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调元论（七）袁竹著

18990282333 · 发表于 2026-3-2 05:50

李调元论（七）

袁竹著

作者袁竹

作者简介

袁竹，中国四川德阳人，作家、画家、文艺评论家，逍遥画派创始人。代表作有《中国当代名家 —— 袁竹》大红袍画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高等美术院校名师教学范本（二）袁竹山水画选》活页教材（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破茧逐光》（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以及长篇论著《鲁迅论》《巴金论》《铁凝论》《莫言论》《贾平凹论》《梁晓声论》《阿来论》《陈忠实论》《格非论》《徐则臣论》《张俊彪论》等。他创作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等作品逾 1200 万字，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网、《精神文明报》等各大媒体平台。歌词《石榴红》获金奖。长篇小说《东升》《平遥世家》《地火长歌》等于 “中国作家网” 长篇连载栏目连载；《黄土的呼唤》《三星堆：青铜恋歌》等三十余部长篇小说于 “起点中文网” 发布；《问道》《四川》《记忆编码》《大道至简》《九根十三钗》《画骨戏恩仇》等二十多部长篇小说于 “纵横中文网” 连载；《三星堆之缘》《戍光志愿雄赳赳》等三部长篇小说于 “晋江文学城” 发布。《一代宗师黄宾虹》《大文豪鲁迅》《艺术大师新凤霞》等长篇有声作品于 “喜马拉雅” 平台上线。此外，《阿来：以藏族文学构建宏伟文学宇宙》《贾平凹作品选：当代文学灵魂的多面映照》等四十余篇文学评论被中国作家网收录转载，其中 “中国作家网 2024 年度十大文学好书” 系列评论引发广泛关注。长篇文学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宏伟史诗 —— 评张俊彪〈玄幻三部曲〉》发表于《华文月刊》2025 年第 11 期。2026 年 1 月，“搜狐网” 发表文学评论专著《铁凝论》《贾平凹论》，以及《罗伟章〈谁在敲门〉与当代中国的微观史诗》；同月，“作家网” 发表文学评论专著《张俊彪论》。2026 年 2 月，“搜狐网” 发表文学评论专著《梁晓声论》《阿来论》《陈忠实论》《徐则臣论》《莫言论》《巴金论》等。长篇文学评论《穿越现实的梦幻之旅 —— 评张俊彪英文小说〈现实与梦幻〉》发表于《华文月刊》2026 年第 2 期；长篇文学评论《从张俊彪的长篇小说英文版〈现实与梦幻〉：探寻东方文学的世界共鸣》发表于《华人文学》2026 年第 2 期。2026 年 3 月，《华文月刊》开始连载文学评论专著《张俊彪论》。

（接上期）
第二章乾嘉时代的学术语境与文化生态

第二节

（三）扬州学派：实证与经世的统一者

扬州学派是乾嘉考据学中兴起较晚的一个流派，因其核心代表人物多为江苏扬州地区人，且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扬州地区，故称为“扬州学派”。扬州学派的形成，是在吴派与皖派的基础上，融合了两派的治学特点，同时结合扬州地区的地域文化与社会需求，逐渐形成的。乾隆末年至嘉庆年间，扬州地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大批学者聚集于此，在吴派与皖派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以汪中、焦循、阮元、凌曙、刘宝楠等为核心的扬州学派。扬州学派的学术特质，既继承了吴派的实证学风与皖派的实事求是精神，又突破了两派的局限，强调实证与经世的统一，成为乾嘉考据学中最具活力的流派之一。

扬州学派的学术特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融合吴派与皖派的治学特点，注重实证与义理的统一。扬州学派学者大多曾师从吴派或皖派学者，继承了吴派的训诂、校勘等实证方法，以及皖派的“实事求是”精神与义理阐发传统，同时，他们又突破了两派的局限，将实证与义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强调“考据为义理服务，义理为经世服务”。例如，汪中曾师从江声（吴派），继承了吴派的实证学风，同时又受到戴震（皖派）的影响，注重义理阐发，其《述学》一书，既注重对经典的训诂与考据，又注重对义理的阐发，体现了实证与义理的统一；焦循继承了戴震的治学思想，注重实证与义理的结合，其《孟子正义》《易学三书》等著作，通过细致的考据，阐发了经典的义理，同时强调学术的经世功能。

二是强调学术的经世功能，反对脱离现实。与吴派、皖派过于注重典籍考据、脱离现实的弊端不同，扬州学派学者强调学术的经世功能，主张学术研究应关注社会现实，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经世致用”。他们认为，学术的价值不仅在于整理典籍、考据经典，更在于通过学术研究，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例如，阮元作为扬州学派的核心代表人物，不仅注重典籍的整理与考据，还积极推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兴办书院、编纂典籍，培养人才，同时，他还关注社会现实，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主张；焦循的学术研究，不仅注重经典的考据与义理的阐发，还关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社会经济领域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观点；汪中则通过对诸子学的研究，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弊端，倡导民主思想，体现了学术的经世功能。

三是研究范围更加广泛，学术视野更加开阔。扬州学派学者突破了吴派、皖派的研究局限，将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涵盖了经学、史学、诸子学、金石学、天文、历法、地理、数学、医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学术视野更加开阔。他们不仅注重对古代典籍的整理与考据，还注重对现实社会、自然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推动了各学科的融合与发展。例如，阮元的研究范围涵盖经学、史学、金石学、文学等多个领域，其《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等著作，是考据学的经典之作，同时，他还编纂了《畴人传》，系统整理了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及其成就，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焦循在经学、史学、数学等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其《加减乘除释》对中国传统数学的运算规律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与阐发，推动了数学的发展；凌曙、刘宝楠则在今文经学领域开展研究，为今文经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四是注重学术交流与融合，推动学术的多元化发展。扬州学派学者注重学术交流与融合，不仅与吴派、皖派学者保持密切的学术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还积极吸收其他学术流派的思想与方法，推动了学术的多元化发展。例如，阮元曾与戴震、钱大昕等学者交往密切，相互探讨学术问题，吸收了皖派、吴派的治学精华；焦循则吸收了宋明理学的一些思想，将其与考据学结合起来，丰富了考据学的学术内涵；汪中则对诸子学、佛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吸收了不同学术思想的精华，推动了学术的融合与发展。

二、各学术流派的纷争与融合

乾嘉时期的吴派、皖派、扬州学派，虽同属考据学阵营，共享“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核心治学准则，但因治学理念、研究重点、方法路径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诸多学术纷争；同时，各流派并非孤立发展，而是在学术交流、思想碰撞中相互借鉴、彼此融合，这种“纷争中求发展、融合中求创新”的格局，成为乾嘉学术繁荣的重要动力，也塑造了乾嘉考据学的整体风貌，更为李调元学术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多元的学术滋养。

学术流派的纷争，本质上是治学理念与方法的碰撞，核心围绕“如何治经”“考据与义理的关系”“学术的价值取向”三大议题展开，其中以吴派与皖派的纷争最为激烈，扬州学派则在两派纷争的基础上，进一步反思并融合两派观点，推动了学术的深化。

（一）各流派的学术纷争：理念与方法的碰撞

乾嘉时期的学术纷争，核心集中在吴派与皖派之间，扬州学派崛起后，也参与到纷争之中，形成了“吴皖对立、扬州调和”的格局。纷争的焦点的并非否定考据学本身，而是围绕考据学的治学路径、价值取向展开，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1. 吴派与皖派的核心纷争：“尊汉”与“求是”的对立

吴派与皖派的纷争，最核心的分歧在于对汉儒经注的态度，以及考据与义理的关系，本质上是“尊汉崇古”与“实事求是”的理念对立，这种对立贯穿了乾嘉考据学的鼎盛时期，成为两派学术争论的主线。

吴派以“汉学正统”自居，坚守“凡古必真，凡汉必好”的治学主张，将汉儒经注视为不可逾越的学术标杆，认为汉儒离孔子时代较近，其经注传承有师法，能够准确把握经典本义，而宋明理学的义理阐发的是脱离文本的空疏之谈，后世学者只需坚守汉儒经注，做好训诂校勘工作，即可还原经典真相。吴派学者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明确将汉学视为唯一正统，将宋明理学排除在学术正统之外，甚至对皖派“不盲从汉儒”的主张提出批评，认为皖派“背离汉学传统”，是对经典的曲解。钱大昕作为吴派的核心学者，虽治学严谨，但也坚守汉儒立场，认为“汉儒之说，虽有谬误，然其师法相传，不可轻易否定”，反对皖派学者随意质疑汉儒经注的做法。

皖派则以“实事求是”为核心准则，坚决反对吴派“凡汉必好”的盲从态度，主张对汉儒经注进行客观考据与辨析，既肯定汉儒经注的学术价值，也敢于指出其谬误。戴震作为皖派的核心，多次批判吴派的治学弊端，认为吴派“株守汉儒，墨守成规”，缺乏独立思考与创新精神，其治学“只见汉儒之表，不见经典之里”，只注重训诂校勘的细节，忽视了经典义理的阐发，最终陷入“为考据而考据”的误区。戴震在《与某书》中明确指出：“汉儒之学，有得有失，不可一概而论。若必谓汉儒所言皆真，后世所言皆伪，此非实事求是之道也。”他主张，治经的核心是“明义理”，而训诂校勘只是手段，并非目的，汉儒经注只是解读经典的参考，而非唯一依据，学者应通过细致考据，还原经典本义，进而阐发义理，而非盲从汉儒。

两派的纷争，具体体现在诸多学术领域的具体研究中。在经学研究中，吴派学者惠栋在《周易述》中，严格遵循汉儒郑玄、虞翻的经注，对《周易》进行注释，拒绝吸收后世学者的研究成果，甚至否定宋儒对《周易》的解读；而皖派学者戴震在《周易补注》中，则对汉儒经注进行了细致的考据，指出了郑玄、虞翻经注中的诸多谬误，结合文字、音韵学方法，对《周易》的义理进行了重新阐发，打破了汉儒经注的垄断。在训诂学领域，吴派学者注重对汉儒训诂成果的整理与传承，江声的《尚书集注音疏》，完全沿用汉儒的训诂体系，不做任何创新与质疑；而皖派学者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则提出“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突破了汉儒训诂的局限，纠正了汉儒训诂中的诸多谬误，其《广雅疏证》《经义述闻》等著作，对吴派的训诂方法提出了直接的挑战。

除了对汉儒经注的态度分歧外，两派在考据与义理的关系上，也存在明显的纷争。吴派主张“训诂明则义理自明”，认为只要做好经典的训诂校勘工作，经典的义理自然会显现，无需额外进行义理阐发，因此，吴派的学术研究大多局限于训诂校勘的细节，缺乏对义理的深入探讨；而皖派则强调“考据与义理并重”，主张“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认为训诂校勘是基础，义理阐发是目的，考据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明辨义理、弘扬经典精神，因此，皖派学者在做好考据工作的同时，注重对经典义理的阐发，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就是考据与义理结合的典范，既通过训诂考据厘清了“理”“性”“情”等核心概念的含义，又阐发了“理存于欲”的义理思想，批判了宋明理学的谬误，这也遭到了吴派学者的批评，认为皖派“偏离考据正轨，陷入义理空谈”。

2. 扬州学派与吴、皖两派的纷争：对“经世功能”的不同认知

扬州学派崛起于乾隆末年至嘉庆年间，其核心学者大多曾师从吴派或皖派，继承了两派的实证学风，但同时也看到了吴派与皖派的治学弊端，因此，扬州学派与吴、皖两派的纷争，主要围绕“学术的经世功能”展开，核心是“考据是否应该关注现实”“学术的价值是否在于经世致用”。

吴派与皖派虽然治学理念不同，但都存在一个共同的弊端：过于注重典籍考据，脱离社会现实，忽视了学术的经世功能。吴派学者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儒家经典的训诂校勘中，研究范围狭窄，对社会现实问题漠不关心；皖派学者虽然拓展了研究范围，注重义理阐发，但也大多局限于典籍与学术层面，缺乏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其义理阐发也多集中在经典文本的解读，未能与社会现实相结合。

扬州学派学者坚决反对这种“脱离现实、为考据而考据”的治学风气，强调学术的经世功能，主张“考据为义理服务，义理为经世服务”，认为学术的价值不仅在于整理典籍、考据经典，更在于通过学术研究，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汪中作为扬州学派的先驱，首先对吴、皖两派的治学弊端提出批评，认为“学者治学，当以经世为要务，若只埋首于故纸堆，脱离现实，则学术无任何价值”。他在《述学》一书中，不仅对经典进行了细致的考据与义理阐发，还通过对诸子学的研究，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弊端，倡导民主思想，关注民生疾苦，将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这与吴、皖两派“脱离现实”的治学风气形成了鲜明对比。

焦循作为扬州学派的核心学者，进一步批判了吴、皖两派的治学弊端，认为吴派“株守汉儒，墨守成规，无补于现实”，皖派“注重义理，却脱离现实，难以发挥学术的经世作用”。他主张，学术研究应“贯通经史子集，融合考据与义理，兼顾学术与现实”，既要做好典籍考据工作，确保学术的严谨性，也要关注社会现实，发挥学术的经世功能。焦循的《孟子正义》，不仅通过细致的考据，纠正了前人对《孟子》的曲解，阐发了《孟子》的义理思想，还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对民生、吏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现实意义的主张，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学术理念。

阮元作为扬州学派的领军人物，更是将“经世致用”的理念贯穿于学术实践与文化建设中，他批判吴派“过于繁琐，脱离现实”，皖派“注重义理，忽视经世”，主张“学术当以经世为核心，考据与义理都是为经世服务的手段”。阮元不仅编纂了《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考据学经典著作，还积极兴办书院、培养人才，推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他还关注社会现实，整顿吏治、兴修水利、推广农业技术，将学术研究与社会治理紧密结合起来，践行了“经世致用”的学术理念。

扬州学派与吴、皖两派的纷争，并非否定考据学本身，而是对考据学价值取向的修正与完善，其核心是希望打破“脱离现实”的治学误区，让考据学回归“经世致用”的传统，这种纷争，不仅推动了扬州学派自身的发展，也促使吴、皖两派反思自身的治学弊端，推动了乾嘉考据学的整体转型。

3. 纷争的本质与意义：学术进步的内在动力

乾嘉时期各学术流派的纷争，本质上是学术理念、治学方法与价值取向的碰撞，并非个人恩怨或门户之见，而是学者们对“如何传承与发展传统学术”的不同思考与探索。这种纷争，不仅没有阻碍乾嘉学术的发展，反而成为学术进步的内在动力，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首先，纷争促使各流派不断反思自身的治学弊端，完善自身的治学方法。吴派在与皖派的纷争中，逐渐认识到自身“盲从汉儒、缺乏义理阐发”的弊端，部分吴派学者开始吸收皖派的治学理念，注重考据与义理的结合，拓展研究范围；皖派在与吴派、扬州学派的纷争中，也认识到自身“脱离现实”的弊端，开始关注社会现实，强化学术的经世功能；扬州学派则在与两派的纷争中，不断完善自身的治学体系，实现了实证、义理与经世的有机统一。

其次，纷争推动了考据学方法的革新与学术领域的拓展。吴派的训诂校勘方法，为考据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皖派在吴派的基础上，完善了考据学的方法体系，提出了“因声求义”“实事求是”等重要方法，拓展了学术研究范围；扬州学派则融合两派的方法，进一步拓展了研究领域，将考据学延伸到自然科学、社会经济等多个领域，推动了考据学的多元化发展。

最后，纷争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促进了学术交流与人才培养。各流派之间的纷争，本质上是学术观点的交流与碰撞，学者们通过著书立说、讲学授徒、学术论辩等方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这种氛围，不仅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如钱大昕、戴震、汪中、焦循等，还推动了学术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使得乾嘉时期成为中国传统学术史上的鼎盛阶段。

（二）各学术流派的融合：借鉴与共生的学术格局

乾嘉时期的学术流派，虽然存在诸多纷争，但纷争并非主流，各流派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才是乾嘉学术发展的核心趋势。吴派、皖派、扬州学派之间，通过学术交往、师生传承、著作互引等方式，相互借鉴、彼此吸收，逐渐形成了“共生共荣、相互促进”的学术格局，这种融合，不仅完善了考据学的治学体系，丰富了乾嘉学术的内涵，也为李调元学术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多元的学术滋养。

1. 吴派与皖派的融合：方法互补与理念互通

吴派与皖派虽然存在诸多纷争，但两派同属考据学阵营，共享“实证学风”的核心准则，因此，在长期的学术交流中，两派逐渐相互借鉴、彼此融合，实现了治学方法的互补与治学理念的互通。

吴派的优势在于训诂校勘的严谨性与汉儒经注的整理传承，其细致的校勘、训诂方法，为考据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皖派的优势在于“实事求是”的理念与义理阐发的深度，其完善的考据方法体系与对义理的重视，弥补了吴派的不足。两派的融合，首先体现在治学方法的互补上：吴派学者吸收了皖派“实事求是”的理念，不再盲目盲从汉儒经注，开始注重对汉儒经注的考据与辨析，纠正了自身“凡汉必好”的弊端；皖派学者则吸收了吴派严谨的训诂校勘方法，进一步完善了自身的考据体系，使得义理阐发更加具有实证基础，避免了“空疏义理”的误区。

例如，吴派核心学者钱大昕，虽然坚守汉儒立场，但在与戴震等皖派学者的学术交往中，吸收了皖派“实事求是”的理念，不再盲目推崇汉儒经注，而是通过细致的考据，纠正了汉儒经注中的诸多谬误，其《廿二史考异》一书，既保留了吴派严谨的校勘训诂方法，又吸收了皖派“实事求是”的精神，成为两派融合的典范。皖派学者段玉裁，师从戴震，继承了皖派的治学理念与方法，但同时也吸收了吴派的训诂校勘成果，其《说文解字注》一书，既注重对汉字形、音、义的考据，又注重义理阐发，既借鉴了吴派的训诂方法，又践行了皖派的“实事求是”理念，实现了两派方法的有机融合。

其次，两派的融合体现在学术传承与交流上。吴派与皖派的学者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往，相互探讨学术问题、交流研究成果，甚至出现了“跨流派师承”的现象。例如，钱大昕曾师从惠栋（吴派），但同时也与戴震（皖派）交往密切，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王念孙（皖派）曾向钱大昕（吴派）请教音韵学问题，吸收了吴派的音韵学研究成果，完善了自身的“因声求义”方法。这种跨流派的学术交往与师承，促进了两派治学理念与方法的融合，推动了考据学的整体发展。

此外，两派的融合还体现在著作的相互引用与借鉴上。吴派学者的著作中，常常引用皖派学者的研究成果，纠正自身的谬误；皖派学者的著作中，也常常吸收吴派的训诂校勘成果，为自身的考据与义理阐发提供支撑。例如，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引用了惠栋、钱大昕等吴派学者的训诂成果，完善了自身的考据体系；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则引用了戴震的音韵学研究成果，推动了自身的音韵学研究。

2. 扬州学派与吴、皖两派的融合：综合与创新

扬州学派作为乾嘉考据学的集大成者，其形成与发展，本身就是吴派与皖派融合的产物。扬州学派的核心学者，大多曾师从吴派或皖派，继承了两派的治学精华，同时又突破了两派的局限，实现了对吴、皖两派的综合与创新，形成了“实证、义理、经世”三位一体的治学体系。

扬州学派对吴派的继承与融合，主要体现在对实证学风与训诂校勘方法的吸收。扬州学派学者大多继承了吴派严谨的训诂校勘方法，注重对典籍的校勘、训诂、辑佚、辨伪，确保学术研究的严谨性。例如，汪中曾师从江声（吴派），继承了吴派的实证学风与训诂方法，其《述学》一书，对经典的训诂校勘细致入微，继承了吴派的治学传统；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吸收了吴派校勘学的成果，对十三经注疏进行了系统的校勘，纠正了前人的诸多谬误，体现了对吴派治学方法的继承与发展。

扬州学派对皖派的继承与融合，主要体现在对“实事求是”理念与义理阐发传统的吸收。扬州学派学者继承了皖派“不盲从汉儒”“考据与义理并重”的理念，注重对经典义理的阐发，反对“为考据而考据”的误区。例如，焦循继承了戴震（皖派）的治学思想，注重实证与义理的结合，其《孟子正义》一书，既通过细致的考据，还原了《孟子》的本义，又阐发了《孟子》的义理思想，继承了皖派“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治学路径；凌廷堪继承了皖派的礼学研究成果，其《礼经释例》一书，对《礼经》的礼仪规范进行了系统的考据与阐发，完善了皖派的礼学研究体系。

更为重要的是，扬州学派在继承吴、皖两派精华的基础上，实现了学术创新，突破了两派的局限，将实证、义理与经世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学体系。扬州学派学者强调，考据是基础，义理是核心，经世是目的，三者相互关联、不可分割，这种治学理念，既弥补了吴派“缺乏义理、脱离现实”的弊端，也弥补了皖派“忽视经世”的不足，推动了考据学的转型与发展。例如，阮元不仅继承了吴派的考据方法与皖派的义理思想，还将学术研究与经世实践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兴办书院、编纂典籍、整顿吏治等方式，践行“经世致用”的理念，实现了实证、义理与经世的统一；焦循则在继承两派考据与义理方法的基础上，拓展了学术研究范围，将数学、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纳入考据学的研究范畴，同时关注社会现实，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现实意义的主张，推动了学术的多元化发展。

3. 融合的历史意义：乾嘉学术的鼎盛与传承

乾嘉时期各学术流派的融合，是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不仅推动了乾嘉考据学的鼎盛，也为中国传统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融合完善了考据学的治学体系，推动了考据学的成熟与鼎盛。吴派的训诂校勘方法、皖派的实事求是理念与义理阐发传统、扬州学派的经世理念与多元研究视角，通过融合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统的考据学治学体系，使得考据学从一种单纯的治学方法，发展成为一种涵盖经、史、子、集各部，兼顾实证、义理与经世的学术思潮，推动了乾嘉学术的鼎盛。

其次，融合促进了学术的多元化发展，拓展了学术研究的空间。各流派的融合，打破了门户之见，使得不同的治学理念与方法相互借鉴、相互吸收，推动了学术研究范围的不断拓展，从儒家经典延伸到子、史、集各部，以及金石、天文、历法、地理、数学、医学、文学等各个领域，形成了全面发展的学术格局，丰富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内涵。

最后，融合为后世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推动了传统学术的传承与转型。乾嘉时期各流派融合形成的实证学风、严谨的治学方法，以及“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学术理念，被后世学者所继承与发展，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遗产。近代以来，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梁启超的学术研究，都借鉴了乾嘉考据学的治学方法与理念；现代的古籍整理、历史研究、文学研究等工作，也大多沿用了乾嘉考据学的校勘、训诂、辑佚等方法，确保了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与可靠性。

（三）流派纷争与融合对李调元学术思想的影响

李调元生活于乾嘉考据学鼎盛时期，其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乾隆中后期至嘉庆初年，这一时期，正是吴派、皖派纷争激烈、扬州学派逐渐崛起并推动学术融合的关键阶段。李调元作为巴蜀地区的学者，虽身处西南一隅，但通过典籍传播、学术交往等方式，密切关注着中原地区的学术动态，深受吴派、皖派、扬州学派的影响，各流派的纷争与融合，不仅为李调元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多元的治学方法与学术理念，更塑造了其“兼容并蓄、务实经世”的学术思想特质，成为李调元学术思想形成的重要学术背景。

首先，李调元吸收了吴派严谨的实证学风与训诂校勘方法，奠定了自身学术研究的基础。李调元一生致力于典籍整理与考据工作，其《函海》《续函海》等著作，对巴蜀地区的典籍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校勘与辑佚，其治学方法深受吴派影响，注重对文字、音韵的训诂，强调“无征不信”，注重证据的搜集与辨析，严谨细致、一丝不苟。例如，李调元在整理巴蜀古籍时，借鉴了吴派惠栋、钱大昕等学者的校勘方法，对典籍中的讹误、残缺、衍文、脱文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校正，努力恢复典籍的原貌；在对《方言》《说文》等著作的研究中，借鉴了吴派的训诂方法，通过梳理文字的形、音、义，解读经典的本义，纠正了前人的诸多谬误，体现了吴派实证学风的影响。

其次，李调元吸收了皖派“实事求是”的理念与义理阐发传统，避免了吴派“盲从汉儒、缺乏义理”的弊端。李调元在治学过程中，并非盲目推崇汉儒经注，而是坚持“实事求是”，对汉儒经注与后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客观的考据与辨析，既肯定汉儒经注的学术价值，也敢于指出其谬误。同时，李调元注重考据与义理的结合，在做好典籍校勘、训诂的同时，注重对经典义理的阐发，强调学术研究的思想性，避免陷入“为考据而考据”的误区。例如，李调元在研究儒家经典时，不仅注重文字训诂，还结合时代背景，阐发经典中的义理思想，批判宋明理学的空疏玄谈，体现了皖派“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治学路径。

最后，李调元吸收了扬州学派“经世致用”的理念，将学术研究与巴蜀地域的文化传承、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务实经世”的学术特质。李调元作为巴蜀学者，始终关注巴蜀地域的文化传承与社会现实，其学术研究不仅局限于典籍考据，更注重对巴蜀地域文化的整理与传承，对巴蜀的历史、文学、艺术、民俗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推动了巴蜀地域文化的发展。同时，李调元关注社会现实，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巴蜀地区发展的主张，如兴修水利、推广农业技术、兴办书院、培养人才等，将学术研究与经世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践行了扬州学派“经世致用”的学术理念。

此外，各流派的纷争与融合，也让李调元能够跳出门户之见，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李调元不局限于某一流派的治学理念与方法，而是广泛吸收吴派、皖派、扬州学派的精华，将实证、义理、经世有机结合起来，既注重典籍考据的严谨性，又注重义理阐发的深度，更注重学术的经世功能，这种兼容并蓄的学术态度，使得李调元的学术研究既有扎实的实证基础，又有深刻的思想内涵，还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成为乾嘉时期巴蜀学术的代表人物，也为后世巴蜀学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之，乾嘉时期各学术流派的纷争与融合，塑造了乾嘉考据学的整体风貌，推动了乾嘉学术的繁荣与发展。吴派、皖派、扬州学派之间的纷争，促使各流派不断完善自身的治学体系，推动了学术方法的革新与学术领域的拓展；而各流派之间的融合，则实现了治学理念与方法的互补，形成了“实事求是、实证严谨、兼容并蓄、经世致用”的学术风尚。这种学术纷争与融合，不仅为李调元学术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多元的学术滋养，塑造了其学术特质，更成为李调元学术实践开展的重要时代背景，使得李调元的学术研究既符合乾嘉时期的学术主流，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在乾嘉学术史上占据了独特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