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秘史之叶剑英长征秘史之叶剑英

德、周恩来、张国焘关于红军占领
绥靖懋功的部署致董振堂等电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董、曾、（三军团）叶剑英抄转何畏、先念：
A.为抽调兵力北上，五军团缺三十七团应于今二十六日开新寨子，二十
七日开达维，二十八日以三十九团开[日]隆关、巴郎山之线，接替四方面军
扼守该处，拒止邓敌前进的任务。三十七团则仍留盐井坪担任原任务，并在
大硗碛、新寨子设递步哨联络。五军团部留达维居中指挥。
B.何李应飞令韩刘两师长得信后，应先以后头的一个团开回懋功，在巴
郎山及其以东警戒之一个团，应使三十九团到后再开回懋功，两团应乘夜交
替任务，以保持秘密。崇化方面应抽回得力一团，限二十八日赶到懋功，留
一团在崇化继续设法渡河占绥靖。在丹巴对岸之团，应留一个营警戒，主力
开懋功，任沿途桥梁警戒。
C.集中懋功之三个团均须带粮七天并待命行动。
朱、周、国焘

1935 年 6 月两河口会议前后，叶剑英的准确职务是中革军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担任中革军委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并非红三军团参谋长。一、职务沿革（1935 年）1935 年 1 月 —3 月：任中革军委副参谋长，协助刘伯承处理全军参谋工作。1935 年 3 月 —6 月：任中革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纵队为中央红军总部机关、干部团等编成），同时兼任中革军委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负责全军作战指挥、情报统筹、通讯协调与部队调度。1935 年 7 月：红军整编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继续参与全军军事决策。二、为何不是三军团参谋长？1935 年 6 月，红三军团参谋长为萧劲光（后由彭雪枫接任），叶剑英从未担任过三军团参谋长。两河口会议期间，叶剑英以中革军委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身份参会，负责情报汇总、作战部署制定与指令传达，是中央与前线部队的核心枢纽。三、对创作的修正建议将原文中 “叶剑英身为中革军委参谋长”“叶参座” 等表述，精准修正为 “中革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既符合史实，又能体现其在两河口决策中统筹情报、协调部队的关键作用，上下文衔接更严谨。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九日，理县东门外的风，裹着川西北高原的寒凉，卷过岷江沿岸的荒草，也卷着红四方面军临时指挥部的灯火。昏黄的油灯光晕里，张国焘身着灰布军装，指尖重重点在摊开的军用地图上，墨迹未干的字迹在灯光下泛着冷光。徐向前坐在一旁，眉头微蹙，目光掠过地图上密密麻麻的红蓝标记，耳际还回荡着远处隐约的枪炮声——那是李家钰部昨夜进攻威州前板桥阵地的余响，也是这片土地上，革命与反动较量的不息回响。
地图上，松潘、平武一线被红笔圈出，又被重重画上几道横线。张国焘的声音低沉而急促，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却又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焦灼：“平武地形险峻，峡谷纵横，不利于大部队展开，李先念同志在那一带转战多日，最是清楚，发电时务必提醒中央，详询先念同志。”徐向前微微颔首，指尖摩挲着地图上标注的“松潘”二字，喉结微动：“胡宗南的二十七个团，像一把锁，牢牢锁着松潘、平武一线，再加上许绍宗、孙震的兵力，东、北两面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
昨夜的战事还在眼前——李家钰的三个团贸然来攻，红军将士奋勇出击，直打得敌人溃不成军，毙敌五百余，缴枪百数十枝。可这份胜利，在眼下的大局面前，不过是杯水车薪。张国焘俯身，手指沿着通松潘的道路缓缓划过，语气里带着无奈，也带着清醒：“一九三三年的松潘大地震，把所有通松潘的道路都毁得不成样子，窄处仅容单人通行，任何一条路，都容不下十团兵力。我们同意打松潘，可硬拼不行，只能分路合击，以游击战术牵制敌人，才有胜算。”
徐向前起身，走到地图前，目光扫过丹巴、绥、崇一带，补充道：“李抱冰和刘文辉的部队守在泸定，丹巴、绥、崇是咽喉要地，必须尽快拿下，牢牢守住。两河口到阿坝的路，眼下还不清楚具体路况，得让中央详查。至于行动方向，依我看，一方面军可南打康定大炮山，北取阿坝，再以一部向西康发展；我们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全、芦山一带——眼下给养极度困难，百姓贫瘠，除了这样，别无良策。”
张国焘沉默片刻，目光投向懋功的方向，那里，中央红军的旗帜已经升起，朱、毛、周等同志正在等待着他们的电报。“番众各族和喇嘛的工作，必须抓紧。”他的声音缓和了些许，却依旧带着凝重，“他们最怕我们占了他们的园地，吃了他们的粮食，土司们也在暗中鼓动，若不能争取过来，我们的后路，就会被切断。”徐向前点头，提笔在电报稿上添上这一句，笔尖划过纸张，留下沙沙的声响，像是在为这片土地上的命运，刻下沉重的注脚。
夜色渐深，风越来越烈，吹得油灯忽明忽暗。张国焘接过徐向前拟好的电报稿，逐字逐句审阅，确认无误后，签下自己的名字“焘”，又示意徐向前落款。“拟明晨派你去懋功面谈，军事指挥的细节，终究要当面说清。”张国焘拍了拍徐向前的肩膀，目光里有托付，也有对未知的考量。徐向前握紧拳头，沉声应下：“请放心，我定将前线的实情，一一向中央汇报，也把我们的想法，完整传达。”
电报发出时，天已微亮，理县东门外的晨光，穿透薄雾，洒在疲惫却坚毅的红军将士身上。而在数百里外的懋功，中革军委的灯火，也亮了一夜。六月二十日四时，一份加急电报，从懋功发出，直奔理县，落款是张、朱、毛、周。
张国焘和徐向前接到电报时，正站在岷江岸边，望着滔滔江水，思绪万千。电报上的字迹，力透纸背，每一句话，都关乎着两支红军主力的命运，关乎着中国革命的前途。“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从胡宗南或孙震（田颂尧已被撤职）防线突破，比西移作战有利。”张国焘轻声念着，眉头再次紧锁，“中央希望我们力争打田敌，若不行，就抛弃川陕甘方针，向川西南发展，集中二十个团以上突然出击，夺取雅、名、邛、大一带。”
徐向前接过电报，反复读了几遍，指尖在“出草原游牧地，此时极少可能”一行字上停顿良久。他清楚，中央的考量，着眼于全局——川西北地区地瘠人稀，人口稀少，给养困难，若长期滞留，只会陷入被动；而川西南一带，物产相对丰富，人口较多，便于红军立足、发展。可他也深知，四方面军将士多来自川陕苏区，对这一带的地形、敌情更为熟悉，北打松潘、东扣岷江，是他们经过反复研判得出的最优方案，更何况，松潘一旦拿下，平武、南坪便唾手可得，北上的通道，也能就此打开。
“中央让我们两人都去懋功，商决一切。”张国焘抬起头，目光望向懋功的方向，那里，两大红军主力刚刚会师，喜悦的余温尚未散去，却已面临着最严峻的战略抉择。风卷着江水的湿气，吹在两人的脸上，带着刺骨的寒凉，就像眼前的局势——看似有诸多选择，实则每一步，都踩着荆棘，每一个决策，都关乎着生死存亡。
徐向前望着地图上交织的路线，望着那些被红笔标注的战场，耳边仿佛响起了红军将士的呐喊，响起了番众百姓的期盼，也响起了远方敌人的枪炮声。他知道，这份决策，没有对错之分，只有立场之别——中央着眼于全国革命的大局，力求打破封锁，开辟新的根据地；而他们，立足川西北的实际，力求稳妥，为红军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
阳光渐渐升高，驱散了薄雾，照亮了岷江两岸的山峦，也照亮了地图上那些承载着希望与危机的路线。张国焘转过身，对徐向前说：“收拾行装，我们即刻动身去懋功。”徐向前却缓缓摇头，目光望向东方的防线，语气沉重而坚定：“不行，主席。许绍宗部正从北川向马明推进，企图与胡宗南会合，断我东北入甘之路，前线战事吃紧，我身为四方面军总指挥，片刻不能离开。最清楚松潘地形、敌军虚实的是我，可我不能去，只能把前线实情详尽拟入电文，托你代为转达。”
张国焘沉默良久，终究明白前线的紧迫性——徐向前是四方面军的军事主心骨，他的缺席是无奈，却也是必然。“好，你留守理县，稳住东线防线，我带你的情报与建议，赶赴懋功，一定把松潘的地形、敌军的部署、粮道的详情，一字不落地说与中央同志。”两人紧紧握手，没有多余的话语，却都读懂了彼此眼中的遗憾与托付。马蹄声踏过理县的土地，张国焘孤身一人，向着懋功、向着两河口的方向疾驰而去，身后是徐向前坚守的防线，身前是关乎全局的决策，而那份最关键的一线实情，只能隔着山川，藏在即将发出的电文里。
懋功的风，和理县的风一样寒凉，却也藏着不一样的沉重。六月二十五日午后，张国焘抵达两河口，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同志早已在关帝庙等候，空气中弥漫着紧张而肃穆的气息——两大主力会师后的战略决策，即将在这里敲定，而“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正是这场决策最核心的准则，准确的情报，便是决策的根基。可张国焘心里清楚，他带来的情报，终究是“转述”，少了徐向前亲临现场的直观与精准，少了那份踩过山川、打过硬仗的实战底气。
就在张国焘与中央同志初步会商之际，理县东门外的临时指挥部里，徐向前正与陈昌浩围着地图，紧急部署三十军向黑水前进的事宜。昏黄的油灯下，两人对照着前线侦察员传回的情报，一笔一划标注着通松潘的路线，指尖划过“较场坝”“红土坡”“黑水”等一个个地名，每一个数字、每一段路程，都关乎着后续作战的成败。“许绍宗的主力正往马明赶，要和胡宗南会合，这是要断我们东北入甘的路，必须尽快部署反击。”陈昌浩的声音急促，笔尖在地图上重重一点，“通松潘的路，侦察员传回了详情，较场坝到松潘的路线，还有待确认，而黑水通松潘的路也经红土坡，路上有粮房，黑水的给养不成问题，这对我们北上打松潘至关重要。”
徐向前俯身，指尖摩挲着红土坡一带的路线，眉头微蹙：“前线部队已经部署到位，二七四团移驻桃坪，准备增援千佛山，七十五团两营移往铜娄堡，七十三团留守原地，随时应对敌人的进攻。可总方略还未确定，我们必须尽快得到主席的指示，早打早主动，不能给敌人合围的机会。”两人当即拟好电报，字字恳切，句句详实，把敌情变化、路线详情、部队部署一一列明，末尾恳请张国焘速告总方略，随后注明“懋功李先念电台转交两河口的张国焘”——他们知道，这份情报，是中央决策最急需的“底气”，是“知己知彼”的关键一环。
电报连夜传往两河口，张国焘接到时，已是深夜。他当即拿着电报，赶往关帝庙，叫醒了已经休息的朱德、周恩来。昏暗的油灯下，三人围着电报，逐字逐句研读，徐向前与陈昌浩传回的情报，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川西北地形与敌情的迷雾：许绍宗与胡宗南的合围企图、通松潘的具体路线与粮道情况、四方面军的前线部署，每一项都精准具体，为中央的决策提供了最坚实的依据。“向前和昌浩想得周全，这份情报太及时了。”朱德感慨道，“没有这份一线情报，我们对松潘的路况、敌军的动向，终究是纸上谈兵，决策也就无从谈起。”周恩来点头附和，指尖在电报上的路线标注处划过：“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份情报，正是我们决策的根基，有了它，我们才能确定北上的具体部署，才能避免盲目行动。”
六月二十六日，两河口的晨光穿透云层，洒在关帝庙的地图上。经过一夜的会商，结合徐向前、陈昌浩传回的精准情报，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共同拟就了致董振堂等同志的电报，明确了红军占领绥靖、懋功的具体部署——抽调五军团兵力接替四方面军扼守巴郎山一线，令何畏、李先念抽调部队集中懋功，带粮待命，为北上进攻松潘、打通川陕甘通道做好准备。而这份电报的落款旁，赫然写着“董、曾、剑英抄转何畏、先念”，其中的“剑英”，便是叶剑英，这个名字出现在这里，绝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是“知己知彼”战略准则的生动体现。
为何是叶剑英？答案，藏在他的职务、能力与当时的局势之中。彼时的叶剑英，身为中革军委参谋长，长期在中央红军指挥中枢任职，协助周恩来、朱德处理军事指挥、情报统筹、部队协调等各项事务，是中央军委核心的“智囊”与“执行者”，全军上下都亲切地称他为“叶参座”[3]。两河口会议期间，叶剑英不仅参会，更全程参与战略部署的制定，负责情报的汇总、传递与部队的协调，是连接中央与前线部队的关键枢纽[4]。
从职责上来说，叶剑英作为参谋长，统筹全军情报工作，徐向前、陈昌浩传回的前线情报，需经他整理、核对后，呈交朱德、周恩来、张国焘，为决策提供支撑；而中央制定的部署，也需经他传达、落实到各部队，确保指令畅通。此次电报中令叶剑英抄转，正是因为他肩负着协调一、四方面军部队行动的重任，需及时将占领绥靖、懋功的部署传达给董振堂、何畏、李先念等前线指挥员，确保各部行动协同一致，避免因指令传递不畅而延误战机。
从能力上来说，叶剑英极具军事谋略与参谋素养，长征以来，他夜以继日地工作，起草了大量电报，对情报的精准性、指令的严谨性要求极高，曾反复叮嘱参谋人员“一字之差，关系到许多同志的生死存亡”[2]。他熟悉全军的兵力部署、通讯线路，更擅长协调各方力量，在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刚刚会师、通讯系统尚未完全整合的情况下，由他负责抄转电报，既能确保指令传递的准确性与及时性，也能凭借他的经验，及时处理传递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保障部署顺利落地。
更重要的是，叶剑英始终坚定拥护中央的北上方针，在后续的斗争中，始终坚守岗位，为维护红军的团结、保障战略部署的执行发挥了重要作用[3]。两河口决策的核心是“北上”，而这一决策的制定，离不开徐向前、陈昌浩传回的精准情报，离不开中央的战略远见，更离不开叶剑英这样的“执行者”——他既是情报的传递者，也是部署的落实者，是连接“决策”与“行动”的关键纽带，更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一军事准则的践行者。
电报发出后，两河口的风渐渐缓和，阳光洒满了整个山谷。张国焘望着远方的山峦，心中依旧有着难以言说的遗憾——徐向前终究没能来，那位最懂松潘地形、最知敌军虚实的指挥员，没能亲自站在地图前，向中央同志阐述那些藏在山川沟壑里的实战细节。可他也清楚，徐向前留守前线，守住的是红军的后路，传回的是最关键的情报，而叶剑英的参与，则确保了决策能够顺利传递、落地生根。
理县东门外，徐向前接到张国焘传回的部署指令时，正站在地图前，望着黑水的方向。他知道，两河口的决策，是建立在精准情报之上的，是“知己知彼”的结果，而这份决策，承载着两大红军主力的希望，承载着北上抗日的初心。风卷着岷江的江水，带着两河口的消息，吹过前线的阵地，也吹过每一位红军将士的心头。
这场两河口决策，因徐向前的缺席而留下了遗憾，却因精准的情报的支撑而显得坚定有力；叶剑英的出现，看似偶然，实则是历史的选择，是军事指挥体系的必然，他用自己的职责与能力，弥补了通讯与协调上的衔接，保障了决策的顺利推进。
远处的山峦，连绵起伏，像一道道屏障，也像一道道丰碑。红军将士的脚步，踏过荒草，踏过泥泞，踏过岁月的艰难，向着松潘的方向，向着北上的道路，坚定前行。两河口的灯火，照亮了决策的方向，而精准的情报、忠诚的担当，终将照亮中国革命的未来。那些藏在电文里的坚守，那些缺席的遗憾，那些默默奉献的身影，都将永远镌刻在长征的史册上，成为一段不朽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