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一到,马家河煤矿就活过来了。周边山上的映山红开了,一团一团的,从山脚烧到岭头,把那些灰扑扑的煤堆和矿车轨道都衬得有了颜色。风从山谷里吹过来,带着花香和泥土的气息,吹在脸上软绵绵的。那些日子里,我常常在等车的间隙抬起头,看那些花,看得发呆。从广元出来的时候,我没想过自己还能在一个地方,停下脚步,看一场花开。
干装卸对我来说,算是熟门熟路。刚到广元那阵子,干的就是这个——装卸河砂、砖头、水泥,只要有力气,不需要技术。每天早上吃过饭,就到矿区大路口上等着。运输建材的汽车啥时候来,没个准点,有时候上午到,有时候下午才来,有时候一整天都没车。我们只有提前等着,来了就干,干完就等下一趟。刮风下雨都一样。漏了车没及时装卸,司机闹起来,管我们的头晓得了,很麻烦,影响饭碗。
手里的工具也简单,一把夹砖的专用夹,一把铁铲,就这两样,干了大半年。人也不多,就我和张军,还有矿上几个家属子弟。后来活路多了,又添了几个人,前前后后凑了七八个。我可能是先前在广元干过这行,心里有点底,手上也利索,时间一长,大家就习惯听我招呼了。
张军喊我“砣长”,后来大家都跟着喊。其实我就是跑腿的——早上记车数,晚上算工分,月底去基建科对账,再跑一趟财务,把钱领回来,按人头分。谁干多少拿多少。有回一个矿上子弟说我是包工头,我说你看哪个包工头穿打补丁的裤子的?
那阵子收入确实不错,一个月结算两次,每次能分到十几二十块,遇到活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拿到四十多块。那时候我哥哥工资一个月才三十出头。干了大半年,攒了点钱,我给自己买了块手表。那时候流行上海牌,1524,可惜买不到,我退而求其次,买了天津出的东风。银色的表盘,表带是钢的,戴在手腕上凉丝丝的。有了表以后,看时间就不用在心里默数了,但我还是改不掉那个显摆的习惯——经常故意高抬手看表,在人多的地方,袖子往上一撸,表盘露出来,等有人看见了,才慢慢放下。
等车的时候也多。有时候一整天没车,我们就坐在路边吹牛。那时候我最爱听张军摆重庆的龙门阵。张军从小跟他外公在重庆长大,我们认识那会儿他刚从重庆过来不久,一口重庆话说得地道。我跟他学了不少重庆话——哈戳戳的、崽儿烦兆兆的、你要啷个嘛。那时候我觉得这些话说起来特别有劲,不像成都话那么绵。
张军平时话不多,看着还有点内向,但只要跟我们坐在一起,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他摆的那些重庆故事,听得我一愣一愣的。菜园坝、杨家坪、两路口、朝天门——这些地名,我都是在张军的龙门阵里第一次听到的。他讲过菜园坝一个叫“周滚龙”的人,专门帮人摆平码头上的事,后来被人暗算了,死的时候半条街的人都去送他。我问他为啥叫“滚龙”,他说滚龙就是滚刀肉,砍不死的。后来我到了重庆,还真去菜园坝打听过这个人。
作为土生土长的广元人,那时候我去过最大的城市就是广元,对重庆的全部想象,都来自电影《烈火中永生》里那些模糊的黑白画面——还是解放前的。张军摆的那些人和事,让我觉得重庆不只是地图上的两个字,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地方,街上有人走来走去,江边有船,码头上有故事。
说来也怪,后来我走出广元,去的第一个大城市就是重庆。那年参加煤炭部召开的新闻工作会,到重庆的第一件事,就是沿着张军说过的地方走了一遍,菜园坝、朝天门、杨家坪,一个都没落下。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想起他摆过的那些龙门阵。
赵家坝煤矿建在两山之间一条河谷里。谷底有一条小河,从山上下来的,水清得很,能看到河底的石头。河水拐了一个S弯,流向山外的黄洋。张军的家就在S弯中间,紧靠着河边的一栋宿舍楼。宿舍往上不远,河道上立着几坨巨石,被水冲得光滑滑的,夏天坐在上面凉飕飕的。
很多个夏天的晚上,我同张军就坐在那几坨巨石上,吹着河风,摆龙门阵。天上是星星,脚下是流水,风从山谷里穿过来,带着草木和河水的味道。张军教我划拳——广东拳、夫妻拳,都是那时候学会的。高兴了我们扯起嗓子唱歌,我五音不全,唱起来总是左的,张军中气没我足,但不跑调。两副嗓子合在一起,倒也热闹。张军的哥哥李洪更厉害些,能拉手风琴,张军那阵子正在练小提琴。受了他们的影响,我也动了学一门乐器的念头——学了一阵子二胡,可惜没拉出来。后来我想,要是坚持到现在,说不定中国二胡就没别人什么事了。
我和张军还是烟友。每次他有了好烟,大前门或者群英,总是第一时间跟我分享。不是把我叫到他住的地方,就是约我到河边的巨石上坐下来,一人一根点上,就着河风慢慢抽。那时候物资紧缺,好烟有钱也买不到,属于特供。张军的父亲就有一个特供红本本,每月能买到几条高级烟和高档酒。
老爷子是打过仗的人,抗战的时候就是八路军的骑兵营长,算起来跟李云龙是一个辈分的。他给我摆过他当年的事,说到得意处,把烟头往脚底下一摁,两只手比划着:“有一回我追一个日本鬼子,从马上杀到马下,一路追到牛棚里头,两个人都摔地上了。他一把牛屎按过来,我一把牛屎按过去……”他自己先笑起来了,“扭了半天,最后我把他生擒了。”
老爷子打仗的时候是条汉子,后来官运不济,来到川北这个煤矿里当基建科长,但共和国没忘记他,生活待遇一直按那个级别走。每到月初,张军就带上那个红本本去旺苍县城买特供烟酒,每次回来总要“贪污”一两包,塞到我手里,说:“尝一下。”
我还时常去张军家蹭饭。他们一家人对我很好,尤其是老爷子,每次看到我去,都热情地招呼:“钟娃来了?”张军的母亲是地道的重庆人,做得一手好菜。我坐在他们家那张方桌上,吃着重庆口味的饭菜,听老爷子讲当年的战事,偶尔插几句嘴,屋子里的灯暖融融的。
从张军一家人身上,我对重庆人有了真切的感受——真诚、热情、不假打。那种性格影响了我一生。后来我生意做到全国的时候,只要对方是重庆人,我都愿意让三分。朋友问我为什么,我就说:“重庆崽儿,好说。”
那几块河边的巨石,那片映山红开遍的山坡,那条S弯的小河,还有张军递过来的大前门,都成了我在马家河煤矿最温暖的记忆。很多年后,我坐在成都的茶馆里写这篇回忆,窗外是人来人往的街市,但闭上眼,我还是能听见那条河的水声,还有张军说“这盘稳当了”时,那口浓重的重庆话。
许多年之后我才明白,人在年轻的时候,能遇见一群不把你当外人的人,是比什么都值钱的福气。那时候我还不懂这个道理,只是觉得在河边坐一晚上、抽一根烟、听一个故事,日子就过得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