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复盘十年前的一份高质量足球调研报告，看中国足球的未来十年复盘十年前的一份高质量足球调研报告，看中国足球的未来十年

按：此文转载自本人微信公众号“肖尧武个人研究室”。

2016年，曾是中国足球满怀憧憬的“改革春天”。



那年4月，国家发改委、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印发《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这是中国足球史上首份时间跨度长达35年的长远规划。



同年9月19日，四川省足球协会正式与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脱钩，成为全国第一家省级地方足协改革样本。我们的《四川足球改革发展研究调研报告》（有兴趣者可在本公众号内搜索得到），正是在这年的十一月份完成的。



十年之后回望，那个报告中的预判，几乎全被现实推翻。但推翻它们的，不是地方的懈怠，而是整个国内足球发展的大气候超出所有人预期。



一



把2016年报告的乐观预判与十年间发生的残酷现实并置，对比触目惊心。



治理层面，报告将“省足协与行政脱钩”视为改革的关键一跃。四川确实做到了，且是全国第一。但鲜为人知的是，脱钩之初学界就已有预警，认为地方足协会面临“政策迷茫、定位模糊、观念落后”三道坎，在“条”上受中国足协管理、在“块”上受地方政府制约，这种双重从属的体制性困境，使得“脱而不变”的隐患从一开始就埋下。



十年里的足球反腐风暴撕开了残酷真相。2022年11月，国足教练李铁被查拉开第二轮反腐风暴序幕；2023年，陈戌源、杜兆才、于洪臣等十余名足协高管相继落马。2024至2026年间，三批行业处罚名单共涉及201人，其中133人被终身禁足。从球员、裁判到高层、老板，全链条溃烂，行业性、系统性腐败触目惊心。



2026年1月，中国足协通报13家俱乐部被扣除2026赛季联赛积分（5—10分）。上赛季中超前六球队中，仅成都蓉城未被罚分，其余五支争冠球队全部以负分起步。这意味着，报告设想的“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协会自治”三角结构，在顶层从未真正建立。



职业联赛层面，2016年恰值金元足球巅峰，报告中“制定冲甲、冲超奖励政策”“动员川酒企业拿出广告投入参与”等建议，其逻辑前提是资本愿意来、来了能留下。然而，现实是另一番景象。自2020年5月以来，已有12家中超或前中超俱乐部消失，其中，江苏队2021年2月28日宣布停止运营，创造了世界足球发展史上罕见的“夺冠即解散”奇迹。



四川自己的“打造2支以上职业足球俱乐部”目标呢？四川九牛2023赛季中甲夺冠冲超，但2024年1月，中国足协突然放开禁止多年的异地转让政策，九牛立即申请由四川省足协变更至深圳市足协，典型的冲超即跑路。不是四川不想留，而是政策闸门由足协打开，地方连说“不”的权力都没有。还好成都蓉城在短短几年里冲超成功，给这个入口大省留下来一支宝贵的中超球队。



国家队层面，报告当然无法对之说三道四。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家队的水平代表着地方足球发展和各级联赛水平。2025年底，FIFA排名跌至世界第93位、亚洲第14位，近十年最低。



这三个维度的全面塌方，反衬出一个不该被忽视的事实，在一个跨越近十年的大环境里，四川足球居然还在持续推进，还长出了成都蓉城这支中超半程冠军球队，还能把校园足球铺到数百所学校、让数百万学生每年站上赛场。这实在是一件极其难能可贵的事。



裁判选派管不了，联赛规则制定参与不了，青训补偿追不回，俱乐部异地转让的政策闸门关不上，地方能做的，只是在这样一口锅里，尽可能多给自己留一口能吃的饭。



需要特别点到的是，成都蓉城能在2026年领跑中超，不是享受了什么特殊红利，完全是靠公正运营、稳定资本投入、长期教练留任、务实外援策略，走出来一条“戴着镣铐跳舞”的路子。



二



2016年调研报告预判落空的根本原因，是它所依赖的三个假设，被无法预料的现实一一丢翻。而四川足球的遭遇，刚好是这种系统性风险的鲜活注脚。



假设一认为，足协脱钩等于市场化改革完成。现实是脱钩只是把行政权力从台前移到幕后。当陈戌源、杜兆才一整条线塌方式落马时，地方足协“脱钩”的初衷和意义被彻底忘记。地方能做的，是在夹缝中守住底线，四级业余联赛体系从无到有，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持续推动，基层教练培训常态化。在上级系统性腐败的大背景下，不发生系统性风险、持续推动基层工作，殊为不易。



假设二认为，资本涌入等于行业可持续发展。2016年调研报告撰写时，房地产资本正疯狂涌入中超，它没有预判到，这些资本不是来做足球的，而是用足球撬动更大效益。当母体企业自身难保时，足球俱乐部立即成为第一个被砍掉的非核心资产。四川九牛的迁离，就是最典型的教训。然而，即便看透了资本的本质，地方仍然没有能力“拒绝资本”。在全国性职业联赛体系里，不引入资本就没有球队，有了球队又随时面临迁离风险。成都能把成都蓉城养出来，靠的是兴城集团作为地方国企的长期主义，这恰恰是这样的大气候之下，地方能动用的最大资源。



假设三认为，政策扶持能够促进龙头俱乐部形成。其间提出的借鉴一些地方做法，用少量公共资金补贴职业俱乐部建立，是一种想尽快取得成绩的谋划。调研者并非不知道这样不妥，可不能什么都不做。职业俱乐部是地方足球生态的旗帜，没有旗帜，青训苗子的上升通道就断了，球迷的热情就散了，整个足球文化会慢慢枯萎。如果说成都蓉城是成功的，那么即证明了“地方国企长期稳定投入+不折腾”这条路在当前制度环境下走得通，虽然走得提心吊胆小心谨慎。



三个假设的预判落空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地方足球改革的天花板，永远由顶层治理的质量决定。 地方能做的，是在这个天花板之下，尽可能把地板铺厚实、把墙砌牢固。



事实也是，四川确实把这件事做到了极致。虽然四川九牛走了，但在过去十年内冲超成功，与四川有关方面的支持是绝对分不开的。成都蓉城2026年提前3轮锁定中超半程冠军，成都“631”足球贯通培养体系建立，成都蓉城一线队中13人出自成都足协自己的中心，占比40%，B队中20人出自于此，占比60%；成都全市拥有409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校，全年市级赛事超5000场，两千余支队伍、两万五千多名学生站上赛场。



这些成绩，是在前面提到过的大气候中，一点点“抠”出来的。我们自夸一下，一个地方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十年如一日把足球人口做大、把青训体系做实、把职业俱乐部养稳，当得起中国足球这十年最稀缺样本的称谓。



三



站在此刻观望中国足球未来十年的发展，个人以为取决于治理修复、资本重构、人才重建三件事能做到什么程度。



大概率的基准情景是低位震荡，缓慢修复。中超继续低成本运营，俱乐部股权多元化推进，地方国企、城投公司接手成为主流。国足排名在亚洲第13至15位徘徊，世界杯出线仍是小概率事件。四川呢，成都蓉城若能保持稳健运营，有望成为西南足球长期龙头，但“2支以上职业俱乐部”的原定目标已彻底落空。



乐观一点的是，治理净化加青训见效，2030年前后迎来拐点。触发条件是足协反腐后的新治理体系真正建立，中足联独立运营联赛取得实质进展，青训补偿机制真正落地。如果四川能在这些方向上先行先试，特别是建立西部青训补偿追索机制、把成都蓉城模式（如果可以算是成功的）制度化，有望在未来十年培育出“成都蓉城+1至2支中甲或中乙俱乐部”的金字塔结构。



倘若悲观一些（这种可能性并不小），则是系统性风险继续释放，行业进一步收缩。房地产资本全面撤出后，新商业模式未能建立，更多俱乐部解散，国足排名跌出世界前100。四川的风险在于，成都蓉城若背后资本出现波动，可能重蹈苏宁覆辙；俱乐部“飞来飞去”可能成为常态。



四



对四川而言，未来十年最务实的选择，是可以谋划换一套玩法。



放弃龙头俱乐部幻象，转向生态培育现实主义。没有必要一直盯着“冲超”“夺冠”这种短期锦标。把公共资金转向不可挪用的公共品，诸如校园场地开放运维、基层教练待遇、青少年赛事体系、足球特长生升学保障。让成都蓉城等俱乐部的事交给市场，政府不补贴、不兜底、不干预。



把“青训补偿”当成生命线来抓。 2016年报告提到人才流失，归因于“钱不够”。十年后应看清，真正因果是青训补偿机制失灵。应在省级层面建立青训补偿追索的法律援助机制，让基层教练和俱乐部敢投入、有回报。



接受“足球不是一切”的底线思维。四川是多民族、多山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省份，把有限体育资源全部押注足球，机会成本极高。足球应该被重视，但不该被神化。川超可以下力气搞好，但好玩为主，不用考虑它是否可以给国字号队伍输送人才。



五



这个时候想起来2016年那份报告，即使用再严苛的眼光回看，它也是一份高质量的研究报告。



虽然里面有前文认为的诸多不足，也无法否认它是一份诚实的时代标本，认真记录了那个时刻地方足球管理者最真诚的思考方式，相信改革，相信政策，相信资本，相信只要“重视”就能成功。



十年给出的答案残酷而清晰，地方足球振兴没法依靠短期冲刺，也不是一份研究报告能解决的。其能达到的高度，永远受限于顶层治理的质量；但在给定的天花板之下，一个地方能把足球生态做得多厚实，则取决于自己的努力与定力。



毫无疑问，四川足球过去十年留下的是值得尊敬的痕迹。成都市和成都蓉城俱乐部迄今取得的成绩，是地方在明知天花板很低、未来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仍然选择把球继续踢下去的倔强。



未来十年，四川足球最该做的，是守护好两份基本盘。一份是成都蓉城，它是四川足球最宝贵的资产，需要被制度化保护，同时要坚持让它长到自己根上。一份是基层教练和校园足球老师，几千人的待遇和尊严，决定了未来十年四川能不能持续产出优质球员。



复盘2016年那份报告，在十年阵痛之后，最该被读懂的启示莫过于此。



最后，致敬所有还在支持中超及以下俱乐部发展的地方，以及生活在那里的球迷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