲的离世、母亲的离世、儿子的离世、女儿的离世、妻子的离世、女婿的离世、外孙的离世，几乎承受了人世间所有的苦难，但他从未放弃生命，从未向命运低头，即使在最绝望、最痛苦的时刻，他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依然保持着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 其次，余华对巴金精神的传承，体现在他对“真诚”创作品格的坚守之中。巴金一生都在坚守真诚的创作品格，他的创作，从来都是发自内心的独白，是对自己生命体验的真实记录，是对时代苦难的真诚控诉，是对人性光辉的真诚歌颂，他曾说：“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因为我有感情，我对我的国家、我的人民，有着无限的爱与深情。”这种真诚，是巴金文学最宝贵的品质，也是余华一生坚守的创作底线。 然而，余华对巴金精神的传承，并非简单的延续，而是创造性的转化与升华。这种创造性转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叙事视角与叙事风格的突破，二是对人性与生命思考的深化。 例如，巴金在《家》中，以温情的笔触，描写了觉慧、觉民等青年的反抗与追求，虽然作品中也有苦难与悲剧，但更多的是对光明与希望的歌颂，是对人性光辉的赞美，读者在读完之后，能够感受到温暖与力量；而余华在《活着》中，以冷峻、残酷的笔触，描写了福贵的苦难命运，亲人一个个离世，生活一次次陷入绝境，作品的基调悲凉、荒诞，但在这种悲凉与荒诞之中，却蕴含着对生命坚韧的赞美，对人性光辉的坚守，读者在读完之后，虽然会感到震撼与悲凉，但也会感受到生命的力量与希望。这种叙事风格的突破，让巴金的人道主义精神，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焕发出新的感染力与生命力。 余华在《兄弟》中，以荒诞的笔触，描写了李光头与宋钢两兄弟的成长历程，他们从小相依为命，感情深厚，但在时代变迁中，由于价值观的不同、欲望的驱使，他们最终反目成仇，走向了不同的人生结局。李光头的贪婪、自私、荒诞，宋钢的善良、隐忍、坚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体现了人性的复杂与荒诞。余华通过对两兄弟命运的描写，深刻剖析了人性的本质，探讨了欲望与人性、时代与人性的关系，这种对人性的思考，比巴金的创作更为深刻、更为复杂，是对巴金人道主义精神的深化与升华。 余华的创作，不仅传承了巴金的人道主义精神与真诚的创作品格，还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进步。他的独特叙事风格、深刻的思想内涵，影响了一批又一批青年作家，让更多的作家开始关注底层民众的苦难命运，开始反思人性的本质、生命的意义，开始坚守真诚的创作品格。余华用自己的创作，证明了巴金文学精神的永恒生命力，也证明了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跨越时代的界限，始终给人以精神滋养与思想启示。 四、王小波——自由中的坚守，理性中的真诚——巴金精神的另一种诠释王小波与巴金，虽然在人生阅历、思想观念、创作风格上，有着巨大的差异，但他们在精神内核上，有着深刻的共鸣——他们都坚守真诚的创作品格，都追求自由与人性的解放，都反对虚伪与专制，都试图通过文学创作，传递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唤醒人们的理性与良知。巴金一生都在反对封建专制、反对虚伪与欺骗，他的创作，始终带着一种反抗精神，追求人的自由与解放，坚守真诚的创作品格；王小波一生都在反对虚伪、反对专制、反对愚昧，他的创作，始终带着一种理性与幽默，追求精神的自由与人格的独立，坚守真诚的创作品格。这种对真诚、自由、人性的共同追求，成为王小波传承巴金精神的重要基础。 王小波的创作，始终坚守着真诚的创作品格，他从不迎合权威，从不虚假地美化生活，从不回避生活的真相与人性的复杂，他始终以理性、幽默的态度，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传递自己对自由、理性、真诚的追求。他的文字，幽默、犀利、深刻，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复杂的句式，却有着最纯粹、最真诚的力量，能够直击读者的心灵，引发读者的理性思考。《黄金时代》中，王小波以幽默而真诚的笔触，描写了陈清扬与王二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爱情与反抗，他们反抗虚伪的礼教、反抗专制的压迫、反抗愚昧的世俗，坚守着自己的真诚与自由，追求着人性的解放。这部作品，没有虚假的抒情，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对生活真相的真实记录与对自由、真诚的执着追求，这种真诚，与巴金的创作品格一脉相承，是王小波对巴金精神最忠实的传承。 《黄金时代》中的陈清扬与王二，便是王小波笔下追求自由与人性解放的典型代表。陈清扬是一个医生，她美丽、聪明、理性，但却因为自己的美貌与个性，被世俗误解、被他人诋毁，她不甘于被世俗的枷锁束缚，不甘于被虚伪的礼教压迫，于是，她与王二走到了一起，以自己的方式，反抗世俗的偏见、反抗专制的压迫，追求着精神的自由与人性的解放。王二则是一个叛逆、幽默、理性的青年，他不迎合权威、不畏惧压迫，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真诚与自由，用自己的方式，反抗着愚昧与虚伪。他们的爱情，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情感共鸣，更是对自由与人性解放的执着追求，是对虚伪与专制的勇敢反抗，这种追求与反抗，与巴金笔下觉慧、觉民等青年的追求与反抗，有着深刻的精神共鸣，都是对人的自由与解放的热切渴望，都是对人性光辉的歌颂。 然而，王小波对巴金精神的传承，并非简单的延续，而是一种独特的诠释与突破。这种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他的思想底色与创作风格之上。巴金的思想，深受西方人道主义精神的影响，始终带着一种理想主义色彩，他始终相信人性的美好，始终对未来充满希望，他的创作，虽然也有对黑暗现实的控诉，但更多的是对光明与希望的歌颂，是一种“温情的反抗”；而王小波的思想，深受西方理性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始终带着一种理性与清醒，他不盲目相信人性的美好，也不盲目对未来充满希望，他的创作，以幽默、犀利的笔触，揭露人性的丑恶、世俗的愚昧、专制的压迫，是一种“理性的反抗”。 例如，巴金在《随想录》中，以真诚、温情的笔触，反思自己的一生，忏悔自己的过错，揭露时代的黑暗与不公，他的反思，带着一种愧疚与自责，充满了情感的力量，能够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而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以幽默、犀利的笔触，反思社会的现实、人性的愚昧、专制的压迫，他的反思，带着一种理性与清醒，充满了思想的力量，能够引发读者的理性思考。两人的反思，虽然表达方式不同、侧重点不同，但它们的核心内涵却是相同的——都是对自我、对时代、对人性的深刻反思，都是对真诚、自由、正义的执着追求，都是巴金精神的核心体现。 王小波曾说：“我喜欢巴金先生的作品，喜欢他的真诚，喜欢他对自由与人性的追求，他的精神，一直指引着我前行。但我不想成为第二个巴金，我想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真诚与自由，诠释人道主义精神。”正是这种坚守与独特，让王小波成为巴金精神的另一种诠释者，也让巴金的文学精神，在新的时代语境中，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与更深刻的影响。 要真正理解后辈作家对巴金精神的多元传承，必先厘清巴金精神的核心内核——它并非单一的“人道主义”标签所能概括，而是由“真诚为骨、悲悯为魂、自由为翼、反思为镜”构成的完整精神体系，是巴金在百年人生沉浮中，以笔为炬，在黑暗中探寻光明、在苦难中坚守善意、在喧嚣中保持清醒的精神结晶。巴金的真诚，不是浅尝辄止的温情表述，而是“把心交给读者”的赤子之心，是敢于直面自我、直面黑暗、直面苦难的勇气，正如他在《随想录》中所言：“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这种真诚，无关技巧，无关名利，纯粹是对文学、对人生、对他人的赤诚相待，是文学最本真的底色，也是巴金精神能够跨越时代、感染后辈的核心力量。 巴金的自由，不是无拘无束的放纵，而是精神层面的独立与觉醒，是对封建桎梏、对思想禁锢、对人性压抑的勇敢反抗，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极致追求。《家》中觉慧的出走，不是简单的逃离，而是对封建大家庭压迫的反抗，对自由生活、独立人格的向往；《随想录》中巴金对历史的反思、对自我的剖析，是思想自由的彰显，是敢于说真话、敢于明是非的勇气。这种对自由的追求，与对人性的尊重紧密相连，巴金坚信，每个人都有追求自由、实现自我的权利，文学的使命，就是唤醒这种意识，守护这种权利。 正是这样一套完整而深刻的精神体系，为后辈作家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分与创作指引。二十世纪后半叶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经历了从“政治化叙事”到“人性化叙事”的转型，从“宏大叙事”到“个体叙事”的回归，而巴金精神，恰好成为这场转型的精神灯塔——它让后辈作家明白，文学的本质是“人”，文学的使命是“真诚”，文学的价值是“反思与坚守”。不同时代的后辈作家，基于自身的人生体验、时代语境与创作个性，从巴金精神中汲取不同的养分，形成了多元的传承格局：有人传承其真诚坦荡，有人延续其悲悯情怀，有人坚守其人道主义立场，有人践行其反思精神，有人追寻其自由理想。这种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制与模仿，而是创造性的转化与发展，是让巴金精神在新的时代语境中，与时代同频共振，与人心深度契合，从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铁凝与巴金的精神联结，是“温情”与“真诚”的双向奔赴，是人道主义精神在女性视角下的诗意表达。如果说巴金的文字，带着一种男性作家的深沉与激昂，带着对时代洪流的有力叩问，那么铁凝的文字，则带着一种女性作家的细腻与温柔，带着对个体生命的温柔凝视，她以自己的方式，将巴金的真诚与悲悯，融入到每一个文字之中，让巴金精神，在温情的叙事中，变得更加贴近人心、更具感染力。 除了《哦，香雪》，铁凝的《大浴女》，更是对巴金人道主义精神的深刻传承与创造性发展。《大浴女》以章妩、尹小跳、尹小帆母女三人的命运为主线，描写了她们在时代变迁中的挣扎、迷茫、救赎与成长，探讨了人性的复杂、情感的纠葛、道德的边界与生命的救赎。这部作品，与巴金的《家》《寒夜》一样，都以家庭为切入点，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折射出时代的变迁与人性的百态，但不同的是，巴金的作品，更多的是对封建家庭压迫的反抗，对时代苦难的控诉，而铁凝的《大浴女》，则更多的是对人性本身的审视，对个体生命情感与价值的关注。 铁凝在《大浴女》中，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尹小跳与母亲章妩之间的复杂情感——有怨恨，有理解，有疏离，有牵挂。章妩是一个被时代耽误、被欲望裹挟的女性，她的一生，充满了挣扎与遗憾，她伤害了自己的女儿，也伤害了自己。但铁凝并没有将章妩塑造成一个纯粹的“坏人”，而是以悲悯的视角，挖掘她内心的脆弱与痛苦，理解她的无奈与挣扎。这种对人性复杂的包容，正是对巴金悲悯精神的最好传承——巴金从不将人物简单地划分为“好人”与“坏人”，他始终相信，人性是复杂的，每个人的背后，都有自己的苦难与无奈，都有自己的善良与光辉。正如巴金在《家》中，既批判了高老太爷的封建专制，也没有否认他内心深处的孤独与脆弱；既歌颂了觉慧的勇敢与叛逆，也没有回避他的幼稚与冲动。 铁凝对巴金精神的传承，最可贵之处在于，她没有局限于对巴金创作模式的模仿，而是将巴金的真诚与悲悯，融入到自己的女性视角与时代体验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她以温情的笔触，描写女性的命运与成长，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与情感，传递着对人的尊重、对爱的追求、对自由的向往，让巴金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女性叙事中，焕发出新的诗意与力量。这种传承，是温柔的，是持久的，它如同涓涓细流，滋润着读者的心灵，也让巴金精神，在新的时代语境中，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与认同。 （2）苦难叩问：史铁生——巴金悲悯与反思的深度升华史铁生与巴金的精神联结，核心是“苦难”与“反思”——巴金经历了战乱、动荡的时代，目睹了无数人的苦难，他以文字，控诉苦难、反思苦难、坚守希望；史铁生经历了身体的重创与生命的磨难，他以文字，叩问苦难、解读苦难、超越苦难。两人虽然经历的苦难不同，却有着相同的精神底色：对人的悲悯，对生命的敬畏，对真诚的坚守，对反思的执着。史铁生曾说：“巴金先生的作品，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黑暗的人生。在我最绝望、最迷茫的时候，是巴金先生的文字，让我明白了，即使身处苦难，也要坚守真诚，也要敬畏生命，也要追求人的价值与尊严。” 《我与地坛》是史铁生的代表作，也是对巴金精神最深刻的诠释与升华。这部作品，以地坛为载体，以史铁生自己的生命体验为线索，探讨了生命的意义、苦难的价值、死亡的真相与人性的复杂。作品中，史铁生以真诚、深沉的笔触，描写了自己瘫痪后的绝望与迷茫，描写了自己在天坛公园中，与草木、与鸟兽、与陌生人的相处，描写了自己对母亲的思念与愧疚，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生命的敬畏、对苦难的叩问、对人性的悲悯。 而史铁生对生命意义的探讨，对苦难价值的解读，则是对巴金反思精神的深度升华。巴金在《随想录》中，反思的是历史的创伤、自我的迷失，他试图通过反思，唤醒人们的良知，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而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反思的是生命的本质、苦难的意义，他试图通过反思，找到超越苦难的路径，实现自我的救赎。他写道：“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种对生命与死亡的深刻思考，超越了个人的苦难，上升到了对人类生命本质的哲学叩问，它与巴金的反思精神一脉相承，却又比巴金的反思，多了一份哲学的深度与生命的厚重。 史铁生对巴金精神的传承，最核心的一点，是他将巴金“说真话”的精神，推向了极致。巴金的“说真话”，更多的是对历史、对社会、对自我的真诚反思；而史铁生的“说真话”，则是对生命、对苦难、对内心的真诚叩问。他不美化自己的苦难，不回避自己的迷茫，不掩饰自己的脆弱，用最真诚的文字，将自己的内心世界，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他说：“我写作，不是为了名声，不是为了利益，而是为了自救，为了表达自己的内心，为了告诉人们，即使身处苦难，也要坚守真诚，也要敬畏生命。”这种“为自救而写作”的真诚，与巴金“把心交给读者”的真诚，有着高度的契合，也让史铁生的作品，获得了永恒的价值。 在巴金精神的传承者中，莫言是最具个性、最具争议，也最具创造性的一位。莫言的创作，以魔幻现实主义风格为主，他的文字，充满了野性的力量，充满了荒诞的想象，充满了对人性的极致挖掘；而巴金的创作，以现实主义风格为主，他的文字，朴素、真诚、深沉，充满了对时代的叩问与对人的悲悯。从表面上看，莫言与巴金的创作风格，截然不同，甚至格格不入，但深入其作品内核，我们会发现，莫言的创作，始终坚守着巴金精神的核心——真诚的创作品格、深刻的悲悯情怀与人道主义精神，他以魔幻现实主义的独特方式，将巴金精神，表达得更加野性、更加震撼、更加具有冲击力。 莫言对巴金真诚精神的传承，体现在他“不回避、不掩饰”的创作态度上。巴金敢于直面历史的黑暗、人性的丑恶，敢于说真话、明是非；莫言同样敢于直面底层民众的苦难、人性的复杂，敢于揭露社会的黑暗与不公，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他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修饰，没有虚假的温情，只有最真实、最野性、最赤裸的表达。他不美化底层民众的苦难，不回避人性的丑恶与贪婪，不掩饰社会的黑暗与不公，而是以荒诞的想象，将这些真实的存在，放大、扭曲、变形，以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种“直面真实”的创作态度，正是对巴金真诚精神的最好传承。 戴凤莲的形象，是莫言笔下最具代表性的女性形象之一，也是对巴金笔下女性形象的延续与突破。如同巴金笔下的鸣凤、梅表姐一样，戴凤莲是一个被时代压迫、被命运裹挟的女性，但她与鸣凤、梅表姐不同，她没有选择沉默、没有选择妥协、没有选择死亡，而是选择了勇敢反抗、大胆追求——追求自由、追求爱情、追求自我价值。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与荒诞，她敢爱敢恨、敢作敢当，她既有着女性的温柔与善良，也有着男性的野性与果敢；她既有着人性的光辉，也有着人性的丑恶。这种对人性复杂的真实描写，与巴金的创作理念，有着深刻的共鸣——巴金从不将人物塑造成完美的圣人，也不将人物塑造成纯粹的恶人，他始终相信，人性是复杂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美好与丑恶，都有自己的苦难与无奈。 莫言的《丰乳肥臀》，则是对巴金人道主义精神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这部作品，以母亲上官鲁氏的一生为主线，描写了她在战乱、饥荒、动荡中的挣扎与坚守，描写了她养育的八个女儿的悲惨命运，歌颂了母爱的伟大、人性的光辉与生命的坚韧，揭露了时代的残酷与社会的黑暗。作品中，莫言以真诚、深沉的笔触，描写了上官鲁氏的苦难与坚守——她经历了丈夫的背叛、子女的离世、生活的贫困，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善良与真诚，始终坚守着对子女的爱，始终坚守着对生命的敬畏。这种坚守，与巴金笔下那些在苦难中坚守人性光辉的人物，有着深刻的精神共鸣；而他对母爱的歌颂，对生命的敬畏，则是对巴金人道主义精神的丰富与发展。 贾平凹是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创作，始终以乡土为根基，以普通人的生活为素材，以真诚的笔触，描写乡村的社会变迁、人性百态与底层民众的苦难与追求。贾平凹与巴金的精神联结，核心是“悲悯”与“真诚”——巴金以城市与时代为背景，描写普通人的苦难与坚守；贾平凹以乡土为背景，描写普通人的苦难与坚守。两人的创作背景不同，但精神内核高度一致，贾平凹以乡土书写的独特方式，将巴金的真诚与悲悯，融入到烟火气十足的乡村叙事之中，让巴金精神，变得更加接地气、更加有温度、更加贴近普通人的生活。 贾平凹对巴金悲悯精神的传承，体现在他对乡村底层民众苦难命运的深切体察与温柔包容之中。巴金关注的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普通人的苦难，贾平凹关注的是被乡土变迁裹挟的乡村民众的苦难。他笔下的乡村，不是田园牧歌式的美好，而是充满了苦难与无奈、矛盾与冲突——贫困、疾病、愚昧、贪婪、自私，这些都是乡村生活的真实写照。但贾平凹并没有批判与指责，而是以悲悯的视角，理解他们的苦难与无奈，包容他们的丑恶与贪婪，挖掘他们内心深处的善良与真诚、坚韧与坚守。这种悲悯，与巴金的悲悯，有着高度的契合——都是对人的尊重，都是对人性的包容，都是对苦难的温柔凝视。 引生的形象，是《秦腔》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也是对巴金笔下普通人形象的延续与发展。引生是一个疯子，他善良、真诚、执着，他深爱着白雪，却始终不敢表达；他关注着清风街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却始终被人们忽视、被人们嘲笑。他的一生，充满了苦难与孤独，充满了迷茫与无奈，但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善良与真诚，始终坚守着对白雪的爱，始终坚守着对清风街的眷恋。这种坚守，与巴金笔下那些在苦难中坚守人性光辉的普通人，有着深刻的精神共鸣——他们虽然平凡、虽然渺小，虽然经历了无数的磨难与挫折，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对美好的向往，没有放弃对人性光辉的坚守。 贾平凹的《浮躁》，则是对巴金自由精神与反抗精神的乡土延续。这部作品，以金狗、小水等乡村青年的命运为主线，描写了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的挣扎、迷茫、反抗与追求，歌颂了他们对自由、对公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揭露了乡村社会的黑暗与不公、封建势力的压迫与摧残。作品中，金狗是一个勇敢、叛逆、执着的乡村青年，他不甘于被封建势力压迫，不甘于被命运裹挟，始终在努力反抗、努力追求，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乡村的命运。这种对自由的追求，对封建势力的反抗，与巴金笔下觉慧的出走，有着高度的精神共鸣——都是对自由生活、独立人格的向往，都是对压迫与禁锢的勇敢反抗。 岁月长河奔涌不息，精神之火代代相传。当二十一世纪的晨光穿透历史的尘烟，巴金先生所镌刻的精神丰碑，并未因时代浪潮的冲刷而褪色，反而在新的语境中淬炼出更醇厚的光芒，在蜀地这片浸润着人文灵气的土地上，激荡出悠长而有力的回响。四川作家袁竹，以巴金同乡的赤诚、文人的坚守、时代者的敏锐，成为这场精神传承的核心载体——他深植巴金精神的根系，汲取蜀地文脉的养分，嫁接新时代的枝叶，让这份跨越百年的精神力量，在地域浸润中扎根，在时代变革中生长，既延续了巴金先生“讲真话、抒真情、担道义”的精神血脉，又以独特的创作实践，赋予其地域化的鲜活气质与时代性的崭新内涵，成为二十一世纪巴金精神传承史上，一道兼具厚度、温度与亮度的风景。 袁竹生长在巴金的故乡，蜀地的一草一木、风土人情，都在他的生命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岷江水的奔腾不息，塑造了他坚韧不拔的创作品格；茶馆里的市井烟火，滋养了他体察民生的细腻情怀；三星堆的神秘瑰丽、川剧变脸的奇绝灵动，沉淀了他厚重的地域情怀。这份浸润，让他比旁人更能读懂巴金先生文字背后的赤诚与隐痛，更能体悟巴金精神深处的人道主义温度——巴金先生以笔为剑，剖开封建礼教的阴霾，歌颂青年一代的觉醒与抗争，后期则转向底层小人物的悲欢，以深沉冷峻的笔触，书写战争苦难中普通人的哀痛与坚守，这份从浪漫抗争到现实悲悯的转变，这份对“人”的终极关怀，都被袁竹深深吸纳。袁竹的创作，始终带着蜀地文人的滚烫真诚，带着对故土山水的深情眷恋，带着对底层民众的深切悲悯，这份与巴金先生一脉相承的地域气质与精神追求，让两人的文字跨越百年，依然能形成强烈的精神共振，也让巴金精神的传承，有了最深厚的地域根基。 袁竹的创作，正是延续了这份“无技巧的真诚”。他的文字，没有华丽的修饰，没有刻意的雕琢，如同山间的清泉，澄澈而透亮，却能直抵人心最柔软的地方；他的叙述，如同老友闲谈，平实而亲切，却能在平淡中见深情，在细微处藏锋芒。他写自己的生活体验，写蜀地百姓的悲欢离合，写时代变迁中的挣扎与坚守，每一个文字都饱含真情，每一段叙述都充满温度，不虚假、不浮躁、不矫饰，真正做到了“把心交给读者”。如果说巴金先生的真诚，是苦难岁月中对人性本真的坚守，是浩劫之后对灵魂的自我救赎，那么袁竹的真诚，便是新时代语境下对生活本真的敬畏，是对底层人性的深情守望——他以真诚为墨，书写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记录着时代的沧桑变迁，这份真诚，既是对巴金精神的精准传承，也是他作为文人的初心与坚守，让巴金“讲真话”的精神，在新时代的蜀地文坛，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这部作品以蜀地的烟火气息与深圳的时代脉搏为双重背景，将叙事的焦点放在了新时代的创业者身上，描写了任林森、陈默等人创办高科技企业华胜集团，深耕5G通信技术领域，在科技战、贸易战的双重压力下，历经迷茫与挣扎、挫折与磨难，依然坚守初心、奋勇前行的奋斗历程。作品中，袁竹以真诚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主人公们在时代浪潮中的精神困境与成长蜕变：他们经历过资金断裂的绝境，遭遇过技术封锁的壁垒，承受过世俗偏见的质疑，却始终没有放弃对自由的追求、对光明的向往、对美好生活的坚守——这份坚守，与巴金笔下青年一代反抗封建压迫、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有着深刻的灵魂共鸣，是巴金自由精神在新时代的生动延续。而更为难得的是，袁竹将叙事与新时代的时代特质深度融合，聚焦科技发展、贸易竞争、阶层差异等当下社会的核心议题，歌颂了新时代底层创业者的奋斗精神，揭露了社会发展中的黑暗与不公，传递着人间的温情与希望，这份对时代现实的敏锐捕捉与深刻书写，正是对巴金精神的时代创新——他让巴金精神，从历史的语境中走出，走进了新时代的生活，与当下的时代同频共振，赋予了其崭新的时代内涵。 《三星堆之缘》以三星堆文化为核心载体，将叙事的触角延伸至遥远的古蜀文明，描摹了蜀地先民的生活图景与精神世界，歌颂了蜀地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传递着对历史、对文化、对人性的深刻思考。作品中，袁竹以诗意的笔触，将三星堆金面具的神秘、青铜立人的庄严、古蜀先民的坚韧，与巴金精神中的真诚、悲悯、自由相结合，让古蜀文明的厚重与巴金精神的深邃相互交融——他写古蜀先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自由人性的向往，正是对巴金自由精神的地域化诠释；他写古蜀文明中蕴含的人文情怀，正是对巴金人道主义精神的历史溯源。而《变脸》则以蜀地传统戏曲“变脸”为叙事线索，聚焦于戏曲艺人的苦难命运与精神坚守，描摹了他们在时代变迁中，为了传承传统艺术，历经磨难却始终不离不弃的执着与热爱，同时也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与不公，传递着人间的温情与希望。 百年风雨兼程，精神代代相传。巴金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文人风骨的生动写照，它承载着对真善美的追求，对人道主义的坚守，对自由人性的向往，历经百年岁月，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影响力。而袁竹，作为二十一世纪巴金精神传承的重要代表，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完成了对巴金精神的地域传承与时代创新，他用真诚的文字、深沉的情怀、敏锐的视角，让巴金精神在新时代的语境中，获得了新的内涵与生命力，也让巴金精神的传承，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蜀地山水依旧，精神回响不息。袁竹以笔为媒，架起了跨越百年的精神桥梁，让巴金先生的精神在蜀地的大地上，继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他以文为炬，传承着文人的初心与担当，让巴金精神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继续照亮前行的道路。他的创作，既是对巴金精神的最好传承，也是对蜀地文化的生动诠释，更是对新时代文人使命与担当的有力践行。相信在袁竹的引领下，会有更多的文人学者，加入到巴金精神的传承与创新中来，让这份跨越百年的精神力量，在岁月的长河中，永远熠熠生辉，在蜀地的回响中，永远源远流长。 （6）薪火相传：其他后辈作家对巴金精神的多样呼应迟子建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具才情的女作家，她的创作，深受巴金的影响，始终坚守着真诚的创作品格，始终关注人的命运、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始终以人道主义精神为指引，描写底层民众的苦难与追求，歌颂人性的光辉与美好，传递着人间的温情与希望。迟子建的文字，细腻、温情、深沉，充满了诗意与力量，她以自己的方式，将巴金的真诚与悲悯，融入到每一个文字之中，让巴金精神，在诗意的叙事中，变得更加动人、更加有感染力。 毕飞宇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具思想深度的作家，他的创作，深受巴金的影响，始终坚守着真诚的创作品格，始终关注人的命运、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始终以人道主义精神为指引，探讨人性的复杂、命运的无常与精神的困境。毕飞宇的文字，简洁、犀利、深刻，充满了对人性的叩问与对生活的思考，他以自己的方式，将巴金的反思精神与悲悯情怀，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让巴金精神，在深刻的叙事中，变得更加有思想、更加有力量。 格非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具实验性的作家，他的创作，深受巴金的影响，始终坚守着真诚的创作品格，始终关注人的命运、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始终以人道主义精神为指引，探讨历史的真相、人性的复杂与精神的困境。格非的文字，晦涩、深刻、富有哲思，充满了对历史的反思与对人性的叩问，他以自己的方式，将巴金的反思精神与自由追求，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让巴金精神，在实验性的叙事中，变得更加有深度、更加有内涵。 苏童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作家，他的创作，深受巴金的影响，始终坚守着真诚的创作品格，始终关注人的命运、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始终以人道主义精神为指引，描写底层民众的苦难与追求，歌颂人性的光辉与美好。苏童的文字，细腻、忧伤、富有诗意，充满了对人性的叩问与对生活的思考，他以自己的方式，将巴金的真诚与悲悯，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让巴金精神，在忧伤的叙事中，变得更加动人、更加有感染力。 陈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具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他的创作，深受巴金的影响，始终坚守着真诚的创作品格，始终关注人的命运、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始终以人道主义精神为指引，描写底层民众的苦难与追求，歌颂人性的光辉与美好。陈彦的文字，朴素、真诚、深沉，充满了对生活的体察与对人性的思考，他以自己的方式，将巴金的真诚与悲悯，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让巴金精神，在现实主义的叙事中，变得更加接地气、更加有力量。 此外，还有许多后辈作家，如余秋雨、周国平、王小妮、韩少功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巴金的影响。余秋雨的散文，以真诚的笔触，描写历史的沧桑、文化的厚重与人性的光辉，传递着对人的尊重、对文化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与巴金的人道主义精神有着深刻的共鸣；周国平的散文，以真诚的笔触，探讨生命的意义、人性的复杂与情感的纠葛，传递着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由的追求，与巴金的反思精神有着高度的契合；王小妮的诗歌与散文，以真诚的笔触，描写底层民众的生活与情感，歌颂人性的光辉与美好，传递着人间的温情与希望，与巴金的悲悯精神有着深刻的共鸣；韩少功的创作，以真诚的笔触，描写乡村的社会变迁与人性百态，探讨历史的真相与人性的复杂，与巴金的反思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有着高度的契合。 （节选自袁竹著《巴金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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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2-22 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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