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解放思想的时代,古城西安走在了时代的潮头,扮演了引领者的角色。比如,文学界以陈忠实、贾平凹、路遥为代表的陕军东征;电影界以吴天明、张艺谋为代表的西部现象;音乐界以赵季平为代表的民族风;历史界以秦晖、王子今为代表的史学新锐;经济学以张维迎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他们都是八十年代从西安成长、出发的。
1983年8月9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西北大学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张维迎《为“钱”正名》一文,这篇文章立即引起了全国多家报刊批判;张维迎被点名,列入当时陕西所谓“八大自由化分子”之一。
陕西省委科教部部长赵长河打电话给西北大学党委书记郭琦,要求学校开除张维迎,郭琦反对,双方争执激烈,赵长河摔了电话;之后,陕西省委书记章泽亲自上阵,把郭琦叫到办公室,批评他反应太慢,说这样的学生必须开除!
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郭琦与省委书记据理力争,说不能因为一篇文章就开除一个学生,我看不出来这个文章有错误的地方,况且《为钱正名》也有积极的地方。
章泽说不过郭琦,就喊来管教育的赵长河助阵。赵长河来了直接说文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是精神污染,开除了他也是表明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方面和中央保持一致。
郭琦反问赵长河:你说《为钱正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我问你,你对资产阶级了解多少?张维迎是一个学生,还是正在学习的阶段,他又能对资产阶级那一套了解多少?大家都没有了解,你给人家扣帽子,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是精神污染?你觉得说得通吗?
赵长河说郭琦不看报。郭琦则说:那些批判文章,我确实都没有完整的看完过,但有一点我清楚,你不能说我开除一个学生,把这个学生认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开除了,来表示学校和中央保持一致……
章泽、赵长河和郭琦不欢而散。郭琦回校,时任西北大学校长巩重起和校党委班子都支持郭琦的两点想法:第一,不搞批判,但只作为学术观点开展校内讨论,一批判性质变了,不能再整人了;第二,不要让张维迎做检讨,他一检讨,岂不是表示我们以后要把年轻学生的嘴堵上,不让人家思想了,不要人家说话了?
全国都在批判张维迎,张维迎一度很担心没法毕业,但学校坚持原先方案,没有给他任何处分。现在看来,如果不是郭琦抗命,恐怕中国就没有一个为市场经济鼓与呼的经济学家张维迎了。
张维迎在写出《为钱正名》的第二年(1984年4月),25岁的张维迎再次对中国死水一潭的计划经济扔下一块石头,写就《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
当年9月,全国召开首次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参加的“莫干山会议”,当时还是西北大学研究生的张维迎受邀参会。他的放开价格管制、让市场供求决定价格的主张成了争论最激烈的议题,最终他的“价格双轨制”成为国家政策,该文成为了30年改革史最重要的文章之一,拉开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的序幕,张维迎为中国经济市场化建设的探索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们都知道,起初,西北大学的举办者是陕西省人民政府,那时西北大学是由陕西省主管(2009 年3月,西北大学才成为陕西省与教育部共建高校)。当年,以郭琦为首的西北大学竟然可以不听陕西省委科教部部长的话,甚至还可以违抗省委书记开除一个学生的命令,这简直不可思议!
张维迎这段历史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至今让人慨叹不已。在那个时代,虽然会出现学生写篇文章就面临被开除的事情,但也会出现学校违抗上命,拒绝开除学生的事情。而现在,年近古稀的张维迎还不计个人安危不断的呐喊,不但像张维迎那样的学生却看不到了,而且学者们个个像张维为,像张维迎的学者们也罕见了。同样,像郭琦那种敢于抗命的校长更是绝迹了——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