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奉命设计并指导修建飞仙关桥。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公路局桥梁设计科副科长梁锡伯,是飞仙关桥和大渡河桥的设计者之一。
当时,由于技术力量薄弱,建桥材料缺乏且不符合规格要求,难以根据设计方案选择合适的钢材,只能用市面上能买到的有限材料进行比选。采用各种不同直径的钢丝绳修建三跨连续钢桁加劲悬索桥,这在当年是一个非常大胆且全新的尝试,为了安全起见,所有钢索都要进行拉伸等测试,经过科学设计、精细施工,飞仙关桥很快顺利建成。梁锡伯又先后设计并指导修建了康藏线上的其它8座钢桥,特别是在泸定县水流湍急的大渡河上架桥时,遇到了重重困难,为了避免在水中施工并尽可能缩短工期,梁锡伯设计了单跨为130米的吊桥,采用钢桁加劲使吊桥的稳定性和牢固性得到大幅提升。1910年8月,梁锡伯出生于山东省莱阳市的一户中农人家。读小学时,他就经常受到私塾先生教导:“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梁锡伯在青岛读高中时,有一次到同村梁某经营的营造公司玩耍,他看到公司设计的一张图纸在当时能卖好几百元,顿觉有知识、有一技之长,日后才能出人头地。自此,发愤图强努力学习的念头在他心底愈发坚定。
1931年,梁锡伯考入国立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土木系就读。大学期间,他给自己定下了每学期都要拿奖学金的目标,一心一意专心学业。
1937年7月,正值梁锡伯大学毕业前夕,卢沟桥畔一声枪响,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亲眼目睹日军的轰炸机从校园上空掠过,饱受欺压凌辱的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热血青年胸中那团炙热的爱国之火被彻底点燃了,梁锡伯和同学们加入了学校的统一战线组织,作为学生代表,他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历次活动。
因为学业成绩优秀,梁锡伯于1937年8月留校,之后还在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任过助教。1939年至1948年,梁锡伯先后在重庆市工务局、全国水利委员会测量总队、交通部驿运总处任职。
抗战胜利后,着眼于内战尤其是军需物资运输需要,交通部第七区公路工程局于1948年在陕西省宝鸡市成立了渭河桥工程处。同期,梁锡伯调任于此担任副处长,负责设计和筹建当时国内最长的渭河公路大桥(现宝鸡神农大桥位置)。
关于桥型设计,彼时的西北公路工务局曾先后提出拟建石拱桥或石墩石台钢桁梁桥两种设计方案,后因造价过高且施工困难均遭弃选。梁锡伯提出的钢筋混凝土桥设计方案,大家普遍认为比较经济实用,施工简易。很快,梁锡伯的设计方案经交通部批准实施,大桥开始修建。
1949年5月,大桥建成通车。总体来看,桥梁工程质量好、修建速度快、耗资相对较少,这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显得非常难能可贵。作为位于川陕公路起点的一座重要桥梁,它便利了西北与西南地区的公路交通,为日后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做出了重要贡献。
西南山区,几无平原之地,这里山高谷深,河流湍急,因此也成为“盛产”创新桥梁的地方。当时在此地建桥,若采用墩台施工则困难重重,因而多修建吊桥,形式以悬索式为主,但桥面容易产生晃动,人和车通行时稳定性不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梁锡伯在云南把边江、四川金沙江等地修建桥梁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巧妙设计了一种斜缆式吊桥。由于具有自锚式作用,不但外形美观,而且结构稳定晃动轻微,在深谷架设和施工时,相对节约材料,缆索部分的结构也不复杂。这种设计方法当时在国内尚属首例,为国内桥梁设计开辟了新路。
架海金梁
1956年,党中央提出“力求使某些重要和急需的领域在12年内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吹响了。当年的一份工作总结中,梁锡伯这样写道:“凡是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都应认真考虑要怎样才能够不辜负党和政府的期待,来完成伟大祖国所给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我愿意在党的培养改造下,在实际斗争锻炼中更快地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为党为革命肩负起更多责任,坚决钻研先进科技,在任何艰难困苦下不叫苦、不灰心、不退缩,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
1958年9月,梁锡伯调入西安公路学院(长安大学前身之一)担任公路系副主任兼桥梁教研室主任、院务委员会委员。为了发挥自己在工程领域的丰富实践经验,他积极指导青年教师做好《结构力学》《桥梁设计》等专业课的课程设计,带领毕业班学生开展工程实践,尽心尽力为学生进行课后辅导答疑。除此之外,梁锡伯还承担了公路和桥梁专业以及进修班学生的专业课教学等工作任务,由于课堂讲授细致认真,并且结合大量工程实践实例,他的教学工作也得到了师生们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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