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调元论（八）袁竹著

18990282333 · 发表于 2026-3-2 05:54

李调元论（八）

袁竹著

作者袁竹

作者简介

袁竹，中国四川德阳人，作家、画家、文艺评论家，逍遥画派创始人。代表作有《中国当代名家 —— 袁竹》大红袍画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高等美术院校名师教学范本（二）袁竹山水画选》活页教材（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破茧逐光》（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以及长篇论著《鲁迅论》《巴金论》《铁凝论》《莫言论》《贾平凹论》《梁晓声论》《阿来论》《陈忠实论》《格非论》《徐则臣论》《张俊彪论》等。他创作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等作品逾 1200 万字，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网、《精神文明报》等各大媒体平台。歌词《石榴红》获金奖。长篇小说《东升》《平遥世家》《地火长歌》等于 “中国作家网” 长篇连载栏目连载；《黄土的呼唤》《三星堆：青铜恋歌》等三十余部长篇小说于 “起点中文网” 发布；《问道》《四川》《记忆编码》《大道至简》《九根十三钗》《画骨戏恩仇》等二十多部长篇小说于 “纵横中文网” 连载；《三星堆之缘》《戍光志愿雄赳赳》等三部长篇小说于 “晋江文学城” 发布。《一代宗师黄宾虹》《大文豪鲁迅》《艺术大师新凤霞》等长篇有声作品于 “喜马拉雅” 平台上线。此外，《阿来：以藏族文学构建宏伟文学宇宙》《贾平凹作品选：当代文学灵魂的多面映照》等四十余篇文学评论被中国作家网收录转载，其中 “中国作家网 2024 年度十大文学好书” 系列评论引发广泛关注。长篇文学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宏伟史诗 —— 评张俊彪〈玄幻三部曲〉》发表于《华文月刊》2025 年第 11 期。2026 年 1 月，“搜狐网” 发表文学评论专著《铁凝论》《贾平凹论》，以及《罗伟章〈谁在敲门〉与当代中国的微观史诗》；同月，“作家网” 发表文学评论专著《张俊彪论》。2026 年 2 月，“搜狐网” 发表文学评论专著《梁晓声论》《阿来论》《陈忠实论》《徐则臣论》《莫言论》《巴金论》等。长篇文学评论《穿越现实的梦幻之旅 —— 评张俊彪英文小说〈现实与梦幻〉》发表于《华文月刊》2026 年第 2 期；长篇文学评论《从张俊彪的长篇小说英文版〈现实与梦幻〉：探寻东方文学的世界共鸣》发表于《华人文学》2026 年第 2 期。2026 年 3 月，《华文月刊》开始连载文学评论专著《张俊彪论》。

（接上期）
第二章乾嘉时代的学术语境与文化生态
第三节文化政策的影响与导向

乾嘉两朝的文化政策，以“崇儒重道”为核心，兼具引导与管控双重属性，既推动了学术的规范化发展与文化的传承积淀，也通过隐性与显性的约束，界定了学术研究的边界，直接塑造了乾嘉时代的学术风尚，成为影响士人学术选择与文化实践的核心因素。清廷入主中原后，顺治帝即谕令官员“政事之暇，亦须留心学问，俾德业日修，识见益广，佐朕右文之治”，康熙帝进一步崇儒重道、尤尊理学，命大臣纂集儒家经疏，倡导士人通经博古，为乾嘉文化政策奠定了基础。至乾嘉时期，文化政策在继承前代“右文”传统的同时，形成了更为系统的导向体系，其影响贯穿学术研究、文化传承与士人心态的全过程。

一、尊经崇汉与学术导向的确立

乾隆帝早年虽有尊崇理学的姿态，训令诸臣精研理学，但并未完全遵从宋儒旧注，反而常发布“御论”立异于朱子，显露悖离宋学的端倪。随着统治的稳固，乾嘉两朝逐渐确立“尊经崇汉”的学术导向，将儒家经典视为文化正统的核心，推动经学研究走向深化。乾隆初年，朝廷先是以御纂经书取代宋元经注，随后大力推重汉唐注疏，认为康熙帝御纂经书“视前明《大全》之编，仅辑宋元讲解，未免肤杂者，相去悬殊”，并于乾隆元年颁谕“命广布御纂经书，定生员试经解”，敕令各省布政司刊刻康熙帝御纂《周易折中》《尚书汇纂》等典籍。

为进一步推广儒家经典，清廷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乾隆三年下令修理御纂经书版片，允许士民刷印、翻刻，无需禁止；十三年至二十七年，先后敕撰《周官义疏》《仪礼义疏》《周易述义》等多部经疏典籍，并于二十七年将刊成各书颁发各省，令依式锓版流传，供士子诵习；官员亦积极响应，协办大学士三泰曾奏请颁发《十三经》《二十一史》于各省会府学，令督抚刊印分给各级学堂，得到乾隆帝批准。这些举措不仅强化了尊经风气，更推动学术研究向经学考据倾斜，引导士人将精力投入到经典的校勘、训诂、辑佚之中，直接催生了乾嘉汉学的鼎盛。

与此同时，清廷通过修史、编书等文化工程，进一步规范学术导向。乾隆年间修订《四库全书》，虽以“稽古右文”为旗号，实则对天下典籍进行系统整理与筛选，既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献，也通过删改、禁毁等方式，剔除不符合统治需求的内容。此外，清廷调整《儒林传》编纂标准，不再以官阶品位为准，而是注重学者的学术成就，将顾栋高等汉学家纳入其中，进一步彰显了对汉学的推崇。这种导向直接影响了士人的治学选择，使得考据之学成为乾嘉时期的主流学术范式，也为李调元学术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核心语境——其一生致力于经学、小学的研究，正是对这一时代学术导向的积极回应。

二、文化管控与学术边界的界定

乾嘉两朝的文化政策，在“右文”的同时，也伴随着严格的文化管控，文字狱的盛行与思想禁锢的强化，构成了士人治学的隐性约束，界定了学术研究的边界。乾隆朝文字狱尤为频繁，从庄廷鑨《明史》案到戴名世《南山集》案，诸多士人因著述中涉及敏感内容、违背统治意志而遭严惩，这种高压氛围使得士人不得不收敛对现实政治的批判，转而规避时政、潜心古籍，形成了“避世治学”的心态。正如乾嘉学派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文人学士为逃避现实高压，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古代典籍的整理考据之中，其治学特点是避免涉及与明清有直接关系的事物，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

清廷的文化管控不仅体现在文字狱的威慑上，还贯穿于学术研究的全过程。乾隆十一年，乾隆帝颁谕指出，经筵讲学的主旨是“研究经术，阐明义理，以淑心身，以鉴兴废”，禁止诸臣讲论时阑入条陈、借端立说以逞私见，这一规定弱化了儒家“通经致用”的传统，引导士人将治学重点局限于学术本身，而非现实政务。这种管控使得乾嘉学术呈现出“重考据、轻义理”“重古述、轻创新”的特点，学者们专注于经典的校勘、训诂，却很少涉及现实社会问题的探讨，学术研究逐渐走向精细化、专门化，但也陷入了脱离现实的困境。

这种文化管控对李调元的学术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他顺应时代潮流，将治学重心放在古籍整理、经学考据、小学研究上，避免涉及敏感时政，得以在高压环境中开展文化实践；另一方面，这种约束也并未完全局限其学术视野，他在考据之外，仍注重文化的传承与普及，尤其关注巴蜀地方文献的整理，既契合了清廷“尊经崇古”的导向，又在地域文化领域实现了学术价值与实践价值的统一，体现了士人在时代约束下的学术坚守与创新。

三、政策转向与学术风气的演变

乾嘉之际，清廷的文化政策出现了微妙转向，这种转向直接推动了学术风气的演变，也为李调元学术思想的丰富提供了时代契机。乾隆朝后期至嘉庆初年，随着统治危机的逐渐显现，清廷的文化管控有所松动，同时，汉学的弊端也日益凸显——部分学者陷入繁琐考据的泥潭，脱离实际、门户之见严重，汉宋之争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下，嘉庆朝的文化政策逐渐向“汉宋调和”倾斜，宋学渐趋复兴，经世致用的传统重新彰显。

这种政策转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宋学的态度逐渐缓和，不再一味排斥宋儒义理，而是倡导汉宋兼采，引导学者反思汉学积弊，拓宽治学领域；二是鼓励士人关注现实，强调学术的实用价值，经世意识逐渐觉醒，汉学开始走向经世致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嘉庆初年以后，新一代学者反思汉学积弊，治学领域有所扩展，大多趋于博通，汉学家兼采宋学或讲求义理的倾向有所增强，士人的经世意识也逐渐觉醒。

政策转向带来的学术风气变化，深刻影响了李调元的学术选择。他既深受乾嘉汉学考据之风的熏陶，注重治学的严谨性与实证性，在经学、小学、文献学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又不受汉宋门户之见的束缚，兼采宋学义理之长，关注学术的经世价值，积极开展文献整理、文化传播等实践活动，将考据之学与地域文化传承、民生实用相结合，形成了“考据与实用并重、汉宋兼采”的学术特色，这正是乾嘉之际学术风气演变在其身上的直接体现。

第四节巴蜀地域文化的特质

巴蜀地域（今四川及周边地区）素有“天府之国”之称，自秦灭巴蜀后，逐渐与中原文化交融接辙，历经两汉、唐宋的发展，形成了底蕴深厚、特质鲜明的地域文化。乾嘉时代，巴蜀地域虽经历了明末清初的战乱动荡，文化发展有所回落，但深厚的文化积淀并未消散，加之其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独特的人文氛围，形成了区别于中原及其他地域的文化特质。这种地域文化特质，作为李调元成长的土壤，深刻塑造了其学术思想的内涵与文化实践的方向，成为其学术成就形成的重要支撑。

一、文脉绵延：崇学重教的文化传统

巴蜀地域的崇学重教传统，源远流长，自两汉以来从未中断，成为地域文化最核心的特质之一。汉景帝时，文翁任蜀郡守，大力提倡教化，在成都石室建学馆，开地方官府办学的先声，招收郡县子弟入学，并派张叔等人到京师学习儒家典籍仪礼和法律政令，回川后广为传播推行。在文翁的倡导下，巴蜀学风大振，兴起文化教育高潮，《华阳国志》记载“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可见当时巴蜀学术地位之高。

两汉时期，巴蜀涌现出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等一批杰出学者，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是文字训诂的重要著作，扬雄的《太玄》《法言》是汉代经学的代表作，其《方言》更是中国第一部比较方言词汇的著作，奠定了巴蜀学术的基础。唐宋时期，巴蜀学术达到鼎盛，陈子昂、李白、三苏父子等一流文学家享誉全国，史学领域更是成果丰硕，范祖禹《唐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著作，成为后世研究唐宋历史的重要史料，“易学在蜀”的说法更是彰显了巴蜀学术在全国的影响力。

至乾嘉时代，尽管巴蜀学术已不及唐宋鼎盛，但崇学重教的传统得以延续，民间办学之风盛行，书院、私塾遍布各地，为士人提供了良好的治学环境。同时，巴蜀士人注重文献的搜集与传承，即便历经战乱，仍有学者致力于古籍整理与文化传播，明代杨慎（升庵）便是典型代表，其著作多达400种，《全蜀艺文志》《云南通志》等至今仍是研究巴蜀古代文化的宝贵资料。这种文脉绵延的崇学传统，为李调元的成长提供了浓厚的学术氛围，其自幼聪慧好学，早年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成年后致力于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正是对巴蜀崇学重教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二、兼容并蓄：多元融合的文化品格

巴蜀地域地处西南腹地，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却并未形成封闭保守的文化心态，反而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原文化、西域文化、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汇之地，形成了兼容并蓄、多元融合的文化品格。秦灭巴蜀后，秦人谪发罪人和迁移中原富豪实川，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推动了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唐宋时期，大量外地文人（如杜甫、陆游、白居易等）纷纷入蜀，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质，与巴蜀本土文化交融共生，丰富了巴蜀文化的内涵。

这种多元融合的特质，体现在学术领域，便是不固守门户、兼收并蓄的治学心态。两汉时期，巴蜀学者既注重儒家经典的研习，也关注道家、阴阳家等思想，扬雄的哲学体系便融合了儒、道两家之长；唐宋时期，苏轼创立的蜀学学派，更是打破了儒、释、道的界限，兼收各家思想，形成了思辨灵活、兼容并包的学术特色；明清时期，这种特质得以延续，巴蜀学者既接受中原学术的影响，又坚守本土文化特色，在考据、文学、史学等领域均有独特建树。

这种兼容并蓄的文化品格，深刻影响了李调元的学术思想。他既深受乾嘉汉学考据之风的影响，注重实证与严谨，又不局限于汉学的门户之见，兼采宋学义理之长；既专注于儒家经典的研究，又广泛涉猎文学、史学、小学、方志等多个领域，甚至关注民间文艺、方言俗语的搜集与整理。其学术研究既体现了中原主流学术的影响，又融入了巴蜀地域的文化特质，形成了博通兼容、不拘一格的学术风格，而这种风格的形成，正是巴蜀多元融合文化品格的直接体现。

三、务实尚用：贴近民生的文化取向

巴蜀地域物产丰饶、民生富庶，独特的自然环境与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巴蜀文化务实尚用、贴近民生的鲜明取向。与中原学术注重义理阐发、追求形而上的精神价值不同，巴蜀学术自诞生之日起，便带有浓厚的实用色彩，注重学术的现实价值，关注民生疾苦、生产实践与地方发展。两汉时期，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既是政论散文，也是服务于地方治理的实用文献；唐代赵蕤的《长短经》，兼具政治学、军事学价值，强调用一分为二的方法解决现实问题；明清时期，巴蜀学者更是将这种务实精神发扬光大，注重方志编纂、地方文献整理、农业技术总结等实用领域的研究。

乾嘉时代，巴蜀地域的务实尚用传统进一步强化。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巴蜀地区的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乾嘉时期的巴蜀士人一方面致力于文化重建，整理散失的文献典籍，恢复地方教育；另一方面，积极关注地方发展，总结农业生产经验、整理地方风俗、编纂地方志，为地方治理提供参考。这种务实尚用的文化取向，与乾嘉中期以后“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相契合，也成为巴蜀地域文化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重要标志。

这种贴近民生的务实取向，贯穿于李调元的整个学术实践与文化活动之中。他不仅致力于经学、小学等主流学术的研究，还花费大量精力整理巴蜀地方文献，编纂《蜀雅》《全蜀艺文志》等典籍，系统搜集巴蜀文人的诗文作品，保存了珍贵的地域文化资料；同时，他关注民间文艺，搜集整理川剧剧本、民间谚语、方言俗语，推动了巴蜀民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此外，他还注重学术的普及，其著作通俗易懂，兼顾学术性与实用性，既服务于士人治学，也贴近民间百姓的文化需求，充分体现了巴蜀文化务实尚用的特质。

四、家国情怀：坚守本土的文化担当

巴蜀地域虽地处西南，却始终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与本土文化担当。历史上，巴蜀士人既关注国家命运，积极参与国家治理与文化建设，又坚守本土文化立场，致力于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形成了“心怀家国、情系桑梓”的文化特质。两汉时期，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推动了中原与西南地区的交流融合；三国时期，诸葛亮治蜀，鞠躬尽瘁，既推动了巴蜀地区的发展，也践行了家国担当；唐宋时期，三苏父子、魏了翁等学者，既在朝廷任职，为国家治理建言献策，又不忘本土，积极推动巴蜀文化的发展。

乾嘉时代，这种家国情怀与本土文化担当，在巴蜀士人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面对明末清初战乱后的文化凋敝，巴蜀士人以传承地域文化、重建地方文脉为己任，积极开展文献整理、教育复兴等工作，努力恢复巴蜀文化的繁荣。他们既接受清廷的文化政策，参与全国性的学术文化活动，又坚守本土文化特色，着力挖掘巴蜀地域的文化价值，彰显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这种“兼容家国与桑梓”的担当，成为巴蜀地域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核。

李调元的一生，始终践行着这种家国情怀与本土文化担当。他早年为官，清正廉洁，关心民生疾苦，积极推行善政，践行家国责任；晚年归蜀后，潜心治学，以整理、传承巴蜀地域文化为己任，耗费大量心血搜集、校勘、编纂巴蜀地方文献，抢救了大量濒临散失的文化遗产，推动了巴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他的学术研究与文化实践，既契合了乾嘉时代的学术导向，又深深扎根于巴蜀地域文化的土壤，将家国情怀与本土担当融为一体，成为乾嘉时代巴蜀士人文化担当的典型代表。

综上，乾嘉时代的文化政策，通过尊经崇汉的导向、文化管控的约束与政策转向的推动，塑造了主流学术风尚，界定了士人治学的边界与方向；而巴蜀地域文化的崇学传统、兼容品格、务实取向与家国担当，为李调元提供了独特的成长土壤与学术滋养。二者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李调元学术思想形成与文化实践开展的时代背景，深刻塑造了其博通兼容、务实尚用的学术特色，也为其后续在学术研究、文化传承领域取得卓越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