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情·杂谈] 纪念为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做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纪念为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做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

纪念为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做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图片全文提取（《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31—1937)》人名索引）P366
366 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31—1937) 第十五卷
华大使。后来任日本外务省顾问。
茨维奇，斯特凡 (1905—1936)——1934 年至 1936 年为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1929 年至 1931 年为青年共产国际中央机关工作人员，1931 年至 1933 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代表，1933 年至 1935 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1935 年至 1936 年任在维也纳出版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主编，1936 年至 1937 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驻美国代表。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D
达西，塞缪尔・亚当斯 (原姓：伦道夫)(1900/04—?)——1926 年至 1927 年、1930 年至 1935 年为美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1935 年至 1937 年任美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并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英美书记处工作。1944 年被开除出党。
大桥忠一 (1893—1975)——1932 年至 1938 年任 “满洲国” 外交次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外交职务。
德莱塞，特奥多 (1871—1945)—— 美国作家。
邓发 (化名：方林)(1906—1946)——1930 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1934 年起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 年至 1935 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1936 年至 1937 年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后来从事党的工作。在空难中牺牲。
邓尼金，А.И.(1872—1947)——1918 年 4 月起任志愿军司令，10 月起任总司令。1919 年 1 月起任俄罗斯南方武装力量总司令。1920 年起侨居国外。
邓文仪 (1905—?)——1925 年至 1927 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P367 人名索引 367
学习。后来在国民革命军中从事军政工作。1932 年为 “蓝衣社” 组织者之一。1935 年任中华民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武官。后来还担任一些军政领导职务。
邓锡侯 (1889—1964)——1932 年至 1935 年任国民革命军第 28 军军长。1935 年至 1937 年任国民革命军第 45 军军长。后来担任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些军政职务。
邓小平 (1904—1997)——1945 年至 1969 年、1973 年至 1987 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55 年至 1969 年、1977 年至 1987 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 年至 1966 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75 年至 1976 年、1977 年至 1982 年任中共中央副主席。1975 年至 1976 年、1977 年至 1981 年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81 年至 1989 年任主席。1982 年至 1987 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1931 年至 1933 年先后任江西省中共瑞金县、会昌县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红军报纸《红星》报主编。1934 年至 1937 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宣传部部长、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职务。
邓演达 (1895—1931)——1926 年至 1927 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1927 年至 1930 年侨居苏联、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1930 年至 1931 年任与蒋介石相对抗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干事会总干事。后被蒋介石杀害。
邓颖超 (1904—1992)——1945 年至 1956 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56 年至 1985 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78 年至 1985 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3 年在中共苏区中央执行局组织部工作。1933 年至 1937 年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职务。周恩来之妻。
邓中夏 (1894—1933)——1927 年至 1928 年为中共中央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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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1928 年至 1933 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30 年至 1933 年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特委书记兼红二军团政治委员。1933 年任全国互济总会党团书记兼主任。被国民党杀害。
迪尔 ——1932 年至 1936 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上海站译电员。
丁超 (1883—?)——1929 年至 1932 年任东北边防军东路前敌总指挥。1932 年任吉林省政府主席，后向日军投降。
董健吾 (化名：王牧师)(1900—1970)——20 世纪 30 年代为牧师，先后在中共中央特科和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特科工作。遭非法迫害，逝世后恢复名誉。
董维江 (音)——1935 年任中国工农通讯社社长、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中国工人通讯》发行人。
董亦湘 (化名：奥尔林斯基)(1899—1938)——1928 年至 1932 年在国际列宁学校学习和工作。1932 年至 1933 年在哈巴罗夫斯克远东共产主义大学执教。1933 年至 1937 年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远东边疆区全权代表处工作人员。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董振堂 (1895—1937)——1931 年任国民革命军第 26 路军第 25 师第 73 旅旅长。1931 年 12 月为第 26 路军起义部队领导人之一。1932 年至 1935 年任红五军团团长，1935 年 11 月起任红五军军长。在战斗中牺牲。
杜克洛，扎克 (1896—1975)——1926 年起为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31 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 年至 1964 年任法共中央书记。1930 年至 1933 年任法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1935 年至 1943 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杜重远 (1897—1943)——1929 年起任奉天工会会长。1931 年任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务委员兼政治部副部长。1934 年至 1935 年任《新生周刊》发行人兼总编辑。1936 年至 1937 年因刊物
P369 人名索引 369
载文犯禁被监禁。1937 年起到新疆从事文教工作。后被盛世才杀害。
段锡朋 (1897—1948)——1931 年至 1945 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45 年至 1948 年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 年为江西省秘密反共组织 “反布尔什维克联盟” 的组织者之一，20 世纪 30 年代初该组织瓦解。1932 年至 1938 年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后来还担任政府的一些职务。
多尔夫，М.А.(化名：涅姆琴科)(1897—?)——1928 年至 1930 年任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20 世纪 30 年代初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顾问。
E
恩斯特 (原姓：詹姆斯)——1935 年 9 月至 1936 年 9 月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上海代表。
F
方振武 (1882—1941)——1933 年任察哈尔抗日民众联军总司令及北路前敌总指挥。1933 年秋军队失败后引退。1937 年任在巴黎出版的《国民公论》杂志总编辑。日军占领香港时牺牲。
方志敏 (1899—1935)——1934 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1931 年至 1935 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2 年至 1933 年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1934 年至 1935 年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后被俘，被国民党杀害。
樊嵩甫 ——1933 年至 1936 年任国民革命军第 2 军第 79 师师长。
菲赫曼，Д.М.(1903—1938)——1932 年至 1935 年在党的出版社国际政治和共产国际部工作。1935 年至 1937 年在红色教授
补充说明📌
出处信息：文本出自《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人名索引，这套丛书是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史权威史料，收录 20 世纪 30 年代中苏、欧美各国参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党政人物履历。
人物分类：收录人物包含中共早期领导人、国民党军政人员、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欧美左翼人士、日本伪政权官员四类，时间锚定 1931—1937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标注说明：人名中标注 “遭非法镇压、死后平反” 多为苏联大清洗中遇难的在苏外籍革命者；带俄文字母姓名为苏联籍共产国际干部。

一、第一张图片文字转录 + 注释
人名索引 *
A
阿本德，加列特 (1884—1955)——1927 年至 1941 年为《纽约时报》驻华记者。
【注释】美国驻华老牌驻华新闻记者，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长期在华活动，报道中国国共内战、土地革命、抗战早期局势，是西方观察中国苏区与国民政府的重要亲历记者。
阿布拉莫夫，А.Л.(化名：米罗夫，А.)(1895—1937)——1926 年 6 月至 1935 年 11 月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部长。1935 年 11 月至 1936 年 9 月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联络部副部长，1936 年 9 月起任工农红军总参谋部第四局局长助理、西班牙方向领导人。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注释】苏俄 / 共产国际情报系统高官，红军总参四局（格鲁乌前身）、共产国际远东联络核心负责人；1937 年苏联大清洗中被处决，斯大林死后平反，深度参与 30 年代对华、西班牙革命的情报与人员派遣工作。
阿布拉莫维奇，Р.(赖因，Р.А.)(1880—1963)—— 崩得派首领之一，20 世纪 20 年代起侨居国外。
【注释】崩得（立陶宛、波兰、俄罗斯犹太工人总同盟）核心领袖，孟什维克派系人物，俄国内战结束后流亡西欧，脱离苏俄本土政治。
阿布拉姆松，М.М.(化名：马祖林、马荪)(1898—1941)——1927 年至 1937 年先后在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1928 年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通称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研究所、共产主义科学院（1936 年起改名为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注释】莫斯科中山大学俄籍教研人员，专攻中国问题，苏联大清洗时期被捕遇难，后平反；莫斯科中大是国共两党留苏干部核心培养院校。
阿尔图佐夫，А.Х.(原姓：弗拉乌奇)(1891—1937)——1931 年 8 月至 1935 年 5 月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外国处处长。同时 1934 年 5 月至 1937 年 1 月任工农红军参谋部（1935 年起改名总参谋部）第四局副局长。1937 年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特务局局长。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注释】苏联早期对外情报奠基人，内务人民委员部、红军格鲁乌双系统核心领导，统筹远东（中国）、欧美、西班牙方向情报，1937 大清洗遇害，后平反。
* 鉴于本卷提及的人名数量很大，这里按通常做法只介绍 1931 年至 1937 年间情况。有些人的情况资料没有找到。书籍和文件作者名字以及列入各种机构、企业和公司名称中的人名未列入索引。译者注：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二、第二张图片文字转录 + 注释
页码：356 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31—1937) 第十五卷
（接续阿尔图佐夫条目，上文跨页）
（阿尔图佐夫条目收尾：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阿尔维斯 (原名：克利莫夫，А.Я.)(1898—1970)——1930 年至 1931 年任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弗拉迪沃斯托克 (海参崴) 局主席，尔后至 1932 年 3 月任红色工会国际宣传鼓动部部长。后来从事外交、科研工作。
【注释】红色工会国际（赤色职工国际）远东负责人，驻海参崴统筹中、日、朝工人运动联络，红色工会国际是共产国际领导的全球左翼工会组织。
阿赫马托夫，И.И.(1886—？)——1929 年至 1930 年任联共 (布) 中央中亚局指导员，1931 年 2 月至 1932 年 11 月先后任共产主义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32 年至 1934 年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教研室主任，1934 年至 1935 年任国际土地研究所农业工人研究室主任。
【注释】苏联东方学、中国问题专业学者，** 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东方大学）** 教研骨干，东方大学是 20 年代亚洲各国革命干部留苏主阵地。
阿基莫夫，В.М.(1901—1957)——1932 年至 1936 年先后在工农红军参谋部 (1935 年起改名总参谋部) 第四局情报处和东方处工作。1937 年至 1938 年为驻兰州中国军事供应线负责人。
【注释】苏联格鲁乌情报军官，兰州苏联援华军事物资中转站负责人，30 年代中期苏联经新疆、兰州向国民政府、陕北红军输送军火物资的关键经办人。
阿库洛夫，И.А.(1888—1937)——1927 年至 1930 年为中央委员。1930 年至 1934 年为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1 年至 1932 年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组织局书记。1933 年起任苏联检察长。1933 年至 1937 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注释】苏联司法、内务系统高层领导人，苏联首任总检察长，大清洗中被处决，斯大林时期法制体系重要亲历者。
阿利明，马斯・布拉维罗季日奥 (化名：桑托斯・黄，季尔贾)(1894—1964)——1924 年起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1928 年至 1930 年在国际列宁学校学习。1931 年至 1933 年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驻上海代表。
【注释】印尼共早期领导人，共产国际东南亚线驻上海代表，依托上海远东局统筹南洋各国共产党联络。
阿鲁季尼扬，А.А.(1902—1971)——1930 年至 1934 年在共产主义科学院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任研究
【注：原文本页末尾文字截断，词条未完】
【注释】亚美尼亚裔苏联国际问题学者，苏联国家级智库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专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补充丛书背景注释
本索引出自 **《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共产国际档案丛书），全书依据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解密的共产国际、联共中央原始档案编译，是研究土地革命时期中苏、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权威史料；所有标注「遭非法镇压，死后平反」人物均为1936-1938 苏联大清洗运动遇难者 **，赫鲁晓夫时期陆续平反昭雪。

第一页（357 页）文字转录 + 人物注释
人名索引 357
（接续上页 ** 阿鲁季尼扬，А.А.** 词条）
室主任。同时 1932 年至 1937 年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1934 年至 1938 年任共产主义科学院 (1936 年起改名为苏联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副所长。
【注释：亚美尼亚籍苏联经济学家、东方问题专家，先后任职苏联两大顶尖智库与东方大学，深耕国际共运与殖民地经济研究】
阿伦贝格，菲利浦 (罗森菲尔德，阿尔弗雷德)(1885—？)——1928 年至 1934 年在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工作。
【注释：赤色职工国际远东系统干部，红色工会国际（赤色工会国际）是共产国际下辖世界性左翼工会组织，太平洋书记处驻地海参崴 / 上海，统筹中日等东亚工人运动联络】
阿普列索夫，Г.А.(1890—1941)——1932 年至 1933 年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驻塔什干全权代表。1933 年 9 月至 1937 年 3 月任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注释：苏联中亚 - 新疆方向外交负责人，驻迪化（乌鲁木齐）总领事是 30 年代苏联联络盛世才新疆政权、援华物资过境新疆的核心外交官，1941 年苏联肃反中遇害，后平反】
阿瓦林，В.Я.(原姓：阿博尔京)(1899—1978)——1931 年至 1935 年在共产主义科学院 (1936 年起改名为苏联科学院) 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1935 年至 1937 年任塔斯社驻北平记者。后来又从事科研工作。
【注释：苏联驻华塔斯社记者、国际问题学者，30 年代常驻北平（北京），以记者身份兼顾情报与中国国情调研，大清洗中幸存，后期回归学术研究】
埃斯勒，格哈德 (化名：罗伯特、罗伯特斯)(1897—1968)——1927 年至 1928 年为德国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1967 年起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1929 年至 1931 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成员。1932 年至 1933 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英美书记处顾问。1936 年至 1937 年在德共中央驻布拉格外国局工作。
【注释：德共、共产国际资深外事干部，共产国际上海远东局早期驻华代表，土地革命时期在上海指导中共党务与统战工作，二战后定居东德，加入东德统一社会党】
埃万赫利斯塔，克里桑托 (1888—1942)——1927 年起任菲律宾工人党副主席。1929 年起任无产者同盟总书记。1930 年至 1933 年任菲律宾共产党总书记。1938 年起任菲共主席。1933 年至 1936 年被监禁。1938 年起旅居苏联。在日本监狱中逝世。
【注释：菲律宾共产党创始人与首任总书记，菲共早期核心领袖，抗战时期日军占领菲律宾后被捕牺牲，是东南亚左翼革命重要人物】
埃韦特，阿图尔 (化名：阿图尔，吉姆)(1890—1959)——1927 年至 1928 年为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9 年至 1931 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1932 年至 1934 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书记。
【注释：埃韦特（埃韦尔特），共产国际上海远东局末代书记，1932—1934 常驻上海，主导临时中央时期共产国际对华政策，是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军事决策的关键外籍顾问】
艾杜斯，哈雅马 (1896—1972)——1928 年至 1931 年任红色工会国际东方部副部长。1931 年至 1972 年先后为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和东方学研究所科研人员。1934 年至 1941 年在莫斯科东方学院执教。
【注释：苏联犹太裔东方学家、赤色职工国际东亚负责人，终身深耕亚非拉劳工运动与东方国别研究，横跨党务、外交、学术三领域】
第二页（358 页）文字转录 + 人物注释
358 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31—1937) 第十五卷
（接续艾杜斯条目，上文跨页，注释同上）
艾尔科里，帕尔米罗 (原姓：陶里亚蒂)(1893—1964)——1922 年起为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1923 年起为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 年起任意共总书记。1924 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6 年至 1935 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委员。1935 年至 1943 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委员。1937 年至 1939 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西班牙代表。
【注释：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意共缔造者、欧洲共产主义奠基人，共产国际核心领导层成员，西班牙内战时期共产国际驻西班牙全权代表，指挥国际纵队相关统筹工作】
艾萨克斯，加罗尔特 (化名：伊罗生)(1910—1986)—— 美国新闻记者，1932 年至 1934 年任在上海出版的《中国论坛》报 (1933 年改为杂志) 主编。
【注释：伊罗生（哈罗德・艾萨克斯），知名美国驻华左翼记者，《中国论坛》是 30 年代上海进步报刊，营救共产国际、中共被捕人员，著《中国革命的悲剧》，近代中国史研究名家】
安德烈耶夫，М.З.(化名：约翰、约翰尼)(1888—？)——20 世纪 30 年代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工作。
【注释：苏联籍共产国际组织人事系统干部，共产国际干部部负责各国党员干部选派、档案管理，是共产国际组织中枢工作人员】
奥尔宗尼启则，Г.К.(1886—1937)——1921 年至 1927 年为俄共 (布)[联共 (布)] 中央委员。1922 年至 1926 年任外高加索和北高加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1926 年至 1930 年为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 年起为政治局委员。1926 年至 1930 年任联共 (布)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工农检查人民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会议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30 年至 1931 年任全苏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32 年起任重工业人民委员。自杀身亡。
【注释：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斯大林早期亲密战友、苏联重工业奠基人，大清洗高压环境下 1937 年被迫自杀，是苏联工业化核心领导者】
奥沙尼娜－福尔图纳托娃，Е.Е.(1907—？)——1928 年至 1933 年任红色工会国际联络部秘书。
【注释：赤色职工国际秘书处文职干部，负责各国工会组织通信、人员对接，统筹远东工会联络文书工作】
奥斯马诺夫 —— 见乌斯马诺夫，哈利姆。
【注释：同人物异名互见索引，本书人名索引统一别名合并标注】
B
巴比塞，昂里 (1873—1935)—— 法国作家。
【注释：亨利・巴比塞，法国左翼文豪、反法西斯运动领袖，共产国际同情者，组织反战反法西斯国际运动，多次声援中国革命与反帝运动】
白崇禧 (1893—1966)——1931 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注释：民国桂系二号首脑，新桂系核心人物，国民党高级将领，土地革命时期多次参与对苏区围剿作战，国民党军政关键人物】

在这一年创作和开始传播的。这一年冬，我和周扬粗粗计算了一下，“文委” 所属各联盟的党员还有一百二三十人，“盟友” 在这一年增加了多少，就更难统计了。至于中央局和所属单位，也还保留了不少骨干，如中央机关的杨之华，电台系统的毛齐华，工会系统的马纯古、周林，“特科” 的王学文、王世英，共青团的陈国栋…… 他们虽暂时和党中央失掉了组织上的联系，在短时期内隐蔽或者转移了一个时期，很快就重新集合起来，继续独立作战。中央局、江苏省委破坏了，红军在长征，因此，从这时起，上海地下党失去了上级领导。在当时，我们的工作是艰苦的，心情是沉重的，但是一分为二，也未尝不可以说，让一个未成年的青年独立地担当起沉重的任务，的确也是一种锻炼和考验；更进一层，我们当时所处的是一个抗日群众运动狂飙突起的时代 —— 这就是 “何梅协定” 之后，“一二・九” 运动之前的那个有典型性的时期，要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革命工作，形势逼着你非接触实际，深入生活，和群众打成一片不可，这也就是逼着我们进一步抛弃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投身到抗日统一战线的洪流中去了。
从 2 月中旬起，我在徐家汇的一位同学家里隐蔽了一个多月，那里很安静，可以打电话和孙师毅联系，所以我利用这段时间把田汉留下的《风云儿女》故事改写成电影文学剧本，从电通公司得到一点稿费，我让妻子分送给林维中和唐棣华作为她们暂时的生活费。接着，我也接触了一下肥皂厂的工人生活，试写了一个短篇《泡》，第一次用夏衍这个笔名，发表在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六卷二号上。接触到工人生活，又想起了《包身工》这个题材，可是正在构思的时候，又碰上了一桩 “飞来横祸”。
6 “怪西人” 事件
1935 年 5 月，上海发生了所谓 “怪西人” 事件。所谓 “怪西人”，指的是一个被国民党军统以国际间谍罪而逮捕了的外国人，因为这个人被捕后拒绝回答一切询问，连姓名也不讲，所以报上都把他叫作 “怪西人”。那么这件事为什么会牵涉到我呢？这得从办过《文艺新闻》的袁殊说起。袁殊在《文艺新闻》停刊后参加了 “特科” 工作，这是我知道的，他还一再要我给他保守秘密，也有相当长的时期，我们之间没有来往。大概在 1933 年秋，他忽然约我见面
注释
文委：中共上海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土地革命后期国统区左翼文化运动领导核心，统辖左联、剧联、音联等左翼文艺团体，1935 年上海党组织遭大破坏后与中央失联，自主领导抗日救亡文化运动。
何梅协定：1935 年 6 月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丧权辱国条约，出让河北、察哈尔主权，华北危机爆发，直接推动全国抗日救亡浪潮兴起。
怪西人（华尔敦 / 劳伦斯）：本名赫尔伯特・希尔迪奇（H.L.Hillditch，又称华尔敦），第三国际远东情报站负责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上海主管，乌克兰裔美国人，即下文华尔敦，佐尔格继任之前的远东情报首脑。
袁殊：传奇红色情报人员，身兼中共特科、军统、日伪多重身份，《文艺新闻》创办人，受潘汉年领导，“怪西人案” 关键涉案人。
《风云儿女》：田汉原作、夏衍改编，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中国左翼标志性电影。
夏衍（沈乃熙）：此文作者，左联领导人、左翼电影奠基人，1935 年因牵连怪西人案被迫隐居。
P148
他和 “特科” 的联系突然断了，已经有两次在约定的时间、地点碰不到和他联系的人，所以急迫地要我帮他转一封给 “特科” 领导的信。按规定，“特科” 有一个特殊的组织系统，为了安全、保密，一般党员是不能和 “特科” 工作人员联系的，因此我对他说，我和 “特科” 没有组织关系，不能给他转信。但是他说情况紧急，非给他帮忙不可，又说，把这封信转给江苏省委或者任何一位上级领导人都可以。当时白色恐怖很严重，他又说 “情况紧急”，于是我想了一下，就同意了他的要求，把他的信转给了蔡叔厚。我也知道，蔡这时已从中国党的 “特科” 转到了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但他的组织关系还在中国 “特科”（吴克坚），所以我认为把袁殊的信交给蔡转，是比较保险的。想不到那时国际远东情报局正需要袁殊这样的人，于是袁的关系也转到了国际情报局。当然，这一关系的转移，蔡叔厚没有跟我讲，我是不可能知道的，当蔡叔厚告诉我袁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之后，我就不再过问了。国际远东情报局，和以牛兰为代表的远东劳动组织差不多同时，是 30 年代初在上海建立的。情报局的主要负责人先是佐尔格，佐尔格调往日本之后，主要接替他的是华尔敦（立陶宛人，又名劳伦斯，也就是所谓 “怪西人”）。这个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有关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方面的情报，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德、日、意之间有关的动态，中国党支援他们一部分骨干，佐尔格和华尔敦也通过中方负责人刘进中、萧炳实等，发展了一些工作人员。这一年 5 月，这个组织的一个叫陆海防的人在上海被捕叛变，并招供出了他和华尔敦的联系地点，于是华尔敦和与这个组织有关的几个人被捕，袁殊也在其内。这一案件涉及苏联，所以国民党军统特务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上海《申报》报道 “怪西人” 事件是在 7 月底或 8 月，这时候案情已基本告一段落），因此，袁殊被捕的事，起初连蔡叔厚也不知道。大概在 5 月下旬，有一天，我已从徐家汇回到家里，正在电通公司拍戏的王莹转来一封袁殊给我的信，约我到北四川路虬江路新雅茶室和他见面，袁的笔迹我是很熟悉的，所以我毫不怀疑地按时去了，但是坐电车到海宁路，我忽然想到虬江路是 “越界筑路” 地区，这个地方由租界工部局和国民党市政府共管，到这地方去不安全，于是我下车到良友图书公司和郑伯奇谈了一阵，就回家了。就在第二天，孙师毅告诉我，他接到袁殊打给他的一个电话，问他黄子布（我在电影公司用的化名）的电话，师毅很机警，立即回答他：“黄子布早已不在上海了。” 把这两件事凑在一起，我们两人就感觉到可能袁殊出了问题，果然，差不多同时，王莹在环龙路寓所被军统特务逮捕。这时她正在拍《自由神》这部电影，所以她一 “失踪”，不仅电通公司，连整个电影界都知道了，国民党的小报也登了 “自由神不自由” 的新闻。
注释
蔡叔厚：原中央特科成员，后转入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中共地下情报工作者，夏衍挚友，怪西人案中间人。
佐尔格：理查德・佐尔格，世界级红色情报大师，30 年代前期任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首任负责人，后奉派赴日本建立情报网。
陆海防：原远东情报局工作人员，1935 年被捕叛变，全盘出卖华尔敦（怪西人）情报网，引发全案抓捕。
王莹：左翼知名女演员，因替袁殊转交信件牵连被捕，《自由神》主演。
黄子布：夏衍从事电影编剧使用的化名。
越界筑路：民国上海租界与华界交错地带，军警混杂，白色恐怖高危区域。
P149
我立即去找蔡叔厚，蔡告诉我所谓 “怪西人” 案的大致轮廓。他说，他是和华尔敦直接单线联系的，而叛徒陆海防知道的只是湖北、江西一带的组织，所以只要华尔敦什么话也不回答，他是不会有危险的。他还说现在主要的危险是袁殊，王莹被捕就是一个例子，所以当务之急是救援袁殊，可有什么办法才能救他，一时也想不出办法。临别，我们带着沉重的心情紧紧地握手，我告诉他，这次不像 2 月间的那次破坏，我这个和情报局无关的人，却因为替袁殊转了一封信，倒成了军统追捕的目标了，我决定隐蔽一个时期，希望他也不要大意，还都暂时避开一下为好。他点了点头，沉默地望着我离去。
就在第二天晚上，当我正在收拾衣物的时候，蔡叔厚忽然又来找我了，他把一张天津出版的报纸递给我，指着一条新闻对我说：“你看看，我想出一个救袁殊的办法了。” 这条新闻的内容是日本天津总领事向市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国民党释放一名被捕的亲日分子，结果是国民党不仅释放了这个人，而且还道了歉。我看了这条消息思想还转不过来的时候，叔厚说，袁殊认识许多日本人，日本驻沪总领事馆的岩井英一是他的好友，在日本人眼中，袁殊无疑是亲日派，所以只要日本方面知道袁殊被军统逮捕，他们一定会出来讲话的。国民党就是怕日本，日本人出面讲了话，军统再厉害，也就不敢再从袁殊这根线上进一步追查了。我说，那么有什么办法让日本人知道这件事呢？他非常高兴地说，你当然还得隐蔽一下，但我估计袁殊的事，不会再扩大了。我夸了他的机智勇敢，又再一次要他暂时避一下风头，他很有把握地说，那个外国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是决不会让敌人知道一点秘密的，当然，我也决定很快去南京找汤恩伯，这个 “常胜将军” 是会 “保护” 我的。我们约好了今后通电话的暗号，直到午夜他才离去。
我在第二天就在爱文义路卡德路口找到了一家白俄女人开的公寓，这是一座古老的西式二层楼房，一共只有四间客房，可以包伙食，但除住着一个老洋人外，其他都空着，房租相当贵，可是比较安静和安全。我在这个地方约住了三个月，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写了我的一个多幕剧《赛金花》。
蔡叔厚的计谋果然起了作用，不久，上海两家日文报纸 ——《上海每日
注释
岩井英一：日本驻沪领事馆情报头目，日本在华特务机关负责人，袁殊长期和其情报往来，是袁殊脱身关键外援。
汤恩伯：国民党高级将领，蔡叔厚利用旧人脉关系，借国民党派系关系周旋营救。
《赛金花》：夏衍在隐居避险期间创作的话剧名作，借晚清国事讽喻国民政府对日妥协。
白俄公寓：30 年代上海白俄侨民经营的公寓，租界灰色地带，便于左翼人士隐蔽。
P150
新闻》和《上海日日新闻》同时登出了 “知日派” 袁殊被蓝衣社绑架的消息，并用威胁的口吻说：“帝国政府正在考虑必要的对策。” 这是 1935 年 6 月，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华北制造事端，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要在华北建立伪政权的时候，所以这消息一发表，蒋政府就怕得要命，立即命令军统特务把袁殊送到武汉去 “归案”，不再在上海追查了。蔡叔厚到南京去找了汤恩伯，回来后打电话告诉我两件事，一是由于华尔敦的拒绝答询，国民党方面对蔡叔厚这一条线一无所知，所以他已经渡过了难关；第二是尽管袁殊已送到武汉，但国民党特务可能还在追查与我有关的线索，要我作较长时期的隐蔽。我当即请他转告孙师毅，要他利用电影界有关人士代我散放空气，说黄子布已经去了日本，或者说去了北平等等，借此分散特务的注意（后来《赛金花》发表后，我在报刊上写的文章中也说我于 1935 年夏季到了北平，这也是一种遁瞒法）。所谓 “怪西人” 案，军统本来想彻底扑灭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在上海、武汉等地的组织，但是除了陆海防、袁殊及一些不很重要的人之外，萧炳实、蔡叔裳、刘思慕等都安全脱险，王莹被捕后大约关了两个礼拜，因为一则她根本与情报局无关，又查不到任何证据，加上无缘无故地抓了一个电影明星，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所以也就将她悄悄地释放了。
当我躲在白俄公寓里写剧本的时候，7 月间，日本华北驻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迫使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签订了所谓 “何梅协定”，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拱手让给了日本；接着，日本军阀又策动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搞所谓 “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了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样，不仅华北，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如前所说，国民党破坏了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但是党在白区的基层组织依旧健在，不仅没有被扑灭或打散，相反地由于华北危机的加深，抗日浪潮的迅猛高涨，所以上海也和平津一样，很快地组成了比以前更为广泛而有力的群众运动。单从文化界来说，这一年的 2 月 19 日大破坏之后，革命文化运动不仅没有被剿灭，反而有了波澜壮阔的发展，最突出的是 “剧联” 和音乐小组领导的救亡歌曲运动。这个运动的参加者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地局限于革命文艺工作者，而已经是包括工人、学生、店员、银行、海关、邮局职员，乃至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抗日统一战线的队伍了。由于抗日爱国运动的发展，形势迫使狭隘的左翼团体，真的变成了包括各爱国救亡组织的群众性的大联合，不少人写
注释
蓝衣社：国民党军统前身特务组织（力行社特务处），戴笠统领，主导抓捕怪西人案涉案人员。
殷汝耕：大汉奸，1935 年炮制冀东伪政权，华北事变标志性人物。
2 月 19 日大破坏：1935 年 2 月国民党军警大规模破获上海中共中央局、江苏省委机关，大批地下党被捕，上海白区党组织遭受重创。
剧联：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左联分支，领导全国左翼戏剧、救亡歌咏运动。
P151
回忆文章谈到 1935 年的三次大破坏之后，往往片面强调了当时革命文化运动所遭受的困难，而较少谈到党领导的革命文化运动扛着困难参与了各阶层的爱国救亡活动，而在白区掀起了一场空前壮大的要求国民党 “停止内战，一致对敌” 的民众运动的高潮。应该说，从 1935 年 2 月 19 日大破坏到同年七八月，也就是在北平 “一二・九” 学生运动之前，上海各阶层群众已经为即将到来的救亡抗日高潮准备了条件。“文委” 所属的各联盟和小组都在这一段时期内，单独作战，推动了 “文委” 工作方法的改变，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行了一条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具体的事例是很多的，我们不仅组织和领导了上万人的救亡歌咏运动，不仅依旧掌握着电影制作和影评的领导，而且还通过 “社联” 及其外围，建立了可靠的出版发行机构，“读书生活”、“新知” 两家书店是 “社联” 盟员直接领导的，生活书店是通过邹韬奋、由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社支持的，有了公开合法的书店，就可以有计划地出版书刊，从 1935 年到 1936 年，左派掌握的杂志就有十种以上，单讲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就出了《世界知识》(胡愈之主编)、《文学》(茅盾、傅东华主编)、《妇女生活》(沈兹九主编) 和《光明》(洪深、沙汀、沈起予主编)，更不同于从前的一点，是这些杂志不再是昙花一现，出两三期就被禁，也不像从前一样每期印两千册，而是长期出下去，而且每期可以行销上万份了。
我在卡德路小公寓里度过了一个黄梅时节，过了 7 月，也就是 “何梅协定” 的消息一发表，给上海的救亡运动点了一把火，我就再也待不下去了。我和蔡叔厚、孙师毅保持着电话联系，知道了文化界的一些情况。大概在 8 月，一个炎热的晚上，我到西爱咸斯路去找了周扬，主要是想知道他们有没有和上级领导接上关系。周扬和我说，董牧师 (董维键，他以基督教牧师为掩护) 不久前找过他一次，正在准备重新组织江苏省委，但是因为红军在长征途中，所以董也无法和中央取得联系。我简单地谈了 “怪西人” 事件，周扬对于我能安全渡过难关，表示高兴，并希望我能早日出来恢复工作。当时，我的确也有一点矛盾，因为从 1929 年参加筹备 “左联” 的时候起，我一直在文艺界做跑腿工作，翻译是为了糊口，杂志编辑要我写点文章，也不过是为了应景，或者匆匆忙忙写了，发表了，自己也不再过目 (如报告文学《劳动生路》)。有人说我 “空头文学家”，我也很想发愤一下，写一点东西，但是自从参加了明星公司之后，搞组织工作，写影评，实在没有静下来写作的时候。“怪西人”
注释
社联：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社科团体，统筹进步出版事业。
邹韬奋、生活书店：近代进步出版龙头，国统区左翼书刊核心发行阵地。
周扬：时任上海文委负责人、左联党团书记，1935 年上海党组织失联后独立主持左翼文化。
董维键：中共地下党员，以基督教牧师身份作掩护，筹组上海地下江苏省委。
P152
事件对我当然是一场 “飞来横祸”，但这件事却意外地给了我几个月的闭门索居，可以安安静静地伏案写作的时间，但是这种矛盾是不难解决的，当孙师毅告诉我危险期已经过去的时候，我就把《赛金花》初稿再修改了一遍，在 8 月下旬回到家里。在这之前，我还在 8 月 16 日悄悄地参加了聂耳的追悼会。聂耳在日本不幸去世的消息，我是在报上看到的，对这位杰出的天才作曲家的逝世，我十分悲痛，因为他人党那一天，组织上要我作为监誓人去参加。田汉被捕后，他还向我 “抢任务”，我把《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任务交给了他，想不到他一去就不回来了。那次追悼会开得很隆重，蔡楚生致悼词时泣不成声。但是就在这时也发生了一场惊险。我是在开会后才偷偷地入场的，也没有和熟人打招呼，可是，当蔡楚生致悼词的时候，有人扯了一下我的衣服，一看，原来是王尘无，他低声对我说：“快走”，他又指了一下我前两排坐着的一个穿黑长袍的大汉，我才知道，工部局的包打听正在 “盯人”。
当我结束了三个月的宁静生活，恢复工作的时候，我感受到首先要做的事是了解文化界各领域的情况。我召开了一次电影小组的会议，但能参加的只有凌鹤、司徒慧敏和我三人。钱杏邨的父亲和妻子都在 2 月 19 日那天晚上被捕，他通过泰东书局的赵南公和几个安徽同乡，好容易把他们保释出来，送回安徽老家，这时还在隐蔽之中。王尘无前一天忽然咯血，不能参加。因此我临时约了郑伯奇、孙师毅参加，算是扩大了的小组会。从大家汇报的情况来看，革命力量在电影界还相当巩固，电通公司在困难中立着，《桃李劫》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特别是这部影片的主题歌《毕业歌》，由百代公司制成唱片，在电台广播之后，立即成了风靡一时的救亡歌曲。特别使我们高兴的影评小组虽则失去了《晨报》“每日电影” 的阵地，但《民报》的 “影谭”（鲁思主编）异军突起，对反动电影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这也说明 1935 年 2 月大破坏，杜国庠、田汉、阳翰笙、许涤新被捕，我和钱杏邨暂时隐蔽之后，革命电影不仅没有受到大的挫折，而且还有了新的发展。应云卫、袁牧之、陈波儿等参加了电通公司，影评队伍也日益扩大，宋之的、陈鲤庭、于伶、欧阳山、袁文殊、柯灵、吴天…… 都写了不少富于战斗性的文章。电影小组的扩大加强了我们的信心。
注释
聂耳追悼会：1935 年聂耳溺水逝世，上海左翼文艺界秘密举办追悼会，夏衍是聂耳入党监誓人。
钱杏邨（阿英）：左联、左翼电影核心骨干，2 月大破坏后家属被捕，本人被迫隐匿。
《桃李劫》《毕业歌》：电通公司出品左翼经典影片，田汉作词、聂耳作曲。
杜国庠、田汉、阳翰笙：1935 年 2 月大破坏中被国民党抓捕的左翼文化领袖，即 “田阳杜许被捕事件”。
第二部分：《南京党史》程堂发《鲍君甫的谍海生涯》（P231-P232）
P231
鲍君甫的谍海生涯
程堂发
在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档案里，保存着陈赓大将的一份证词，上面这样写道：
“南京市人民法院鞠院长：10 月 29 日 (51) 刑字 5237 号公函接悉；关于鲍君甫 (又名杨登瀛) 之供词是否属实一事，据我所知，鲍确系 1927 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31 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
鲍君甫是何人？陈赓为何要给他作证？此事的由来还要从镇反运动说起。
捉放鲍君甫
1950 年 10 月，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 年 1 月南京市公安局开展了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工作，登记的第一天就有 1500 多人报到，到了第五天已有 4200 多人登记，其中不乏国民党军委会军政部副部长、第 100 军中将副军长、西北行辕少将参谋长等高级官员。虽然有关部门向登记人员反复宣传 “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 的政策，但还有少数反动党团人员顾虑重重，等待、观望。曾担任过汪伪中央感化院院长的鲍君甫就是其中之一。由于鲍君甫不主动登记坦白，南京市公安局依法逮捕了他，审讯后，移送法院审理。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鲍君甫历史上曾担任过伪感化院和反省院院长等重要职务，镇反运动中又未主动坦白，应该处以重刑。
P232
但是在审理过程中，鲍提出，大革命时期他曾为党做过重大贡献，“1926 年由陈养山介绍为共产党做过许多工作，1930 年至 1931 年国民党派其充当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沪办事处主任，担任这个职务是经过中共中央批准的”，当时他由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陈赓同志直接领导。凡有搜捕中共党员的情况，他总是事先通知陈赓，由其转告躲避。鲍君甫后因叛徒顾顺章告密，被国民党逮捕，先后关押在南京白下区羊皮巷、瞻园路等处。在狱中又遇到了陈赓。鲍君甫认为他被释放后，虽与中共失去联系，但绝无叛党出卖组织事情，故请求陈赓为他作证。
当时首任南京市法院院长鞠华对此案非常重视，于 1951 年 7 月、9 月两次写信给时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陈赓同志，请其证实鲍君甫在大革命时期的政治身份。当时陈赓已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将信函转北京。经过几番周折，信才转到陈赓手中。1951 年 11 月 24 日陈赓亲自给鞠华院长回信，这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份证词。
陈赓大将是一名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一位传奇式的人物。1929 年 4 月他在中央特科工作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担负着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搜集重要情报和惩处叛徒、进行反间谍斗争的艰巨任务，所以陈赓是鲍君甫此段经历的重要见证人。
陈赓的证词，为法院审判此案提供了重要情况。法院又进一步查实鲍君甫在大革命时期为我党中央特科做了许多工作，以后他虽然担任过国民党的反省院副院长、汪伪感化院院长等伪职，但法院认为：鲍君甫虽然有一定的职务，但并无重大罪恶，在任院长期间，几次释放感化人员，综观其一生，功大于过。1952 年 1 月 25 日，经研究决定判处鲍君甫管制一年，当场予以释放。
注释
鲍君甫（杨登瀛）：中共中央特科传奇红色卧底，国民党中统前身（中组部调查科）驻沪负责人，陈赓单线领导，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为特科输送海量情报，营救大批被捕中共干部；抗战时期出任汪伪职务，1951 年镇反被捕，陈赓出具证明后获释。
中央特科：周恩来、陈赓创建，中共早期隐蔽战线情报保卫机构，四大职能：情报、锄奸、营救、无线电。
顾顺章：原特科负责人，1931 年叛变，中共历史上头号叛徒，出卖大量地下组织，杨登瀛因此被国民党逮捕入狱。
镇反运动（1950-1951）：新中国初期镇压反革命专项运动，肃清国民党残留特务、反动军政人员。
第三部分：尧生《轰动国内外的牛兰 “国际共谍案”》（P239-P240）
P239
轰动国内外的牛兰 “国际共谍案”
尧生
1931 年 6 月，在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国内外的牛兰 “国际共谍案”。其案从审理到宣判长达一年余，上海租界当局和国民党当局都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兴趣。牛兰一案还惊动了国共两党诸多高层人士，许多中外名人也涉足其中，纷纷表达对该案的关注。现据当年的资料及近年来陆续披露的有关情况，对牛兰一案分述如下。
牛兰其人其事
牛兰 (Noulens)，波兰籍人 (有说为瑞士籍)，共产党员，1930 年由第三国际从莫斯科派至中国工作，他经由哈尔滨、大连抵达上海，担任泛太平洋产业同盟办事处即国际赤色工会远东分会上海办事处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泛太平洋产业同盟成立于 1927 年，总部设在海参崴，后迁至上海，其任务是组织、资助中国和东亚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主要工作则是资助中国的工人运动。共产国际远东局原来也设在海参崴，1930 年后秘密迁至上海，其任务是联系中国、印度、菲律宾、马来群岛、朝鲜、越南、日本的共产党组织。后者是利用前者的合法地位进行活动。因此，这两个机构的经费合用，牛兰是这两个机构的总负责人，底下有九名多国籍的工作人员，牛兰的夫人汪德利曾 (Gertude Ruegg，被捕时 37 岁) 是他的得力助手。
1931 年 4 月，身为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在汉口
P240
被捕后叛变，他除了将所知的中共核心机密和党中央秘密机关地址一一供出之外，又供称：“第三国际派遣九人住沪，即系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姓名住处不大知道。远东局之主任，名叫牛兰，我们都叫他‘老毛子’。” 当时，国民党当局由于掌握的有关线索甚少，一时无法破获该组织。
牛兰一案的侦破比较偶然，而且是从上海租界当局露出案底的。1931 年 6 月 1 日，新加坡的英国警察在逮捕一名同马来亚共产党有联系的法国共产党人杜洛克斯时，在其住处搜出一个电报地址即上海邮政信箱号码 “205” 号和落款 “海伦诺尔”，遂顺藤摸瓜追到上海。上海公共巡捕房经监视侦察后得知牛兰为 205 信箱租用者，他同时用不同的假名在上海租用了八个信箱和四个电报挂号，进一步侦案后，随即又发现牛兰在上海四川路 235 号和南京路 49 号 C 字 30 号房间都有秘密活动点。6 月 15 日上午，一群租界巡捕冲进了四川路 235 号，逮捕了牛兰，从其身上搜出三串 27 枚钥匙，随即又将其押解至南京路 49 号 C 字 30 号房间，从这里搜出三个铁皮保险柜，打开后，内有 600 余份文件。据事后分检，与中国革命有关的重要文件有 76 份，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共领导的报告、文件；第二类为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指示、训令；第三类为江西、福建、湖南等中共地方组织及红军的文件。
巡捕同时还发现一张用法文写的便条：“我今天下午 2 时半再来。” 于是，巡捕守候在室内。下午，牛兰夫人汪德利曾进门后，发现有几个陌生人在室内，便说 “走错了房间”，想要退出去已来不及了。巡捕从汪德利曾手提包里搜出一张收据，发现她在愚园路宏业花园 74 号和赫德路 66 号均有所寓，并从其中搜出盐业、大陆、四明、中国、交通、中南、日夜等银行的七个存折共计 4.7 万元存款，这些都是远东局支援远东革命运动的经费。
1931 年 6 月 22 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被国民党
注释
牛兰（雅各布・鲁德尼克）：共产国际远东局、赤色职工国际远东负责人，1931 年被捕，引发轰动全球的营救运动，宋庆龄、爱因斯坦、罗曼・罗兰等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援救，1937 年获释回国；“怪西人” 华尔敦所在的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就是在牛兰远东局基础上延伸建立。
泛太平洋产业同盟（赤色职工国际远东局）：共产国际下属赤色工会国际在远东的经费拨付机构，负责给中共和东亚各国共产党拨付活动经费、支援工农运动。
向忠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31 年 6 月被捕叛变，加速上海地下党组织大破坏。
4.7 万银元：30 年代巨额经费，是共产国际划拨给中国革命的专项活动资金。
杜洛克斯：马来亚共产党地下人员，被捕泄密成为破获牛兰案突破口。

文献全文转录 + 注释（按文件时序：1928.9.4 库丘莫夫信函→9.6 联共政治局会议→9.17 组织局会议→9.18 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
文献 1：130 号 共产国际执委东方书记处致莫洛托夫、布哈林、皮亚特尼茨基信（1928.9.4 莫斯科・绝密）
正文
致莫洛托夫、布哈林、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敬爱的同志：
我认为，再次提出挑选和紧急向中国派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的问题是适时的①。
即使在让瞿秋白和张国焘同志作为中共代表留在莫斯科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显然也无法保证对党的领导。
举行中共六大的经验②和后来对中国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代表团工作情况的观察③，使人担心，由于中国党明显缺乏有威信的（个人和集体）领导，在中共内会出现一些内部困难。
现在只有从革命时期成长起来的工人当中挑选中央的这种核心（如向忠发、苏兆征、项英等）。
但是，这些处于派别斗争接连不断条件下的领导同志，本身在政治上和理论上还不够坚强，还无法与那些瓦解党的派别相抗衡，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不断帮助，恐怕他们未必能完成党内的任务。
何况中国目前出现的客观形势仍然非常严重（南京中心对中国的表面统一、美国的政策、左翼资产阶级集团即 “第三党”、“汪精卫和陈公博” 的活跃、农民运动的连绵不断）。
看来，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中国代表团本身就曾不止一次地坚持认为，需要对问题作出积极的解决。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 库丘莫夫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349，第 109—110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脚注注释
①【注释 1】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8 年 3 月 22 日决议，议定向中国派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收录于同丛书第 78 号文件。1928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转入地下，共产国际出于管控中共路线的需要，反复商议派遣全权代表来华指导工作。
②【注释 2】1928 年 6—7 月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党代会，共产国际全程主导大会议程、纲领起草与中央领导层遴选，会议暴露当时中共领导层理论分歧、派系矛盾突出的现状。
③【注释 3】特指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7—9 莫斯科），中共组团参会，共产国际在参会过程中观察中共代表团内部思想分歧、派系问题，成为库丘莫夫提议派驻华代表的现实依据。
背景补充注释
写信人库丘莫夫：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工作人员，东方书记处是共产国际主管中、日、朝等远东国家革命事务的核心机构；收信人莫洛托夫、布哈林、皮亚特尼茨基均为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高层核心决策者。
文中提到的向忠发、苏兆征、项英：均为中共六大选出的工人出身中央领导人，共产国际当时片面信任工人出身干部、轻视知识分子出身干部（瞿秋白、张国焘等），是 20 年代末共产国际指导中共的用人倾向。
“第三党、汪精卫陈公博集团”：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等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俗称第三党），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活跃，是当时国民党内反蒋左翼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南京国民政府 1928 年完成二次北伐，实现全国形式统一。
文献 2：131 号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41 号记录（摘录，1928.9.6 莫斯科）
第一部分：政治局会议决议原文
听取：11.—— 关于江浙同乡会问题（报告人：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决定：11.—— 同意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江浙同乡会的决定并通过告苏联境内中国学生草案（见附录 1 和 2）。
中央书记 莫洛托夫
政治局 1928 年 9 月 6 日会议第 41 号记录，决定：11 附录 1
附录 1：联共（布）中央监委党务委员会 1928.8.10《关于江浙同乡会储金互助会问题的决议》
中央监委认为，所谓 “江浙同乡会储金互助会” 系苏联军校和其他学校的中国学员在 1927 年试图组织储金互助的一种尝试，根据中央监委掌握的材料，这些同志没有给自己提出其他任务。
中央监委没有材料证明，过去和现在存在某种固定的组织。
中央监委认为，指控被怀疑参加这个互助会的同志反党、反革命、与国民党右翼军阀分子有联系、支持（谭平山等人的）第三党、试图夺取中共领导权和实现这类政治目的，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但是，考虑到中共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工作，需要有非常严格的统一和纪律，而在准备到中国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国同志、联共（布）党员和候补党员以及苏联列宁共青团团员当中，存在任何小集团都会使无产阶级的斗争变得复杂化和难以进行；按照同乡关系而不是党的原则组成的小集团，在这种情况下也会给中共的斗争增加困难。所以中央监委建议所有与这种尝试有关系的人，要立即取消这类小集团。
认为 “江浙同乡会储金互助会” 案已被撤销。
责成由（1）皮亚特尼茨基、（2）国际监委代表（索尔茨同志）、（3）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4）雅罗斯拉夫斯基和（5）米夫同志组成的委员会起草告苏联境内全体中国学生书，说明党内的小派别、对党的纪律的小的破坏，或即使是为了进行互助而要建立秘密组织的小的尝试，都会给在极其困难的不合法和白色恐怖条件下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带来多么巨大的损害；号召在有中国留苏学生学习的地方立即消灭不健康的非同志式的关系，号召做强有力的、友好的、同志式的、团结一致的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同时把做这种工作看作是在中共队伍中为进行革命斗争做准备。
在各学校的中国学生大会上宣读这个号召书，并举行座谈会，彻底消除互不信任气氛和互相中伤等行为。告诫所有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同志，派别斗争、吵架、互相中伤和无根据的诽谤等的一点点表现，都会招致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
认为有必要让相应的上级领导机关，重新考虑对那些因被怀疑参与 “江浙同乡会储金互助会” 而被调离的学员的调离问题。
向米夫同志指出，他在中国劳动者大学学生大会上，根据未经核实的材料，说存在地下组织，并且未在任何相应的党的机关提出这个问题，他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此案解决办法在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协商后，还要同国际监委协商。
核对无误：维纳格拉多娃
附录 2：《告苏联境内中国劳动者大学和其他学校全体中国学生、联共（布）党员和候补党员、苏联列宁共青团团员、中共党员和候补党员、中国共青团团员书》
亲爱的同志们：
现在约有 1500 名中国同志在苏联各个学校学习，准备成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大军某个队伍中的积极成员，或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组织的积极成员。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应该准备根据共产国际的号召，参加中国的实际工作，投身到为摆脱国际帝国主义的桎梏和国内军阀政权、资本家和封建主的压迫而正在进行忘我斗争的无产阶级队伍中去。
你们知道，进行这种准备，对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多么困难。苏联工人阶级准备尽力保证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胜利。它的这种援助不仅体现在道义同情上，而且它准备承担相当大的物质牺牲，来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正是履行这种国际义务，在苏联开办了中国劳动者大学并在苏联其他学校安排了对中国 1500 名积极分子同志的政治教育。这需要我国劳动人民付出可观的财力和人力。在苏联培养中国革命者具有重大意义。在这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下，在共
注释
【注释 1 江浙同乡会案】留苏党史知名公案：1927—1928 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更名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江浙籍中国留学生成立储金互助性质同乡互助组织，时任中大副校长米夫（后文出现，王明的导师）最初将其定性为反党反革命地下组织，大批江浙籍学员遭处分、遣返；经联共中央监委核查 1928 年 8 月平反撤案，认定仅为经济互助团体、无反党组织事实，批评米夫轻信不实材料、夸大问题。
【注释 2 米夫（帕维尔・米夫）】苏联远东问题专家，时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后续升任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是王明宗派集团在苏联的扶植者，在 20 世纪 30 年代深刻干预中共中央人事与路线。
【注释 3 谭平山与第三党】谭平山为大革命时期中共元老，1927 年脱党后参与组建中华革命党（第三党前身），当时被米夫等错误视作国民党右翼反党势力。
【注释 4 中国劳动者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 年为培养国共两党革命干部创办，大量国共青年赴苏留学，1927 年后成为中共留苏干部培养基地，1928 年更名（见下文 132 号文件）。
【注释 5 1500 名留苏学生】1928 年在苏各院校学习的中共选派革命骨干总规模，是共产国际为中国革命储备干部的核心群体。
文献 3：132 号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第 65 号记录（摘录，1928.9.17 机密）
正文
听取：6—— 关于孙逸仙中国劳动者大学更名问题。
决定：6—— 鉴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同孙逸仙大学合并，采纳合并后的学校关于授予 “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名称的建议。
中央书记
附录（1928.7.21 密件，中大校长米夫致联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克里尼茨基）
请在您同意情况下，向联共（布）中央书记处提出我们大学更名问题。
按照中央组织局以前作出的关于我们学校共产主义化的决定①，现在我们在学生构成、教学大纲和教育计划方面已完全转到共产主义高等院校轨道上。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中共中央作出的决定：由于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反对国民党和孙逸仙思想的斗争①，他们建议我们提出取消我们学校以 “孙逸仙名字” 命名的问题。
出于这些考虑，请（在您不反对情况下）向书记处提出用新的名称 “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取代以前的名称 “孙逸仙中国劳动者大学” 的问题。
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完全支持这个建议。
校长 帕维尔・米夫
全宗 17，目录 113，卷宗 659，第 1、3、6、114 页。
记录为铅印稿，附录为打字稿，原件，中央书记签字辨认不清，米夫签字为亲笔签字。
注释
①【注释】原脚注标注 “文件没有找到”；历史背景：1927 年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国共彻底破裂，共产国际与中共此时对三民主义、孙中山思想政策转向批判立场，原校名 “孙逸仙（孙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 因冠名孙中山不再适用，1928 年正式更名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中大）；同时该校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合并办学。
【补充注释】孙逸仙中国劳动者大学 = 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 建校以孙中山命名，是国民革命时期苏联援助国共合作的产物，国共分裂后更名，是留苏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王明派系）的诞生地。
文献 4：133 号 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第 6 号记录（摘录，1928.9.18 莫斯科・绝密）
出席：布哈林、莫洛托夫、皮亚特尼茨基、卡冈诺维奇和西塔罗夫同志
听取：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西欧局人员组成问题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员分配问题。
决定：2—— 基本上采纳皮亚特尼茨基同志提出的方案，作以下变动：（4）任命阿尔诺特同志为库西宁同志负责东方书记处工作的副手。
听取：8—— 关于米夫同志的报告问题。
决定：8—— 在卡冈诺维奇同志未弄清楚这个问题②之前，把米夫同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或在孙逸仙大学的工作问题作为悬案。
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1928 年 9 月 18 日会议第 6 号
①文件副本寄给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②1929 年 3 月 15 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批准任命В.И. 威格尔为新校长。
附录 1：共产国际执委机关人员分配（1928.9.18）
东方地区书记处：任命库西宁为书记处书记，阿尔诺特为库西宁的副手。
任命米夫为东方部部长（中国、日本、朝鲜、蒙古属该部工作范围）。
任命舒宾为中东部部长（印度、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属该部工作范围）。
任命斯特拉霍夫①为近东部部长，威廉姆斯②为副部长（土耳其、巴勒斯坦、叙利亚、波斯和其余法属殖民地属该部工作范围）。
注：①斯特拉霍夫 = 瞿秋白；②威廉姆斯 = 米哈伊洛夫
附录 2：米夫 1928.9.15 辞职信原文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昨天我（通过克里尼茨基和塔利同志）向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正式提出了解除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问题。
继续兼任学校的工作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是绝对不行的。试图物色副校长和相应地减轻我在学校里的工作并不会有什么结果。为了事业，必须解除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或者学校里的工作。
中央宣传鼓动部坚决主张解除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我也认为这样做更合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请求向俄国代表团核心小组提出解除我的工作并由另一同志取代的问题。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您的帕维尔・米夫
1928 年 9 月 15 日
全宗 508，目录 1，卷宗 69，第 1—2、8 页、24 页 —24 页背面。
记录为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附录 1 为打字稿，原件，附录 2，亲笔签字。
注释
【注释 1 职务变动背景】米夫此时身兼中大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后扶正为东方部部长，全权主管远东中朝日蒙革命事务），因江浙同乡会错案被联共监委批评（前文 9.6 决议第 8 条），被迫递交辞呈请求辞去其中一项职务；联共中央暂时搁置人事任免（悬案处理），次年 1929 年才更换中大校长，米夫专任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继续遥控中大、扶植王明集团。
【注释 2 瞿秋白化名斯特拉霍夫】瞿秋白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在共产国际机关任职，分管近东事务，同期和米夫在中大派系问题上矛盾尖锐。
【注释 3 机构权责】共产国际东方部是 20 年代末操控中共路线、人事任免的关键机构，米夫就任部长后成为苏联方面对华革命事务最高负责人，深刻影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历次 “左” 倾错误路线的形成。
二、全组文献总括注释
本批文献出自《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八卷》，均收录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解密的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原始档案，聚焦1928 年中共六大之后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留苏学生运动、莫斯科中大校政、米夫个人职务风波四大核心线索：
1928 年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转入农村土地革命的关键年份，共产国际通过派驻驻华代表、管控留苏干部、干预中共中央人事，深度介入中共党内建设；
“江浙同乡会案” 是留苏党史标志性纠错事件，体现联共中央纠正米夫极左扩大化错误，但并未改变米夫后续掌控远东党务的格局；
中山大学更名，标志 1927 国共决裂后苏联彻底终结联俄容共时代政策，从联合国民党转向纯粹扶助苏维埃革命；
米夫职务风波串联起中大校内王明派系崛起的源头，为后续 30 年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上台埋下制度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