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随笔] 初恋（长篇小说）第十二章 心怀顾虑步步退/徐业君初恋（长篇小说）第十二章 心怀顾虑步步退/徐业君

岁月回溯到七十年代末，那段压在我心头、辗转难安的日子，如今回想起来，依旧带着沉甸甸的压抑与身不由己的疲惫。那几年的我，活得格外拘谨、格外小心翼翼，像是走在薄冰之上的行人，每一步都不敢踏错分毫。面对身边悄然滋生的情愫，面对人与人之间微妙的牵绊，我没有半分主动靠近的勇气，只剩下满心的顾虑、无尽的退让，日复一日地刻意疏离，把自己活成了封闭、克制、步步后退的模样。



旁人或许觉得我性格孤僻、不善言谈，觉得我待人冷淡、过于拘谨，甚至有人私下议论我死板迂腐、不懂人情世故。可无人知晓，我所有的疏离、所有的退让、所有的刻意回避，从来都不是天性使然，而是被现实困住的无奈，是权衡利弊之后唯一的自保之路。彼时的我，心里始终压着两道跨不过去的鸿沟，两层沉甸甸的顾虑，像两座大山死死压在心头，让我不敢逾矩、不敢放纵、不敢有半分私心杂念，只能一遍遍逼迫自己后退，斩断所有可能滋生是非的交集。



我的第一层顾虑，源于我来之不易的民办教师身份，这份普通的工作，是我寒门出身的我，拼尽全力换来的唯一底气，是我全家老小赖以生存的根本，我输不起，也赌不起。



七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远没有如今的宽松自由，那个年代的乡村校园，是整个村落最庄重、最纯粹的地方，是十里八乡百姓心中的一方净土。在物资匮乏、生活清贫的年代，读书是农家孩子唯一的出路，教师是村民心中最受敬重的职业。哪怕只是一名不入编的民办教师，在乡民眼中，也是知书达理、品行端正的读书人，是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表率。正因如此，当时的校风校纪严苛到极致，条条框框的规矩，束缚着校园里的每一个人，尤其是我们这些扎根乡村的教职人员。



我出身地地道道的农家，祖辈世代务农，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困在几亩薄田之中，从未出过一个读书人。我从小深知生活的疾苦，看着父母日复一日在田间劳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风吹日晒、省吃俭用，只为拉扯我们兄弟姐妹长大，心中便早早埋下了勤恳踏实、安分守己的念头。我没有优越的家世，没有过硬的靠山，没有旁人可以依仗的人脉，我所有的一切，都是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熬出来、拼出来的。



能够成为村里小学的民办教师，于我而言，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是全家最大的荣光。那个年代，乡村的就业机会寥寥无几，年轻人大都只能在家务农，挣着微薄的工分，勉强糊口度日。而民办教师，虽然工资不高、待遇简陋，没有正式编制，工作琐碎又辛苦，但好歹是一份稳定的体面工作，不用风吹雨淋下地劳作，能靠着知识立身，能按月拿到固定收入，足以贴补家用，让清贫的家里多一丝喘息的机会。



这份工作，我得来的何其不易。当年村里小学缺教员，十里八乡但凡读过几年书的年轻人都争相报名，竞争格外激烈。我凭着多年苦读的学识，凭着踏实认真的态度，经过层层筛选、村干部考察、学校老教师评议，才侥幸拿到了这个名额。入职之后，我更是不敢有丝毫懈怠，从站上讲台的第一天起，我就始终谨小慎微、勤恳履职。



每天天不亮，我就早早赶到学校，打扫教室院落、擦拭黑板桌椅、整理教学教具，提前备好当天所有的课程。课堂上，我倾尽所能教书育人，耐心辅导每一个学生，从不敷衍一节课、不怠慢一个孩子；课后，我认真批改作业、梳理教学问题，主动走访学生家庭，了解孩子的学习近况，尽心尽力做好教学工作。对待同事，我谦和有礼、真诚相待，不争不抢、不攀不比；对待领导，我恭敬谦逊、听从安排，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数年下来，我凭着踏踏实实的工作、端正本分的品行、一丝不苟的态度，在学校站稳了脚跟，赢得了校领导的认可、同事的友善，还有全村乡民的信任。乡里乡亲提起我，都是一句“老实本分、踏实肯干、是个好老师”。这份口碑，这份立足校园的根基，是我日复一日、兢兢业业熬出来的，是我一点点积攒起来的，来之不易，弥足珍贵，我绝不能允许自己有半分差错，毁了这一切。



而七十年代的乡村人情环境，远比如今封闭传统，流言蜚语的力量，足以压垮一个人、毁掉一个人的一生。彼时乡村人口流动极小，十里八乡都是熟人，家家户户彼此熟识，一点风吹草动，转瞬之间就会传遍整个村落、整片学区。村民们朴实纯粹，却也格外传统保守，对教师的品行要求近乎苛刻，在所有人的固有认知里，为师者，必须身正影直、清心寡欲、品行无瑕，容不得半点私情、半分绯闻。



在那个思想保守、规矩森严的年代，师生情愫、同事绯闻，是校园之中最忌讳、最致命的污点，是绝对不能触碰的红线。一旦有半点风言风语传出，不管真假，都会被无限放大，迅速传遍街头巷尾，成为全村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到那时，我多年积攒的好名声会瞬间崩塌，我为人师表的形象会彻底损毁，不仅会被乡民指指点点、唾骂非议，更会直接触犯校规校纪，被学校严厉处分，甚至直接开除公职。



我太清楚那个年代的规则了。无数先例摆在眼前，邻乡就有一位民办教师，仅仅是因为和女同事多说了几句话，走得近了一些，就被人恶意揣测、散播谣言，传出不清不楚的绯闻。不过短短数日，流言蜚语漫天飞舞，不管当事人如何解释、如何澄清，都无人相信。最终，那位老师百口莫辩，受尽旁人白眼和非议，不堪舆论压力，不仅主动辞去了教师工作，从此在乡里抬不起头，一家人都被牵连，受尽旁人指指点点。



还有一位年轻教员，因为对高年级学生格外关照，被村民曲解心意，传出师生暧昧的谣言，最后直接被学区通报批评，开除教职，终身不得从教，好好的人生就此彻底毁掉。



这些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时刻警醒着我。我深知，我没有任何容错的资本，旁人犯错或许还有改过的机会，可我一旦沾上绯闻、惹上是非，便是万劫不复。



我是家里唯一有稳定体面工作的人，是父母最大的希望，是家里唯一的盼头。若是我一时糊涂，滋生半分私情，传出半点非议，丢掉这份教师工作，于我而言，是前途尽毁、人生清零；于我的家庭而言，是灭顶的打击。年迈的父母会因此受尽邻里嘲讽、抬不起头，清贫的家里会彻底失去经济依靠，原本艰难的日子，只会雪上加霜。



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和顾虑，时时刻刻束缚着我，让我在校园之中，始终保持着极致的克制和疏离。我刻意和所有同事保持距离，尤其是异性同事，从不多言、从不深交，避开所有独处的机会；我对待学生始终保持纯粹的师生情谊，严厉端正、恪守本分，温柔有度、界限分明，绝不逾越师生该有的分寸。我逼着自己做一个刻板、规矩、毫无私情的教书人，只为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守住自己的品行和名声，守住一家人的安稳日子。



而第二层更深、更让我惶恐不安的顾虑，便是杨丽的家世背景，是她父亲手握的学区权势，是我寒门无依、无权无势的卑微处境，这份悬殊的差距，让我从始至终，连一丝招惹是非的勇气都不敢有。



杨丽和我同校共事，是相处朝夕的同事，年轻鲜活、明媚热忱，待人真诚又温柔。相处的日子里，她的坦荡、她的纯粹、她的热忱，确实让人心生好感，相处起来格外舒服。人心都是肉长的，朝夕相对，点滴相处，难免会生出些许微妙的情愫，这是人之常情。可从一开始，我就清醒地掐灭了所有细碎的心动，硬生生压下了所有不该有的念想。



因为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杨丽的父亲，是我们整片学区的主要领导，手握整个片区乡村学校的人事任免、考核评优、岗位调配的大权，管辖着周边数十所乡村小学，所有民办教师、公办教员的前途命运，几乎都在其一念之间。在整个学区的范围内，这份权势，足以决定我们这些基层教师的去留、荣辱和前途。



七十年代的学区管理制度极为集中，权力高度集中，基层教师的评优评先、转正名额、岗位留存，全部由学区领导层层审核、最终敲定。没有任何公示申辩的渠道，没有任何公平博弈的余地，领导的评价和印象，就是基层教师最大的靠山。领导认可你，你才能安稳任职、才有转正晋升的机会；若是得罪领导、被领导记恨，随便一个理由，就能让你丢掉工作、前途尽毁。



我只是一介普普通通的寒门民办教师，无背景、无家世、无靠山，无权无势、无依无靠，就像田间最渺小的野草，风一吹就倒，雨一打就折。我没有任何资本和权势抗衡，没有任何底气去招惹是非，更没有胆量去触碰和领导子女相关的任何私情。



我太懂人情世故，也太懂底层小人物的无奈。在绝对的权势差距面前，所有的真诚、所有的清白、所有的委屈，都一文不值。旁人寻常的情愫纠葛，或许只是一句误会、一场闲话，风波过后便可烟消云散。可放在我和杨丽身上，一旦有半点暧昧的风声传出，性质就会彻底改变。



在外人眼中，我一个无权无势的寒门男教师，和学区领导的女儿牵扯不清，只会被定义成攀附权贵、投机取巧、妄图走捷径的小人。所有人都会觉得，我是想借着杨丽攀附她父亲的权势，想靠私情换取评优转正、留任晋升的机会。到那时，我所有多年勤恳踏实的付出，都会被彻底抹杀；我所有端正本分的品行，都会被全盘否定。我会被扣上投机钻营、品行不端、妄图攀附的帽子，百口莫辩，无处申冤。



更可怕的是，一旦出现任何非议，最先震怒的便是杨丽的父亲。作为片区教育领导，最看重的就是脸面、名声和权威。自己手握教育大权，女儿却和下属民办教师传出绯闻，在那个极其看重脸面和规矩的年代，这无疑是有损威严、贻笑大方的事情。以其手中的权势，根本无需多余的理由，只需一句作风不正、师德有亏，便能直接将我清退出教师队伍，彻底断送我这辈子的教育之路。



我不仅会自己前途尽毁、身败名裂，彻底丢掉安身立命的工作，还会给学校带来巨大的麻烦。学校聘用我任教，若是因为我个人的私情是非，闹出满城风雨的绯闻，不仅会让学校校风蒙尘、声誉受损，还会让校领导受到学区的批评问责，连累整个学校的年度考核和评优。



不仅如此，我的家人也会被彻底牵连。淳朴本分的父母，一辈子安分守己、从未与人结怨，从未做过半分逾矩之事。若是因为我的缘故，全家被人指指点点、嘲讽非议，被贴上攀附权贵、不知廉耻的标签，年迈的双亲根本承受不住这样的舆论打击。我身为晚辈，本该孝顺父母、安稳顾家，绝不能因为自己一时的私心，让一家人陪我承受屈辱和非议。



这般悬殊的身份差距，这般沉重的权势压制，这般无处遁形的现实规则，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我牢牢困住。我心中哪怕有一丝一毫的好感、一寸一寸的悸动，都只能硬生生压抑、狠狠斩断。我不敢有半分主动，不敢有丝毫靠近，甚至不敢有正常同事之间的亲近。



于是，我只能选择步步后退，选择刻意疏离，用最冷漠、最生分、最决绝的态度，划清所有的界限，隔绝所有的可能。



日常校园相遇，别人同事之间谈笑风生、寒暄问好，唯独我，面对杨丽的招呼，只会淡淡点头、匆匆避开，从不驻足交谈。课堂之余，同事们聚在一起聊天说笑、交流教学心得，我只要看到杨丽在场，便会默默转身离开，刻意避开所有同框共处的场景。工作对接之时，我只谈工作、不谈私语，语气生硬、态度疏离，没有半分多余的温和，刻意营造出冷漠疏远的距离感。



我知道，我的态度太过刻意、太过冷淡，甚至有些不近人情。杨丽数次满眼疑惑、暗自失落，不明白为何我待人温和，唯独对她格外疏离、处处回避。她或许会觉得我刻意针对她、性格古怪，或许会心生委屈、暗自难过，可我别无选择。我不能解释、不敢解释，任何一句解释，都会变成欲盖弥彰，只会滋生更多的猜测和是非。



我只能独自承受所有的煎熬和拉扯，把所有的情绪藏在心底，把所有的悸动彻底封存。明明心中万般纠结、百般顾虑，明明知晓对方的真诚善意，却必须装作无动于衷、毫不在意，一次次推开靠近的温度，一步步拉开彼此的距离。



无数个深夜，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清醒地审视自己的处境，心中满是无奈和酸涩。我何尝不想坦然待人、坦荡相处，何尝不想拥有寻常的情谊交集？可现实不允许，处境不允许，我的身份、我的家世、我背负的责任和未来，通通都不允许。



在那个规矩森严、舆论至上、权势碾压一切的七十年代，底层小人物的尊严和选择，卑微得不值一提。我没有任性的资本，没有对抗流言的底气，没有抗衡权势的能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守好自己的本心，守好自己的本分，守好自己来之不易的生活。



步步退让，不是懦弱胆怯，是身不由己的自保；刻意疏离，不是无情冷漠，是权衡利弊的周全。我疏远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所有可能摧毁我人生、连累我家人、拖累学校的是非祸患；我后退的不是相处的分寸，而是所有逾越规矩、触碰红线、无法掌控的未知风险。



那段岁月，我始终活在自我约束、自我压抑、自我克制之中。双重顾虑日夜萦绕心头，时刻警醒着我恪守本分、安分守己。我不敢有丝毫松懈，不敢存半分私心，只能以最端正的品行、最规矩的言行、最疏离的姿态，小心翼翼地行走在校园之中。



旁人只看见我的冷淡退让，看不见我心底的万般煎熬；只看见我的刻板拘谨，看不见我负重前行的无奈。在无人知晓的角落，我一次次压下心动，一次次斩断念想，一次次说服自己安分守己、步步为营。



我深知，于当时的我而言，所有的私情悸动都是奢侈品，所有的逾矩靠近都是万丈深渊。安稳立足、守住工作、护好家人、无愧师德，才是我唯一能追求、唯一能守住的东西。



故而，纵有万般心绪翻涌，纵有几分情愫暗藏心底，我依旧只能心怀顾虑，步步退让，岁岁克制，日日疏离，在那个保守严苛的年代里，守着小人物的本分与艰难，熬过一段满心压抑、身不由己的岁月。



作者简介：徐业君，男，汉族，1958年生于湖北仙桃，中共党员，大学文化。湖北省仙桃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中国乡村作家，兼任《文学欣赏》杂志副主编、世界华文作家联合会终身理事、终身副主席。长期坚持文学创作，深耕长篇、中篇小说与散文、文论写作，作品发表于《人民日报》《农民日报》《散文百家》《鸭绿江》等五十余家报刊，多篇入选文学读本，部分文论与短文入选各地语文模拟试题。著有长篇小说《酒祸尘缘》《胡架山抗日烽火》《无名星火》《莞城烬婚》《福田晚风有你》《深城折返》《秋野风月劫》《初恋》；中篇小说《苦菜花儿香》斩获多项文学奖项，广受文坛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