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我俩曾在邛崃县泉水乡（今并入邛崃市羊安街道）永安场村小上小学。
在我们的记忆里，那是一座由古庙改造而成的小学校。全校共六个班，一个年级一个班。我俩同在1955年秋入学，1961年6月毕业。
学校位于永安场街道东头南侧，建校前这里原来是一座远近闻名的古庙，庙门开在东墙中间。站在校门口放眼一望，三百米开外有一条从大邑县方向流过来水流湍急的斜江河，学校与河流之间是堆积着大小不一鹅卵石的河坝，靠近学校的地方长着稀稀疏疏的杂树和杂草。斜江河水由北方的大邑县而来，向南流向邛崃的南河，再后并入岷江，最终汇入长江大海。
河上没有桥，只有人工摆渡木船摆渡，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的永安渡口。长大了我们才知道，渡口联接的古代茶马古道，后来的老川藏公路，来往的人、马和车都须由此过渡，永安渡口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在此屹立了上千年，给来往于蜀地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同胞们提供了交通上的方便。解放后的永安渡口摆渡船，即既可载人也可载大大小小汽车的木制船，一次可上两辆汽车，人站在两边。由于人来车往，有时排队等候上船的汽车要停到我们学校外面，人车混杂，热闹非凡。我们放了学常三五成群地到渡口边玩耍，看汽车排长队，在公路两边卖小吃的地摊子前徘徊，因为没有钱，只看不买过过口瘾。
我们俩人，许龙出生在山西省祁县东观乡武乡村，1955年7月从老家搬来父亲担任领导的永安场油库随军居住，小小年纪人生地不熟的，语言又不通，对学校的记忆比较模糊。而张峻菁是土生土长的永安村人，那些年农村孩子入学年龄较晚，张峻菁进校时比许龙大了四岁，对学校的印象深刻得多。
我俩从永安场小学毕业后，一个进城上初中，一个留在农村跟着父母务农，分开七十年后从未谋过面。岁月不饶人，我俩七八十岁了互相之间的模样也忘却了，只有名字还隐隐约约地刻在对方的心窝里。
人间的事总是有缘分的，不会因为时间太长而中断。许龙夫妇于2008年搬进了天庆街翰林雅居小区居住，张峻菁老两口2009年也入住了同一小区的另一幢宿舍。几乎同时住进同一个小区，近在咫尺的两个人谁也不知道对方就是自己的小学同学。
还好小区里有位杨大姐，去世的丈夫何开乾退休前任邛崃市劳动人事局副局长；许龙则在市政府办公室任副主任。两人同在政府大院里上班，工作上来往密切，关系也好。杨大姐原来是永安场小学的老师，名杨群玉，但许龙并不知情，而张峻菁却认得她。今年过年期间，张无意中听小区保安说起了住户许龙的名字，急忙找杨老师打听，这个人是不是自己的小学同学？在杨大姐的指引下，我们两个同班同学分别七十年后才得以相认。
张峻菁的记忆力特强，他讲了母校的许多往事，许龙也把自己想起来的告诉了張峻菁。久而久之，永安场小学在我俩的印象中逐渐清晰了起来。
1961年我俩小学毕业离开学校时，那座变成了学校的古庙格局依旧。不同的是，1955年我俩入学时就没有看见供奉的神像，应该是建校时被拆除了。不过东方面向斜江河一侧的庙之砖墙依在，墙内侧由侧殿改建的教室为了扩大面积，旧殿拆除了。只剩下一堵古砖墙。墙的中部原来有大庙门一座，因建教室也改小了不少，不再有古色古香的古门味道。
不过从整体上来看，学校还保留着坐西向东、中轴线明显的古庙格局。学校中心礼堂是古庙保存较为完好的古建筑，曾是供奉关羽塑像的大殿。只是办校时将正对大门的砖墙拆了，变成了三面有墙，东面敞开的学校大礼堂。礼堂所在位置的地面高于周边，大约高十公分左右，东面半圆形的台地伸出在露天里。礼堂单檐歇山式屋顶，下面由斗拱结构木梁支撑。矗立在中心的两根圆木柱子高约10米，直径不下50厘米。周边的木柱子嵌在墙体里，但仍凸出于墙，只是记不清根数了，只记得这些柱子比中心的两根大柱子细了一点，礼堂因此显得高大宽敞，百把个师生站在里面开会活动仍显空旷。
围在大殿四周的古庙廊房改建成了学校的教室、办公用房、教师宿舍和杂物间，西南角还有一间厨房。这些房屋围绕原来的大殿改的大礼堂而建。
礼堂与其它房屋之间相距好几米，形成了一个围绕中心礼堂闭合的环形天井。据同班同学黄玉莲回忆，天井虽四面相联，但东、南、北面不是很宽，只有礼堂西面的天井宽了不少。环形天井地面比周边房屋建筑的地面低了一大截，便于通过地下出水口排出雨水。礼堂四周的房屋据说都是关帝庙的配殿改建的，除了东面尚存古庙墙外，其余三面的房屋和庙墙都是新建的。
这座古庙原来供奉的是三国名将关羽的祠庙，因关羽忠义勇武备受推崇，明清时被神化为“关圣帝君”。虽然邛崃乡下其它地方也有关羽庙，但永安场关帝庙镇守邛崃东大门，扼守川藏古道，重要性是其它不能相提并论的。它与建在城里文庙街的文庙，一武一文，形成了“文武二圣”配合的体系，彰显临邛古城承载中华文化和忠义精神的重大历史内涵。
听永安场老一辈的人讲，永安渡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和连接川藏古道必经的渡口。为了保护它的安全，抗日战争时河坝里曾有美国兵驻守，简陋的临时营房就搭建在古庙外面的河坝里。据说在此驻兵是为了保证邛崃桑园机场和新津旧县机场的安全和交通通畅，完成了两个机场的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任务后，美国人才撤离。共和国成立后，永安场北侧先后修建了解放军的油库、兵站和某汽车团三营营地，在保卫西南边防的后勒保障任务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显示了永安场和永安渡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我们就学时，除了礼堂和东墙尚存古庙遗存外，周边其它房屋全是土墙瓦顶，墙上安着正方形没有安装玻璃的木窗户。北向永安场街道的一排房子从东向西依次为一间我们班主任的宿含，一间我们班的教室，一间学校办公室。由于紧临十多米宽的永安场街道，也是穿场而过泥土路面的老川藏公路，汽车经过时睛天灰尘满天，雨天泥泞不堪。教室土墙上的方形木框窗户，空间里均匀地横竖挿着几根木条，没有安装玻璃，也没有贴纸。冬天的冷风会“嗖嗖”地往里面钻，晴天汽车扬起的灰尘总会扑进来，弄得学生和老师灰头土脸的。那个年代的人吃苦耐劳，对这些是看惯不惊熟视无睹的。
学校大门是原来的古庙大门改建的，虽然面目全非，但大门外两边各长着一棵据说有上千年树龄的古柏树依在。古柏树径大约近一米，三个高高大大的六年级学生才勉强能将其合抱起来。树高不低于50米，枝繁叶茂，夏季枝叶遮天蔽日，三伏天学校里也感觉不出夏日炎炎的酷暑来。树大根深的大柏树枝杈上有不少鸦雀窝窝，时不时有不知名的鸟儿飞进飞出，叽叽喳喳的。
学校大门外十几米远的地方，立着十几米高的一座字库塔，在校长、老师的督促下，学生写过字的废纸，都要丢进字库塔里去焚烧，为的是敬重文化。
那两棵参天古树长在关帝庙大门前，说明古庙应该是很古老的了。我俩和同学黄玉莲又找永安场八九十岁的老人打听，他们都证实关帝庙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一个个说得言之凿凿。
话说回来，学校礼堂东面的房屋，包括教室，与南、北面的房屋不同的是，墙体尚是保留下来的古砖墙，墙上的每个木窗上方多了一个三角形的小窗。而其它方向的教室外墙都是改建后的土墙，墙上的木窗均是正方形的，没有上面的三角形上窗。
南面的一排房屋有教室和老师的单身宿舍，厨房、杂物间也在其间。绕过南面厢房两侧的天井过道，可通再向南的大操场。
操场占地面积不小于三亩，西南角建有一个公共厕所。课间操和学生课后活动大都在操场上进行。学校没有统一安排时，学生们大多聚集在操场里跳房子，捉迷藏，滚铁环，打闹玩耍，俨然成了小伙伴们课后娱乐的天堂。操场再往南有大片菜地，操场与菜地之间没有围墙，由一排篱笆墙隔断。后来听说原学校大门改教室，大门改在了操场东面靠北的位置上。
礼堂西面的天井地面较宽，穿过天井直抵开着后门的土围墙。墙上开一小门，放学时才打开。小门两侧也有房屋。住在小门外不远处街房里的黄玉莲同学，清楚记得后校门外那棵老槐树，树干粗壮，三个人才能合抱，春季里树上盛开的白色花朵散发出来的清香味，她在家里都能闻到。黄玉莲家与学校围墙间，还有别人家的两间铺面房，她家向西就是永安场南侧的一溜街房。
我俩上一年级至四年级时，班主任是诸明安，一位高个子方脸的男子汉，兼我们的语文课和数学课的老师，至今我们还记得他那和蔼可亲的样子，讲起课来头头是道，易懂好记。五年级至六年级的班主任是罗美珊，一位五十多岁的男老师，教我们的语文课，他最讨厌学生在课堂上随意讲话和搞小动作，调皮捣蛋的被他抓住轻者罚站，重者抄课文若干遍。我们和黄玉莲的成绩排名靠前，两个班主任对我们都好，常在班会上表扬我们。除了班主任及同住在翰林雅居小区的杨群玉老师外，我们记得小学里还有李免芝、干秀清、余治贤、張保成、李操云等老师，一个个对学生要求严格，受人尊敬。六年里的校长都是王汉成，一米八九的个头，一位大小事都爱过问实实在在认直负责的男校长。
过去县上办的初中不多，农村小学生毕业后大多考不上初中。以前的人读到小学高年级，拿到了毕业证，就算有文化的人了。城里的一般会安排工作，农村人大多选择回家务农。1961年我们从学校毕业时，全班只有三位同学考上了初中。一个是男生许龙，另两位是女生黄玉莲和邓琼仙，三人一起考上了邛崃城里的东安初级中学（又称邛崃二中）。张峻菁的成绩本来不错的，可1961年忙于帮助家里解决生活困难，一回家就下田务农，精力没放在学习上，考试成绩排在了前三名的后面。虽然没考上初中，当地的农民仍然把他视作文化人，前些年还为泉水张氏家族执笔续上了《泉水张氏家谱》。
虽然随着邛崃东路建设羊安新城和工业区，永安场小学停办变成了私产，原小学和关帝庙遗存一并消失了，但它那漏风的教室，高大的礼堂，带来无数欢乐的大操场，鸟儿在上面筑窝的两棵大柏树，散发出沁人心脾花香的老槐树，陪伴我们成长的校长和老师，朝夕相处的同学，以及穿永安场而过的古道及斜江河上的永安渡，都留在了我们的心中。
图一：学校大门前的古柏树；图二：学校后门外的老槐树；图三：作者许龙；图四：作者张峻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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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5-15 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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