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恩关于支持四川省苏区和发展中国西北革命运动的建议施特恩关于支持四川省苏区和发展中国西北革命运动的建议

施特恩等共产国际文件转录与深度注释
以下为你完整转录图片中的全部文字，并按文件分类，附上关键背景、人物及历史意义注释。
一、《施特恩关于支持四川省苏区和发展中国西北革命运动的建议》（1934 年 9 月 16 日，莫斯科，绝密）
原文转录
287
施特恩关于支持四川省苏区和发展中国西北革命运动的建议
1934 年 9 月 16 日于莫斯科 绝密
关于四川 — 新疆问题的建议
一
毫无疑问，四川苏区就自己的有利位置、自己的实力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而言，可以在中国苏维埃化的事业中发挥极大的作用。既然早已向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在华北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任务至今尚未完成，那么从四川苏区方面来说，这项任务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进行①的，下面将谈谈这些条件。
由于江西中央苏区遇到了困难，四川 [苏区] 问题就提到了首要地位。我们从这里可以关注四川苏区并对其今后的发展给予切实的帮助。由于形势的原因中共中央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放下四川苏区不管，让它自行发展和放任自流，那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以后不仅会影响中国革命的进程，而且在日本发动对苏战争情况下也会影响日本后方的战略地位。
四川苏区可以发挥其历史作用的条件，主要是主观方面的条件，也就是说，它们完全取决于我们准备开始执行的援助政策，不能将这种援助的开始束之高阁。
238 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31—1937) 第十四卷
这里简要地总结一下在关于四川问题的口头报告和辩论①中已经说过的东西，以及我们在关于组织问题的建议中所涉及的东西②，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四川的红军拥有较好的武器装备，在战士数量上具有相当强大的优势，并不亚于中央苏区红军，它所面临的敌人比江西的敌人软弱得多，四川的这支红军为自己的弊病所困扰，使其不能在中国西部的革命战争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威力。
四川红军的弊病首先是：党团组织软弱，在主要根据地的苏维埃后方组织得较差，党在四川国统区、在敌军后方的工作较差，在敌军中的工作也较差。
所有这些现象的根源就在于四川红军及其根据地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太软弱。问题仅仅归结为这里的干部问题，四川的红军不善于造就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所需要的干部。
二
消除四川红军上述弊病的过程，在没有外来帮助的情况下，需要太多的时间，而且不经过曲折和政治领导层的内部危机未必就能完成。如果从外部给予帮助，这个健康化的过程就可以大大地缩短，它可以被纳入有计划的发展轨道，这样领导危机的危险性就可以降到最低限度。
我们想这样来组织来自外部的帮助：
(1) 首先向我们的中亚地区（阿拉木图）投入一个核心领导小组（一位政治领导者，一位军事领导者，一位党的组织者，几位携带通讯器材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国际联络部的代表），他们作为中共 [中央] 西北局开始工作。
第一部分 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失败 239
(2) 西北局最初时期的任务是，研究一方面通过新疆 —— 甘肃，另一方面通过蒙古西部、宁夏 —— 陕西同四川建立通讯联络的可能性。
(3) 借助于无线电台建立通讯联络，为此一开始通过上海，然后通过无线电报务员将西北局电台将与四川电台工作时所使用的密码和呼号告诉四川。
其次，通过由对方联络的方式从西北局经过新疆向四川和由四川经过甘肃向西北局发展秘密通讯联络网。
(4) 随着通讯网的发展和直接无线电通讯的建立（为此要用六个月时间），西北局可以秘密地进入新疆，接近四川，或者也可以向中国西北各省逐渐派出先头筹备小组，主要是在省军部队里着手组建秘密党支部。
(5) 由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为这项工作选派一些中共党员作为西北局的干部。
[中共] 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代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西北局。
(6)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委任，西北局要与联共 [布] 中亚党组织的一些负责同志进行联系，从他们那里获得联共 [布] 的相应干部援助。（很有可能，在中亚党组织的编制内就有来自中国西北各省的可靠的汉族同志或者了解中国西北当地情况的其他民族的同志。）
现在新疆总的军政形势是这样的：在那里可以找到一些可靠的人士，在他们的帮助下，联络途径和组织本身的发展将会得到强有力的推动。
(7) 其次，从莫斯科经常派遣经过培训的新干部，这些干部出自中国组织的编制，应正常进行派遣。也可以从远东（通过突西铁路①）向新疆输送干部，这些干部来自那些在满洲北部战斗过程中被迫转入苏联境内的游击队，它们在那里被解除了武装。
240 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31—1937) 第十四卷
所有这些在当地经过考验的干部将被派往中亚，由西北局支配。
(8) 西北局的任务是通过与四川的联系来组织和领导中国西北各省的游击战。在那里应该利用西北各省的人民革命人士、脱离省军的部队、在上述各省活动的所谓土匪队伍（在甘肃由于闹饥荒出现了许多这样的政治上盲目的农民队伍，为使他们的斗争走上自觉的阶级斗争轨道，需要对他们进行政治领导），最后，还要利用为反对汉族和本民族封建军阀及其帝国主义靠山（英国人、日本人）而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少数民族队伍。
只要与不同组织形式、斗争目标和不同来历的武装队伍建立联系，并向这些队伍派遣经过训练和阶级斗争考验的干部，我们就能够在中国西北部掀起农民战争的巨大浪潮，掀起游击活动①的浪潮，这种游击斗争最终将与四川红军的斗争融为一体。
（随着游击活动的发展需要经过中亚向当地运送一定数量的小型手提式无线电台和其他军用物资。）
(9) 在游击活动的发展过程中，正如我们在前面一点中所想象的那样，可以从滞留在我们领土上的满洲游击队中输送经过培训的大批干部，这些游击队是在远东的斗争过程中被迫转入苏联境内的新队伍（他们正在为自己返回祖国开辟道路）出现在西北地区，整个斗争将会受到强有力的推动。由于这种比较遥远的时刻可能与日本开始进攻苏联的时间相重合，所以限制我们现在公开给予援助的一些考虑就失去了意义，我们的援助将会成为对西北发展起来的运动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即干部、武器和弹药的支持。
第一部分 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失败 241
(10) 在预见这种时刻和为这种时刻做准备时，我们需要在中亚建立一所秘密的军政学校，通过它来培训那些从西北各省派出工作的干部，以及接收从四川红军通过新疆和四川之间目前已经打通的道路派到我们这里来学习的一定数量的干部。
应该毫不迟疑地开始为这所学校招收和培训教师①干部，因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需要这所学校，而一旦与日本发生冲突时，很快就会需要。
(11) 可以预见到这样一种情况，只援助培训的干部是不够的。需要援助武器、弹药、飞机施特恩等共产国际文件转录与深度注释
以下为你完整转录图片中的全部文字，并按文件分类，附上关键背景、人物及历史意义注释。
一、《施特恩关于支持四川省苏区和发展中国西北革命运动的建议》（1934 年 9 月 16 日，莫斯科，绝密）
原文转录
287
施特恩关于支持四川省苏区和发展中国西北革命运动的建议
1934 年 9 月 16 日于莫斯科 绝密
关于四川 — 新疆问题的建议
一
毫无疑问，四川苏区就自己的有利位置、自己的实力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而言，可以在中国苏维埃化的事业中发挥极大的作用。既然早已向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在华北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任务至今尚未完成，那么从四川苏区方面来说，这项任务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进行①的，下面将谈谈这些条件。
由于江西中央苏区遇到了困难，四川 [苏区] 问题就提到了首要地位。我们从这里可以关注四川苏区并对其今后的发展给予切实的帮助。由于形势的原因中共中央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放下四川苏区不管，让它自行发展和放任自流，那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以后不仅会影响中国革命的进程，而且在日本发动对苏战争情况下也会影响日本后方的战略地位。
四川苏区可以发挥其历史作用的条件，主要是主观方面的条件，也就是说，它们完全取决于我们准备开始执行的援助政策，不能将这种援助的开始束之高阁。
238 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31—1937) 第十四卷
这里简要地总结一下在关于四川问题的口头报告和辩论①中已经说过的东西，以及我们在关于组织问题的建议中所涉及的东西②，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四川的红军拥有较好的武器装备，在战士数量上具有相当强大的优势，并不亚于中央苏区红军，它所面临的敌人比江西的敌人软弱得多，四川的这支红军为自己的弊病所困扰，使其不能在中国西部的革命战争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威力。
四川红军的弊病首先是：党团组织软弱，在主要根据地的苏维埃后方组织得较差，党在四川国统区、在敌军后方的工作较差，在敌军中的工作也较差。
所有这些现象的根源就在于四川红军及其根据地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太软弱。问题仅仅归结为这里的干部问题，四川的红军不善于造就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所需要的干部。
二
消除四川红军上述弊病的过程，在没有外来帮助的情况下，需要太多的时间，而且不经过曲折和政治领导层的内部危机未必就能完成。如果从外部给予帮助，这个健康化的过程就可以大大地缩短，它可以被纳入有计划的发展轨道，这样领导危机的危险性就可以降到最低限度。
我们想这样来组织来自外部的帮助：
(1) 首先向我们的中亚地区（阿拉木图）投入一个核心领导小组（一位政治领导者，一位军事领导者，一位党的组织者，几位携带通讯器材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国际联络部的代表），他们作为中共 [中央] 西北局开始工作。
第一部分 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失败 239
(2) 西北局最初时期的任务是，研究一方面通过新疆 —— 甘肃，另一方面通过蒙古西部、宁夏 —— 陕西同四川建立通讯联络的可能性。
(3) 借助于无线电台建立通讯联络，为此一开始通过上海，然后通过无线电报务员将西北局电台将与四川电台工作时所使用的密码和呼号告诉四川。
其次，通过由对方联络的方式从西北局经过新疆向四川和由四川经过甘肃向西北局发展秘密通讯联络网。
(4) 随着通讯网的发展和直接无线电通讯的建立（为此要用六个月时间），西北局可以秘密地进入新疆，接近四川，或者也可以向中国西北各省逐渐派出先头筹备小组，主要是在省军部队里着手组建秘密党支部。
(5) 由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为这项工作选派一些中共党员作为西北局的干部。
[中共] 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代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西北局。
(6)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委任，西北局要与联共 [布] 中亚党组织的一些负责同志进行联系，从他们那里获得联共 [布] 的相应干部援助。（很有可能，在中亚党组织的编制内就有来自中国西北各省的可靠的汉族同志或者了解中国西北当地情况的其他民族的同志。）
现在新疆总的军政形势是这样的：在那里可以找到一些可靠的人士，在他们的帮助下，联络途径和组织本身的发展将会得到强有力的推动。
(7) 其次，从莫斯科经常派遣经过培训的新干部，这些干部出自中国组织的编制，应正常进行派遣。也可以从远东（通过突西铁路①）向新疆输送干部，这些干部来自那些在满洲北部战斗过程中被迫转入苏联境内的游击队，它们在那里被解除了武装。
240 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31—1937) 第十四卷
所有这些在当地经过考验的干部将被派往中亚，由西北局支配。
(8) 西北局的任务是通过与四川的联系来组织和领导中国西北各省的游击战。在那里应该利用西北各省的人民革命人士、脱离省军的部队、在上述各省活动的所谓土匪队伍（在甘肃由于闹饥荒出现了许多这样的政治上盲目的农民队伍，为使他们的斗争走上自觉的阶级斗争轨道，需要对他们进行政治领导），最后，还要利用为反对汉族和本民族封建军阀及其帝国主义靠山（英国人、日本人）而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少数民族队伍。
只要与不同组织形式、斗争目标和不同来历的武装队伍建立联系，并向这些队伍派遣经过训练和阶级斗争考验的干部，我们就能够在中国西北部掀起农民战争的巨大浪潮，掀起游击活动①的浪潮，这种游击斗争最终将与四川红军的斗争融为一体。
（随着游击活动的发展需要经过中亚向当地运送一定数量的小型手提式无线电台和其他军用物资。）
(9) 在游击活动的发展过程中，正如我们在前面一点中所想象的那样，可以从滞留在我们领土上的满洲游击队中输送经过培训的大批干部，这些游击队是在远东的斗争过程中被迫转入苏联境内的新队伍（他们正在为自己返回祖国开辟道路）出现在西北地区，整个斗争将会受到强有力的推动。由于这种比较遥远的时刻可能与日本开始进攻苏联的时间相重合，所以限制我们现在公开给予援助的一些考虑就失去了意义，我们的援助将会成为对西北发展起来的运动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即干部、武器和弹药的支持。
第一部分 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失败 241
(10) 在预见这种时刻和为这种时刻做准备时，我们需要在中亚建立一所秘密的军政学校，通过它来培训那些从西北各省派出工作的干部，以及接收从四川红军通过新疆和四川之间目前已经打通的道路派到我们这里来学习的一定数量的干部。
应该毫不迟疑地开始为这所学校招收和培训教师①干部，因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需要这所学校，而一旦与日本发生冲突时，很快就会需要。
(11) 可以预见到这样一种情况，只援助培训的干部是不够的。需要援助武器、弹药、飞机等，这种需要可能会较快地 —— 还是由于远东的战争 —— 提到日程上来。在预见到这种情况和为这一时时刻刻的到来做准备时，需要开始往中亚调运武装西北各省游击队 5 万名战士所需要的一切。要建立秘密基地仓库，储备能装备 50 人、100 人和 1000 人队伍的成套备用武器弹药。
在我们的仓库里要有足够的别的型号的武器（德国的、英国的和日本的），这种武器可以收集、修理，经检查后将其运往中亚仓库，保存这种武器的仓库距将来使用的地方不要太远。
(12) 在不断增加的整个援助四川苏区的计划，可以预见到，应该在一至两年期限内实现。[这项工作的] 开始不能再拖延了，应该马上着手做这项工作，否则我们就会落在事态发展的后面。
作为中国西北革命主力的四川红军，其今后的发展进程将取决于有计划地开展业已开始的这项援助计划。
至少，不应该舍不得为西北局，特别是为其军事任务抽调强有力的富有创造性的干部。需要一个由军人同志组成的协调得很好的②支部，即一个能组织和领导西北游击战争和四川红军斗争的小司令部。
242 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31—1937) 第十四卷
其余一切都取决于正确的开端。
弗雷德①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575，第 11—16 页。
打印稿，原件，亲笔签字。
注释
核心人物：施特恩（M. Stern，化名弗雷德）
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与李德（奥托・布劳恩）同为 “上海三人团” 成员，也是这份文件的实际起草者。他在 1934 年提出的这份计划，是共产国际应对中央苏区危机、将战略重心西移至川陕苏区的关键方案。
时代背景：1934 年 9 月
此时中央苏区第五次反 “围剿” 已陷入绝境，长征即将开始。共产国际意识到江西苏区的失败不可避免，因此将目光投向实力较强、地理位置更优越的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试图以此为基地，开辟中国西北革命新局面。
核心战略：“西北计划”
施特恩提出的援助方案，本质上是一个通过新疆 - 甘肃通道，从苏联直接支援中国革命的战略蓝图：
组织架构：建立 “中共西北局”，作为共产国际直接领导的机构，负责与川陕苏区联络。
通讯联络：通过上海电台中转，建立莫斯科 - 新疆 - 四川的秘密无线电通讯网。
干部输送：从中亚、远东（满洲游击队）抽调干部，通过新疆进入中国西北，领导游击战争。
物资与军事援助：在中亚建立秘密基地和军政学校，为红四方面军及西北游击队提供武器、弹药和培训。
战略意图
中国革命层面：挽救川陕苏区，避免其像中央苏区一样失败，并以此为跳板，推动华北、西北的革命运动。
苏联国家安全层面：在日本可能进攻苏联的背景下，在中苏边境建立一个强大的革命根据地，牵制日军，保障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
文件价值
这份文件是研究长征初期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一手核心史料，揭示了当时共产国际的战略重心转移，也印证了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的重要地位。
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第 15 号记录（摘录）》（1934 年 10 月 4 日，莫斯科）
原文转录
29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第 15 号记录（摘录）
1934 年 10 月 4 日于莫斯科
听取：1. —— 继续讨论王明同志的报告①。
发言：朱立、刘②、米夫、萨发罗夫、李明③、李复生同志。
决定：责成王明同志在两周内写出致满洲组织的信草稿。
听取：2. —— 就 [共产国际] 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致中共中央的信草稿④。
决定：基本上通过。责成王明、康生、米夫、萨法罗夫同志对该信作最后修改。
主席 米夫
秘书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531，第 90 页。
打字稿，原件，主席亲笔签字，无秘书签字。
注释
核心人物：米夫
时任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负责人，也是王明的导师，主导了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
会议内容
讨论王明的报告，决定由王明起草致满洲（东北）党组织的指示信。
通过了致中共中央的信草稿，为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做准备，由王明、康生等人负责修改。
背景
此次会议召开时，中央红军已于 1934 年 10 月 10 日开始长征。共产国际此时的工作重心，一方面是应对满洲的抗日游击战争，另一方面是筹备七大，调整对各国共产党的指导策略。
三、《中国红军指挥人员一年制特别培训班教学大纲》（1934 年 10 月 27 日，莫斯科，绝密）
原文转录
306
中国红军指挥人员一年制特别培训班教学大纲①
1934 年 10 月 27 日于莫斯科 绝密
目的、方针和方法
中国国内战争实习指挥员一年制轮训和进修班要遵循下列目的：
帮助指挥员对照带兵理论和技术思考并检验自己的实践经验。从指挥员过去的工作和将来要起的作用出发，培训班应该讲授以下单位的组织指挥员和政治领导者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起义队伍、游击队、中国红军现有组织编制内的战斗单位（团、师）、单独活动的大队伍和兵团。
在逐步深化教学内容和加大指挥员作业范围的同时，教程应该考虑到，当指挥员要同时指挥和带领各种形式的武装力量（从处在初始阶段的起义队伍到红军正规兵团的大部队）投入战斗时，他实际上所遇到的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组建、生活和战斗环境。
2. 军事培训教程应该以对中国总的政治形势的了解的具体前提为根据，以对一些省和地区的革命与反革命力量对比的了解为根据。
为使军事教程不流于可怕的机械教条和脱离实际，应该使军事策略和作战艺术的教学大纲与政治科学和半殖民地农业国革命策略学说的大纲紧密地结合起来。
该教程尽可能不要由分成军事和政治的单独学科组成。两个方面应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除了要了解各种型号武器的技术性能和击发的技术方法，教程还应该通过演示、介绍和在野外作战的条件下进行操练的方法让学员实际掌握每一种武器。
在众多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型号中，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扎实地掌握那些敌人在使用的型号，也就是说，要掌握可能会成为红军财产的那种武器（各种制式的步枪和机枪、手榴弹和枪榴弹、斯托克斯迫击炮、轻型山炮和无后坐力炮、装甲车、轻型坦克、化学武器、水雷和地雷、燃烧弹、破坏器材、防空器材、通讯技术器材，等等）。
这里还需要让指挥员实际了解用身边材料以手工方式生产武器和弹药的可能性，了解用当地原料中的其他代用品替代一些兵器的可能性。
为了更好地掌握战术，特别是作战艺术的问题，教程应该从历史的层面去研究和批判地分析红军在江西和四川的战役，以及参加培训的指挥员直接参加过的那些队伍的战役。
为了用实例说明问题，还需要讲述一些俄国内战中的事件，特别是西伯利亚和乌克兰游击战争以及起义时期的事例。
战术和作战艺术课程只能通过图上作业、野战作业、分析部队战术演习（到野外和在演习中）的方法来讲授。
侦察勤务、司令部和通讯勤务理论，战役的战斗保证措施、伪装措施，供给、食品和运输勤务，后勤工作和后勤保证因素，补充减员的组织因素，动员人力和物力，卫生勤务设置的因素，训练和教育指战员的方法，前线作战和后方工作的政治保证，后方及其主要基地的警卫，对敌军的政治影响，在敌军中和在敌后组建地下支部的方法，等等 —— 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在解决战术任务的过程中顺便加以讲授并且选出一些题目供课堂讨论和研究。
还应该研究敌军部队和支队（南京的军队、广州的军队、四川的军队及其他省的军队、民团等）的组织编制问题。日本军队以及在中国的其他帝国主义远征军的组织编制和战术也应该纳入研究的范围。
为了全面学习军事地理和中国战区所特有的地形，培训班的全部作业都要在现阶段红军和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的那些省份的地图上进行。
这个要求将使我们的整个战术课归结为掌握山地战和文化落后战区（在道路交通意义上）作战的特点和规则。
敌人的军事地理及人造工事的特点（设防区、设防城市、道路上的碉堡等）应该考虑到在野战筑城学课程中讲授，在这门课程中要特别突出城市设防方法及攻破城市防线的方法；属于这门课的还有野战工事构筑的战术和测算问题、地面伪装战术、渡过水域障碍的技术、爆破作业的技术和测算、破坏道路交通的技术和测算、敌人的作战工事和后方工事，等等。
这样，军事地理、地形学、工程艺术课程，作为一般战术和作战艺术主课的综合科目，也应纳入教学之中。
政治科目中特别要详细地讲授下列问题：
(1) 共产国际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
(2) 帝国主义在东方的现代史。
(3) 党的建设。
(4) 苏维埃建设。
(5) 中国苏维埃的经济政策。
一学年共计 300 个学习日。每个学习日由在课堂上学习的 6 小时和在家里学习的 4 小时组成。总共 1800 个课堂学习小时，1200 个家里学习小时。共计 3000 小时。
注释
文件性质
共产国际为中国红军指挥员制定的系统性培训大纲，旨在为中国革命培养既懂理论又懂实战的复合型军事人才。
教学特点
实战导向：以红军在江西、四川的战役为案例，结合俄国内战的经验，强调战术的实际应用。
全面覆盖：课程不仅包括武器操作、战术指挥，还涵盖后勤保障、政治工作、敌军研究、地形学等内容。
针对性强：专门针对中国的山地战、游击战特点，以及南京、四川、日本军队的战术进行研究，体现了共产国际对中国战场的深刻理解。
时代背景
1934 年，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中央苏区面临失败，共产国际此时制定这份大纲，反映了其为中国革命储备干部、应对长期斗争的战略考量。
这些文件完整展现了 1934 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战略调整和具体部署。需要我将这些文件按时间顺序整理成一份大事记，方便你串联理解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吗？等，这种需要可能会较快地 —— 还是由于远东的战争 —— 提到日程上来。在预见到这种情况和为这一时时刻刻的到来做准备时，需要开始往中亚调运武装西北各省游击队 5 万名战士所需要的一切。要建立秘密基地仓库，储备能装备 50 人、100 人和 1000 人队伍的成套备用武器弹药。
在我们的仓库里要有足够的别的型号的武器（德国的、英国的和日本的），这种武器可以收集、修理，经检查后将其运往中亚仓库，保存这种武器的仓库距将来使用的地方不要太远。
(12) 在不断增加的整个援助四川苏区的计划，可以预见到，应该在一至两年期限内实现。[这项工作的] 开始不能再拖延了，应该马上着手做这项工作，否则我们就会落在事态发展的后面。
作为中国西北革命主力的四川红军，其今后的发展进程将取决于有计划地开展业已开始的这项援助计划。
至少，不应该舍不得为西北局，特别是为其军事任务抽调强有力的富有创造性的干部。需要一个由军人同志组成的协调得很好的②支部，即一个能组织和领导西北游击战争和四川红军斗争的小司令部。
242 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31—1937) 第十四卷
其余一切都取决于正确的开端。
弗雷德①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575，第 11—16 页。
打印稿，原件，亲笔签字。
注释
核心人物：施特恩（M. Stern，化名弗雷德）
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与李德（奥托・布劳恩）同为 “上海三人团” 成员，也是这份文件的实际起草者。他在 1934 年提出的这份计划，是共产国际应对中央苏区危机、将战略重心西移至川陕苏区的关键方案。
时代背景：1934 年 9 月
此时中央苏区第五次反 “围剿” 已陷入绝境，长征即将开始。共产国际意识到江西苏区的失败不可避免，因此将目光投向实力较强、地理位置更优越的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试图以此为基地，开辟中国西北革命新局面。
核心战略：“西北计划”
施特恩提出的援助方案，本质上是一个通过新疆 - 甘肃通道，从苏联直接支援中国革命的战略蓝图：
组织架构：建立 “中共西北局”，作为共产国际直接领导的机构，负责与川陕苏区联络。
通讯联络：通过上海电台中转，建立莫斯科 - 新疆 - 四川的秘密无线电通讯网。
干部输送：从中亚、远东（满洲游击队）抽调干部，通过新疆进入中国西北，领导游击战争。
物资与军事援助：在中亚建立秘密基地和军政学校，为红四方面军及西北游击队提供武器、弹药和培训。
战略意图
中国革命层面：挽救川陕苏区，避免其像中央苏区一样失败，并以此为跳板，推动华北、西北的革命运动。
苏联国家安全层面：在日本可能进攻苏联的背景下，在中苏边境建立一个强大的革命根据地，牵制日军，保障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
文件价值
这份文件是研究长征初期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一手核心史料，揭示了当时共产国际的战略重心转移，也印证了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的重要地位。
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第 15 号记录（摘录）》（1934 年 10 月 4 日，莫斯科）
原文转录
29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第 15 号记录（摘录）
1934 年 10 月 4 日于莫斯科
听取：1. —— 继续讨论王明同志的报告①。
发言：朱立、刘②、米夫、萨发罗夫、李明③、李复生同志。
决定：责成王明同志在两周内写出致满洲组织的信草稿。
听取：2. —— 就 [共产国际] 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致中共中央的信草稿④。
决定：基本上通过。责成王明、康生、米夫、萨法罗夫同志对该信作最后修改。
主席 米夫
秘书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531，第 90 页。
打字稿，原件，主席亲笔签字，无秘书签字。
注释
核心人物：米夫
时任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负责人，也是王明的导师，主导了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
会议内容
讨论王明的报告，决定由王明起草致满洲（东北）党组织的指示信。
通过了致中共中央的信草稿，为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做准备，由王明、康生等人负责修改。
背景
此次会议召开时，中央红军已于 1934 年 10 月 10 日开始长征。共产国际此时的工作重心，一方面是应对满洲的抗日游击战争，另一方面是筹备七大，调整对各国共产党的指导策略。
三、《中国红军指挥人员一年制特别培训班教学大纲》（1934 年 10 月 27 日，莫斯科，绝密）
原文转录
306
中国红军指挥人员一年制特别培训班教学大纲①
1934 年 10 月 27 日于莫斯科 绝密
目的、方针和方法
中国国内战争实习指挥员一年制轮训和进修班要遵循下列目的：
帮助指挥员对照带兵理论和技术思考并检验自己的实践经验。从指挥员过去的工作和将来要起的作用出发，培训班应该讲授以下单位的组织指挥员和政治领导者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起义队伍、游击队、中国红军现有组织编制内的战斗单位（团、师）、单独活动的大队伍和兵团。
在逐步深化教学内容和加大指挥员作业范围的同时，教程应该考虑到，当指挥员要同时指挥和带领各种形式的武装力量（从处在初始阶段的起义队伍到红军正规兵团的大部队）投入战斗时，他实际上所遇到的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组建、生活和战斗环境。
2. 军事培训教程应该以对中国总的政治形势的了解的具体前提为根据，以对一些省和地区的革命与反革命力量对比的了解为根据。
为使军事教程不流于可怕的机械教条和脱离实际，应该使军事策略和作战艺术的教学大纲与政治科学和半殖民地农业国革命策略学说的大纲紧密地结合起来。
该教程尽可能不要由分成军事和政治的单独学科组成。两个方面应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除了要了解各种型号武器的技术性能和击发的技术方法，教程还应该通过演示、介绍和在野外作战的条件下进行操练的方法让学员实际掌握每一种武器。
在众多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型号中，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扎实地掌握那些敌人在使用的型号，也就是说，要掌握可能会成为红军财产的那种武器（各种制式的步枪和机枪、手榴弹和枪榴弹、斯托克斯迫击炮、轻型山炮和无后坐力炮、装甲车、轻型坦克、化学武器、水雷和地雷、燃烧弹、破坏器材、防空器材、通讯技术器材，等等）。
这里还需要让指挥员实际了解用身边材料以手工方式生产武器和弹药的可能性，了解用当地原料中的其他代用品替代一些兵器的可能性。
为了更好地掌握战术，特别是作战艺术的问题，教程应该从历史的层面去研究和批判地分析红军在江西和四川的战役，以及参加培训的指挥员直接参加过的那些队伍的战役。
为了用实例说明问题，还需要讲述一些俄国内战中的事件，特别是西伯利亚和乌克兰游击战争以及起义时期的事例。
战术和作战艺术课程只能通过图上作业、野战作业、分析部队战术演习（到野外和在演习中）的方法来讲授。
侦察勤务、司令部和通讯勤务理论，战役的战斗保证措施、伪装措施，供给、食品和运输勤务，后勤工作和后勤保证因素，补充减员的组织因素，动员人力和物力，卫生勤务设置的因素，训练和教育指战员的方法，前线作战和后方工作的政治保证，后方及其主要基地的警卫，对敌军的政治影响，在敌军中和在敌后组建地下支部的方法，等等 —— 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在解决战术任务的过程中顺便加以讲授并且选出一些题目供课堂讨论和研究。
还应该研究敌军部队和支队（南京的军队、广州的军队、四川的军队及其他省的军队、民团等）的组织编制问题。日本军队以及在中国的其他帝国主义远征军的组织编制和战术也应该纳入研究的范围。
为了全面学习军事地理和中国战区所特有的地形，培训班的全部作业都要在现阶段红军和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的那些省份的地图上进行。
这个要求将使我们的整个战术课归结为掌握山地战和文化落后战区（在道路交通意义上）作战的特点和规则。
敌人的军事地理及人造工事的特点（设防区、设防城市、道路上的碉堡等）应该考虑到在野战筑城学课程中讲授，在这门课程中要特别突出城市设防方法及攻破城市防线的方法；属于这门课的还有野战工事构筑的战术和测算问题、地面伪装战术、渡过水域障碍的技术、爆破作业的技术和测算、破坏道路交通的技术和测算、敌人的作战工事和后方工事，等等。
这样，军事地理、地形学、工程艺术课程，作为一般战术和作战艺术主课的综合科目，也应纳入教学之中。
政治科目中特别要详细地讲授下列问题：
(1) 共产国际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
(2) 帝国主义在东方的现代史。
(3) 党的建设。
(4) 苏维埃建设。
(5) 中国苏维埃的经济政策。
一学年共计 300 个学习日。每个学习日由在课堂上学习的 6 小时和在家里学习的 4 小时组成。总共 1800 个课堂学习小时，1200 个家里学习小时。共计 3000 小时。
注释
文件性质
共产国际为中国红军指挥员制定的系统性培训大纲，旨在为中国革命培养既懂理论又懂实战的复合型军事人才。
教学特点
实战导向：以红军在江西、四川的战役为案例，结合俄国内战的经验，强调战术的实际应用。
全面覆盖：课程不仅包括武器操作、战术指挥，还涵盖后勤保障、政治工作、敌军研究、地形学等内容。
针对性强：专门针对中国的山地战、游击战特点，以及南京、四川、日本军队的战术进行研究，体现了共产国际对中国战场的深刻理解。
时代背景
1934 年，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中央苏区面临失败，共产国际此时制定这份大纲，反映了其为中国革命储备干部、应对长期斗争的战略考量。
这些文件完整展现了 1934 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战略调整和具体部署。需要我将这些文件按时间顺序整理成一份大事记，方便你串联理解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吗？

跟戴笠见面后，又去看过徐恩曾，他是庞炳勋和洛阳中统头头介绍去见的，回去以后还得向孙殿英有所交代。所以我到重庆跟戴笠见面后，还得拿着洛阳胡××的介绍信去见他。他已经知道我和戴见过面，孙殿英的部队又属军统掌握，他也不便插手，所以他见我面，好像对一般客人一样，随便谈谈，没有什么内容。只是，看来特务都有个办法，像我在西安与特务见面一样，会客室门前走过一个人，在他走过时有意地停步看看我，同我点点头。我见到的是胡汉杰，苏北宿迁人，一个我在徐州读第十中学时的同学，当时私人关系很好。这人比我高两班，同过一年学，以后他也在武汉军校(或黄埔)读过书，1927年潮汕失败后，在上海还见到过一次，那时知道他是共产党，不过，我跟他没有组织关系，以后再没见到。这人就在这想不到的时刻，在我面前穿过。他们特务的会客室好似专门用来干这个的，我思想上又是毫无准备，只是勉强和他点点头招呼了下。没有进一步的表示，那个人就走过去了。

共产党叛变了的，敌人一般都派作特务。从西安特务头子处遇到黄埔三期的韩继汉(1926年我到广州把组织介绍信交了，代表组织上约我见面的就是此人)，在徐恩曾处又遇到胡汉杰，他们采取的手法都一样，特务用这种手法是要让你知道：你过去的事我们都知道，借此要你好好就范，老老实实听他们的。你不老实，“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我当时没有正视这个问题，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从以后的发展看，这是有问题的。这件事和我回到洛阳后，在被捕之前朱秋白去看我，统是有联系的。朱秋白也是宿迁人，和胡汉杰同乡。

这次会见之后不久，戴笠就通知我去和蒋介石见面。从中训团受训的学员说，高级军官蒋一般也是要见一次面的。他替我准备了汽车，门上的警卫实际就是戴的特务，当然他都布置好了。我本来住在江北孙殿英驻重庆的办事处，过江上坡后汽车已经等着我。见蒋介石还有套装束：服装整齐、挂上皮带、军阶、鞋擦得锃亮，戴上白手套。去时门上警卫似乎先知道，只通了姓名便被引进去了。蒋在一个会客厅里，我进去后一坐下，他便问华北情况怎么样。没料到第一句话就说崩了，把蒋介石搞翻了。新五军驻林县、黄河以北国民党已经没有什么队伍，那时华北只有八路军在抗战，谈华北首先得谈八路军，这是客观存在。我的语言也只有在华北的习惯语言，所以一开始便说华北共产党、八路军……一句话没容讲完，他就怒气冲冲，怪叫：“奸党、奸军”，连叫了两三遍，我的话就说不下去了。我考虑我正没法说，说八路军好不行，说坏，我怎么说呀！他一发脾气，我沉默了一两分钟不说话，他看我不再说话了，就没有再往下问，拿起一支红蓝铅笔在一本便条上勉强晃了几晃，批了一个两千块钱的条子，送我路费，我便就此退出。蒋送师长级军官路费是有惯例的，分两千，三千，五千三种。这个见面就这么结束了。事情发展成这样，坏处是局面搞僵，好处是不致于再深陷在这个特务圈内。这件事发展下去，很清楚是让新五军跟共产党搞摩擦，或是他们搞孙殿英。这张条子是拿到办事处交给刘曾若派人去取的。我还提出把这钱交给办事处，用电报也报告了孙殿英，后来刘不愿收，我便作了回来的路费。

会见张厉生，是孙殿英有信要我去看的。这次和他见面是和刘曾若一同去的，是一般拜会的性质，代孙向他问候，没有涉及具体问题。孙殿英每月由刘曾若从办事处给他送一千块钱，这也算是他们之间的一个经常关系。在重庆还见到伯良和樊××，都只见到面，一般的谈谈。樊××是川北师管区司令，我们以前都是同队，他们也都是同队中比较反动的。

从中训团出来到与戴见面之后，各种力量我都接触了，大体情况已经摸到：他们对我想采取收买的办法。原因有几个：一、在洛阳岳烛远对我的侦察，没有搞清楚我的真实情况，他判断，我很可能跟共产党已经没有关系，虽然我还倾向共产党。他们不是不考虑采取各种手段，比如让我脱离部队，或把我除掉，但只根据他们当时了解的情况，还下不了这个决心。二、同时，这也还牵涉到孙殿英的表态，孙不表态他们不好动手。三、他们对孙也不相信，想从内部把孙搞垮。他们想采取收买办法，把我收买过去以后，进一步利用我在孙的内部搞孙。说什么“新五军由你负责”，由我负责把孙殿英摆在什么地方？可是，我跟蒋介石见面的情况不好，我只讲了一句话他就翻了。他把八路军当奸党、奸军，我在谈话中，对八路军没有采取这个态度。看来，谈得很僵，要想恢复过关系来，非得我有具体表现不行。如果我没有反动表现，要搞好是不可能的。那时已经形成这样的局面，我就算是把底摸透了。

我到重庆必须到红岩村向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同志汇报，因为我到孙部工作是周恩来同志指示的，工作关系又是他单线联系的，长时间无法汇报工作，这次到重庆便非去不可。我考虑我在重庆的活动，国民党必定有些侦查布置，一定搞盯梢来看你跟什么人来往，你去了哪里；我反复考虑去八路军办事处怎么个去法。我到重庆是1941年三四月间，住在孙殿英驻重庆的办事处里面，办事处在江北靠近江边不远的地方，是租用的一所民房。办事处长是刘曾若。我的行动对处长刘曾若是很难避开的，我去办事处也不可能完全不让他知道。好在刘过去对八路军态度还好，他跟徐冰“七七”事变以前就有关系(徐冰即邢士廉之弟，又名邢西萍，邢士廉一度为北洋军阀组阁，出任总理，抗日战争以前邢家一直在北平住。由于邢士廉的关系，有利于掩护邢西萍。抗战开始后的一段时期中，邢西萍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解放后任统战部副部长)。我考虑抗战以后刘曾若不会与徐冰没有了关系，一同去还可密切刘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关系。另外，重庆雾季，清晨有时伸手不见五指，这个条件有利于我的活动。我就利用一个大雾的早晨，约刘曾若同去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

我们住的新五军办事处在江北，过江上岸，就是曾家岩。从曾家岩到红岩村距离相当远，雾中也不能坐车，我们两人就走路去。走许久，到红岩村雾就快消了。进红岩村附近山口，两旁都是树木，小路旁边有个席棚似的临时建筑，我们不知道这就是国民党特务专为监视八路军办事处搭的棚子，一帮特务就住在那里。重庆的山水顺坡流下，天气正热，有几个人在那里接水洗脸漱口。我们找不到红岩村的进口，以为这些人是老百姓就向他们打听，一问八路军办事处在哪里，这几个人惊奇得瞪着眼，光看我们，也不回答。我们马上联想到这是国民党在办事处周围布置的特务，急忙循小路上坡而去。其实，向里只走几十步就看到一排临时房屋，一看到里面的人，就能辨别出这里就是八路军办事处。这时，天还早，恩来同志还没有起来，进去通名报姓，提出要见恩来同志，同志们就来招待我们坐下。向恩来同志报告后，很快他就起来了，这时邓大姐也起来，张肖梅也看到了，徐冰负责政治工作组，军事工作组是王梓木负责，“七七”事变时王住在我的家里。办事处里边还有很多熟人，早饭我们就在这里吃的，恩来同志约我谈话，刘曾若很聪明，一听说恩来同志找我谈话，他就表示：起身很早，已经很累，要跟徐冰谈谈后，找间房子休息。就给他找了一间房子让他去休息了。实际他是避开。

谈话时是恩来同志、董老和我三个人。我向恩来同志汇报我在东长寿车站跟他别后到孙殿英部工作的经过和华北的情况，几年来孙部和八路军的关系，以后说到在孙部配合消灭朱怀冰的情况。讲到打起来以后，朱怀冰在武安被击退后，退向孙殿英驻在地姚村，八路军超越追击抢先占领村外阵地，我怎么向孙殿英建议，让他把姚村附近的部队交我指挥，孙殿英上山走后村外就打响了，我当时的处理。讲到这里，也提到这时情况很紧急，万一双方打进姚村怎么办？恩来同志很快就说：进家、关门呵！我就说：是呀，我当时就是这么做的，进家、关门，我还加了一条上房子，我下令说只要部队不打门，不爬房子，在门外搞巷战我们一律不许过问，谁先开枪唯他是问。后来我又说到在村外把朱怀冰击溃了，以后我到了前总与邓小平等见面的情况。我讲到打朱怀冰以后的变化，国民党调邢肇棠到重庆中训团受训，他与李琦就向边区跑了，现在，他们对我打主意以及我到重庆的经过。说到中训团受训后会见戴笠，戴笠阴谋对我进行收买和会见蒋介石的情况。我最后表示，孙殿英的态度和新五军的情况一天天变坏，我在新五军面目已经暴露，国民党原已十分注意，这次到重庆情况又很不好，没有缓和以往关系，无论前后方的情况，我都不宜再回孙殿英的部队了。同时我说，戴笠他们有心收买我，现在结局这样，他们不会容许我再继续在这个部队待下去。我向恩来同志请示，我是否不回孙部而到延安？可是，此时也很为难，彭文已经带着几个孩子到了洛阳。我跟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他没有同意我的要求，很快就说：展望战争形势的发展，将来至少黄河以北是我们的，你还是要回到孙殿英部队去，坚持下去，准备将来接收这个部队。恩来同志这么一说，我就不好再多说了。

我去重庆前，彭文已经经重庆到了洛阳，彭文告诉我，在重庆时也曾要求去延安，都未批准，恩来同志指示她不要到延安去，要她到洛阳掩护我的工作，并且不带组织关系去，以后组织关系当面交代由邓颖超证明(解放后才告诉我，到洛阳后只和李锡九一人取联系)。因此我体会周恩来的意思还是要我单人在那里工作，也就没有提出在孙部的组织关系问题。



红岩村对面的山

大概谈了一个上午，中午该吃饭时候才结束谈话。邓大姐招呼吃饭。在谈话时，我们的同志就到这里汇报，说山上有人拿着望远镜向这里观测。谈话的这间房子在山沟底下，特务就从东边山坡上向这房子里看。山上的特务可以用望远镜从窗子中看得见。天虽热，我们也只得把窗子关上。中午和邓颖超、王梓木、张晓梅等同志一同吃的饭。吃饭时，那房子山墙上也有窗户对着东山。我记得，邓大姐把我放在长桌子头上，按会客的规矩，等于在主位上，面向里，背向东山。特务做这样活动，就因我们通过山口向棚子里面的人打听办事处暴露了，所以跑到东山上用望远镜侦察。我们担心出去，还不知特务怎么对付，中午吃了饭又随便谈谈，到下午三点钟前后才走。办事处的同志不要我们从原路回去，以便避开来时遇到的那些特务。同志们引着我们出办事处向南，转到东山，就是特务用望远镜窥测的地方，这时特务已经跑了，我们在他们的引导下，顺利地离开了八路军办事处。

十五、被捕——孙殿英借刀杀人

中训团受训结束，对于蒋介石和戴笠的关系已经到了难以应付的程度，今后的工作恩来同志也有了明确的指示，因此，回到新五军办事处，我就考虑离开重庆回去。恩来同志要我坚持，党的事业需要我保持孙殿英部的这个位置，我不能不听呀！但是，我先得给孙殿英打电报告诉他“中训团”已经结束，我准备回去，问他重庆还有事没有？孙殿英很快回了电叫我不要回去，就留在重庆。这时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是要把我送到重庆来表白他的态度。我想，我在重庆住，算个什么？如果我在重庆住，跟军统的接触就要多了，这很难应付，最好的结果也只能一无所为。再是恩来同志交代，要我回孙部坚持，准备将来接收这个部队，因此我决意早日离开重庆回前方去。

在重庆时也估计到到洛阳后回不了前方，在和恩来同志谈话时，他一定要我回孙部去，我表示：我办教导队，里面成千的豫西人，回不了前方，我就以这些豫西的人为基础，在豫西利用各种关系搞武装，搞个游击队。恩来同志不同意，他说：你在豫西搞不过孙殿英，尽管你是有一套，但是，你也搞不过孙殿英。因此我就不再做其他想法，只想到早点到前方去。

孙殿英不让我回去，刘曾若态度很好，他主张我仍回孙部，这使我减少了阻力。如果刘的态度不好，我走就有困难。他甚至可以联系有关方面如军统等，阻止我走。有了刘曾若表示的态度，我就准备回去。

我到重庆来，孙殿英介绍我跟戴笠见面，是他应付戴笠与蒋介石的做法。我要不要在走之前和他们见面？因为我和蒋介石见面的情况很坏，考虑再和戴笠见面很不好谈，同时也怕再见到发生其他的问题。我考虑见了万一他们不让我走，我就走不了了。走必得经过成都、广元、汉中，一路都有特务机构。我就下决心不顾一切，也不见他们，不辞而别，突然离开重庆，等他们知道，我已经走出四川省。我果真就这样离开了重庆。

路过西安时已经发现有了问题。后来晓得，离开重庆没有跟戴笠见面，戴很不满。我到西安，岳烛远介绍的西安特务头子(可能是管华北若干省的)见到我，告诉我戴笠有电报给他，要他将戴笠给我的密电本收回。这事表明，他们本想和我“建立关系”，现在，我走不见他们的面，他们不满意。对我已经不作什么希望才要回密码，断了这个关系。这显然是戴笠不满的信号。我过西安，胡宗南也只跟我见了一面，不像去时还请我吃饭。了解了他们对我的态度，我感到情况向坏的方向发展了，但是还没有十分重视。这时我跟孙殿英的关系表面看还没有破裂。孙不管力量大小，是独立起家的；孙殿英的力量虽不大(他有两个师的编制，实际不止两个师)，但此人花样多端，不好控制；我认为靠他这支部队的力量，只要孙殿英不表态，他们还不至于马上下手；而对于孙殿英在打朱怀冰以后一系列的变化和要我去重庆以及后来阻止我回去的各种态度，过于忽视了。

五六月间，我从重庆回到洛阳，彭文母子都在洛阳。我在此住了半月一月的样子，我急于回前方去。恩来同志交代得很清楚：坚持下去，要起点作用。要起点作用，做点工作，就要回前方部队。我从洛阳办事处发电报给孙殿英，已由渝到洛准备即去前方。可是，很快就接到孙的复电，他不要我回前方，让我“暂勿返防”。我从重庆动身前给孙去电就说我要回去，那时他回电要我在重庆暂住。我没有按他的电报办，自己回来了，到了洛阳又发电报要回前方，他又如我在重庆一样，复电再次阻止我去前方，要我留在洛阳。从洛阳到前方与从重庆到洛阳不同。现在要过黄河，要经过敌占区，要有武装，起码也要有支小部队，防止遭遇敌人。单人过不行，遇到敌人没有抵抗力。跟我到洛阳的只四个人：两个勤务兵，一个伙夫老杜，一个马夫贾其华，伙夫去重庆时留在家里，只剩下两个勤务兵，一个马夫，这点人力，没法回到前方，便不好强行了。孙殿英经常有一个班或一个排的小部队，每月从前方来洛阳一次押运部队的饷项物资，回前方需要随部队才能行动。我倒可以利用这些机会，可是我如不得孙本人同意，回去会出问题。

前面说过孙殿英的为人是很阴险的，我参加洛阳一战区办的作战人员训练班时，还有个孙部的人叫张季良的，是三师的参谋长(孙殿英第五军就两个暂编师，三师和四师)。我在训练班结束后去了重庆，这位参谋长跟随小部队回前方，在路上被打死了。据说，他在前面骑马走，后面有人打枪把他打死的。这很明显，是这支小部队自己打的。这是孙殿英的命令。没有孙的命令，他们不敢打，不要说打枪，遇到事，部队也得保护。他被打死，传说是这人到洛阳后与各方面来往很多，受到孙殿英的怀疑，因而把他打死。虽然是传说，但可能性很大。

孙两次阻止我回去，是要我脱离部队的，本来应该有足够的警惕了，而我没有正确对待这些问题，反而主观地硬要回前方去。给牛瑞亭(孙部一个支队司令)的信就成了问题发生的导火线。前方一位支队司令牛瑞亭得到我的信，我在信中表示了我对不能回去的不满。我的信中有句话：“被拒于千里之外”，这就出了事。审干时才听说，牛瑞亭把我的信拿给孙殿英看了，孙殿英向来是让参谋读，他听。他听至此，大发雷霆。就打给一战区司令部一个电报控告我“原有共产嫌疑”，“畏缩不前”，“鼓动军队”等罪名。我就这样被捕。教训是不能随便对这些人发牢骚。其实，问题还是出在打朱怀冰后，国民党给他压力；我到重庆后又没有改善关系；到洛阳又不听孙的话，爆炸是由此点了火吧。

我在洛阳被捕之前，朱秋白到我家去看我，是张默夫陪同他到我家的。回想我和朱秋白以往并不认识，他这个人我知道在什么地方见过面，他去时还给我一张片子，印着他的官衔是豫陕×三个省的税务视察职务。一般说老熟人是不会用片子再介绍的。从他的公开职务看，这个人是中统比较上层的人物，他这次看我，现在想起也不是偶然的，很可能与我和徐恩曾的见面有关。我在重庆只和徐打一个照面，以后就没再见面，他们是不会这样放手的。总之我和徐恩增一见之后，事情并未应付过去，朱秋白此来很可能有使命，是要继续做我的工作的。

当时我在洛阳即令不被捕，环境已经很坏，也是很难应付的。我也自问，一开始做这部分工作，总理就指示过：“要同他们来往，最好能打进去。”可不可以打进去呢？经过1938年办教导大队，到四零年打朱怀冰，经过种种，他们已经对我十分注意了，其所以不下手，就只是因为孙殿英的态度还不明朗。我要进去，他们会要，但必须付出高价，这是无法对付的。

我被捕是1941年8月间，逮捕是采取召见、扣押的方式。我是住在洛阳近郊瞿家屯村，头天晚上得到办事处王松筠转来战区长官部通知，要我第二天上午到战区司令长官部去，说是战区司令长官有事找我谈话。我当时奇怪，战区找我谈什么呢？但又想，也可能找我谈谈。以后回想，孙殿英的洛阳办事处长找我说：明天不能不去啊！这话很有意义。孙殿英给一战区说我有共产嫌疑的电报当然是洛阳办事处长转的，他知道要逮捕我，就安排我一定要去。我事后回想，当时不去，跑掉可以不可以？我想，不可以。他预备逮捕我，一定在我住的村子附近布置监视，有监视就跑不掉，甚至可以是一种试探：给我留一个时间来观察我怎么样，如果我想逃跑，罪证更确切，更证明是共产党。不过，我当时还没有这样周密的考虑。

被捕不久就到了中秋节。第二天早饭后我去了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先到的副官处那里。副官处长姓刘，和他见面之后，我看他态度冷冷淡淡，上下打量我，我感到有点不对头。我进去时他正站在房里同一个人说话，我向他通报姓名以后，他向我说：你坐坐我就来，便出去了。他刚走顶多一二十分钟，就来了个军官，背着一支驳壳枪。进屋后告诉我：有点事情，请你到军法执行监部去对证一下(即军法处，称第一战区执法总监部，总监是余典枢)。他这一说，我就明白出问题了。便同他一同到了军法监部。他们还算客气，没有采取逮捕的办法，而采取让我自己去，他们扣留的办法。当然这不是为我这个人，而是对新五军的少将副师长，不要做得太难堪。

执法总监部和司令部一起都在西宫营房里，从副官处到监部通过后院一块场地就到了。西宫是个兵营，从前吴佩孚在此练兵时修建的，地方很大。到监部时军法总监余典枢和一位主任军法官已经在他的办公室坐等。后来知道，审讯我的就是那一位军法主任。余典枢人比较高、胖，络腮胡子，当时年岁已有五十上下，南方口音，没有和他说过话。主任军法官的姓名，当时问过同监的犯人，现在也忘了，北方口音，中等身材，面貌无什么特点，白净面皮，像个知识分子，年岁四十上下。“文化大革命”当中审查我的专案组，在青海省偏远的浩门农场，找到了这位当时的上校主任军法官，他还叙述了当年审讯我的情况。

军法执行总监已经得到电话，我去后他们也是上下地打量了我一番，然后问了我的姓名，说：有些问题要在这里对证一下。平时，去战区司令长官部是要服装整齐的，这时他们就要我解除我的少将领章、武装带。我把领章武装带取下来，还让我穿着军服。这时候进来一个人，要我跟他走，后来知道这个人就是看守所长，便把我送进了军法监部监狱。不过，还不跟一般犯人押在一起，给我住的还是一个比较宽敞的房子。监房也就在他们办公室靠近不远的地方，共两个同样大小的牢房，一个朝西，关有二十人上下，睡在地上；我是关在朝东的房子，很大的房子只住有五六个人，可以放床。和我同住在这里的人可以自己烧菜，吃酒，生活比一般犯人优待些。这个房子门不上锁，另一个房子是上锁的。院子经常有宪兵看守。看守所长身个不高，大约三十多岁，北方人。还有一个宪兵排长也是北方人，口音像似河北的，普通身材，也只三十多岁。我一去同监的人提醒我，给看守所长点钱，要他给你找张床。我就拿了二十块钱给了看守所长，请他给找一副铺板。他接钱后随即拿了张床来，又主动要我给他开个地点，给我向家里送信，取行李。记得是李吉庆——我原来的通信员，给我送来的行李和换洗衣服等用品。隔了些日子，我又叫李吉庆买了点东西，打听好这位所长的家在哪里，给他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