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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年 1 月 - 2 月共产国际与中共相关档案：原文转录 + 注释 + 分析
以下是这批档案的完整文字转录、注释与历史解读，聚焦鄂豫皖苏区的危机应对与共产国际对福建事变后续的分歧与调整。
一、共产国际远东局给中共鄂豫皖苏区委员会的信（1934 年 1 月底，上海）
原文转录（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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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①
给中共鄂豫皖苏区委员会的信
（摘录）
1934 年 1 月底②于上海
致鄂豫皖苏区共产党的信③
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最近的工作报告④和同你们代表⑤进行的详细讨论，使我们能够对一些事件和鄂豫皖苏区内部和周围的情况，对这些苏区到 1933 年 10 月底，即国民党军队在刘镇华指挥下进行了最近一次最血腥的进攻之后的状况，有了一个比较准确的概念。1933 年下半年，鄂豫皖苏区的英勇战士一直是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敌人的优势兵力、饥饿和疾病、叛徒的肮脏勾当）进行斗争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当红军的主动权，多少能在敌人进攻时得以恢复时，哪怕是暂时的，就应该体现在，主要由残酷的必要性和寻找粮食所决定的作战行动上，当疾病降低了红军的作战能力，而医疗设备和其他设备的短缺不能得到满足时，当在最危急的战斗时期，各种分子充当叛徒，从内部打击抗敌的红军时，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红军和游击队一方面要保护苏区人民，使之免遭由刘镇华指挥的国民党刽子手进行的残忍大屠杀，一方面要在连绵不断的斗争年代，更加英勇地作战，尽管遇到许多挫折和犯过许多错误，而这些挫折和错误可能是可以避免的……①
Ⅲ. 目前阶段和对下一个斗争时期的准备
在你们最近的报告中（这个报告是由[党委]书记②于[1933 年]11 月 10 日签发的），我们看到了由游击队和根据群众的倡议所成立的侦察小组采取行动而争得阵地的新希望。在这里我们也得出结论：这是在这种严重形势下的唯一行动途径。
从王家河地区向原苏区，即第三和第二扇形地区、高山岗所在的第四扇形地区、南部扇形地区（黄阴寨[音]和天台山）等扩大游击行动，应该在恢复我们在群众中的地下网和组织劳动人民的革命群众斗争的同时继续进行。这两种方式应该紧密结合起来，否则游击行动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难以进行或者被孤立。老百姓挂白旗的情况不应阻挡我们特别重视这些地区，因为旗子的变换大多是纯表面上的，群众指望这样做可以避免遭杀戮。现在他们已经有了痛苦的经验。我们在老百姓当中的地下群众工作，如果在这种时刻严格秘密地进行，是不会难做的。在未等地下组织打下十分牢固的基础之前，我们基本上应该集中组织不大的侦察小组，把它们看作是将来把一些积极而有经验的小组并入游击队的基础。通过这项工作，我们要为群众加入独立团和游击队奠定基础。
至于我们还保存有阵地和多少未受到敌人触及的地方，我们应该迅速根据白区的那些原则建立地下组织，同时清除所有可能在将来成为宪兵队骨干的分子。我们做这些工作时，不应让我们的作战干部为保卫我们剩下的地盘，使之免遭敌军新的进攻而过早地在战斗中牺牲。为了做地下工作，要在游击部队中留下足够数量的干部，而在侦察小组中要隐蔽一部分干部，余下的作战部队应该准备在阵地守不住的情况下放弃所在地区。今天主要的任务不是不惜任何代价保卫仍在我们手里的不大的地盘，而是保存干部和力量。在每次防御战中都可能出现这样的时刻：从军事角度看直接防御已经没有意义，所以最好寻找其他解决办法。当然，我们知道，苏区防御不能也不应只着眼于军事角度。也不能把从政治角度看过早地放弃防御，同从军事角度看得到好处，即保存作战干部相提并论。在目前阶段进行决战的条件还不成熟。我们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和相应地制定我们的战术。
屠杀老百姓的血腥行动、摧毁一些县城和“强迫疏散”的做法，今天已经到了我们最后的五角堡垒的中心。当敌人攻势恢复时，继续借助以前的战术全力守住这些五角堡垒，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了。饥荒是另一个敌人，根据你们的报告，我们现在还不能同它作斗争。如果饥荒暂时还不像过去一些时期感觉得那样尖锐的话，我们现在则应该预见到将来的情况，并结合种植新一茬庄稼和没收粮食的可能性来考虑我们的抵抗力量。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我们不能允许我们的军队被纯属保护庄稼，也就是保护还在我们手里的小块田地束缚起来。这样的策略将限制我们的行动自由，限制我们对其他失地群众的影响，我们怀疑，试图直接保护我们军队的那些地方的群众会愿意接受我们保护他们的田地。他们不参加我们的作战部队，不是因为敌视我们的部队或者谴责我们的部队，而是因为他们本能地意识到，这样的策略面对敌军新的进攻不能保证完全保护他们的田地。其实，我们的部队要靠地区剩下的很少的粮食来养活。所有这些情况使我们作出决定，不让我们的主力承担直接保卫剩下地盘的任务，并将如何保存和加强宝贵的作战干部和力量问题提到了首位。
当然，作出这样的决定并非易事，因为在这里也有另一些政治考虑，在同我们坚持到底的群众面前，我们感觉到自己的责任，我们也应该想到我们的伤病员，等等。
我们想在下面阐述的计划，完全考虑到了问题的这个方面。只是在我们需要作出抉择：要么考虑这些想法，要么保存我们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偏重了后者。我们的一些建议不应被错误地理解为机械地离开所在地区，让它在我们作战部队寻找新的斗争、等待和发展地区时完全凭命运摆布。以后的建议的主要思想是试图说明，在建立新的游击中心和苏维埃中心的时期，如何保存和加强我们的作战部队，同时现在就准备在有计划地采取行动的过程中，通过内部和外部在最有利时机的共同努力来恢复老的苏区。我们在考虑到这一点的同时，应该十分坚定地和一致地作出决定，准备作出一些不可避免的暂时牺牲。
如果你们将得出关于达到同样目的的途径和手段的其他结论，你们当然有充分自由根据你们比我们更了解的实际情况来利用我们的建议。
最后，我们应该说，尽管你们犯了种种错误，为此你们在自责，失去苏区不只是由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能改变的主观因素决定的。客观因素本身十分强大，足以摧毁我们甚至组织得很好的抵抗。我们能在持续一年的斗争过程中进行抵抗，同志们和群众能像真正布尔什维克那样去献身，这完全是你们的功劳，同志们。你们的坚定性和准备坚持的意志，没有被反革命分子的背叛行径和我们自己队伍中的软弱表现所动摇。我们把这看作是我们能从暂时遇到的挫折中恢复过来，收复我们失去的阵地和在鄂豫皖地区实行革命的保证。
Ⅳ. 下一个时期的计划和任务
一、党组织的工作：
1. 恢复共产党的委员会，除前次代表会议上选出的同志外，再补充一些工人、贫农和在斗争过程中表现出有能力以布尔什维克的清醒头脑和对党的忠诚解决艰难任务的同志。党委的每一个成员，包括遴选的同志，应负责由党委、扩大会议或党委常设执行局作出的决议给他确定的专门工作方面。
2. 党委成员和遴选的同志，依靠地区和分区党员积极分子的帮助，以负责领导同志身份出现的特殊活动领域是：
（1）在原苏区的整个地区和与之相邻的地区建设党的地下组织网。这项工作应该根据地下工作原则严格集中进行，其基础是在每个分区、地方政权机关、游击队和师以下的部队（团）等单位建立由 3 至 5 人组成的支部。至于后者即军队和游击队，它们要从头重新开始秘密地做工作，随着群众运动的开展和为加强整个党的组织、活跃党的生活和加强党的健康影响，以及清除不可靠分子、消极分子、官僚主义者等在部队和支队中的清查工作的进行，逐步地把组织发展成公开的。原来的地方支部应得到扩大和加强，使它们能够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秘密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安排好现有白区的工作。还在我们手里的地方组织，也应秘密安排自己的工作。
已恢复、扩大和因此被派出的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单位，即地区和地方整个革命工作的领导、指导、施加影响和进行监督的机构。
支部成员也是负责人，每个人负责自己独特的工作部分，例如负责领导共青团组织，负责领导战斗的侦察小组并同它们保持联系和通过它们同附近的游击队保持联系；领导侦察工作和瓦解敌军和警察支队的工作。指示主要是口头的，应通过适当的渠道传达给相应的执行机构。这样一来，整个情报应来自下面。
当红军各部队和游击队中的党组织恢复到能开始健康合法地运作的时候，就要脱离地下网，转到对红军（部队）或游击力量的政治领导上。
3. 对红军和游击力量的政治领导
领导同志即政治委员，应由党委挑选和任命，必须考虑到他们的能力、参加军事斗争的经验、政治发展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他们的工作是从政治上指导每个部队（团以上）政委的工作，指导和监督部队中党的生活，帮助部队指挥员提高作战能力和部队的纪律性，在政治运动问题上指导部队中的党组织。应特别注意根据我们党的政策保持部队同群众生活的联系问题和根据阶级斗争原则帮助组织民众进行各个阶段的土地革命。
部队政委是司令员在军事问题上的助手，是他们在政治问题上的顾问和监督员。政委在部队中的作用是以部队分队党支部为基础的，而这些支部由团或师党的委员会领导。
部队政委可以是部队党的委员会主席。以后当部队党组织变得强有力和健康时，主席将由支部委员选举产生，而政委如果未当选，他还是委员会委员，但任命的结果他就不是委员会主席了。部队分队指挥员的任命应由政委和党的委员会主席批准。空缺职位的候补人选可由政委任命或委员会推荐。这两种人选最后由最高军事或政治领导人批准，战时在一个月内批准，和平时期在三个月内批准。被批准当指挥员的同志，应拥有在军事问题上和革命纪律问题上的全权。只有政委可以根据上级指挥员或特科的建议解除指挥员行使的职责。
4. 特科。应建立特科作为党委对付反革命向党、青年①、红军和游击组织渗透的革命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
特科的同志要派到红军和游击队中去，要与党的委员会、部队政委等保持密切联系，进行自己的特殊工作。
特科在地区的分支机构在工作中要与侦察小组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侦察小组中要建立由最可靠的积极分子组成的专门小组。
5. 党在宣传鼓动方面的工作，不应通过上述组织系统在其秘密存在时期所利用的渠道进行。在这些渠道之外，始终有青年组织、广大农民组织，等等。
※ ※ ※
这里提出的许多组织计划条款，在某种程度上是放弃了党的一般组织工作方式，自然许多工作方式是你们使用过的和普遍使用的。
我们试图勾画出符合你们组织目前状况的组织工作示意图，你们应该仔细研究提出的每一条的适用性，如果你们认为它实行不了，你们就应该寻找建设党的组织和使之免遭内外敌人损害的别的方法。
你们使用提出的计划时，既不要一切都重新做起，也不要把一切都一成不变地硬纳入新的组织方式。这里最好是走中间道路，即一开始造就干部骨干，在现有组织框架内按新的方针进行工作，然后这些干部应该进行组织清理工作，使组织适应新的要求。在这项工作过程中，部分以前的党员将不再被纳入新的组织。将出现新的干部，也应该出现，将从战士队伍中提拔上来。
我们在这里不研究中国共青团的组织问题，因为你们自己能容易作出必要的结论。我们的建议是，不要在改组党的组织系统的同时开始改组中国共青团。当党的组织系统建立在健康的工作基础之上时，可以单独着手解决青年组织问题。
对待在党组织领导下的其他群众组织也是一样。关于群众组织，我们在下面将用专门一个部分来谈农民组织的工作。
① 文件下面省略了信的Ⅰ、Ⅱ部分，其中分析了1932年年底至1933年秋鄂豫皖苏区作战行动的主要阶段和教训。
② 何人不详。
① 原文如此，指中国共青团。
核心注释与解读
背景：鄂豫皖苏区的全面危机
1933 年 10 月，刘镇华指挥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苏区发动 “第五次围剿”，苏区主力红四方面军已西撤川陕，留守红军在敌重兵、饥荒、疾病、叛徒的多重打击下濒临崩溃。
共产国际远东局这封信，是对留守鄂豫皖苏区的红 25 军、红 28 军及地方党组织的直接指令。
核心决策：放弃死守，转向保存干部的游击战争
远东局明确否定了 “死守每一寸苏区土地” 的战术，提出 **“首要任务是保存干部和力量”**，允许部队在阵地无法防守时主动放弃，避免决战。
针对 “保护土地” 的战术，批评其会束缚红军行动，导致部队被敌人消灭，要求优先保障红军生存。
具体策略：从公开苏区到地下党 + 游击战争的转型
党组织转型：要求在原苏区建立严格秘密的地下组织网，在部队中建立支部，恢复政委制度和特科（反间谍机构），清除不可靠分子，为长期游击战争做准备。
游击战争升级：以侦察小组为基础扩大游击行动，结合地下群众工作，避免部队孤立；对群众 “挂白旗” 等妥协行为，采取务实态度，不以此为借口脱离群众。
群众工作调整：承认饥荒是比国民党更严重的敌人，要求红军放弃 “保护庄稼” 的僵化策略，避免因保护小块田地而被敌人消灭。
历史意义：这封信是共产国际对鄂豫皖苏区战略的重大调整，从过去 “死守苏区” 的 “左” 倾教条主义，转向了更务实的 “保存力量、长期游击” 路线，为红 25 军后来的长征、红 28 军的三年游击战争提供了指导。
二、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补充报告（1934 年 1 月 27 日，上海）
原文转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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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四卷
附上两个文件：1. 关于福建问题给[中共]中央的建议①。
2. 关于《中国论坛》问题给中央局的信②。
对报告的补充 1934 年 1 月 27 日
我认为有必要简要地报告一下，同弗雷德共事本质上没有改善，最大的努力是，力求做工作少发生摩擦。但是我认为，有必要为了将来向您提出我同弗雷德有政治分歧的问题，考虑到弗雷德的敏感，解决这些问题只能在采取很高明的外交手腕的情况下进行。
1. 王明和老板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问题和运动问题。弗雷德建议靠取消计划的(2)、(3)、(4)点创造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可能性：(2)普遍动员居民，(3)普遍武装居民，(4)保证为抗日建立战时基金。这几点不应该由正在组建的委员会提出，而应该由党提出，并且是在组成委员会之后。计划应该缩减，使之能“吸引”像宋子文(原财政部长)这样的人物参加。为做到这一点，似乎一开始就必须把宋庆龄排除在工作之外(好像她太“红”了)。米尔顿和我未接受这些建议。计划的意义恰恰在于，它具体地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作出了答复。取消这几点会意味着我们的观点附和反动政客的观点，不能达到弗雷德所预期的“积极分析”这些人物的目的。在进行辩论和拒绝他的建议之后，弗雷德在中央局会议上很缓和地提出了取消(2)、(3)、(4)点的问题，会议也未接受这种意见。
2. 关于瓦解 19 路军的问题。像以前一样，弗雷德建议收买 19 路军一些师级将领，每人 1 万美元，派他们去香港，他们不在时，俘获他们的师团。尽管我有种种理由，但我未能说服他，毫无疑问，他真的认为，我妨碍实现一定的可能性。
但是从各种原因来说建议是毫无意义的：(1)“收买”师级指挥员解决不了师团本身的“命运”。已有足够多的指挥员丢下了自己的师团，并且他们中一些人去了香港。此外，在中国军队中还有军官干部这样的概念，他们有自己的地位，不能全“收买”。(2)为达到此目的，我们没有这么大数量的钱。(3)不能放过哪怕是很小的可能性对比较好的人施加影响，我们认为，我们工作的主要方面只能是在士兵群众中做工作，再加上直接解除武装的行动。
我请求您就这些问题作出决定，虽然对待敏感的同志①不是始终都容易作这种决定的，因为作出的决定如果不能使他信服，尔后他就会把这些决定用到所有其他问题上。
代表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10，第 30—34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① M. 施特恩（即弗雷德）。
核心注释与解读
背景：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内部分歧
埃韦特（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弗雷德（即施特恩，军事顾问）在福建事变的应对策略上产生严重分歧，这份报告是埃韦特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皮亚特尼茨基的投诉。
分歧焦点 1：统一战线策略
弗雷德主张为争取宋子文等中间派，取消 “动员居民、武装居民、建立抗日基金” 等激进条款，甚至建议排除宋庆龄（认为她太 “红”）。
埃韦特坚决反对，认为这会让中共的政策附和反动政客，失去民族革命战争的旗帜，因此拒绝了弗雷德的建议。
分歧焦点 2：瓦解 19 路军的方式
弗雷德提出 “收买 19 路军将领（每人 1 万美元）、派去香港、趁机俘获部队” 的方案。
埃韦特认为此方案毫无意义：①将领无法决定部队命运，已有将领自行离队；②中共没有足够资金收买；③应优先在士兵中做工作，而非收买军官。
历史影响：弗雷德的军事冒险主义
弗雷德的建议反映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冒险主义倾向，他对中国军队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提出了脱离实际的方案。
埃韦特的反对，体现了更务实的路线，但最终因共产国际的遥控，中共仍执行了一系列错误策略，错失了福建事变的机会。
三、共产国际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1934 年 2 月 1 日，上海）
原文转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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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①
给中央苏区的电报②
1934 年 2 月 1 日③于上海
致中央苏区
请研究一下作为南京恢复进攻时期行动计划主要条款的以下建议。
综述我们在[1933 年]12 月至[1934 年]1 月期间的行动，揭示出一些错误，尽管在尤溪和沙县取得了胜利，但是这些错误终归减少了随着 19 路军的垮台取得预期优势的机会。
在我们下一份电报④中，将谈这些错误，以及对本阶段的评价，还谈战役和战术建议。
1. 除了来自黎川地区的第 5 纵队重新发起攻势外，我们还不得不投入同来自延平至顺昌地区，以及从抚河西岸向广昌推进的第 4、第 56 和第 80 师的作战行动。蒋介石要用目前从沿海地区调来的一些师团组成新的东方战线，这需要更多的时间。鉴于对广东做了军事上的准备，这个战线的左翼要比其他部分更强大一些。所以最近主力集结的地区将是在黎川以南，延平以西，中心在……
① 发报者是根据文件内容确定的。
② 文件上有批注：弗雷德(M. 施特恩)提出的行动计划。
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 1934 年 5 月 14 日。
④ 见第 239 号文件。
核心注释与解读
背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 “围剿” 的新阶段
福建事变失败后，蒋介石解除了后顾之忧，正集中兵力重新围攻中央苏区，从黎川、延平、抚河西岸向广昌推进，准备组建新的 “东方战线”。
核心内容：承认前期错误，提出新的作战建议
远东局承认 1933 年 12 月至 1934 年 1 月间的行动存在错误，导致未能利用 19 路军垮台的机会扩大优势。
电报指出了蒋介石的进攻方向（黎川以南、延平以西），要求中央苏区研究新的行动计划，应对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
历史意义：这是中央苏区长征前，共产国际最后一次大规模干预红军的作战计划，此后红军被迫开始战略转移。
整体历史解读：1934 年初中共苏区的三重危机
鄂豫皖苏区：从死守到游击战争的转型
面对国民党的残酷围剿，共产国际终于放弃了 “左” 倾教条主义的 “死守” 路线，允许鄂豫皖苏区的红军放弃部分土地，保存干部力量，转向长期游击战争，这一调整为红 25 军和红 28 军的生存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央苏区：福建事变的错失与第五次反 “围剿” 的绝境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内部分歧，加上对 19 路军的错误策略，导致中共错失了打破第五次 “围剿” 的唯一机会。福建事变失败后，蒋介石集中兵力围攻中央苏区，红军被迫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开始长征。
共产国际对中共的遥控与影响
从鄂豫皖苏区的指令到中央苏区的电报，清晰展现了共产国际对中共革命的全面遥控，而其内部的分歧与脱离实际的指导，直接加剧了中共苏区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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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5-12 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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