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一年(1885年),梁济(梁漱溟之父)考中举人,曾在京城贵族府中做过家庭教师。尽管他人微言轻,梁济却始终怀着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他认为中国之贫弱全在于念书人专务虚文,因此十分鄙视那些清流名士和经学大师;他主张维新改良,曾和友人彭翼仲创办《京话日报》,向民众普及近代知识。
梁济把长子送到东京学商业,还让两个女儿接受了新式教育。1898年,梁漱溟开蒙,梁济要他学习一本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启蒙读物《地球韵言》,而不是去记诵四书五经。
梁济一度以为“革命更新,机会难得”,但有了民国,他观察到的却是“南北因争战而大局分崩,民生因负担而困穷憔悴,民德因倡导而堕落卑污”的民国乱象。
1918年11月7日,梁济收拾好纸笔准备出门,偶然看到报上的一条新闻,自言自语道:“世界会好吗?”一旁的梁漱溟答道:“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梁济点点头:“能好就好啊。”说罢出了门。
3天后,他写下《敬告世人书》:“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
《敬告世人书》写完,梁济毅然在积水潭投水而死。“这个世界会好吗?”是梁家父子最后一次的谈话内容。父以死示决绝,子以心许光明。这大概是二十世纪最沉重、最刺心的一场父子对话。
梁济投湖时,老舍已经19岁了,他们都生活在北京,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认识。老舍1924年去伦敦大学担任讲师;1930年—1936年期间,老舍归国赴齐鲁大学任教;1946年,老舍受邀去到美国游学宣讲。
1949年,新中国成立,老舍在美国一天都待不住,立即回国。老舍在新时代写出了《龙须沟》《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他被赋予“人民艺术家”称号。
老舍的文风幽默、语言通俗,他为人也幽默风趣。作家楼适夷有次去看望老舍,问他最近写些什么?满族出身的老舍笑着说:“我正在当‘奴才’,给我们的‘皇帝’润色稿子呢!”。两人一阵大笑,原来老舍正接受一项新任务——为末代皇帝溥仪修改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
1966年8月23日,老舍与30多位作家、艺术家一道,被挂上“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文人”的牌子,押至北京孔庙大成门前,向焚毁京剧服装、道具的大火下跪,惨遭污辱、毒打后,血流满面、遍体鳞伤的老舍被押回市文联,又遭到残酷殴打,直至8月24日凌晨回到家中;还要求他24日上午到市文联继续接受批斗。
1966年8月24日清晨,向来幽默风趣的老舍,默默独走到北京城西北角外的太平湖畔。深夜,直到湖畔空无一人,他站起来,毅然决然地投入湖中。
老舍自沉太平湖的时候,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延安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考官,深耕钢琴教学领域三十余年,教学经验丰富、成效显著的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副教授白保国还没有出生,但白保国教授肯定知道“人民艺术家”老舍。
白保国创作了百余首钢琴曲及歌曲作品。其代表作歌曲《花开的季节最想你》获得“百年中国·全国高校原创音乐作品大赛”作曲类金奖,并获陕西省第十二届“五个一工程”歌曲创作优秀奖;歌曲《红红的太阳笑着来》曾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他曾多次指导本科生、研究生举办毕业独奏音乐会,并多次荣获延安大学本科与研究生毕业论文优秀指导教师奖;曾连续五次担任中国珠江“凯撒堡”钢琴大赛陕西赛区评委,连续六次担任延安市文化局主办的钢琴大赛评委……
虽然白教授在教学和专业上成果斐然,但因为在两个连续聘期内,没有完成15万横向科研经费与出资5万元发表论文等硬指标,被学院认定为考核不合格,面临着降级和转聘。所谓横向课题经费就是企业出钱,委托高校为企业提供专业服务。现实中绝大部分教师为完成横向课题经费指标,基本都是自己掏钱,通过合作企业转账至学校,再由学校财务回流至本人;论文则可以自己掏钱来发表凑够数量。白教授把这种荒诞的事情,称之为“皇帝的新衣”。
高校这套考核系统容不下白教授,2026年10月某一天,这位“温厚”“严谨”且“极富人格魅力”的良师,他忍不了这种羞辱,拒穿“皇帝的新衣”,留下一封绝笔信投湖离世,以死明志,年仅54岁!
梁济、老舍所处的时代早已经成为过去,但逼文人投湖的事情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