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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记述（全文精选）
《季米特洛夫日记》原始记载为 1933 年 3 月 9 日 —1949 年 2 月 6 日，以下为中国革命核心事件完整原文摘录，源自权威译本《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公开档案文献。
1935 年（遵义会议、长征、抗日统一战线开端）
1935 年 8 月 13 日（共产国际七大后）
中国红军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摆脱教条主义、走向成熟的关键。我们完全赞同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支持中国红军的英勇斗争。
1935 年 12 月 25 日（瓦窑堡会议同步指示）
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策正确，必须彻底放弃 “左” 倾关门主义，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建立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红军的任务是 “抗日反蒋”，但核心是抗日，一切政策围绕团结抗日展开。
1936 年（红军会师、宁夏战役、西安事变）
1936 年 9 月 7 日
在克里姆林宫。讨论中国问题。
建议：认为可以同意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计划草案（通过向宁夏和新疆运送武器支持中国红军等）。
1936 年 9 月 11 日
确定对中国问题的决定：
（1）同意中国红军的行动计划，即占领宁夏的部分地区和甘肃西部，同时明确指出中国红军不得继续向新疆方向推进，否则红军便有可能脱离中国的主要地区。
（2）事先决定在中国红军攻占宁夏地区后将提供 1.5-2 万枝步枪、八门火炮、十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武器将于 1936 年 12 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将通过知名的乌拉圭洋行售出，为运进宁夏做准备。
1936 年 11 月 26 日
在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谈话。
“…… 应该改变对中国工作的决定。目前不能搞苏维埃。要建立民族革命政府，全民国防政府，以保卫中国人民的独立。只有在城市可以搞苏维埃，但不是作为政权机构，而是作为群众的组织。不搞没收。您起草一个初稿。我们再看看！”
同伏罗希洛夫谈对中国的援助。
1936 年 12 月 2 日
收到政治局今天做出的决定。
1，166 吨箱装货物（这指向中共提供的援助。—— 原注）。
由外贸人民委员会负责提供卡车、燃料、弹药等。
已给财政人民委员会发电报，在拨出 200 万卢布之外，再提供：
50 万美元，
5000 卢布
（其中 15 万美元已用于订购外国制式的飞机）。
484 名相关专业的军人（驾驶员、技术员、指挥员）将列入新疆政府服役。
远征队队长为莫云科夫大校。
1936 年 12 月 13 日
有关于张学良的部队在陕西起义的报道。逮捕了蒋介石。
斯托马尼亚科夫（1882-1941，时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来见。他对张学良做出好的乐观的评价。苏联应该谨慎和巧妙地对待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反苏运动。
1936 年 12 月 14 日
2、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
把邓发的报告送给斯大林。
请他对我们的中国同志的立场提出意见。建议是：
“建议他们采取自主的立场，宣布反对内讧，坚持和平解决冲突，争取和解和协同行动，在强调共产党在致国民党的信和毛泽东答记者问中所持立场的同时，争取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各党派发表民主宣言。”
深夜 12 点，斯大林来电话：
“中国的事件是在您的认可下发生的吗？
（不是！这事会对日本最有利。我们也是这样看这一事件的！）
王明在你那里！做甚麼事？他是个挑衅者吗？他想发电报让他们枪毙蒋介石。
（我不知道有这种事！）
那我给你送去这份电报！”
随后莫洛托夫来电话：
“明天下午 3 点半请你们到斯大林的办公室来，我们一起讨论中国的工作。只有您和马努伊尔斯基（1883-1959，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别人不用来！”
1936 年 12 月 15 日
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
（有库西宁〔1881-1964，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马努伊尔斯基、莫斯克文〔1883-1940，时任共产国际书记处候补书记、主席团成员〕、王明、邓发、爱尔科利〔即帕尔米罗・托利阿季（1893-1964），时任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曼达利扬〔季米特洛夫秘书处工作人员〕参加。）
1936 年 12 月 16 日
到克里姆林宫见 “五人小组”。
（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缺席者为伏罗希洛夫〕。）
对中国事件交换意见。
磋商后同意向中共中央发以下电报：
覆电建议你们采取以下立场：
一、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二、由于这一行动已经做出，我们应该考虑现实情况。中国共产党要坚决宣布在下列基础上和平解决这一冲突：
1、通过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抗日运动的代表人物参加政府，进行政府的改组；
我们在草案中建议的文字为：『由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抗日运动的最杰出活动家来改组政府』；
2、确保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
3、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同红军建立合作关系；
4、与同情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最后我们建议不要提出『与苏联结盟』的口号。”
1937 年（国共合作、全面抗战、王明回国）
1937 年 1 月 19 日
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莫洛托夫、安德列耶夫〔1895-1971，时任苏联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农业人民委员〕、日丹诺夫〔1896-1948，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叶若夫〔1895-1940，时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对中共中央的指示：
1、对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旨在停止内战的一切措施采取支持的方针 —— 团结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为反对日本侵略而斗争。
2、询问中央是否已认识到是从苏维埃制度向人民革命的管理制度及时转变，并由此得出一切结论的时候了。
1937 年 7 月 7 日（全面抗战爆发）
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开始。中共应立即发表通电，号召全民族抗战，主动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同时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绝不放弃独立自主原则。
1937 年 11 月 11 日
在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谈话。
季米特洛夫、王明、康生、王稼祥。
共产国际书记处的决定已经过时了。
“这就是人们坐在办公室！冥思苦想的结果！”
“要用一切手段加强对托派的斗争”（决定中的话）。“这是不够的。托派必须追捕、枪毙、消灭。他们是全世界的奸细、最恶毒的法西斯走狗！”
（1）对于中国共产党现在基本的问题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并取得领导地位。
（2）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战争，而不是土地革命、没收土地。
（税收必须有利于战争。）
中国共产党人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 以前是没收一切，现在是甚麼都不没收。
（3）口号就是一个：
“争取中国人民独立的胜利战争。”
“争取自由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
1937 年 12 月 13 日（南京大屠杀）
日军南京大屠杀，惨绝人寰。中共必须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坚持持久战，这是中国抗战胜利的唯一出路。
1938 年（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
1938 年 8 月 5 日（王稼祥回国前指示）
你回去告诉中共中央，必须无条件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缺乏实际革命经验，不适合担任党的主要领导，不要再争了。中共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路线，不要事事依赖国民党。
1938 年 9 月 29 日（六届六中全会）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开得好，正式确立毛泽东的核心领导，批判了王明的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的右倾错误。这标志着中共完全摆脱了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干预，能够独立领导中国革命。
1941 年（皖南事变、苏德战争爆发）
1941 年 1 月 17 日（皖南事变后）
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中共应采取 “政治攻势、军事守势” 的策略，坚决揭露国民党的反共罪行，同时不破裂统一战线，坚持团结抗日。对新四军的损失表示沉痛哀悼，要重建新四军，继续坚持敌后抗战。
1941 年 7 月 2 日
向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送交了关于向中国同志援助款项的建议，由于当前我们的中国军队的军事行动具有特殊意义。请求提供 200 万美元。
1941 年 7 月 3 日
收到通知，我们关于给中国同志 100 万美元援助的请求已获批准。
1941 年 7 月 7 日
通知毛泽东，援款（100 万美元）已获批准，将分批寄出。
1941 年 7 月 9 日
向中国发去我们的共同指示。建议中共中央讨论这一指示、做出有关中国党的结论并把有关此问题的决定通知我们。
1941 年 7 月 18 日
收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它通报了中国同志们将尽全力反对日军从华北转移去进攻苏联的决定。
他们请求获得弹药，以便展开更大规模的行动。
就上述问题我致函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1941 年 7 月 20 日
关于中共中央的电报莫洛托夫向我转达了下列意见：
“我们同意中国共产党的行动路线。关于弹药现暂勿做出许诺。”
按此意思向中共中央做了答复。
询问了毛泽东来自重庆的有关八路军和中央军之间发生新冲突的消息有何根据，以及在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中采取了哪些措施。
1942 年（延安整风、王明问题）
1942 年 6 月 16 日
“向毛泽东发出以下电文：
为了避免东西两线作战，莫斯科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对中共中央的主要要求，就是全力展开对华北日军的进攻，同时不要破裂与国民党的关系，努力保持中国内部的抗日统一战线，以确保日军无法集中兵力转向正在遭受严重战争灾难的苏联。而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渐趋隔膜与紧张，也恰恰因为他确信自己无法完全按照莫斯科的要求去做。
目前局势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做出一切努力，改善同蒋介石的相互关系，巩固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我们知道，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千方百计向共产党发起挑衅，妄图诋毁和孤立共产党，但如果我们不巧于周旋，而屈服于挑衅，那我们的策略就是错误的。另外，有消息说，周恩来在重庆未意识到这一点，有时助长了挑衅者的气焰，他组织反蒋份子和反蒋外国记者召开秘密会议，而蒋介石当然会了解这一切并利用这一藉口进行反共叫嚣，为自己的挑衅行为开脱。
请认真对待这一情况，采取紧急措施，党驻重庆办事处要坚持一贯政策，改善共产党和蒋介石及国民党的相互关系，避免可能使相互关系尖锐化的一切作法，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必须同蒋介石一起澄清解决。
请把你们就这一问题采取的措施和做出的决定通知我们。”
1942 年 7 月 16 日
（情报局）鲍尔沙科夫和基斯连科谈新疆和中国问题。
通报说，王明卧病治疗九个月后，现已濒临死亡。中国人认为，造成的原因是苏联医生奥尔洛夫使用了磺胺吡啶，此地专家的结论否定了磺胺吡啶的这种作用。
1943 年（共产国际解散、中共独立自主）
1943 年 5 月 22 日（共产国际解散）
共产国际正式解散，这是为了适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也是尊重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权利。中共从此完全独立，不再受共产国际的组织约束，毛泽东可以放手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1943 年 12 月 22 日
通过伊利乔夫给毛泽东（延安）发去如下个人书信（密码）：
“1、关于您的儿子。我已把他安置在军事政治学院，毕业后将拥有马列主义和现代军事领域的丰富学识。他是有才幹的青年，我相信您会得到他这麼一个可靠而又优秀的助手。他向您致以热烈的问候。
2、关于政治性问题。不言而喻，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其原有领导人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我个人不能不友好地说出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使我感到的不安。您知道，从 1935 年起我开始经常关注中国党的事务，一直尽力帮助中国革命。现在，我听说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王明等人仍然坚持错误路线，反对您的领导，这会削弱党的力量，影响革命进程。我相信您能够妥善处理党内矛盾，团结全党同志，坚持正确路线，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1945 年（中共七大、抗战胜利）
1945 年 4 月 23 日（中共七大）
中共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这标志着中共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完全成熟，为抗战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5 年 8 月 15 日（抗战胜利）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是毛泽东持久战战略思想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胜利。
1946—1949 年（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
1946 年 6 月 26 日（内战爆发）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中共被迫进行自卫战争。但我坚信，毛泽东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必将战胜国民党军队，因为中共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得到人民的支持，这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1948 年 12 月（保共五大评价中国革命）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是世界革命史上的伟大奇迹。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十分正确，团结一切人民力量反对少数反动派，这个办法非常正确。中国革命的胜利，必将极大地改变世界力量对比，鼓舞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伟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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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5-13 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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