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衰老是一件代价高昂的事，它通常意味着漫长的病痛与持久的沉默。据2024年国家卫健委监测，农村60岁以上老人慢性病患病率已达78.2%。同一时期国家癌症中心报告显示，城市死亡率（92.37/10万）低于农村（103.97/10万）。子女在千里之外的城市打工，请假回家意味着扣掉半个月的工钱和全勤奖；县医院的止痛针需要家属拿着空药瓶去换，一次只给一周的量。面对棘手的境况，不少老人只能以极端方式与世界告别。数据显示，1987—2009年全国人群自杀率虽大幅下降，老年人自杀问题却始终突出，农村各年龄段老人自杀率均显著高于城市。针对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景军教授于2011-2016年牵头主导，联合清华大学社会医学研究中心与中南大学肖水源教授团队，共同推进“心理健康守门人计划”，在全国8省20个村落开展实地干预。2016年至2020年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医学社会学研究中心与山东大学王健和冷安丽两位老师合作，对国内近800名癌症患者的末端期生命质量开展了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在研究中，景军发现，农村老人自杀率居高不下，久病厌世是重要原因之一。他们的生活与死亡都值得更多关注。以下是对景军教授的采访。实习记者｜余雯彤 《三联生活周刊》：您从2010年就开始关注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现在已经十年过去了，情况有所好转了吗？
景军：直到近几年，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仍然挥之不去。根据2024年版《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1年，以5岁为一个年龄组，从60岁到84岁，城市老人每个年龄段的自杀率依次分别为：6.45/10万、9.14/10万、10.79/10万、13.04/10万、15.15/10万。85岁以上年龄组为19.75/10万。而对应的，农村老人的自杀率依次分别为10.88/10万、14.39/10万、19.25/10万、29.25/10万、34.45/10万。85岁以上年龄组为38.58/10万。
简而言之，农村老年人中每个年龄组的自杀率显著高于城市。从绝对数字看，农村低龄老人自杀率是城市低龄老人自杀率的1.69倍；农村高龄老人自杀率是城市高龄老人自杀率的1.95倍。无论城乡，导致中国老年人自杀的两种主要原因，一是久病厌世，二是家庭纠纷。这是许多研究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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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在农村养老调研过程中，您观察到最突出的困境是什么？
景军：经济状况相对脆弱，健康状况不佳是许多乡村老人面临的普遍问题，加之家庭支持不足和社会保障水平低，老人一旦失去劳动能力或自理能力，往往不可避免地陷入贫困和缺乏照料的境地。
根据我们的抽样调查，“自己的收入和储蓄可以维持日常生活开支”的农村老人仅占50.7%，过去一年内，76.9%的子女给老人提供过经济支持，但改善不大。老人自己的收入、储蓄再加上子女的经济支持，可以维持日常生活开支的比例为53.4%。社会保障尚不能弥补家庭支持的不足，各田野点的老年居民养老金每人每月55元到85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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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老人的健康状况而言，患有“医生确诊的躯体疾病”的人数比例高达58.48%，有些老人同时患有5种疾病。常见和高发的前三类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等循环系统疾病，腰椎、颈椎等运动系统疾病以及以糖尿病为代表的内分泌系统疾病。
而在这些现实的生存压力之外，“空巢”的现状以及社区活动和服务的缺乏也使得老人缺少亲情慰藉和精神寄托。
根据我们的调查，就居住状况而言，独居老人比例为10.6%，2人家庭比例为 54.5%，二者相加超过 65%，足见独居和空巢的老年生活格局的普遍性。小学从村落的撤出和外出务工者将孩子们带走，只剩老人留守。天伦之乐是最普遍的愿望。三个先决条件是近距离、经常性、有感情。前两个条件基本失去。感情虽然在，但是没有近距离和经常性的感情，只能说是心心相印，而不能付诸于行动。
过日子需要物质条件，精神生活也要有基础。因而就我们研究的村落而言，最突出的困境可谓“身心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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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乡村老人有情绪问题，但明确被诊断为抑郁症的其实并不多。四川一个村落的吕大爷是抑郁症确诊者之一。他还患有多种躯体疾病，包括后循环缺血、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等。
吕大爷被确诊为抑郁症，需长期服药。一旦发病就不说话、不睡觉，有时会独自出门，找不到家。他尝试过自杀，幸好家人及时发现并制止。他需要老伴一刻不离地陪在身边，只是老伴的身体也不好，患有类风湿，之前手还做过手术，花去数万元。
两位老人唯一的生计是种地，收入多少完全仰赖收成，正如老太太所言：“靠天吃饭”。虽然有四个孩子，但孩子们的生活条件都不是太好，对老人的经济支持非常有限，且都在外面打工，无法为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平时就周末打电话，或回来看老人一眼，当天就要回去。考虑到老人的家庭状况，村里逢年过节会有所慰问和关照，但也有限。老太太说：“现在我没有别的盼头了，就希望我们的医药费能报销，我对穿的吃的也没有什么要求，每天只要能吃饱穿暖就行，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七八天才能吃到一顿肉，有时候连吃都吃不饱。”
但是值得指出，中国农村多样，有富裕的、有相对富裕的，有贫困的，有相对贫困的，不可能一言以蔽之。我们的研究多为贫困村庄，不能代指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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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至2020年，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医学社会学研究中心与山东大学王健和冷安丽两位老师合作，调研癌症患者的末端期生命质量。近年来在城市，大家对临终关怀等话题的关注度在不断上升，大家都希望能够提高死亡质量。在农村的情况是怎样的？您曾经把农村老人的临终状态称为“野蛮死亡”。
景军：“野蛮的死亡”有不同的意义，集中于“痛”这个字上。首先是躯体之痛，包括四肢骨痛，腰肚巨痛，痛无休止，胁痛膀疼，恶寒头痛，眩晕呕吐，却食烦闷，咳而多汗，气不能喘，卧不能转，身如被杖，头痛如破，冲心而痛，四处褥疮。
另外还有心理之痛，精神之痛，告知之痛，抉择之痛，财务之痛，照护之痛，丧亲之痛。
心理之痛在于无法缓解的焦虑。精神之痛在于挥之不去的遗憾和恐惧。告知之痛是指把重症和绝症的实情对病人坦诚说明的困境，病人想知而不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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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之痛因为死亡在现代医学实践中生出更多的不确定性。抢救还是不抢救？插管还是不插管？进不进ICU？癌症到晚期是保守治疗还是继续化疗或放疗？在医院里渡过终末期还是回家？回到农村老家能否获得有效的止疼注射剂？孩子们负债累累后是不是还要让老人家留在医院治疗？这些都是导致抉择之痛的问题。
缺乏告知而出现濒死意识的不清楚，另外还有对病者保密的心态，以至于临终时不能道爱、道谢、道歉、道别的问题，均是丧亲之痛的一部分。
《三联生活周刊》：您提到的上述的各种“痛”，有些在城市老人身上，有类似的困境。农村老人突出的特殊之处在哪里？
景军：就癌症而言，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大多数农村癌症患者最后离去是在家里。这意味着，他们被查出癌症的时间太晚了。超过90%的农村家庭存在灾难性卫生支出问题，也就是一个晚期癌症病人医疗用费的自费部分超过一家人收入的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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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疗护落地到癌症患者身上还存在的其他困难，首推麻醉止痛药物的不可及。
麻醉药登记制度要求患者到乡镇或县医院现场注射止疼药，在患者的临终期，规定要求家属用空药瓶换取一周麻药。距离、交通以及人力是麻药获得的主要障碍。每次换取的麻药量之少不足以控制疼痛。可以口服羟考酮、吗啡、哌替啶、芬太尼等，但是针剂麻药一律需要护士注射。
办理麻醉药物登记需要诊断证明、村委会证明、患者本人及两名代办人的身份证复印件，除了已登记的代办人，没有其他人不可以代替患者取药，之后每两个月都要重新出示证明续办。
四川一名教师告诉我们说，他的爷爷患胰腺癌，最后疼痛难忍，口服止疼药，全然失去作用。一天晚上，半夜里，老人趁家里人都睡着了，一个人走到家附近一座较高的山坡，从最高处跳了下去。但估计是因为树木太茂密了，他根本没有掉入山底，应该只是卡在半山腰上，然后又自己爬上去，走回家。
大概又过了一周，晚上，老人表示疼痛难耐。第二天上午，家人出门干活回来，发现老人已经离世。他躺在苞谷芯堆上，周围全是血，旁边还有几片美工刀片。手腕、脚腕有多处切口，是失血过多而离开的。
《三联生活周刊》：子女在看护上是不是也心有余力不足？
景军：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农村。我母亲在疫情期间去世之前，我家六个成年人轮流照护她，还有一个护工帮助，仍然无能为力，每个人先后体力透支，最后不得不把她送到医院。但是她不想一人待在那家防控措施严格的医院，我们后来托人把她转入一家设有安宁疗护病房的医院，每天有两个家属悄悄留在病房里，直到最后。
《三联生活周刊》：农村老人对临终和死亡普遍看法是什么？有哪些期望？
景军：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但我们在研究中看到，在种种客观条件下，有的老人也努力在争取有尊严的死亡。充分尊重患者个体的自主权和决定权，这点在我看来尤为重要。传统的死亡观顾及他人和集体。比如，在农村，一些老人得病之后，家里人即使知道已经于事无补，也一定要送到医院，以便完成一次近乎仪式化的治疗，因为在传统的观念中，如果没有这个仪式化治疗，那么就代表着子孙是不孝的。这种对老人的方式，实际上是考虑到了社区、家庭的需求，有为了名誉的考虑，但我认为，这样的方式并没有完全顾及当事人的主观性和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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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米女士的父亲是云南保山的木匠。虽然家里条件苦，但父亲把三个女儿们都送进了县城最好的学校，上了大学。大女儿成为了公务员，二女儿当上了中学老师，作为三女儿的米女士是一所重点大学的教师。父亲晚年病重，被送入医院的时候，一家人都想要把病情瞒着他。但老人猜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说，“你们不用瞒着我，我不怕。”他拒绝痛苦的透析，坚持要回老家。回家几天后，他将房产证、土地证、30万元存折交给了二女儿，说老房子得好好保留，女儿们要合力照顾好她们的母亲。
按照当地风俗，老人要坐在家中堂屋中间的中式椅子上，在亲人的陪伴下去世，方是真正的寿终正寝。米女士坚信，她父亲有准备地在家离世，与她祖父相当淡定的去世有关。米女士的祖父最后几天很虚弱，家人早早备好一把中式椅子，都陪在他身边。他去世那天，一开始大家伙儿依然围在他身边不敢离开。老人笑着说：“我还走不了呢，你们去吃饭，吃完回来就行。”家人饭后发现他只剩下最后一口气。老人被儿子抱到椅子上坐好时才闭上眼睛。在她的父亲和祖父的精神世界里，人之死不可怕，祖辈们会在现世的彼岸等待亲人，前世恋人也会在那里化为蝴蝶迎接心上人到来。
《三联生活周刊》：研究中，还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结论？
景军：最让我产生深深一层心得的是，一部分将死之人的反向关怀意识和行为。有访谈对象告诉我们，她祖父在去世前，修缮了父亲长年不住的院子。自家院子地势低，陆陆续续用土垫了几次，让院子地势高些。老人还砍了自家院几棵树。因为20多年前，祖父和三爷一家共住此院子，祖父担心他走后，三爷因卖树钱与其他家人起冲突。老人还帮着自小失去父亲的堂叔新辟了院子。
有老人给家人留下了一桶剥好了的花生，这桶花生盛满了他对家人无尽的爱与牵挂。他知道孙女喜欢吃花生，也知道老伴儿有胃痛的毛病，更知道儿子、儿媳妇早出晚归时常来不及买菜。他有太多的不舍，没有与家人透露半分，一切都隐藏在一粒粒花生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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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针对文中提到的相关问题，近期和远期有哪些切实可行的措施？
景军：第一，把安宁疗护纳入医保并提供合理的支持力度；第二，培养安宁疗护人才并向基层下沉；第三，医疗单位须支持收益效益较低的安宁疗护科室；第四，为安宁疗护推广预立医疗计划，让患者和家属知晓临终医疗措施的最佳选择；第五，开展生命教育，打破死亡禁忌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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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5-3 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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