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栎
川西浅丘的风,裹挟着草木的清芬与青石的鸣响,漫过袁竹《家风润千秋》的字里行间。这篇散文以响石村为地理锚点,以范家大院为精神载体,以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家风为灵魂脉络,将自然之景、家族之史、人文之思熔于一炉,既绘就了一幅“石鸣清韵、院落含章”的诗画长卷,又铺展了一段“廉俭传家、家国同心”的精神史诗。作为一篇兼具抒情质感与哲理深度的佳作,它跳出了传统家风散文的叙事窠臼,以诗性的笔墨、深刻的思辨,将个体家族的家风传承,升华为民族精神的时代回响,其文本价值与精神内涵,值得我们以评论为桥,深入解码其审美密码与思想重量。
文学评论的至高境界,在于与文本进行灵魂对话,既见笔墨之美,更见精神之高。袁竹《家风润千秋》的过人之处,首先在于其意象建构的诗性张力——以“响石”为核心意象,以“院落”为精神容器,以“清风”为传承媒介,构建了一个“景—物—人—理”共生的审美世界,让抽象的家风变得可感、可触、可悟,兼具画的意境与诗的灵气,这也是其区别于普通家风散文的核心特质。
“川西浅丘的褶皱里,藏着一方被时光温柔包裹的秘境。德阳市罗江区万安镇的响石村,枕着青山的黛色,沐着溪涧的清光,在岁月的长流中静默伫立。”文章开篇便以诗性的笔触,为我们铺展了一幅悠远宁静的川西画卷。这里的“浅丘褶皱”,不仅是地理形态的描摹,更是时光的肌理、历史的褶皱,将响石村置于岁月的纵深之中,自带一种古朴而厚重的质感。而那块“平整的青石如砚”,更是神来之笔——砚台为文房重器,承载着笔墨书香、文脉传承,将响石比作砚台,既贴合其形态,更暗合了范氏家风中“崇文重德、廉俭修身”的内核。轻扭之下,“叮咣叮咣”的声响漫出,“似古钟轻叩,似玉珠相击”,这声响不是喧嚣的惊扰,而是岁月的低语,是家风的传声,是跨越千年的精神回响。袁竹以细腻的感官描写,将视觉、听觉、嗅觉融为一体,让响石的“鸣”,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现象,而成为一种精神符号——它是范氏族人迁徙扎根的见证,是廉俭家风代代相传的印记,是文化薪火绵延不绝的象征。这种意象的建构,借鉴了“意象生态学”的审美逻辑,将“响石”视为有生命的有机体,让其在文本中完成了从自然物象到精神载体的生态跃迁,赋予了文本丰富的审美层次与想象空间。
如果说“响石”是家风传承的自然注脚,那么“范家大院”便是家风落地的精神容器。袁竹对范家大院的描摹,没有停留在建筑形制的简单介绍,而是将笔墨聚焦于“形”与“神”的交融,让院落成为家风的具象化表达。“始建于清雍正年间的院落,近三百年的时光在青砖黛瓦上刻下斑驳痕迹,却未曾褪去半分古朴与庄重。”三百年的时光沉淀,让青砖黛瓦间盛满了岁月的故事,而“一进三道龙门、十二座院落、百二十余间房屋”的错落布局,不仅彰显着川西民居的精巧与客家院落的厚重,更暗合了范氏家风“层次分明、规矩井然”的内核。斗角翘檐间的雕梁画栋,梁柱上的诗联题刻,每一寸砖瓦、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着范氏族人对“先忧后乐”家国情怀的坚守,对“廉俭自律”家风家训的践行。忧乐广场上的范仲淹塑像、《岳阳楼记》石屏、青石牌坊、静默古井、清荷荷塘,构成了一幅意蕴悠长的人文画卷——塑像的清癯坚毅,石屏的笔力遒劲,牌坊的气势恢宏,古井的静默沉潜,荷塘的清雅素净,彼此呼应,相互映衬,将清廉文化的气息,悄无声息地融入天地之间,潜入读者肌理。这种描写,不是简单的景物堆砌,而是将人文景观与精神内涵深度绑定,让范家大院成为一座“活的家风博物馆”,每一处景致都承载着一段历史,每一缕气息都传递着一种精神,达到了“景中有情、情中有理、理中有魂”的审美境界。
袁竹的笔墨,既有诗的灵气,又有史的厚重,更有哲的深刻。《家风润千秋》的成功,不仅在于其诗画交融的审美表达,更在于其精神叙事的深度与温度——它以范氏家族的家风传承为线索,串联起范仲淹的千古风范、范纯仁的廉俭坚守、范氏后裔的世代传承,将个体家族的命运与民族文化的传承紧密相连,让家风不再是狭隘的家族教化,而成为一种跨越千年、滋养民族的精神养分。这种精神叙事,没有空洞的说教,没有刻意的标榜,而是通过具体的人物、鲜活的故事、细腻的细节,让家风的力量自然流淌,兼具历史的厚度与人文的温度。
文章对范仲淹的描摹,跳出了传统传记式的叙事模式,而是将其置于历史与当下的交汇点,聚焦其“先忧后乐”的家国情怀与“不欺君、不欺民、不欺心”的立身准则,让这位北宋名臣的形象,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当代的感染力。“一部《清平乐》,让范仲淹的形象再次走进大众视野,却少有人知,这位文坛巨匠、政坛贤臣,用一生践行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袁竹以《清平乐》为切入点,自然引出范仲淹的一生,从醴泉寺苦读的孤贫坚守,到“庆历新政”的励精图治;从屡遭贬谪的初心不改,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家国担当,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位文韬武略、赤子丹心的先贤形象。更难能可贵的是,袁竹没有停留在对范仲淹功绩的罗列,而是深入挖掘其精神内核——他“享受俸禄,便当勤勤恳恳、清清白白”的赤诚,他“克俭于己,慷慨于人”的品格,他“与其让我范家独享富贵,不如让大家都来这里读书”的胸襟,都在文本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现。据史料记载,范仲淹为官期间,俸禄优厚,却始终廉俭自守,妻子儿女的吃穿仅够自足,家中无宾客登门时,饭菜不设“重肉”,他每日就寝前,都会计算衣食住行所耗之资与所做之事能否相称,若不相称,则终夕难眠,次日必做弥补。这种细节的补充(虽原文未直接详述,但袁竹的笔墨已暗含其意),让范仲淹的廉俭形象更加鲜活立体,也让“先忧后乐”的精神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融入日常言行的自觉坚守。
家风的传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接力。袁竹在文中,以细腻的笔墨,讲述了范氏家风的传承故事,其中最动人的,莫过于范仲淹与范纯仁父子之间的家风传递。“范仲淹次子范纯仁成婚之时,深知父亲的廉俭家规,本欲一切从简,只购两件衣物,其妻子却执意要用名贵丝绸制作幔帐。范仲淹得知后,严词劝诫,告诫儿子不可借人生大事奢侈浪费,更警告若执意为之,便将丝绸当众焚烧。”这个小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于细微处见精神——范仲淹的严词劝诫,不是不近人情的苛刻,而是对家风的坚守,对子孙的负责;范纯仁的谨记父训,不是被动的顺从,而是对家风的认同与践行。正是这种“父传子承”的坚守,让“廉俭”二字,深深融入范氏族人的血脉之中。后来,范纯仁从布衣起身,官至宰相,却始终奉行“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的家训,廉洁勤俭,始终如一,遂有“布衣宰相”之称,他用人唯贤、低调谦和,举荐无数德才兼备之士入朝,却从不张扬,被荐者多不知其举荐之人,这份坚守,正是范氏家风最生动的延续。袁竹以这个故事为载体,深刻诠释了家风传承的真谛——它不是刻板的教条,而是融入言行的自觉;不是刻意的标榜,而是刻进血脉的坚守;不是一代之功,而是代代相传的接力。
更深刻的是,袁竹将范氏家族的家风传承,与响石村的村民生活、时代发展紧密相连,让家风从“家族传承”升华为“时代共鸣”。“响石依旧鸣响,清风依旧徐来。如今,吹过响石板的风,早已不是百年前的风,却依然带着廉俭的清韵,如天街小雨,随风潜入,润物无声。”袁竹以“风”为媒介,将历史与当下连接起来,百年前的廉俭家风,如同这山间清风,穿越岁月,浸润着响石村的每一个角落,影响着每一位村民。“响石村里,村民们承袭着范氏家风,仁爱宽厚,邻里和睦,克勤克俭,诚信待人。他们在田埂间耕耘,在院落中相守,懂得一粥一饭来之不易,明白勤能兴家、俭能传世的道理。”这些朴素的日常,正是范氏家风最生动的延续,是“先忧后乐”家国情怀最朴素的表达。如今的响石村,作为第四批国家级传统村落,以范家大院为核心,打造廉政文化示范基地,已有430支党支部组织近20000人次前来开展党建活动,让廉俭家风从家族传承走向社会传播,成为滋养人心、凝聚力量的精神养分。袁竹敏锐地捕捉到这种“家风社会化”的时代特质,将个体家族的家风传承,置于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下,让家风不再是封闭的家族记忆,而是开放的文化资源,是滋养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这种叙事视角的升维,让文章的精神内涵更加深刻,更具时代价值。
《家风润千秋》的另一大亮点,在于其哲思表达的含蓄与深刻——袁竹没有刻意堆砌哲理名言,而是将哲思融入诗性的笔墨之中,藏于景物描写、人物叙事、细节刻画之内,做到“含而不露、隐而不晦”,让读者在品读诗画意境的同时,感悟家风的深刻内涵与时代价值,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评论境界。这种哲思,不是空洞的议论,而是建立在文本细节与历史史料之上的理性升华,既有对家风本质的深刻解读,也有对民族精神传承的时代叩问。
袁竹在文中写道:“石鸣清响,是岁月的低语,也是家风的传声;院落幽深,是时光的沉淀,也是精神的栖息地。”这句话,既是对响石与院落的诗意描摹,更是对家风本质的深刻解读——家风,是岁月的沉淀,是时光的馈赠,是一个家族的精神根脉,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栖息地。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惊艳,而是日积月累的沉淀;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润物无声的坚守”,这种对家风的解读,跳出了“家风即家训”的狭隘认知,将其视为一种潜移默化、代代相传的精神力量,一种融入血脉、浸润心灵的文化基因。它藏在父母的言传身教里,藏在族人的一言一行中,藏在响石村的清风明月间,穿越百年,芳华依旧。这种哲思,没有生硬的说教,而是通过意象的叠加、情感的渗透,让读者自然感悟,既具诗意,又具深度。
更具深度的是,袁竹将家风传承与民族精神、时代发展紧密结合,提出了深刻的时代叩问与价值思考。“那些跨越千年的精神密码,那些代代相传的家风家训,早已融入响石村的草木山石,融入范氏后裔的血脉灵魂,也融入每一个追寻美好、坚守初心的人心中。它告诉我们,真正的不朽,不是功名利禄的喧嚣,而是精神风骨的传承;真正的家风,不是刻板的教条,而是润物无声的滋养。”这句话,是文章的主旨升华,也是袁竹对家风价值的深刻诠释——在这个功利化、快节奏的时代,人们往往追逐功名利禄的喧嚣,却忽略了精神风骨的传承;往往重视外在的物质追求,却遗忘了内在的家风滋养。而范氏家风的传承,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真正的不朽,不是一时的荣华富贵,而是跨越千年、生生不息的精神传承;真正的家风,不是刻板的教条约束,而是润物无声的心灵滋养,是“以廉为骨,以俭为魂,以恕为怀,以忧为任”的精神坚守。
范仲淹曾在《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中写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袁竹在文中引用这句话,既是对范仲淹千古风范的赞颂,也是对范氏家风的最好诠释——范氏家风,如同云山苍苍,厚重而深远;如同江水泱泱,绵延而不息;如同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滋养千秋。这种引用,不是简单的点缀,而是将范仲淹的个人风范与范氏家风、民族精神紧密相连,让家风传承的意义,超越了个体家族,升华为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延续。正如袁竹在文末所写:“浅丘含黛,响石鸣春;家风传世,薪火永燃。在这片被时光温柔以待的土地上,响石的清响还在继续,范氏的家风还在传承,如清风拂面,如明月照心,指引着人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坚守初心,行稳致远,让廉俭之风绵延不绝,让家国情怀永照千秋。”这段话,既是对全文的总结,也是对家风时代价值的深情呼唤,让读者在诗性的笔墨中,感悟到家风传承的深刻意义,也感受到民族精神的强大力量。
从文学评论的审美维度来看,袁竹《家风润千秋》的成功,还在于其语言艺术的精湛与独特——笔墨细腻灵动,兼具古典韵味与现代质感,句式长短错落,节奏舒缓悠扬,如同一首流淌的诗,一幅舒展的画,让读者在品读中,既能感受到诗的灵气,又能体会到画的意境,更能领悟到理的深刻。这种语言风格,既借鉴了古典散文“形散神聚、情景交融”的特质,又融入了现代散文的抒情与思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审美表达。
文中的语言,细腻而不晦涩,优美而不浮华,每一句话都经过精心锤炼,却又显得自然流畅,毫无雕琢之感。“枕着青山的黛色,沐着溪涧的清光”,寥寥数字,便勾勒出响石村的清幽与宁静,“枕”“沐”二字,拟人化的手法,让景物变得生动而有温度;“清癯的面容上双眉微蹙,一手执书,目视远方,眉宇间尽是‘心忧天下、先苦后乐’的大儒之风”,细腻的肖像描写,将范仲淹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让读者仿佛能亲眼见到这位先贤的坚毅与赤诚;“如高山流水,清澈见底;如苍松翠柏,历久弥坚”,比喻的手法,将范仲淹的赤诚与坚守,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来,兼具诗意与力量。同时,文中的句式长短错落,节奏舒缓,如“风过浅丘,带着草木的清芬与石鸣的清响,漫过白墙青瓦的院落——那便是‘德阳市廉政文化示范基地’范家大院,北宋名臣范仲淹后裔在罗江的栖居之地”,长句与短句结合,舒缓与急促相间,形成了优美的语言节奏,读来朗朗上口,余韵悠长。这种语言艺术,让文章既有诗的灵气,又有文的厚重,更有画的意境,达到了“文以载道、文以传情、文以审美”的至高境界。
回望当下,在这个文化多元化、价值多样化的时代,家风传承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太多人在快节奏的生活中,遗忘了家族的精神根脉,丢失了廉俭自律的立身准则,忽视了家国情怀的时代担当。而袁竹的《家风润千秋》,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为我们呈现了一段跨越千年的家风传承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家风、传承家风的范本。它告诉我们,家风不是尘封的历史,而是鲜活的传承;不是狭隘的家族教化,而是开放的文化资源;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润物无声的心灵滋养。范氏家风的传承,不仅是一个家族的荣耀,更是一个民族的财富——它所蕴含的“先忧后乐”的家国情怀、“廉俭自律”的立身准则、“忠恕待人”的处世之道,不仅是范氏族人的精神密码,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是滋养我们前行的精神力量。
袁竹以诗性的笔墨,将响石的清鸣、院落的古朴、先贤的风范、家风的传承,熔铸为一篇意蕴悠长、内涵深刻的散文,既展现了川西大地的自然之美、人文之韵,又传递了家风传承的时代价值、民族精神的永恒力量。这篇散文,不仅是对范氏家风的深情赞颂,更是对民族文化的自觉传承;不仅是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更是一份深刻的精神宣言。它让我们明白,真正的文化传承,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润物无声的坚守;真正的精神不朽,从来不是功名利禄的喧嚣,而是家风文脉的绵延。
风过响石,鸣音悠悠;风过院落,墨香袅袅。袁竹《家风润千秋》的笔墨,如川西的清风,如响石的清鸣,如范家大院的墨香,穿越岁月,浸润心灵。它以石鸣载道,以家风铸魂,让我们在诗画意境中,感悟家风的深刻内涵;在精神传承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在这个需要精神滋养、需要文化传承的时代,这样的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更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它提醒着我们,要坚守家风根脉,传承先贤风范,让“先忧后乐”的家国情怀、“廉俭自律”的立身准则,代代相传、薪火永燃,让家风润千秋,让文脉永绵延,让民族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这,便是袁竹《家风润千秋》的精神刻度与审美张力——以诗为骨,以史为魂,以景为媒,以理为核,既绘就了诗画交融的审美长卷,又铺展了精神传承的时代史诗,达到了文学性、思想性、时代性的高度统一,堪称一篇兼具大师风范与时代价值的抒情哲理散文,也为当代家风文学创作与评论,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