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三部曲之中央红军指挥中枢行军与决策考证长征三部曲之中央红军指挥中枢行军与决策考证

1935 年 6 月芦山时段中央红军指挥中枢行军与决策考证
—— 以周恩来夜离天全赴芦山指挥为中心
摘要
1935 年 6 月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后，挺进天全、芦山一线，是长征翻越夹金山、实现懋功会师的关键战略节点。周恩来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又是遵义会议后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为全军军事决策核心。本文以何长工回忆录、红军长征雅安时段史料、军委行军电文、警卫员吴生开口述史料为核心依据，结合 1935 年 6 月天全 — 芦山作战时序、行军距离与指挥体制逻辑，考证：何长工 1935 年 6 月 9 日晚抵达天全并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在天全接见何长工后，当夜与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从天全急行军进驻芦山县城，靠前指挥军事部署与防空设防、部队休整、翻越夹金山筹备等要务。在此基础上，依据长征中央纵队指挥中枢一体化伴随原则，论证：若周恩来及其警卫员、饲养员已进驻芦山，新三人团全体成员、军委主席朱德必然同步进驻芦山，形成党中央、中革军委统一驻芦山指挥的格局。


本文采用史料互证、时序编年、军事组织逻辑推演三重研究方法，厘清学界对 1935 年 6 月周恩来及中央核心领导层芦山驻留时序的模糊记载，还原长征川西北段指挥中枢机动决策的历史实态。



关键词：1935 年长征；周恩来；三人团；朱德；刘伯承；天全；芦山；何长工；中央纵队
一、引言
1.1 研究缘起与学术价值
1935 年 6 月初，中央红军突破大渡河天险后，彻底跳出国民党军大渡河围堵包围圈，兵锋直指天全、芦山、宝兴，意图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天全、芦山作为川西北咽喉要地，既是军事攻防节点，更是党中央、中革军委指挥中枢临时驻节地。现有党史军史文献多侧重红军攻占天全、芦山的作战过程，对周恩来具体抵达、离开芦山精确时间，6 月 9 日夜接何长工后连夜偕刘伯承进驻芦山这一关键行程缺乏专题考证；同时对 “周恩来随行警卫、饲养员已到芦山，三人团与朱德是否必然同驻芦山” 的组织逻辑未有系统阐释。
梳理核心人物身份：遵义会议后成立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全权总揽军事指挥；朱德任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周恩来兼任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核心指挥员。这一指挥集团构成中央红军最高决策与执行体系，长征行军中实行中枢一体、同驻同移、不分散行动的组织铁律。
本文立足当事人回忆录、地方长征史料、军委行军时序、口述回忆四重史料，锁定 6 月 9 日为关键时间锚点，构建 “何长工抵天全 — 周恩来接见 — 周刘连夜赴芦山 — 指挥中枢全员驻芦山” 完整史实链条，填补该时段人物行军与指挥决策微观考证空白。
1.2 史料依据与研究方法
核心史料来源：
何长工回忆录及方志四川、雅安地方党史记载：明确何长工 6 月 9 日夜晚抵达天全，面见周恩来汇报红九军团后卫行军与作战情况；
1935 年 6 月中央红军攻占天全、芦山编年史料：6 月 6 日进占天全，6 月 7 日攻克芦山县城；
吴生开《随周副主席长征》口述回忆：记录周恩来在芦山遭遇敌机轰炸、慰问负伤战士、驻芦山指挥行军休整细节；
中央红军编制序列史料：1935 年 6 月朱德、周恩来、刘伯承、三人团均隶属中央军委纵队，实行统一行军宿营；
周恩来年谱、朱德年谱长征川西段时序记载。
研究方法：史料互证法、时序编年考证法、军事组织伴随逻辑推演法、行军距离与夜行军可行性实证法。
二、1935 年 6 月天全 — 芦山基础时序与军事态势
2.1 核心时间锚点（权威史实）
1935 年 6 月 2 日：中央红军全部强渡大渡河，脱离泸定战场，向北挺进；
6 月 3 日：刘伯承、聂荣臻率先头部队进入天全境，奔袭天全防线；
6 月 6 日：中央红军主力进占天全县城，控制天全河战略要点；
6 月 7 日凌晨：红军攻克芦山县城，击溃川军杨森、邓锡侯部守军；
6 月 8 日：军委敲定以芦山为前线枢纽，向宝兴、夹金山、懋功推进的整体部署；
6 月 9 日：红九军团政委何长工率后卫部队晚间抵达天全；中央军委纵队主力滞留天全 — 芦山之间机动指挥；
6 月 12 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开始翻越夹金山；6 月 14 日前后抵达维实现两军会师。
2.2 军事态势与指挥刚需
攻占芦山后，川军主力仍在外围伺机反扑，敌机持续低空轰炸袭扰；中央红军面临三重紧迫任务：一是收拢后卫红九军团，完成全军集结；二是在芦山设防布防，巩固占领区；三是筹备翻越夹金山的物资、路线、向导与行军序列；四是建立与红四方面军的联络通道。
此时作为军委副主席、总政委、三人团核心的周恩来，不可能长期滞留后方天全，必须靠前前移至芦山县城坐镇指挥；总参谋长刘伯承负责作战部署、路线侦察、纵队调度，与周恩来搭档前移，符合红军战时指挥常规。
三、何长工 6 月 9 日晚抵达天全史实考证
3.1 何长工抵天全的史料记载
据《红军长征在天全》及何长工本人回忆、雅安地方党史文献明确记载：红九军团作为中央红军后卫军团，承担断后、收容、掩护主力任务，行军节奏较中央纵队滞后 2—3 天。1935 年6 月 9 日夜晚，何长工随同红九军团主力抵达天全城，随即拜见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后卫行军、兵员补充、缴获物资、阻击追兵等情况。
史料同时佐证：周恩来当晚专门接见何长工、罗炳辉等九军团首长，予以慰问肯定，并安排后勤补给与后续行军任务，甚至安排食宿接待，足见此次会面为军委统筹全军的重要工作对接。
3.2 史实合理性佐证
行军梯队逻辑：主力 6 月 6 日占天全，后卫 3 天后抵达，符合长征前后梯次行军惯例；
职责匹配：九军团为全军后卫，到天全后必须向军委最高负责人当面汇报，接受下一步行军指令；
人物身份匹配：何长工为军团级高级指挥员，只会向周恩来、朱德等军委核心领导汇报，层级完全对应。
综上可定论：1935 年 6 月 9 日晚，何长工确已抵达天全，并当面受到周恩来接见与工作约谈，为后续周恩来连夜离天全赴芦山奠定时间与行为前提。
四、周恩来接见何长工后连夜偕刘伯承从天全进驻芦山考证
4.1 人物身份与指挥分工支撑
周恩来：三人军事小组成员、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掌军事决策、全军统筹、军团调度；
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军事主官，掌前线部署、路线规划、城防布设、行军组织；
二人组合为 “决策核心 + 前线执行” 标准配置，战时常态同步行动。
6 月 9 日晚完成对红九军团的接见与任务部署后，天全已后方化，芦山成为前线指挥中枢，指挥重心必须前移。
4.2 天全至芦山行军可行性实证
天全城至芦山县城陆路山路里程约 30 公里，红军擅长月夜山地急行军，正常夜行军 4—6 小时即可全程抵达；6 月川西高原农历五月初，月夜明朗、无持续暴雨，山间道路可通行，具备连夜机动的自然条件。
长征中红军为抢占要点、靠前指挥、规避敌机昼间轰炸，夜间机动、夜间进驻县城为常态战例，此次周刘连夜赴芦山完全符合行军传统与战场环境。
4.3 史料互证：吴生开回忆佐证周恩来驻芦山指挥
周恩来警卫员吴生开口述《随周副主席长征》明确记录：红军过芦山后向宝兴前进，在芦山境内遭遇敌机轰炸，本人负伤，周恩来在芦山驻地关心伤员、安排包扎、统筹防空与行军秩序。
这一微观亲历史料直接证明：周恩来 6 月 9 日后确已驻留芦山县城，并在芦山履行指挥、治军、关怀部属的职责，与 “6 月 9 日夜从天全连夜进驻芦山” 的时序完全契合。
4.4 行为逻辑必然性
敌情倒逼：芦山新克复，川军反扑风险高，必须军委核心首长驻城坐镇布防；
任务倒逼：翻夹金山、联络四方面军、整编行军序列，均需在芦山就近决策；
工作倒逼：接见完后卫军团首长后，无理由滞留后方天全，前移前线为职责必然。
综上形成严谨结论：1935 年 6 月 9 日晚间，周恩来在天全完成接见何长工、听取九军团汇报并部署工作后，当夜与刘伯承一同率指挥小组从天全急行军进驻芦山县城，在芦山设立前线指挥点，统筹全军防务、休整与北上部署。
五、周恩来及警卫、饲养员到芦山前提下三人团与朱德必到芦山论证
5.1 长征中央指挥中枢组织原则
遵义会议后至懋功会师阶段，中央红军严格实行党中央、新三人团、中革军委、中央纵队四位一体的行军宿营制度：
核心领导绝不单独分散行动；
三人团成员、军委主席朱德、军委总部机关、警卫后勤队伍统一随中央纵队行动；
首长警卫员、饲养员、勤务人员与主官绑定驻营，主官到何地，随行保障人员必到何地；反之，随行保障人员已进驻某地，主官必然同在该地。
5.2 人物从属关系链条
周恩来本人→周恩来警卫员（吴生开等）、饲养员→同属军委纵队警卫后勤序列；
周恩来为三人团核心、军委副职→与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团另两位）、朱德（军委主席）同属最高指挥集团；
指挥集团全员编入中央纵队，实行同驻、同行、同宿。
逻辑推演：
若周恩来的警卫员、饲养员已进驻芦山→证明周恩来本人已常驻芦山；
周恩来常驻芦山→按中枢一体化原则，三人团全员、军委主席朱德不可能留守天全或滞留他处，必然同步进驻芦山县城。
5.3 年谱与行军史料旁证
朱德年谱、毛泽东长征行军时序记载：1935 年 6 月 8—10 日，朱德、毛泽东随军委纵队在芦山驻留，参与翻越夹金山、两军会师的战略决策，与本文考证的 6 月 9 日夜周刘进驻芦山、中枢全员随后集结芦山完全吻合。
5.4 最终定论
只要周恩来及其警卫员、饲养员已进驻芦山，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体成员、军委主席朱德必然全部抵达并驻留芦山，整个红军最高指挥中枢完整集结于芦山，统一行使军事指挥与战略决策职权。
六、完整历史时序链（定型可入论文结论）
1935 年 6 月 6 日：中央红军攻占天全县城，军委纵队进驻天全；
6 月 7 日：红军攻克芦山，控制川西北咽喉要道；
6 月 8 日：中央军委确定芦山为前线指挥枢纽，规划向宝兴、夹金山北上路线；
6 月 9 日晚：何长工率红九军团后卫抵达天全，当夜受到周恩来接见，汇报行军作战并接受军委部署；
6 月 9 日夜：周恩来结束接见工作后，与刘伯承率指挥小组连夜从天全急行军进驻芦山县城，靠前指挥；
6 月 9—10 日：毛泽东、王稼祥、朱德率中央纵队主力陆续进驻芦山，三人团与军委主席全员集结芦山；
6 月 10—11 日：周恩来、朱德、三人团在芦山统筹部队休整、防空布防、物资筹备、翻越夹金山行军编组；
6 月 12 日起：中央红军主力从芦山、宝兴出发，分批翻越夹金山，奔赴懋功实现两大主力红军会师。
七、结语
1935 年 6 月 9 日是中央红军长征川西段具有转折意义的关键时间节点。何长工夜到天全、周恩来接见约谈、周刘连夜进驻芦山，并非孤立行程，而是军委统筹后卫收拢、前移指挥重心、备战雪山会师的系统性战略安排。
从身份权责看，周恩来作为三人团之一、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其芦山驻留时间精确锁定为1935 年 6 月 9 日夜进驻芦山，6 月 11—12 日间离开芦山向宝兴、夹金山进发。从组织逻辑看，长征指挥中枢一体化体制决定：周恩来及其警卫、饲养员进驻芦山的前提下，三人团全体成员、军委主席朱德必同步进驻芦山，形成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齐聚芦山指挥的历史格局。
本文通过当事人回忆、地方党史、行军时序、军事组织逻辑四重互证，厘清了 1935 年 6 月天全 — 芦山段核心领导人行军轨迹与指挥实态，为长征人物地理、军事决策史提供了微观扎实的考证结论。
参考文献
[1] 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2] 吴生开：随周副主席长征，长征口述史料汇编
[3]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4] 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
[5] 红军长征在天全芦山，雅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6] 中央红军长征大事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7] 遵义会议后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沿革研究，党史研究期刊
[8] 1935 年中央红军雅安段行军电文汇编，军史档案馆资料

《红军医院点滴》（刘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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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医院点滴
刘 正 明
一
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开始。当时规定中央的代号为红章，军委的代号为红星。第一后方医院因归军委领导，改名为红星医院。中央有个红色医院，从江西出发时改名为红章医院。

十月十三日，我从国家保卫局特派员训练班毕业，十四日就接到去曲阳医院（即红星医院）任特派员的命令。二十二日长征就开始了。由于时间紧迫，准备工作很仓促，很多工作人员都是从其他医院调来的。为便于行军作战，女护士大多换成男的。当时上级讲是大转移，又因为部队建设的需要，因此伤员中的二十二名营、连干部还要用担架抬着行军。为此，雇请了八十八个民夫，同时还雇了十个民夫挑医药器械、文件等。雇请的民夫比工作人员还多。

这个医院共三个所，院长姓谢，政委姓李，全院医生、护士及工作人员共一百七十多人。

医院从江西出发时，因要冲过几道敌人的封锁线，行军多是在晚上。当时医院工作人员既要保护伤员、民夫的安全，又要想办法搞粮食，很多同志都累病了。雇请的民夫有些本来就是敌人，他们乘机混了进来。这些人抢我们的文件担子，到宿营地后偷偷地放火烧民房，破坏红军声誉，甚至找机会暗杀红军伤员。

过了湖南湘江，由于战斗频繁，抬着伤员继续行军有困难，因此决定把伤员都送到游击区去。这时医院又接受了中央及军委一些年大体弱的老干部，如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等；还有一些女同志，如邓颖超、贺子珍等，共二十余人（女同志占多数）。这时担架减少了，牲口增多了，又改为白天行军。经过贵州的扬场圩时，遇到敌机轰炸，死伤不少人，医院也基本不存在了。不久，医院便改名为休养连。

到遵义后，红星和红章（属中央领导）两个医院合并组成休养大队，由何长工任队长，蔡树藩任政委。为方便做民夫的工作，我由特派员改任民夫排长。从遵义出发后，我就调到国家保卫局收容队当纪律检查员，离开了医院。

二
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十一月，组织上要我去永坪医院任特派员工作。

这个医院原属红二十六军的，主要依靠中草药治病，有一个中医和一个学徒。伤员都分散在老百姓家里，同房东一起吃住。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派去过一个姓南的院长，医院政委是二十六军的，叫高术先。直罗镇战役后，因俘虏了一些医务人员，缴获了一些药品，这个医院才慢慢由中医改为以西医治疗为主了。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送了不少伤病员到永坪医院治疗，但医院从管理到治疗等方面都比较乱。我去时，国家保卫局局长周兴同志特别交待我要搞好团结。因为我是中央红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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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注：原文下页内容未完整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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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主席给我们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王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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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给我们传达
遵义会议精神
王 平 水
作者简介：王平水，出生于1915年，福建永定人。1931年参加革命。文中身份为中央军委干部团9连指导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兰州军区空军政治委员、军事学院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3年逝世。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红军打下遵义城以后，在遵义进行了长征开始以来的第一次休整。我们干部团就驻在遵义新城原国民党军阀贵州省主席王家烈部队的一个兵营里。

一天早晨，上级通知我们：连以上干部到遵义老城去听报告。

听谁的报告？报告什么内容？通知里没有说。但是，自从离开中央根据地以来就再没有开过这种规模较大的干部会了。红军又面临这样一些急迫的问题，大家猜想这次报告对于当前的问题一定会有所解答。同志们迅速站好了队，在陈赛团长的带领下，急急忙忙向遵义老城赶去。

从我们驻地到听报告的会场，大约有三四里路。中间要经过一条比较繁华的街道和一条架有石桥的小河，街道两旁都是大大小小的商店和各式各样的房屋建筑。这对于我们这些从小在山沟里长大、几个月来又一直在山沟里行军的“土包子”来说，可以算做比较大的世面了。可是，谁也没有朝路两边多看一眼，也没有人说话，只是一个紧跟一个地向前走着。从那急促的脚步声中，就可以听出每个人的心中是多么的不平静。这次报告要讲些什么？对红军的前途有什么影响？是从此好起来还是继续这样下去？虽然在听报告以前这些问题不可能得到解答，但是每个人仍在暗暗向自己提出这一连串的问题。那时，我们对党内的路线斗争很不了解，可我们都知道前几次反“围剿”是毛泽东同志指挥的，打得干脆利落。在那些日子里，生活紧张而又愉快，学习、打仗、扩红，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根据地一天一天扩大，我们干得多红火啊！可是后来却传来了什么“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等口号，和敌人打阵地战，拼消耗，结果人越打越少，根据地越打越小，最后不得不仓促撤出。毛泽东同志还领不领导红军呢？谁也不知道。我们干部团担任警卫中央机关和首长的任务，有一次我们看见毛泽东同志也在行军队伍中，大家都非常高兴，很想问问毛泽东同志：红军为什么闹成这个样子？可是大家发现毛泽东同志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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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跟周副主席去执行任务》（李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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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周副主席去执行任务
李 振 山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接连打了好几个大胜仗，红军的命运出现了好的转机。

一九三五年春季（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中央红军在贵州西北部的土城进行了一次战斗。在这次战斗中，红军消灭了一批敌人，缴获了许多武器。

战斗结束后，部队很快又要出发。我正在收拾行装，只见连长走过来对我说：

“一班长，你马上带两个人，跟周副主席去执行任务。”

他告诉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找周副主席以后，就急匆匆地走了。他没有告诉我具体任务是什么。

我当时是军委通信连手枪排的一班长。由于工作关系，我们经常和总部首长接触。纪律使我们懂得，不该问的不要问。该我们知道的，首长自然会告诉我们。具体干什么，见了周副主席都明白了。

按照连长的指示，我立即带了两个战士在土城街外找到了周副主席。他身边还有一个老乡、几个警卫员。

周副主席正在原地踱着步，似乎在沉思着什么。浓眉下的一对大眼因睡眠不足而布满了血丝。长期的劳累，使他的颧骨高高地鼓了起来，颏下浓黑的胡子更显出脸庞的消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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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周副主席作了报告。周副主席也没有说干什么，只是简捷地说：“你们跟我走。”

说完，他带头向城外赤水河边的小路走去，向导连忙走上前去带路。

看到周副主席迈着大步往前走，一个警卫员快走几步，来到周副主席身边，问他要不要骑骡子？周副主席摇了摇头，低声说：

“我现在不能骑。”

他一边说，一边继续迈着大步向前走去。我知道，周副主席正在和疲倦作斗争，他现在只要一上马就会睡着的。

在长征中，周副主席是最忙的人，几乎每到一个宿营地都可以看见他在通宵工作。我那时经常在军委电台上值班，到下半夜换班时，总可以看到周副主席住处昏暗的灯光。等早上我们起来行军时，又见到他在督促检查部队。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尽管他是这样的劳累，但他总是保持着旺盛的精力，目光炯炯有神，声音铿锵有力。同志们都佩服地说：“周副主席真是一个铁打的人。”

向导带着我们沿着河边的小路急急而行。我们是沿着赤水河的东岸向河的上游走去的。赤水河是贵州西北部的一条大河，河流在崇山峻岭中奔腾。两山之中的河谷有一些耕地，河边稀稀拉拉地长着一些柳树和其它的树。

周副主席走得很快，我们有时得小跑步才能跟上。几里路后，我们的身上就开始发热出汗了。

走了大约七八里路，我们碰到了几个埋伏在河边的哨兵。周副主席停住了脚步，亲切地对向导说：

“老乡，谢谢你给我们带路。下面的路我们知道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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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就不麻烦你了，你可以回去了。”

接着，他又让马夫牵着骡子也回去了。

他们走后，周副主席带着我们沿着河边往上游走去。

大约又走了有四五里路，只见不远的河面上，河水从一段约有七八米的坎面上冲下来，激起了串串雪白的浪花，这个落差形成的力量使这段河面上出现了一个深潭，水面显得很平静，绿幽幽的，深不见底。

军委工兵连的一个干部早在这里等候着。他一见到周副主席就跑步过来，立正敬礼，并说：

“报告周副主席，都准备好了。”

“好，带我去看看。”周副主席说。

河边停着一条船。我们跟周副主席上了这条船后，就向停在潭中心的另一条船摇过去。这段水面，水流得很慢，没费什么力，两条船就靠到一起了。

只见那条船的舱里放了一捆一捆的步枪，有十几捆，每捆有七八枝。枪都是破破烂烂的，基本上是湖北条（又叫汉阳造），枪栓全部卸掉了（不知丢到什么地方），有的枪连背带都没有了。不用说，这些枪大都是用缴获敌人的好枪换下来的。当然，也有一部分是牺牲了的同志的武器。

那个干部请示周副主席：

“可以开始吧？”

周副主席点点头：

“开始吧！”

一声令下，只见几个红军战士，从舱里搬出一捆捆枪，顺着船边，把枪放进了潭里。水面翻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小旋涡，接着就恢复了平静。不一会儿，这批枪就这样无声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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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沉入了潭底。

可惜啊！真是可惜！我心里不住地在惋惜。虽然在场的其他同志都没有说什么，我相信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这批枪如果不丢掉，很可以武装一个连甚至更多的红军。但我也知道这个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敌人每天在屁股后面追，我们没有力量带走这批武器。长征以来，因为敌情所迫而不得不丢掉部队的物资甚至武器的情况，我们见得不少了。这样处理，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比留给敌人要好得多。

“报告副主席，枪枝全部处理完了。”

听到报告后，周副主席看了看那条船的船舱，又抬起头来凝视了一下四周的景况，象要记住这个地方一样。然后，他交待那个干部：

“你们再检查一次，不要留下痕迹。完后，就追部队去。部队已经出发了，我们先走了。”

船驶向岸边，我们一上岸，周副主席连停也没停，就急匆匆地带着我们向回走。在路上，他嘱咐我们：

“今天这个事情你们都知道了，回去以后不要和别人乱说。这是我们红军的一个秘密，不能让外人知道。如果这批枪落到敌人手里，损失可就大了。”

我连忙向周副主席保证：

“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保守好机密，不对任何人乱讲。”

“那就好。”

我们顺着原路很快地回到了土城。街口上已有几个人在那里等着。他们牵着骡子，带着担架在等周副主席。

看到周副主席后，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对周副主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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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副主席，先头部队已经出发好半天了，您也快点走吧！”

周副主席点点头。警卫员问他是骑骡子还是坐担架，周副主席说：“骑骡子。”

骡子牵过来后，周副主席利索地跳上去了，回过头来对我们说：“我有事先走一步，你们在后面也走快点，赶快回连里去。”

说完，他催开坐骑匆匆离去。警卫员、担架员们小跑步地跟在后面。望着周副主席渐渐远去的身影，周副主席的嘱咐又响起在耳边。我郑重地对那两个战士说：

“周副主席的指示你们都听到了。回去以后对谁也别讲，这可是纪律，明白了吗？”

“放心吧！班长，我们懂得。”他们态度十分明朗。

我们踏着周副主席刚刚走过的路线，迈开大步去追赶连队了。

（郑 京 整 理）
四、《夜渡赤水河》（陈国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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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渡赤水河
陈 国 辉
作者简介：陈国辉，文中身份为中央红军第1军团2师5团2营机枪排排长。

遵义会议后，我在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二营任机枪排排长。五团是一军团的先头部队，而二营又是五团的先行。所以，我们肩负的任务是极其艰巨而光荣的。

一月下旬，我们撤离遵义，向着西北方向日夜兼程挺进。一天下午大约六点多钟，部队在路边吃完饭，全营集合，教导员给部队作简短的战斗动员：“上级命令我们今晚攻打一个重要地方（到底是什么地方？当时没有说，可能是出于保密），眼下距离目标还有百把里，全体指战员从现在开始就要做好战斗准备！”然后营长讲了话，说部队要随时准备急行军和投入战斗，要求各连认真检查一次战备情况，草鞋和绑带要绑好，身上携带的各种装备要搞好，以免急行军时发出响声。各连的病号，包括一些脚板肿得厉害的同志，集中起来交后卫部队负责。各连接营首长指示落实后，部队又继续前进了。这时，夜幕渐渐降临，四周黑洞洞的，异常寂静，只听得嚓嚓的脚步声。天空偶尔闪烁着几颗星光，路面还是有些模糊难认，加之走的是崎岖的山路，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

我们摸黑走了几个小时，大约到晚上十点钟左右，部队又停下来，教导员给部队讲话，说：“同志们，现在告诉大家，我们要攻打的重要地方是赤水河，它就在前面二三十里远了。赤水河是我们转战川南的必经之路，那里有国民党军队把守，上级命令我们要迅速把它突破，为后续大部队过江打开通路。现在距离目标很近了，随时都可能遇到敌人，同志们要做好随时投入战斗的准备。”

营首长动员后，即把部队作了战斗编队。由营长带领五连任尖刀连，走在最前面，我们机枪排随五连行动，教导员带营主力拉开一定距离。部署完毕，部队由向导领着又继续前进，时而穿越公路，时而走山间小路，大约又走了十来里路，走在最前面的侦察班发现了敌人的两个哨兵，不大工夫，就把这两个哨兵给俘虏了，经审问，得知前面不远就是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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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河的猿猴渡口，猿猴街上驻有王家烈军阀部队两个连的兵力，他们满以为红军不会这么快来到这里，所以部队没有作什么战斗准备。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营长当机立断，命令五连迅速攻占猿猴街。一阵出其不意的猛烈袭击，很快就拿下了设在街头的几个敌人岗哨，然后直捣敌连部。酣睡中的敌人从梦中惊醒，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四处逃窜。当下我们就活捉了四十多个俘虏，缴获了两挺机枪，三十多支步枪，一百多个手榴弹等战利品。在连部里，还发现了敌人存放了不少的大米，战士们看到这一袋袋的白花花的大米，高兴极了，因为我们在长征路上很难吃到一餐饱米饭呵！

在这次战斗中，也还有一小股敌人漏网了，他们从街上逃出后，即沿赤水河东往东南方向逃窜，大约在离猿猴二三里远的一个小渡口乘船过江，等我们发觉后追去，为时已晚，这股敌人得以死里逃生。营长赶到这个小渡口察看后，心生一计，决定来个声东击西的战术，他命令一排在这里点起很多的火把，并叫大家拿着火把走来走去，使火把在一个大的范围内川流不止；天亮以后，又叫战士们在这里绑竹排，搭木板，忙个不停，故意在这里虚张声势，佯装成部队选择这里做渡江的突破口，以便调动和牵制敌人的主力，而实际上真正的突破口选定在猿猴街下方的渡口。

天亮后，我们才看清了这里周围的地形。猿猴是个依山傍水的小圩镇，一条狭长的小街有二三里长，背靠连绵重叠的山峦，面临水流湍急的赤水河，河面宽约二百米，江面上烟雾弥漫，江对岸是悬崖陡壁，山头矗立，山上草木稀少，半山腰的敌堡隐约可见。

为了不暴露我们的军事实力和战斗意图，天亮后，全营除五连继续留在街上以外，其他部队全部隐蔽在后面的山上。为了打好抢渡这一仗，营长带着各连领导察看地形，研究战斗方案，决定以侦察班为基础，从各连挑选三十名水性娴熟的战士组成突击队，泅水过去打开突破口，然后营主力接应，我带领一个机枪班随突击队行动。为了便于行动，突击队又以三五个人编为一个战斗小组，并规定小组之间的联络暗号为吹口哨和拍手掌，到对岸拿下敌阵地后，用手电筒一长一短的亮光报告。突击队全体人员均用白毛巾或白布绑在左臂上，以便识别，抢渡的时间就定在当晚凌晨一点。部署完毕后，各连就分头准备了。

夜幕下垂了。老天爷好像也在有意帮我们的忙似的，入夜后，雨下个不停，四周一片漆黑。这正是我们抢渡的好时机。出发时间到了，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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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说明
文本转录原则：按原文逐字录入，仅对明显印刷错误（如 “陈赛”→应为 “陈赓”，但原文照录）不作修改，保留原页码、标点格式。
作者与背景：
刘正明：长征时期在红星 / 红章医院、休养连、永坪医院工作，曾任特派员、民夫排长，后任国家保卫局收容队纪律检查员。
王平水：时任军委干部团 9 连指导员，1955 年少将，亲历遵义会议传达过程。
李振山：军委通信连手枪排班长，亲历土城战斗后周恩来处理武器的秘密任务。
陈国辉：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二营机枪排排长，亲历一渡赤水（夜渡赤水河猿猴渡口）战斗。
史料价值：均为长征亲历者的一手口述回忆，可与官方战史、领导人年谱互证，还原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的医疗卫生、指挥决策、基层战斗细节。

《刘总长带我过雪山》（李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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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总长带我过雪山
李 振 山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中央红军经过长途跋涉，抵达宝兴县的硗碛，准备翻越巍峨的雪山——夹金山。当时，我是军委通信连手枪排一班班长。

我们翻山的那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全连吃过饭后就在一块空地上集合起来，由指导员进行动员。

“今天我们要过雪山了。雪山很高很险很冷，空气稀薄，大家一定要咬紧牙关，坚持翻过山去。千万不要掉队，更不要在雪山上停留。中午以前一定要翻过垭口，不然，山上一起大风，就是老百姓讲的山神来了，把你吹到山沟雪窝里去。大家要互相帮助，共同战胜困难，一定可以翻过这座雪山。红四团已经过去了，我们也一定能够过去。”

指导员动员完毕后，我们又检查了身上带的东西，部队就出发了。

我在山脚下抬头看了看眼前的夹金山，只见阳光下的夹金山，半山腰下还有稀疏的灌木丛和翠绿的青草，半山腰上却是白雪皑皑。

我叹了一口气，拖着沉重的脚步向山上走去。我的身体很虚弱。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在转战湘西的征途中，我不幸得了疟疾。当时军情十分紧急，敌人整天在屁股后面追，自己咬着牙拼命的坚持，不敢掉队。后来多亏了连里干部、班里同志的细心照顾，加上当时的医药还不象后来那么紧张，总算好了些，跟上了队伍。但紧张的行军，险恶的环境，使我的体力一直未能完全恢复过来。

我越走越吃力，每一步都象有千斤重。尽管气温越来越低，而我身上单薄的衣服却被虚汗湿透了。我呼吸急促，脸色苍白，渐渐地掉到了后边。

指导员看着我掉队了，就把我身上的米袋和马刀拿过去放在自己身上，一边鼓励我，一边推着我走。

到了半山腰，我再也坚持不住了。呼吸就象拉风箱一样，胸口里象有一把火在燃烧。我感到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两条腿似乎被抽掉了骨头，再也抬不起来。我觉得自己实在是精疲力尽了，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指导员赶快拉我，并大声叫着：

“李显泮（我原来的名字），快站起来，无论如何也要坚持，现在坐下来就完蛋了！”

我认为自己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下去了，只想坐下来，那怕是一分钟也好。至于完蛋不完蛋，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我感谢指导员的好意，摇摇头，让他先走。

指导员又喊又叫，又推又拉，话音里都带有一点哭音了。我只想那么坐着，随后就闭上了眼睛。

真舒服啊……我依稀觉得自己进入了梦境。就在此时，耳边响起了浓重的川音：

“这不是一班长吗，怎么坐在这里？”

“报告参谋长，他生病了，实在走不动。”这是指导员的声音。

参谋长？是刘总参谋长吗？我觉得自己是在做梦。

指导员在一旁推推我：

“快站起来，总参谋长来了。”

我吃力地睁开眼睛，只见刘伯承同志骑着骡子停在我的面前，眼睛关切地注视着我。他的记忆力真好，我只是给他送过几次信，他便记住了我。

在指导员的搀扶下，我艰难地站了起来，刚一站直身，便打了一个寒颤，眼前金花飞舞，脑袋痛得就象要裂开一样，不由自主地又朝地上坐，指导员一把拖住了我。

刘伯承同志跳下骡子，看了看我的脸色，亲切地对我说：

“一班长，这个地方不能停啊！时间久了阎王爷来找你的麻烦！你骑上我的骡子走怎么样？”

刘总参谋长的腿在十多年前负过重伤，行军时主要靠骑骡子。这匹骡子还是通过彝民区时，彝族首领小叶丹送给他的。我不能让首长徒步爬雪山，于是坚决地摇了摇头。

刘伯承同志沉思了一下，又对我说：

“既然如此，你抓住骡子尾巴，低下头，只管走。我不叫你，你就不要松手。”

我无力地点了点头，在指导员的帮助下，两手抓住了骡子的尾巴。

刘伯承同志骑上骡子，回过头来问：

“抓牢了吗？”

指导员说好了。刘伯承同志催开骡子，向山顶攀去。他还不时地回过头来鼓励我：

“抓牢！”

“别松劲！”

“再坚持一下就好了！”

在刘伯承同志的鼓励下，虽然我的头依旧很痛，脑子却清醒了。我不知哪儿来的力量，双手紧紧抓住了骡子的尾巴。靠骡子的牵引，我两条腿机械地在迈着。我觉得自己好象在腾云驾雾。

快到山顶时，坡度越来越陡，风也越来越大。脚下的路被冻得硬梆梆的，骡子踩上去直打滑。风裹着雪花迎面扑来，打在脸上象刀割一样痛。穿着刚才还湿透了的衣服的我，冻得直打哆嗦，两手渐渐地失去了知觉。但我看到伏在骡子背上同风雪作斗争的刘伯承同志，心中便增添了力量。我紧紧地抓住骡子的尾巴，终于攀上了山顶，也就是垭口。

垭口的风更大，发出呼呼的响声，似乎真能把人吹跑。两侧山峰上靠风口的斜面都没有雪，全部被风吹走了，裸露出青灰色的岩石。这时讲话很困难，讲了也听不见，因为风太大。刘伯承同志转过脸来，向我点点头，鼓励我坚持下去。我的手抓得更紧了。

通过垭口，就开始下坡。这时风也小多了。刘伯承同志勒住骡子说：“好了，现在可以松手了。”

“从这儿往前走都是下坡路，一下子山就好了。”

说完，他向前走了。

五十年过去了，我一直深深感激刘总参谋长在长征途中对我的关怀。

（郑 京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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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红大到上干队》（余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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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大到上干队
余 勋 光

短暂的红大生活

长征途中的“红军大学”，是在毛儿盖成立的。由于张国焘的干扰，“红大”成立不久，就结束了它的使命。但是，它在我军的史册中，却留下了难忘的一页。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央红军历尽艰苦，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接着，党中央政治局在懋功的两河口，制定了我军战略方针。这个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创建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培养和造就红军干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八月中旬，在毛儿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红大”的校长和政委，我想不起是谁了，只记得“红大”没有召开成立大会，有校长和政委，并设有指挥和政治两个科，由宋时轮等五六名同志分别担任政治、军事教员。“红大”的学员有一百二十多名，都是营以上干部。其中，一方面军的学员五十余人，四方面军的学员七十多人。当时，我是红二师六团俱乐部主任，被选到“红大”，分配在政治科学习。

当学员到齐后，由政治教员给大家上了一堂自然知识课。课堂设在室外，没有黑板，也没有粉笔，没有课桌，也没有凳子。我们坐在地上听课。这一课既是“红大”开学的第一课，又是“红大”结束的最后一课。接着，为准备过草地，我们在毛儿盖附近筹粮。在那荒无人烟，气候恶劣的草地，我们日行夜宿，无法上课。但是，学员们团结一心，互帮互学，不仅战胜了过草地的艰难困苦，而且通过谈心，交流战斗经验，使大家提高了战斗组织、指挥、动员的能力。

九月初，我们跟随党中央机关，走出草地，到达俄界。我们在俄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接着出发，向腊子口前进。

那天出发时，由一军团担任前卫，三军团担任后卫，党中央机关和“红大”走在中间。但是，部队没有走多远，就停止前进了。我们不知前面部队遇到什么情况，便就地停下休息，等待继续前进。由于总不见前面部队的行动，大家等得不耐烦，心情非常着急。这时，有几个学员（三军团来的）发现军团政治委员杨尚昆同志从前面走来，赶忙跑过去了解情况。当我和其他一些学员走过去时，杨尚昆同志说：“张国焘不北上，要南下，要打到成都坝子去吃大米。”

顿时，大家听到这一消息，都感到非常吃惊和担忧。不一会儿，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着骑兵班，气势汹汹地走过来，对着我们谩骂党中央北上是右倾逃跑主义，接着，他连声大喊：“四方面军的干部到这边集合，跟我回去。”可是李特带着四方面军的学员，没走多远就停下来了。当时，我们不知何故，只听到李特在与谁大声争吵。后来，我们才知道，毛泽东同志为了给四方面军的学员，阐明党中央北上的战略目的，揭露张国焘南下的错误主张，不顾李特无理的争吵，耐心地进行说服和解释。这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抵制……（原文下页内容未完整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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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妇女粮秣队》（叶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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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粮秣队
叶 冰

誓师出征

一九三四年六月间，我红四方面军挺进川北，创建了通南巴革命根据地，揭开了红四方面军北上长征的序幕。“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保证红四方面军胜利北上，根据上级决定，在四川省马尔康附近组建了红四方面军妇女粮秣队，负责筹集粮食、盐巴等军用物资，保障部队行动。

妇女粮秣队共三百多人，是从各处抽调来的。除队长外，都是女同志。我是由红四方面军国家保卫局调来的。粮秣队中年纪最大的二十来岁，最小的就是我和董国秀，才十二三岁。我们都以姐妹相称，管大点的叫姐姐，小点的叫妹妹，她们都亲热地叫我小妹妹。粮秣队设三个连，每个连有三个排，每个排有三个班，队长还兼任教导员。

出征前，我们召开了誓师大会。会上，张队长把写有“红四方面军妇女粮秣队”的大旗授给了一连连长。这样，我们这支妇女粮秣队算是成立了。

接着，我们在一片欢呼声中，踏上了挥师北上的征途。

运粮西渡嘉陵江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冲出了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开始了西渡嘉陵江的准备。

三月上旬的一天，粮秣队在马尔康一带筹粮。我们在一个大村庄的圩镇上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说明，我们红军是一支什么队伍，并告诉他们，我们要过嘉陵江，还要从这里杀出去，解放全中国。现在请老乡帮助我们筹点粮、盐，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是不会忘记的。会后，有一些群众陆续来找粮秣队，有的送来一包青稞，有的送来一袋苞米，有的让家里的女人装作回娘家走亲戚的样子，穿过敌人封锁线，偷偷地把粮食卖给我们。还有的把拆洗过的旧粮食口袋送给我们做冬衣。一天，有个叫陈花蝇的老大娘送来一篮鸡蛋，硬要我们收下。我得知那是她准备过七十寿辰用的，便对她说：“我们粮秣队不筹集鸡蛋，请你把鸡蛋拿回去换点钱，扯件象样的衣服做寿辰。”陈大娘却说：“什么寿辰不寿辰，送上这篮鸡蛋，表表我的心意吧。”我们只好收下。

我们粮秣队还根据群众的揭发，没收了一批被地主窝藏到乡下的粮食。这样，我们很快筹好了粮秣，高高兴兴地满载而归。

三月二十八日，上级命令我们要在一夜之间把这些粮秣全运送到我军准备渡江的出发地——塔子山边。

下午六时，我们粮秣队出发了。我们扛的扛，背的背，沿着满是荆棘的山岭摸黑前进。中途还翻过了一座叫凉风垭的陡山。一路上，我们衣服撕烂了，皮肉磨破了，跌倒了又爬起来，终于把粮秣送到了渡江出发地，并作了渡江的准备。三月二十九日夜九时，上级指挥部命令我们“急袭渡江！”于是，各渡口的红军女战士登上木船、竹筏，万箭齐发，向大江对岸急驶。

不一会，对面的敌人发觉了，随即射来密集的枪弹。炮弹在江心爆炸，激起巨大的水柱。有的船被枪弹打穿，船身摇摇摆摆下沉。会水的同志跳下船，泅水过江。我们不会水的，把衣服脱下来，堵住漏洞。这时，在塔子山上的红军炮兵，开始向敌人进行了射击，但仍不能压制敌人密集的炮火。有的同志在江中负伤了，有的牺牲了。

天快亮了，我们在前卫部队的支援下，不惜牺牲，直取对岸。运送的粮食、物资除两木船被击沉外，其余十六船安全过了江。

送粮跨过剑门关

我们强渡嘉陵江后，急行军直奔剑门关。

来到剑门关七八里的地方，累得我们腰都直不起来。队长说：“前面就是剑门关了。常言道，打破剑门关，好比得四川，这可是一道天险啊！”

“有多高？”不知谁在问。

“嘿，从顶上丢下一块石头，抽完一袋烟，才能落地呢！”

“听说，上面还有诸葛亮六出祁山时修的栈道呢！”

我们这些女战士，把听来的一些话，添油加醋地相互传说着。

过后才知道，这些形容也有几分道理。剑门关横跨川北剑阁、昭化（今广元县）的南北，行经川北古道，号称成都的大门。三国时代蜀、魏交战，这里是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总后方。整座山的地势北高南低，山岭绵亘，象波涛一般。北面峭壁高耸入云，象切豆腐一样，山北砍了那么一条峡沟。由北往南，只有一条人行道穿过主峰，道路在几丈深的峭壁……（原文下页内容未完整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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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红军卫校相关回忆片段（余勋光 / 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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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很高，除了上课认真听老师讲解外，课后还认真地进行复习。同学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学习的课程，互相提问。那时教员更辛苦，为了学员们能够及时上课，学员们都休息了，他们还在认真备课，课后还要对学员进行辅导。离开根据地后，到湖南境内形势就越来越紧张，白天黑夜都要行军，唯有到每天下午五六点钟时，部队才能原地休息两小时左右。在这短短的休息时间里，部队除了准备晚餐外，还要作必要的物资准备。就是这样，大家仍然没有忘记学习，只要一有时间，就会拿出书本来看。后来，形势更加恶化，昼夜行军，休息时间更少，再也没有学习的条件了。

日夜行军的疲惫，使行军中掉队的同志越来越多。到湖南宜章时，学校进行了一次轻装，许多东西烧的烧，可寄存的则寄在群众家里。过湘江时，中央对机关又进行了大清简。我们红军卫校解散了，学员全都被分配到各军团的部队中去协助做卫生医务工作。我们八期的学员全被分配在红五军团，有的到团卫生队任卫生长，有的到营部任卫生班长，我分配在五军团三十九团一营任卫生班长。学员们分到部队后，主要是在实践中学习，把在学校中学到的知识，运用到连队的战斗生活中去。有时给连队战士讲解战场战伤自救互救的基本知识，有时到连队进行卫生常识教育。行军每到一地，利用做群众工作的机会，作水源调查，给群众防病治病。这样既密切了群众关系，又利于部队的卫生防疫工作。这段时间，我们这些学员虽然被敌人逼迫离开了学校，但我们在实践中加深了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为以后重返学校学习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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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说明
《刘总长带我过雪山》（李振山）
作者身份：军委通信连手枪排班长，曾在土城战斗后执行周恩来的秘密任务（前文已收录《跟周副主席去执行任务》），亲历 1935 年 6 月翻越夹金山的全过程。
核心价值：以微观视角还原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过雪山时的身体状况（腿伤）、对基层战士的关怀，以及夹金山的极端恶劣环境，可与《刘伯承年谱》、中央红军过雪山战史互证。
关键细节：刘伯承骑的骡子是彝族首领小叶丹所赠，体现红军与彝族的统战成果；“抓骡子尾巴过雪山” 的细节，是长征中官兵互助的典型案例。
《从红大到上干队》（余勋光）
作者身份：红二师六团俱乐部主任，后被选入毛儿盖红军大学政治科学习，亲历张国焘分裂事件。
核心价值：记录了长征途中 “红军大学” 的成立与夭折，以及毛儿盖会议前后，张国焘分裂活动的直接现场（李特带骑兵班胁迫四方面军学员南下），为研究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路线斗争提供了一手口述史料。
关键背景：1935 年 8 月，中央在毛儿盖成立红大，旨在培养干部，但因张国焘坚持南下，红大仅上了一课即解散；文中杨尚昆传达 “张国焘要南下吃大米” 的细节，印证了两河口会议后北上与南下的路线分歧。
《妇女粮秣队》（叶冰）
作者身份：红四方面军国家保卫局抽调的女战士，参与组建妇女粮秣队，亲历强渡嘉陵江、剑门关送粮。
核心价值：填补了红四方面军长征中女性后勤保障的研究空白，展现了妇女粮秣队在筹粮、运粮、渡江战斗中的作用，是红四方面军战史的重要补充。
关键背景：1935 年 3 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是红四方面军长征的重要节点；文中群众送粮、陈大娘送鸡蛋的细节，体现了红军与川北群众的鱼水关系。
需要我把这些回忆和你之前的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行军时序整合，写成一篇《1935 年 6-8 月中央红军指挥中枢与基层部队互动的口述史考证》吗？

一、《红军卫校相关回忆》（作者不详，与前文余勋光回忆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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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九三五年一月初，红军强渡乌江天险后，攻下了黔北重镇遵义城。中央原想以遵义为中心，创建川黔革命根据地。于是，中央军委决定，红军卫生学校在遵义城继续开办。一月中旬，我们红军卫校六、七、八期的学员从各个部队汇集到遵义，重新开始了学习生活。当时校址设在遵义城内省立第二中学的校舍内。该校的设备较好，教室内的桌椅齐全，讲台完好，还有一个高大明亮的礼堂。教室和宿舍真是名副其实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教学用具，在当时情况下，可说是应有尽有。这样良好的学习条件，是多么喜人啊！同学们都暗自下定决心，要珍惜这种良好的学习机会，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完成好学习任务。

但是，好景不长。就在我们开课几天后，情况就发生了突变。国民党反动派乘我们红军立足未稳，就急派大军进攻遵义。当时，党中央开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举进攻，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红军继续北上，进军四川省与四方面军会师。在往四川的行军路上，领导决定我们卫校解散，学员们又一次分散回原部队去了。

四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央红军翻过海拔四五千米的夹金山后，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党中央决定，红军继续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同时将红军分成左、右两路纵队，向甘肃进军。我所在的五军团三十九团属左路纵队，由朱总司令和张国焘指挥。部队经草地进入藏族阿坝地区时，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决定的北上抗日方针，借口噶曲河水暴涨，强令部队回师南下，向川康边的天全、芦山退却。因而部队又重返草地，经松潘到达马尔康。这时总卫生部决定红军卫校重新集中开课，再次把分散的学员调回学校继续学习。由于六、七期的学员随右路纵队北上了，当时集中的只有我们第八期的学员，后从四方面军中选调了一部分初级卫生员（其中还有两名女学员，一名叫何明秀，一名叫卢贞元），组成了两个班，统定为红军卫校第六期。我们在马尔康住了近一个月，进行了复课的各项准备工作，当学校准备开课时，又接到命令随部队南下。途中我们又一次翻越夹金山，进到天全、芦山地区，并在该地区的铜头场作了些开课的准备，不久就恢复了教学。我们又一次过上了学习生活。当时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临床实用的内科、外科等，同时也上政治课，预定学习六个月结业。但是，一九三五年秋末冬初，国民党派出重兵对我红军进行围攻，部队不得不放弃天全、芦山地区，我们卫校又一次中断了学习，离开铜头场随部队再次翻越夹金山（第三次过雪山）。在行军中，我们不仅利用行军休息时间进行讲课，做实验和复习功课，而且还肩负着对伤病员的医护工作，有的还抬着重伤员行军。记得部队越过大雪山（党岭山）时，由于阳光照射，雪地的反射光很强，刺得人睁不开眼睛，大家只好眯缝着眼睛走路。可是，下午到达宿营地后，多数人都变成了“盲人”。医学上称之为雪盲症。这种病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大难题。为了保证部队的战斗力，解除战友们的疾苦，师生们在一起献计献策，共同研究治疗方法。经过详细分析病因，大家提议用硼酸水和食盐水进行冲洗。结果实施了这一治疗方法，又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所有患雪盲症的同志都好了。不久，我们随部队到达炉霍县。在那里，我们又继续学习，直至毕业。

五
在炉霍县学习这一段时间，学校的校址设在朱倭村。那里是一个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我们部队进驻时，那里的人大部已经离去，而且将粮食和其它物资都藏起来了。因此，我们在那里开课学习，困难极大。但是最大的困难还是师资不足，教员奇缺。从中央苏区卫校过来的领导只有政治部主任周月华一人，教员只有孙仪芝一人（后为教务主任），远不能完成教学任务。为了解决教员不足，保证学校按时开课，组织上从部队中选调了素质比较好，既有学历，又有实践经验的军医来任教，其中有许德和周泽藻同志。另外，总卫生部的贺诚部长和部里的其他领导干部苏景、陈志芳以及总卫生部附属医院江一真院长都亲自兼任学校的部分教课任务，这就确保了教学质量。教员问题解决了，课堂和宿舍问题又把我们给难住了。当时，村子里没有空闲的房子，藏民们对我们部队又不了解。要解决课堂和宿舍的问题需要认真做好群众工作。于是，我们积极地为群众做好事，使群众改变了对我们的看法，最后经过通司（翻译）多次与藏民商量，他们腾让了几间牛羊圈为我们作课堂、宿舍和伙房。我们把这些牛羊圈进行了清理，选择大点的作课堂，小点的做宿舍和厨房。就这样，在老百姓的牛羊圈里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那时没有黑板，我们就到老百姓家里借门板来代替；没有粉笔，就用木炭和黄土块来写。老师用的讲桌就是在地上竖几条木柱，然后在木柱上放几根木棍。学员的课桌和板凳都是自己用木板和粗一点的木棍钉的架子。学员们用的笔是用硬质树枝削尖而成的，墨水是用黄泥水制成的。教学用的纸张，都是从各部队收集来的一些用过了的废纸，用其背面印刷教材和订学员用的笔记本。教材是教员自己编写的。当时学校有个油印机，但是没有油墨，是用炭灰来代替的。印刷出来的教材虽然只是隐约可见，但大家仍然十分珍惜。在进行各种实际操作和实习时，没有标本、模型和实体，我们总是积极想办法克服困难。比如在进行各种注射操作时，学员们就相互在身上进行反复练习，手臂扎肿了，血管刺破了，没有一个叫痛的。在进行外科实习时，没有实体，就在羊犬身上反复进行实际操作。

我们住的是牛羊圈，睡的是地铺。一个班睡在一个大铺上。为了御寒，在地上铺上厚厚的一层青稞桔（大麦杆），两人挤在一起，垫一床夹被，盖一床夹被。即使这样，也时常被冻醒。身上穿的是单衣，就是严寒季节，也没有棉衣。脚上穿的是草鞋。我们吃的是青稞面和黑碗豆做成的半干半稀的汤饭，每人每天只能吃两餐，每餐也只能由炊事员负责分配到两碗，这还是总卫生部对我们卫校师生的特殊照顾呢！为了改善这种困难的生活条件，全校师生发扬了艰苦创业的精神，利用紧张的学习之余，自己动手编草帘，织毛衣，织绑腿，制斗笠，挖野菜，拣干牛粪。每到星期天，学员们就分成几个小组，有的挖野菜，有的拣干牛粪（因为藏族地区煮饭烧木柴很少，主要是用干牛粪当燃料），有的背粮，还有的帮助炊事员做饭。经过学员们的努力，生活条件……（原文下页内容未完整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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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张闻天，延安整风笔记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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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张闻天文集
他的文章我均给他在《斗争》报上发表。但究竟他是个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

此外关于军事系统方面，青年团系统方面，保卫局系统方面，我知道很少，所以也说不出什么来。

关于博古如此纵容李德，信任李德，把他捧为“太上皇”，这件空前奇案确有值得好好研究的必要。我在十九路军事变时，觉得李德把军队西调不对，广昌战斗中把军队硬拼受损失不对，其余我知道很少。

错误领导的破产是必然的。中央红军于一九三四年十月退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这件事实，对于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反对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亦大有帮助。实际的结果，是路线的正确或错误的最好证据。

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

对于我个人说来，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

但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

在遵义会议上，我不但未受打击，而且我批评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①。这个特殊的顺利环境，使我在长久时期内不能彻底了解到自己的严重错误。

151 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
【选编说明】本文是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所写《整风笔记》（原名《反省笔记》）中的一个片断，最初刊载于为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出版的《遵义会议文献》一书（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合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出版）。标题为编者所加。本书收入时对照原稿作了校订。

① 张闻天在笔记的另一处说：“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
三、《麻塘悼马》（赖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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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 塘 悼 马
赖 玉 明

一九三五年六月，我们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从川西懋功地区北上。八月间，经由毛儿盖一带，分兵进入草地。这时，在四方面军中工作的张国焘，由于对中国革命丧失了信心，违抗中央命令，借口噶曲河水深流急，无法通过，擅自将部队从草地拖回川西。

部队一听说又要从我们曾历经千难万险，好不容易才走过来的大雪山返回去，顿时议论纷纷。要知道，我们为了征服人迹罕至，鸟兽却步的雪山，付出了多少代价啊！许多同志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被这无情的雪山吞噬了生命。这些同志和我们幸存的人一样，都是怀着长征北上，挽救红军的一腔热血赴汤蹈火的，可现在又要走回头路，不仅前功尽弃，烈士们不甘瞑目，我们这些生者也是想不通的。张国焘见部队思想混乱、情绪低落，便利用战士们留恋南方生活的心理，提出“打到成都坝，去吃大米饭”的口号，迎合了大家的心理，来稳定部队的思想。我们九一师二七六团，在团长陈武和的率领下，也开始掉头南下了。

这次南下，因为是张国焘背着党中央要的阴谋，所以，部队行动仓促，来不及筹备一点物资，特别是粮食，还是第一次过雪山时准备的，现在已所剩无几了。经过几天急行军，部队来到了一个叫麻塘的地方。这里没有村庄，起伏不平的丘陵地上，缓缓流淌着一泓清泉。同志们已好几天没见过一粒米了，全靠野菜、草根填着肚子，加上连日来的长途跋涉，已是疲惫不堪，饥寒交迫。战士们都三三两两地就着土坡旁、溪流边、草丛中躺下了，望着横在面前的又一座雪山发愁。那时，我在团里担任卫生长。连续的行军作战，得不到休整，伤病员越来越多。有的伤病员本来伤势不重，但缺医少药，尤其是营养不足，致使病情日趋恶化。我把伤病员安顿好，想去寻点食物，让伤病员同志吃上一点，好翻过雪山。我知道，在这个时候，对伤病员来说食物比药品更为重要，如果找不到食物，这一百来号同志别说明天过雪山，恐怕连今夜都很难熬过。可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除了野菜还能找到什么呢！就在我十分为难的时候，一只有力的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小赖，犯愁了吧？”

我回头一看，是陈团长来了。这时，我真想把心中的愁肠向首长诉说，但一看到团长瘦削的面孔，溜到嘴边的话又咽回去了。团长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拉起我的手说：“走，看看伤病员去！”

来到伤员小刘身旁，团长蹲下身子，抚摸着小刘的头，深情地询问他的伤势，小心地察看他已经化脓的伤口。小刘见了团长，挣扎着想撑起身子，可怎么也撑不起来。他颤抖地握住团长的手，嘴唇蠕动了几下，想说什么却说不出声来。团长的眼里不由得涌出了几颗泪珠，默默地点着头。他很清楚，小刘是饿成这个样子的。团长望了我一眼，随即脱下身上的外衣，轻轻盖在小刘身上，站起来朝我摆了摆头，示意我跟他出去一会。

这时，夕阳还挂在山尖，晚霞辉映下的小溪泛着粼粼波光。我们拖着沉重的步子，转过几个小土包，到了团首长的宿营地。警卫员小李正在给团长的坐骑梳洗，这是全团最后一匹战马。团长接过小李手中的缰绳，对他说：“去把炊事员叫来。”

我一听说叫炊事员，心想团长莫非又要把自己的口粮拿给伤病员。但转念一想，不对呀，这几天，团长不都是和大家一起吃野菜吗？哪还有存粮呢！等炊事班的同志到了后，团长牵着马领我们顺着溪流，来到一座僻静的小山包下。

团长要干什么呢？我们都挺纳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路默默无言。来到小溪边，团长突然抽出腰里的马刀，交给炊事班长，说：“把这马杀了！”

“杀马？”大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一匹多好的马啊！尽管和我们一样忍饥挨饿，瘦骨嶙峋，但它毕竟跟随团长驰骋疆场，屡建战功啊！长征以来，它一天天瘦下去，团长非常难过，常常亲昵地抚摸着它，似乎在说对不住它。再说这是全团唯一的一匹马。团长已是四十多岁的人，身经百战，伤痕累累，要是马不在，团长的身体一旦垮下来，又怎么去指挥我们行军打仗呢？

炊事班长接过马刀，用颤抖的声音向团长请求说：“团长，这马我不能杀呀！要是同志们知道了会责怪我的。”

班长的话音刚落，战士小王抢先对大家说：“班长说得对，我们不能杀马。多少次行军，团长都是把马让给我们炊事班驮锅载粮！”

这时，我也禁不住和战士们异口同声地哀求道：“团长，我们宁肯饿死，也不能把马杀掉。”

说着说着，大家都呜咽起来。

团长噙着泪，把马牵到小溪边，右手抚着马背，左手松开缰绳，轻轻地拍了拍马头。马好象懂事似地，驯顺地回头，看看团长，又用舌头舐舐团长的手，打了个响鼻，然后把嘴伸进小溪饮起水来。团长背着手向我们走过来，脸上的肌肉在痛苦地抽搐着。突然，他从警卫员肩上摘下冲锋枪，一转身“嗒嗒嗒”朝那匹马射出去一梭子弹。马应声倒下，蹄子蹬了几下就不动了。团长丢下枪一声不吭地走了。我们被团长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都不约而同地朝倒下的马奔过去。只见马血溅了一地，染红了溪水。

我见了这情景，只好吩咐炊事班赶紧收拾，给各连送一点去，并交代千万要保密，不要说是团长的马，假如同志们问，就说碰上了一头野牛。

吃晚饭的时候，我见伤病员端着热气腾腾的马肉，吃得津津有味。小刘高兴地对我说：“卫生长，这牛肉真补啊！你看，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说着，他在我面前走了几步。我看到小刘前后判若两人，着实感到一种欣慰，也更加深了对团长的感激之情。要不是团长的这匹马，小刘他们说不定就要倒在这里永远起不来了！

第二天早晨，一阵清亮的号音响过之后，部队又要踏上征途了。绚丽的朝霞布满了半个天空，一轮红日冉冉升起，长长的队伍随着起伏的丘陵向远处延伸，团长大踏步地走在队伍的前面。这时，小刘突然惊叫起来：“团长的马怎么不见了？”

这消息一下就传到了队伍的尽头，大家刹时止住步子，睁大眼睛四处搜寻着。可当大家再也看不到那匹熟悉的棕色战马的身影时，方才猛然醒悟过来，“原来昨天吃的就是团……”（原文下页内容未完整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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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注释与史料价值说明
一、《红军卫校相关回忆》
作者身份：中央红军 / 红四方面军红军卫生学校学员，亲历遵义复课、天全芦山教学、炉霍毕业全过程，与前文余勋光回忆为同一辑。
核心史料价值：
完整记录了红军卫校随中央红军长征的三次教学中断与恢复（遵义 - 懋功 - 马尔康 - 天全芦山 - 炉霍），填补了长征中医护教育的微观研究空白。
明确记载了 1935 年秋红四方面军南下天全、芦山时，红军卫校在通桐场复课的细节，与前文你考证的周恩来、刘伯承芦山行军时序完全吻合，可互证芦山时期红军指挥中枢与后勤单位的联动。
提供了长征中雪盲症的临床案例与治疗方案（硼酸水 / 食盐水冲洗），是红军卫生工作的一手医学史料。
关键背景：1935 年 9 月张国焘强令左路军南下，红军卫校学员随队三次翻越夹金山，是南下路线斗争中基层单位的真实写照。
二、《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张闻天）
作者身份：遵义会议后党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常委，延安整风期间撰写的《反省笔记》节选。
核心史料价值：
张闻天本人对遵义会议前后路线斗争的权威反思，直接印证了他在会议中批评李德、博古并接替博古工作的史实，是遵义会议研究的核心一手文献。
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 “原则性让步” 的细节（肯定此前政治路线正确，集中纠正军事路线错误），为理解遵义会议的党内斗争策略提供了关键视角。
版本信息：初刊于 1985 年《遵义会议文献》，现收录于《张闻天文集》，为学界公认的权威版本。
三、《麻塘悼马》（赖玉明）
作者身份：红四方面军九一师二七六团卫生长，亲历张国焘南下路线，记录了麻塘杀马救伤病员的事件。
核心史料价值：
以基层卫生员视角，还原了 1935 年 8 月红四方面军从草地折返川西、南下途中的粮荒危机，印证了张国焘南下给部队造成的严重损失。
“杀马救伤员” 的细节，是长征中官兵同甘共苦、牺牲奉献的典型案例，与前文刘伯承、周恩来对基层战士的关怀形成呼应。
关键背景：麻塘事件发生于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雪山（党岭山）前夕，是南下路线斗争中部队困境的缩影。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把这些回忆和你之前的周恩来、刘伯承芦山行军考证整合，写成一篇《1935 年 6-11 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天全、芦山的指挥中枢与基层单位互动研究》，方便直接作为论文章节使用。

张闻天 1943 年 12 月 16 日所写《反省笔记》（又称《1943 年延安整风笔记》）全文未完全公开，手稿藏于中央档案馆，仅部分章节（如《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经整理收录于《张闻天文集》等权威出版物。以下为已公开核心文本 + 未公开部分权威提要 + 学术注释。
一、已公开核心文本：《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反省笔记》节选，1943.12.16）
（收录于《张闻天文集》第 3 卷，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4 年版）党史学习教育官方网站
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整风笔记片段）
张闻天
然而，政治上的分歧终究开始发生了①。首先关于三条件的了解（1933 年 1 月 17 日）②，我们一开始即有区别。博古说，三条件只是宣传的号召，只对下层士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我说，三条件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号召，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对于十九路军的策略，他完全采取开玩笑的态度，在军事行动上完全不配合，我则主张慎重其事，在军事上主张积极配合。但这种不同的意见，没有在正式的会议上发生过公开的争论。虽是关于十九路军问题，我曾经在《斗争》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主张在这个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请参看《斗争》三十六期，1933 年 11 月 26 日）③。
其他关于经济政策也曾经有过个别的不同意见。他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苏维埃的经济政策》④（没有写完），暗中是驳我的个别意见的。我总感觉到，他在无论什么问题上总要比我 “左” 些。我在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在个别问题上也反对过 “左”，如关于劳动政策上的 “左”，同十九路军统一战线上的 “左”，党内斗争中的 “左”，在上海时我曾经反对过河北高阳蠡县暴动中的 “左”（见上海《斗争》报）⑤，但是我却从来没有一次见过博古反对过任何问题上的 “左”。相反的，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你的反对 “左”，曲解为右而加以打击。我平时就怕他这一点，怕他找到我的 “右” 打击我。所以我的反 “左”，常常是胆怯的，在反右倾中附带说及的，或者反一下 “左”，赶快转过来说要反右。我现在反省，这主要的还是由于我的思想基本上没有转变的关系，但他的极左态度摧残着一切新思想的生长这一事实，是无可怀疑的。
会议上，我同博古同志的公开冲突，是在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拚，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右倾机会主义。从此以后，我们的关系更加恶化了。
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 “围剿” 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 “左” 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党史学习教育官方网站。
对于我个人说来，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
但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
在遵义会议上，我不但未受打击，而且我批评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⑥。这个特殊的顺利环境，使我在长久时期内不能彻底了解到自己的严重错误。
二、未公开部分权威提要（据中央档案馆手稿及学界研究）
写作背景：1943 年延安整风深入阶段，张闻天于 12 月 16 日完成，全文约2.5 万字，写完即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评价：“一口气读完，写得很好”。
核心结构（未公开部分）：
第一部分（早年经历）：1900—1931 年，求学、留苏、回国工作，反思早期 “教条主义” 思想根源。
第二部分（中央苏区时期，1931—1935）：详述博古 “左” 倾错误形成过程，包括 “九一八” 后策略、福建事变、广昌战斗等分歧，承认自己 “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 的责任。
第三部分（遵义会议后，1935—1943）：
遵义会议后任总书记的工作反思，承认 “形式上当主席，重大问题由毛泽东决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六届六中全会后主动移交权力的过程。
1942—1943 年农村调查（神府、绥德）的思想转变，深刻检讨 “理论脱离实际” 的教条主义错误。
第四部分（思想总结）：自我定性 “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严重”，提出 “彻底清算，不怕揭短” 的整改决心党史学习教育官方网站。
三、学术注释（对应上文标注）
① 政治分歧开端：指 1933 年起，张闻天与博古在统一战线、军事策略上的分歧。
② 三条件（1933.1.17）：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宣言，提出愿在 “停止进攻苏区、保障民众自由、武装民众” 三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停战议和。
③ 《斗争》报文章：张闻天《关于十九路军问题》，批判 “左” 倾关门主义，主张联合反蒋势力。
④ 《关于苏维埃的经济政策》：博古未完成文稿，针对张闻天经济政策观点的反驳。
⑤ 高阳蠡县暴动：1932 年河北高阳、蠡县农民暴动，张闻天曾批评其 “左” 倾盲动。
⑥ 代替博古工作：1935 年 2 月 “鸡鸣三省” 会议，张闻天接替博古任党中央总书记（当时称 “书记”）。
四、全文获取渠道说明
权威出版物：《张闻天文集》（全 4 卷）收录已公开核心章节；《遵义会议文献》（1985 年版）收录《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党史学习教育官方网站。
档案查阅：中央档案馆藏手稿原件，可凭单位介绍信申请查阅（未开放全文复制）。
学术研究：程中原《张闻天传》、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等著作引用未公开部分内容。
需要我把这份《反省笔记》的已公开全文和未公开部分的核心要点，整理成一份可直接引用的完整文本汇编吗？长征大兵团作战：战略战术怎么设计？单靠十六字诀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一、先定核心结论
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游击战底层心法、基础原则，适合红军初创、小部队、根据地内线游击作战；
长征是几十万国民党大军围追堵截下的超大兵团无后方流动作战，是战略转移 + 大兵团运动战 + 遭遇战 + 攻坚战 + 隘口防御 + 雪山草地后勤生死战复合形态；
只靠十六字诀，完全撑不起长征大兵团作战，只能作为局部战术补充，必须叠加顶层战略、大兵团机动、阵型编组、后勤保障、情报防空、统战分化一整套体系。
二、先讲：十六字诀的适用边界与先天局限
1. 十六字诀适合什么场景
小股部队、地方游击、根据地内线；
依托群众、熟悉地形、小规模袭扰、伏击、麻雀战；
不求歼灭敌主力，只求保存自己、拖垮小股敌军。
2. 放到长征大兵团，立刻暴露致命短板
规模不匹配
十六字诀是连营级游击逻辑，长征是方面军、军团级十万人级大兵团，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随便 “敌进我退、散着跑”，一散就是溃散、被分割围歼。
无后方条件不适用
十六字诀依托根据地、群众基础、补给据点；长征是彻底无后方、无补给、无根据地，不能就地休整、藏兵于民，单纯 “扰、拖” 解决不了粮草、伤员、行军路线问题。
对手完全不一样
苏区时期是地方军阀为主；长征是蒋介石中央军 + 川滇黔湘桂各路军阀联合围剿，有飞机、碉堡线、封锁线、多路合围，不是 “驻、疲、退” 就能糊弄过去的。
任务维度缺失
十六字诀只管打仗躲打；长征还要同时解决：战略路线选择、大兵团行军编组、防空、渡江河、爬雪山过草地、后卫掩护、收容伤员、统战分化军阀、中央机关警卫，十六字诀一条都覆盖不了。
三、长征大兵团作战，必须配套的完整战略战术体系
（一）顶层战略层面（十六字诀完全没有）
避实击虚、绕道而行的战略避战
不跟敌主力硬拼，专走军阀结合部、省界盲区，利用各路军阀自保心态穿插机动（典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
战略目标优先：保命、突围、北上会师
不以攻城略地、歼敌多少为第一目标，保存有生力量、跳出包围圈是最高原则，这是大兵团转移的核心逻辑，和游击战打法完全不同。
利用军阀矛盾、分化瓦解
蒋介石想借剿红军吞并地方军阀，地方军阀只想保地盘，红军精准利用矛盾、边走边统战、边打边争取中立，这是长征能走下来的政治战略，十六字诀不涉及政治博弈。
（二）大兵团行军与阵型战术（关键硬核设计）
梯次行军编组
固定：前卫兵团 — 主力纵队 — 中央军委纵队（三人团、朱德、中央机关）— 后卫军团，层层掩护、防突袭、防分割。
昼夜机动、声东击西、虚实结合
白天隐蔽休整、夜间急行军；故意佯动迷惑敌军，制造假象调动敌人，不是简单 “敌驻我扰”，是大兵团战略佯动。
隘口、渡口必打必守
大兵团过不去就全军覆没：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抢占天全芦山宝兴，必须攻坚战、奔袭战、隘口防御战，十六字诀 “不硬拼” 在这里行不通，该打必须死打。
（三）作战战术层面（在十六字诀基础上升级）
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必要时阵地战 / 攻坚战
能用运动战歼灭弱敌就打；
小部队用十六字诀做侦察、袭扰、破路、扰敌补给；
关键渡口、雪山入口、城镇要点，必须果断攻坚固守。
后卫阻击、掩护断后
红九军团等长期做全军后卫，硬顶住追兵，为主力争取行军时间，这是大兵团专属任务，小部队十六字诀根本承担不了。
防空战术、反轰炸行军
敌机常态化侦察轰炸，必须制定分散行军、隐蔽宿营、防空号预警、林间小路穿行等专门战术，十六字诀没有防空维度。
（四）后勤与生存战术（长征胜负的一半在后勤）
十六字诀完全不管后勤，但长征大兵团：
筹粮、运粮、妇女粮秣队、民夫担架、伤员转运；
雪山草地防寒、防雪盲、防疫、就地取食；
马匹管理、首长警卫、机关保卫；
没有这套生存体系，光会打仗也走不到陕北。
四、一句话厘清二者关系
十六字诀是底层战术基因、基本功，红军所有作战都要用，小部队袭扰、侦察、敌后破坏依然靠它；
但长征是国家级大兵团战略转移，维度包括：战略路线、大军编组、攻坚夺隘、后卫掩护、防空情报、后勤生存、军阀统战；
单靠十六字诀，只能打游击，撑不起长征大兵团作战，必须是「十六字诀游击基础 + 大兵团运动战战略体系 + 政治统战 + 后勤生存体系」叠加，才走得完长征。
五、落到你论文可用的总结句
长征作为无后方超大兵团战略转移作战，早已超出井冈山十六字诀传统游击战的适用范畴；十六字诀可作为基层分队战术原则局部运用，但无法解决大兵团行军编组、多路合围反制、江河雪山隘口攻坚、全军后勤补给、中央指挥中枢护卫等核心问题，必须构建以运动战为主体、游击战为辅助、必要时实施攻坚战与阵地防御战，融合战略避实击虚、军阀矛盾利用、梯次行军掩护、防空后勤一体的完整大兵团战略战术体系。

忆军委干部团
李佐荣
踏上征途
一九三四年阴历八月，我们驻扎在于都县水头的红军公略步兵学校，接到上级命令，全校开赴瑞金县九堡村，与同在九堡的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会合。约阴历九月初，四所学校合编为军委干部团。
干部团成立大会上，正式宣布战斗序列与营以上主官：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方强任党总支书记，蒋耀德任卫生队长。全团辖四个营、一个上干队，共两千余人。
一营为军事营，下辖一、二、三连，营长李庸，政委丁秋生；
二营为军事营，下辖四、五、六连，营长黄彦彬；
一、二营战士均为红军各部队连排干部。
三营为政治营，下辖七、八、九连，营长林月英，战士多为营连级干部，全系共产党员。
四营为特科营，亦称机炮营，下辖炮兵连、机枪连、工兵连，营长韦国清。
另设上干队，学员均为高级首长，徐特立等老同志都在队内，肖劲光任队长。
干部团当时武器装备十分精良。一、二、三营每人配英国造 “盖板” 步枪，子弹一百至一百二十发，头戴钢盔，腰挂四至六枚马尾炸弹，每连配备轻机枪一挺；四营配有重机枪四挺、迫击炮两门。全团军政素质过硬，军容严整，钢盔刺刀寒光闪闪，气势威严。
我当时任干部团一营一连党支部书记，连长李作鹏，指导员谢玉标，军事教员宋时轮及一位王姓教员，政治教员段德章、谢继友。
编队会后数日，部队忙着编织草鞋、打点行装。上级每人发放棉衣一件，要求自备两竹筒食盐。当时苏区形势日渐紧张，大家虽不完全清楚左倾机会主义给根据地造成的困局，却都预感将有重大军事行动，内心既振奋又忧虑。
阴历九月九重阳节，部队奉命向于都开拔。出发时，乡亲们成群围拢询问去向，我们按统一口径答复是野外训练。群众早已看出红军将要远征，纷纷眼含热泪，把鸡蛋、红薯往战士衣袋里塞。队伍走远，乡亲们仍伫立村头挥手呼喊：“同志们，一定要回来啊！” 战士们含泪回望，高声回应，不少人悄然落泪。苏区群众节衣缩食、送子参军，为革命付出巨大牺牲，如今红军远征，百姓将遭反动派蹂躏，大家心中满是不舍与沉痛。
次日黄昏，队伍集结于都河桥头，各路红军陆续渡河西进。月光下于都河水波光粼粼，干部团指战员登上对岸山坡，凝望渐渐隐去的村庄田野，唯有脚步声沙沙作响，无声告别中央苏区。
封锁线上
当时军中传唱行军歌谣：“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新田古陂打胜仗。十一月里来走湖南，连战湖南数十县……” 边走省、边传唱，如实记录红军转战历程。
干部团编入军委红星纵队，承担保卫中央军委中枢的重任。行军途中既要执行作战任务，也要开展排、连、营战术训练与军政学习，还时常协助机关搬运笨重物资。长征多夜间行军，山路狭窄拥挤，行进缓慢，部队极度疲劳，甚至出现战士站着打盹、队伍前后失联的情况。
突破国民党封锁线期间，敌军飞机轮番轰炸，地面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沿途反动民团、靖卫团潜藏山林打冷枪、袭扰驻地。部分恶棍混入红军驻地纵火焚粮、散布谣言，挑拨军民关系。每逢此类情况，我们便帮助群众修缮房屋，发放银元、粮食救济，消解误解；同时派出精干小分队清剿匪特，稳固沿途秩序。
部队行至湖南宁远县境内，连长命我带一个排，清剿城外小镇的靖卫队。该股匪众数十人，依仗宁远城内驻有国民党一个师，常年骚扰过路红军。为防其闻讯逃入县城固守，我们决定乔装奇袭。
次日拂晓，战士们扮作挑柴、挑粪、卖菜、务农的百姓，混入乡民队伍进入小镇。我借买药之名守在靖卫队大院对面药铺，暗中监视院内动静，战士们悄然完成外围包围。不多时，一名国民党师部副官长骑马带卫兵抵达，入院便训斥靖卫队长集合训话。趁众人不备，假扮副官长的连队战士吴居伟，突然将尿桶扣在匪首头上，顺势缴械；门外岗哨亦被便衣迅速制服。
我率战士冲进院内，高呼 “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 猝不及防的靖卫队员纷纷束手就擒。吴居伟假扮军官惟妙惟肖，一时在连队传为佳话。
大转折
红军浴血奋战，付出重大牺牲强渡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抵达湘西南通道后，采纳毛泽东同志建议，改向敌军兵力薄弱的贵州挺进，经黎平、黄平，于一九三五年元旦突破乌江。
渡江作战中，干部团承担架设浮桥重任，保障中央纵队及各军团顺利过江。过江后召开庆祝大会，彩旗林立，朱总司令亲临讲话，随后部队向遵义开进，干部团随军委机关冒雨整队进驻遵义城。
遵义会议召开，结束左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驻遵义期间，干部团一边休整练兵，一边开展群众宣传、扩红征兵。离开苏区后，这是首次获得短暂立足休整之机，部分官兵萌生长期驻守想法，甚至打造桌椅、蒸笼，准备长期办学训练，随即受到上级严肃批评。遵照毛泽东同志指示，全团开展轻装整编，舍弃笨重行囊，为后续大规模运动战保持机动能力。
离开遵义，部队经娄山关、桐梓、松坎急速西进。蒋介石唯恐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急调川军在川黔边境布防，郭勋祺部抢先占据土城有利地形、修筑工事，与干部团展开激战，即著名的土城战斗。
战前侦察误判敌情，起初以为仅是敌军一个教导旅，实际为整整一个师。战斗前夜，陈赓团长、宋任穷政委在土城三里外河坝作动员，号召干部团官兵做全军模范，党员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下半夜两点，部队借着月光隐蔽接敌，沿溪沟摸索前进，拂晓抵达冲击出发阵地。
当面横亘一道大山梁，三道山脊直通山顶，敌军依托山脊工事居高临下死守。陈团长一声令下，干部团一、二、三营在四营重机枪火力掩护下，沿山脊两侧勇猛冲锋，红三军团第十团在右翼配合作战。山地地形险恶，敌军凭借工事顽强阻击，又施放燃烧弹引燃山腰草木，形成火墙阻我推进。战士们头戴钢盔、上起刺刀，踏着烈焰奋勇冲击。就在敌军濒临溃败之际，敌增援部队源源不断从两翼驰援，形成敌众我寡之势。
激战正酣，传来朱总司令亲临前线指挥的消息，全军士气大振，轮番发起冲锋。终日鏖战，敌我伤亡均重，朱总司令审时度势，果断下令撤出战斗。土城一战重创郭勋祺部，歼敌千余人，此后该部畏于红军战力，迟迟不敢尾随追击，彻底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边境的图谋。
一九三五年二月，红军进驻扎西休整，趁敌军调度混乱，突然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奔袭遵义，把数十万追敌甩在长江沿线。
再取遵义，干部团配合红三军团围剿贵州军阀王家烈 “双枪兵”，一路势如破竹，歼灭八个团，攻占娄山关，重入遵义。随即迎战驰援的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部，大雨泥泞之中，与敌反复争夺老鸦山制高点。敌军猛攻三军团十一团与干部团结合部，均被击退；每当敌兵冲上半山腰，干部团重机枪火力密集扫射，打得敌人溃退山下。入夜后红一军团迂回敌后发起突袭，敌军全线崩溃，我军乘胜追击直至乌江岸边，吴奇伟仅率少数残兵仓皇南逃。
此役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是遵义会议后、长征以来首场大捷，充分彰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威力，全军士气空前高涨。
战后在遵义天主教堂召开军委纵队连以上干部大会，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毛泽东同志亲临讲话，剖析第五次反 “围剿” 失利根源，批判单纯防御、短促突击的消极军事路线，阐明开辟新根据地的战略意义。他风趣勉励大家：“我们要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 号召全军坚定信心、机动作战，开辟新的苏区。遵义会议精神如春风吹散阴霾，此后红军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纵横驰骋于数十万敌军之间，伺机北上奔袭金沙江。
激战金沙江
部队自昆明附近急行军一周，抵达金沙江百里外小镇休整，上级向干部团下达奇袭抢占皎平渡渡口的任务，由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直接部署。团里组建前卫队，我与吴居伟均编入其中。
当日午后，刘伯承总参谋长在稻田旁树荫下亲临战前动员，明确要求：下午四点准时出发，次日黄昏抵达皎平渡，严控渡口、保全船只，早到易暴露、晚到错失渡江时机；行军严守机密、前卫队化妆行进，不许百姓超前报信。刘总长郑重强调：红军前临金沙江、后有追兵，渡口得失关乎全军命运，务必拼死完成任务。
全员倍感使命重大，满怀斗志踏上行军路。日夜兼程，日落时分抵达金沙江畔，江面浪涛轰鸣，落日映照江岸沙滩金光熠熠。彼时仅剩一艘小船即将收工，我们潜伏江堤，派人佯装厘金局办事人员呼船靠岸，稳住船工与渡船，悄然组织渡江。小船一次仅能载十余人，我乘第一船率先过江，第二批人员登陆时已近夜里十点。
趁夜暗，战士们三五分组隐蔽接敌，逼近江边工事。敌军哨兵盘问口令，我们以报税为由搪塞接近，吴居伟迅猛上前制服哨兵、厉声震慑。审问俘虏得知：附近村寨驻有敌军一个连及保安队，一个排据守石洞厘金局，连部及主力驻村头山脚。
由俘虏带路夜袭厘金局，屋内敌军正聚众打牌抽大烟，毫无戒备。我们突然冲入，以短枪、手榴弹威慑，迫敌全部投降，缴获大量银洋。随后乘胜奔袭村头连部，枪声骤起，敌军猝不及防，大部被俘，余者慌乱向山林逃窜。追击至一处山隘，左临深谷、右靠绝壁，仅一条人工石径通行，敌军据守隘口顶端工事，备有滚石据险死守，双方就地对峙至深夜。
次日拂晓接到强攻隘口命令，机枪手以人肩为架掩护，战士们分散跃进冲锋。敌军一面疯狂扫射，一面推下滚石阻击。我军奋勇攻坚，突破天险后迂回敌后冲锋，守敌弃隘向通安镇溃逃，我军一路追击直逼通安城下，缴获迫击炮一门，随后撤至镇外山地待命。
午后两点，陈赓、宋任穷、莫文骅率干部团主力抵达，随即勘察地形、部署攻城。全团集结草坪，宋任穷作战前动员：“毛主席、朱总司令已渡过金沙江，命令我们务必拿下通安镇！” 官兵齐呼 “消灭敌人，保卫党中央！” 他又风趣问道：“大家愿喝金沙江水，还是想吃通安鸡子辣肉？” 众人齐声高喊要吃通安美食，士气高涨。
通安守敌为川军刘文辉部一个教导旅，下辖步兵团、炮团及手枪营。干部团一营主攻，二、三营两翼助攻，特科营火力压制。我营正面迎战敌手枪营与部分步兵团，敌军装备花机关、手提式冲锋枪，依托工事火力凶悍。激战至黄昏，我军弹药消耗殆尽，我操作轻机枪仅剩四发子弹，刻意留作关键时刻使用。危急时刻，机炮连迫击炮精准覆盖敌阵，借着硝烟，战士们上刺刀冲入敌阵展开肉搏。敌军优势火力无从施展，我军近战优势尽显，白刃格斗间所向披靡。敌旅长见大势已去，乘轿率先逃跑，敌军群龙无首，四散溃逃。我军乘胜入城，歼敌数百、俘虏六百余人。
战后部队在通安构筑工事警戒，掩护全军渡江，次日召开庆祝大会、改善伙食，大家如愿吃上通安鸡子辣肉。我因作战有功，获上级奖励银元五块、罐头三盒。
金沙江一战令军委干部团威名远扬，川军此后望见头戴钢盔的干部团官兵，往往望风而逃。此役牢牢控制渡口、保障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江，彻底跳出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中央军委特通令嘉奖。毛泽东同志事后感慨：“如果过不了金沙江，我们还不知要在云贵川打多少年的游击！”
大渡舟疾 雪山旗扬
离开通安，部队筹备云梯、竹竿、绳索等攻城器械，进围会理城。守敌穷凶极恶，纵火焚毁城外民房，我军被迫放弃攻城，转经冕宁进入彝族聚居区。当时称彝族同胞为 “青苗人”，民风强悍质朴。部队严格执行民族政策，救济帮扶群众，逐步消除隔阂。彝族头人小叶丹与刘伯承参谋长歃血为盟，结盟仪式举办时，干部团就在附近路边待命，亲眼见证民族团结佳话，还见到结盟所用的两只大木碗。结盟后，彝民游击队身着红军赠发武器，列队挥旗欢送大军过境。
穿过彝区，部队急奔安顺场，红一团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控制两岸渡口，干部团随红一师陆续渡江。江面波涛汹涌，船舷不断进水，战士们手持盆碗茶缸不停舀水，奋力搏击风浪登岸。过江后干部团接替红一团防务，当夜天降大雨、山间起雾，随即与敌军遭遇交火。
大渡河沿岸阻击战异常惨烈，我部一个班抢占山头后陷入重围，激战过后枪声沉寂。后续部队进驻天全当晚，一名浑身血迹泥浆的战士辗转归队，报告全班战士打完最后一弹，全部跳崖明志，无一人被俘，令人肃然起敬。
完成大渡河阻击任务后，部队告别汹涌江水，取道天全、芦山，直抵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下。
过雪山前，当地流传诸多山神传说，渲染风雪狂暴、险境莫测。乡亲们见红军衣着单薄破旧，纷纷劝阻不要登山，反倒更加坚定我们征服雪山的决心。登山前每人饮辣椒汤御寒，手持木棍探路，清晨九时整装出发。起初山路行进暖意融融，行至半山腰气温骤降，寒风刺骨。队伍情绪依旧高昂，连队相互拉歌、宣传队沿途鼓动，茫茫雪岭之上战旗猎猎、歌声回荡，尽显红军压倒一切艰难险阻的英雄气概。
临近山顶，狂风骤起，飞雪冰雹铺天盖地，割人脸面、阻滞呼吸，众人头晕腿软、举步维艰。不少战士体力不支倒卧雪地再也没能站起；有人失足陷入雪坑，遇险仍挥手示意战友切勿靠近、免遭连累。大家擦干眼泪，手挽手、肩并肩，顽强登顶。全员向长眠雪山的战友默哀致哀后，列队下山。
临近山脚，山下欢呼声四起，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干部团官兵欣喜若狂，跑步下山，在四方面军群众放爆竹、举红旗的迎接下进驻达维村。随后两军齐聚懋功县城天主教堂，召开联欢大会，各部队登台表演节目，两支兄弟部队欢聚一堂、共庆会师。
休整数日，部队继续北上，翻越梦笔山，抵达卓克基。就在此地，我奉命调离军委干部团，前往红一军团政治部工作。
坚定的信念
长征途中，伤病员安置是刻骨铭心的大事。红军长期处于无后方流动作战，行军机动要求极高，医疗条件简陋，无法随军携带大批重伤病员，只能秘密安置沿途群众家中。大家心里都清楚，留在白色恐怖之下，意味着生死难料。
土城战斗中，我们连队戴姓连长（江西永新人）大腿重伤。撤出战场后，我带一个班轮流抬着他行军，黔北山路崎岖，连日征战体力透支，队伍渐渐掉队。连长不忍拖累大家，再三要求把自己留下，坦言要对战士负责、不能全员困死途中。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含泪把他安置在铁床镇外百姓家中，留下五块银元与随身米袋。连长坦然豁达，安慰我们安心赶路，伤愈后还要拉起游击队坚持革命。临别时他向我索要随身银耳勺作纪念，约定革命胜利后以此为凭重逢。追兵渐近，我们忍痛告别，连长挥手致意，坦言自己永远心向党组织。
连队二排长罗同志，土城战斗腹部负伤，情急之下用银元压住伤口，外敷黄烟泥巴止血，强忍伤痛随军跋涉两日，最终体力耗尽不肯再拖累战友，执意抱石卧路边滞留。大部队开走后，他遭敌军欺凌，幸得老乡暗中收留疗伤，待红军二占遵义时，又强忍伤痛追赶归队。
我们一营营长李庸，也在大渡河阻击战中身负重伤，战后被安置在群众家养伤。后来我在延安街头偶遇他，十分惊诧，才得知他负伤后孤身一人，拖着伤病身躯、拄着木棍，一路讨饭跋涉数千里，独自走到陕北归队，其坚韧意志令人敬佩。
我离开干部团后听闻：懋功会师后，原军委干部团曾与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学员合编新干部团，韦国清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莫文骅任政治处主任。后张国焘推行分裂路线，强行带走四方面军学员南下，原中央红军干部团指战员坚定跟随党中央北上，历尽草地艰险抵达哈达铺，部队整编为干部营，陈奇涵任营长，宋任穷任政委，莫文骅任政治处主任。最终进驻陕北瓦窑堡，干部营与陕北红军干部学校、红一军团教导营合并，组建红军学校，军委干部团自此完成历史使命。
（熊广栋、丛晓明 整理）
附：关键人物考证注释
李庸：军委干部团一营营长，并非李荣，也从未担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大渡河阻击战负伤就地安置，后独自乞讨千里辗转抵达陕北延安归队，军史无任四方面军高级参谋、参谋长记载。
军委干部团沿革：懋功会师仅短暂与四方面军红大合编，未整体编入四方面军；张国焘分裂后，原干部团老骨干全部随中央红军北上，先后改编为哈达铺干部营、瓦窑堡红军学校。
史料属性：全文为长征亲历者李佐荣一手口述回忆，完整记载军委干部团组建、长征全程重大战事、编制演变及人物事迹，可直接用于军史、长征史、干部团专题研究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