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安全内阁成员本-格维尔在一档播客节目中主张，以军应在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每晚“定点清除”三四十人，目标不必限于即时威胁者，并称有些人“不配活着”“甚至不是人”，同时鼓吹巴勒斯坦人外迁和以色列人在加沙定居。
如果只把本-格维尔这番暴论看成个人越轨，就会错过更重要的事实。本-格维尔不是制度的偶然闯入者，而是定居扩张、长期占领和西方援助体系共同作用的政治产物。他把西方人权话语中“虚假普遍主义”的隐含前提公开说了出来——只有先否认巴勒斯坦人的人格，驱逐人口、剥夺土地才可能被包装成安全政策。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安全内阁成员本-格维尔（中）。视觉中国 资料图
埋在加沙废墟下的“西方道德例外论神话”
定居者殖民研究把殖民视为围绕土地、人口和主权持续运转的结构。将这一理论用于巴勒斯坦虽有争论，但本-格维尔把“不配活着”、人口外迁和定居连在一起，暴露了非人化语言的功能：先排除一个民族的人格，再把排除其土地说成安全需要。
英国等五国制裁本-格维尔，却没有改变对以色列的军援、贸易、情报合作和外交保护。联合国人道机构转引加沙卫生部门统计称，2025年10月停火宣布后至2026年8月12日，仍有1259人死亡、4148人受伤。边缘人物可以被牺牲，联盟结构不能被触动；有限惩戒因而也在维护制度的道德形象。
这并非“原则很好、执行走样”的技术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埃伦·伍德指出，“形式平等可以与现实支配长期共存”（《民主反对资本主义》）。将这一逻辑外推至国际层面可见：权利名义上属于所有人，但解释规则、提供武器和发动制裁的权力却集中于少数国家。这构成了资产阶级法权普遍主义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的分层实现，对对手施以约束，对盟友保留豁免。双重标准并非制度漏洞，而是虚假普遍主义维系同盟秩序的内在功能。
美国军援揭示了这种权力如何进入制度。2019年至2028年的安排承诺向以色列提供380亿美元军事支持，大部分用于购买美国武器。军援既维持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支点，也把公共资金转化为军工订单，并经企业、国会选区、游说组织和两党共识进入决策。这是资本利益、选举政治和国家战略的制度联盟；从结构效果看，它还把以色列长期占领与定居扩张的部分成本外部化，由美国财政和军工采购体系共同承担。
美国政府问责局发现，武器最终用途监测并不系统追踪实际使用造成的人权伤害；截至2024年底，美国国务院没有完成任何一项其认定可信的平民伤亡调查。2025年3月，美国政府又撤销强调人权风险的2023年武器转让政策。程序空转并非疏忽，而是监督无力压倒战略和产业利益。
《欧盟-以色列联系国协定》把尊重人权规定为合作基础，欧盟审查也曾发现以色列可能违反义务，但成员国仍未能就暂停协定达成一致。同一套机制可以对俄罗斯、伊朗启动，却在以色列问题上停顿。“一致同意”把成员国的历史、贸易和安全选择固化为否决权。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企业数据库还记录了商业活动与定居点的联系；这一门槛客观上为相关贸易投资提供了制度性缓冲。
国际司法遭遇的反制更加直接。2024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后，美国以保护本国及其盟友为由制裁法院及相关人员。国际法一旦触及核心盟友，规则维护者便转而惩罚问责机构。这不是普遍法权尚未完成，而是强国试图保留决定谁受审、谁获豁免的等级特权。
难怪巴西总统卢拉在联合国大会上直言，埋在加沙废墟下的还有“西方道德例外论的神话”。
全球南方已起来与西方争夺规则解释权和执行权
世界对此已不再沉默。联合国独立调查委员会2025年认定，以色列在加沙实施了种族灭绝；以色列对此否认。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在《从占领经济到种族灭绝经济》中，把军火、金融和企业获利纳入同一政治经济结构。联合国促进民主和公平国际秩序问题独立专家乔治·卡特鲁加洛斯则警告，有罪不罚正在制造让一些国家免于后果的“两级体系”。南非诉诸国际法院后，多国提交干预声明；案件实体判决尚未作出。联合国大会又以124票赞成，要求结束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非法存在。
全球南方不是请求西方兑现恩赐，而是在争夺规则的解释权和执行权。
2023年10月7日针对以色列平民的杀戮和劫持，与加沙持续发生的大规模平民伤亡，都应受到明确谴责。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曾强调“当我们说生命无比宝贵的时候，这同样包括巴勒斯坦人民”，并指出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同样适用于巴以冲突。
美欧已制裁哈马斯，却未因以色列官员的非人化言论、平民伤亡和定居点扩张而同等约束军援及同盟关系；美国还多次否决安理会停火决议并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曾指出，履行国际法义务没有例外，任何双重标准和选择性适用都不可接受。巴以问题的根子在于巴勒斯坦领土长期被占领、民族合法权利长期被搁置；落实两国方案，才是实现和平的根本出路。
加沙揭示的并非人权理念失效，而是资产阶级法权普遍主义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的制度性破产。西方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质是一套按资本利益与同盟等级分配约束和豁免的分层统治装置：规则用于约束敌人，例外用于保全盟友。只要资本-军援-否决权结构不变，期待西方靠“回归初心”自我纠偏，就只是制度辩护的修辞。
国际法是全球南方争夺规则定义权和执行权的斗争场域。分水岭在于全球南方能否借助国际法院、联合国大会和非西方多边机制，把西方从“普遍法权的代言人”还原为拥有否决权的利益派系。本-格维尔的言论，不过是这套装置失去遮羞布后一次不加掩饰的自白。
（孔德军，兰州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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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8-20 14: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