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一天,我们出发了。
出发前的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着。
听着隔壁父母屋里压低了嗓子的说话声,我知道他们也没睡。母亲的声音断断续续传过来:“……山上冷不冷?……冬天没得柴烧咋办……”父亲没答话,只听见叶子烟袋磕在床沿上的轻响。
我在想什么?我在想,明天去的那个地方,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报纸上说的“广阔天地”,电影里演的“大有作为”,和春天带我去曾家山看到的那个土墙房,在我的脑子里搅成一锅粥。我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的裂缝在黑里像一条模糊的河。
那个年代,知青下乡是件大事。厂里组织了隆重的欢送,敲锣打鼓,红旗招展。厂门口停着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车厢两侧贴着大幅标语——“一切听从党安排,广阔天地练红心”,红纸黑字,墨迹还没干透,被风吹得哗哗响。厂知青领导小组的人站在车两边敲锣打鼓,家长们围在车旁,有的拉着儿女的手一遍遍地叮嘱,有的站在远处抹眼睛。
我们厂这次一共八个知青。八个人,八床铺盖卷,挤在敞篷车厢里,像一车即将运往山里的种子。
母亲身体不好,出不了门。临走那天早上,她把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叠得方方正正,放在我枕头边上。又往我包里塞了两个煮鸡蛋,用手按了按,说:“路上吃。”我看见她的眼睛是红的,但她没有哭。她这个人,一辈子没在人前掉过泪。
父亲决定送我。我说:“爸,你莫去了,我自己能行。”他没答话,提起我的铺盖卷就往外走。
车下,春天一个人站在路边,背着他自己的铺盖卷,像个出远门的孤客。别的知青都有家长送,就他没有。他老汉儿身体不好,来不了。春天也不在意,看见我,咧嘴笑了一下:“送啥子嘛?下个乡而已,又不是上前线。”
我爬上卡车,父亲跟在后面。他先把铺盖卷从车下递上来,然后抓着车帮,一用力,翻了上来。五十多岁的人了,手脚还利索。我们父子俩坐在车厢角落里,背靠着车帮,腿伸在行李堆里。他掏出烟袋,点上,眯着眼抽起来。烟被风扯成一缕一缕的,往车厢后面飘。
车子发动的时候,我扒着车厢板往人群里看。母亲没来。但我看见隔壁王婶站在人群后头,朝我们的车望了一眼,又低下头去。我猜母亲就坐在家里那张小凳上,望着窗外,手里拿着点什么东西,又不知道自己在拿什么。
锣鼓声中,汽车开出了厂门。
广元城渐渐远了。楼房矮了,变成了山。从大石开始分路,两边的山越来越大,路越走越窄,弯越拐越急。车厢里的人被颠得东倒西歪,屁股底下是硬邦邦的铺盖卷,磕得生疼。春天坐在车尾,手抓着车厢板,眼睛看着后面的路,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我一直在看窗外。山越来越深,树越来越密,路边的房子越来越矮、越来越旧。偶尔闪过一个村子,几间土墙房歪歪斜斜地挂在山坡上,烟囱冒着细烟。我想,我要去的地方,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的?会不会更差?
一个多小时后,到了胜利公社。
公社在两座大山的夹缝里,一小块平地,地名就叫嘎家坪。旁边是一条很深的河沟,水声从谷底传上来,轰隆隆的,像山在打呼噜。公社是一个四合院式的平房,一侧是大礼堂,红砖墙,门口挂着白底红字的牌子。供销社和学校分建在平地的两侧,整个格局呈一个倒写的“U”形。
公路到这里就没了,是终点。
我们把行李从车上卸下来,堆在公社院子里。八个人东张西望——山是青的,水是清的,空气比城里好得多,就是太偏了。但紧靠公路,以后回城也方便,我们互相安慰着。正高兴着,厂里带队的领导引着一个五十来岁的农村干部模样的人走了过来。
“这是公社王书记。”
那人皮笑肉不笑地申明了一句:“副书记。专管知青。”
我们的心凉了半截。没有锣鼓,没有欢迎的人群,没有电影里那种“贫下中农热情迎接”的场面。公社院子里冷冷清清的,几只鸡在墙根刨土,一个老头蹲在屋檐下抽烟,眼皮都没抬一下。
后来我们才晓得,这里前后已经下过很多批知青了——成都的、广元的、还有部队子弟的。部队子弟最受欢迎,因为公社可以通过知青跟部队要点物资。再就是知青下多了,跟农民争口粮。地就那么多,多一个人就多分一份粮,哪个愿意?
王书记很快宣布了去向。八个知青分到六个生产队,我和春天分在九队。宣布完了,早早蹲在公社大门口的一帮农民这才站起来,走到院子里按名字领人。一个个皮肤黝黑,穿着补丁衣裳,但笑起来实在,抢着替我们背行李。
我问:“还有多远?”
“七八里路,全是山。”
“哪个队最远?”
“你那个队最远,靠近山顶了。”
父亲一听要上山,把烟袋往腰上一别,提起铺盖卷就往肩上搁。我伸手去拦,他已经走出去了。他走了几步,回头看了我一眼,那意思是:莫啰嗦,走。
春天没人送,行李早交给了队上接的人,单脚利手一个人走在最前面。山路窄,他步子快,走得稳,那些农民在后面看着,不停地夸:“这个娃儿爬得来我们这儿的山,不简单。前年成都来的知青,下在隔壁大队,看到山就发怵。”
翻山越岭,走了两个多小时。
翻过一条峡谷,终于到了。我的生产队在峡谷上端,再往上就到山顶了。紧靠峡谷边缘,五家人分成上下两个小院,错落着。小院正对峡谷,站在院坝边上往下看,能看到谷底那条河,像一根白线,细细的,偶尔能听到水声。
我和春天被安置在小院的一间厢房里。屋里两个床靠墙,一个八仙桌靠窗。墙是土墙,屋顶是瓦,地上是夯实的泥地,扫得干干净净。隔壁是堂屋,农村的堂屋不住人,被指定为我们的厨房。
父亲先看我的床。他摸了摸铺好的麦草——我们那地方不产谷子,只产麦子,麦草是垫床用的。他用手掌把麦草压实了,才把铺盖卷解开,铺上去,一道一道抹平。然后去厨房看了新砌的灶、盛水的石缸、架在灶台上的铁锅。灶膛里还塞着一把引火的干麦草,旁边码着一小堆劈柴。
“这切菜也没有个地方。”父亲说。
“先凑合吧。”
他没再说什么。在堂屋里站了一会儿,又走到院坝边上,看着峡谷对面。山风从谷底吹上来,把他的衣角掀起来又放下。他掏出烟袋,点上,抽了一口,望着远处不知道在想什么。
抽完那袋烟,他把烟锅磕干净,收进烟袋里,转过身来。
“那我走了。”
“嗯。”
“有啥子事,托人带信回来。”
“晓得。”
他迈出院坝,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看了好几秒。他张了张嘴,像要说什么,最后只说了句:“好好照顾自己。”我说:“晓得。”他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我站在院坝边上,看着他沿着那条山路往下走。他的背有点驼,脚步比来的时候慢了,一步一步,踩在那些碎石和泥土上。山路弯多,每转一个弯,他就被灌木丛挡住一次,再转回来,再挡住一次。越走越小,越走越远,最后在那个谷底的拐弯处,彻底消失了。
我站在那儿没动。山风一直在吹,吹得我眼睛发酸。
天渐渐暗下来了。峡谷对面的山变成了青灰色,再变成灰黑色。谷底那条白线也看不见了,只剩下轰隆隆的水声,从底下传上来,闷闷的,像很远的地方在打雷。
春天在厨房里烧火。麦草引燃了,噼啪响,烟从灶膛口冒出来,带着一股草灰的味道。
“老江——”他喊了一声。
“嗯。”
“水开了,先喝口水。”
我转过身,离开院坝,走进那间堂屋改成的厨房。灶膛里的火映在春天的脸上,一跳一跳的。他递给我一碗热水。我接过来,蹲在灶口,两只手捂着碗,感到那点热气从掌心一直传到胳膊里。
那天晚上,我躺在那张铺了麦草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山里的风从门缝灌进来,带着草木和泥土的气味。春天已经睡熟了,呼吸匀匀的,偶尔翻个身。远处有狗在叫,叫一阵,歇一阵,像是在跟山里的什么东西说话。
我想起父亲走的那条路。他回去之后怎么跟母亲说?他会说“那里还行”还是“远得很”?
我又想起母亲坐在灶房门口的那张凳子上,手里拿着点什么,又不知道自己在拿什么。她这会儿大概也在想,她那个儿子,睡在哪个山沟里,盖着哪床被子,身边有没有人。
睡意终于来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句话:来都来了,就好好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