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榨沱发生的事
李旭葵
在文革的中期，1970年3月12日，四川省邛崃县以武装部为主，成立县革委扩大会议领导小组，学习贯彻中共中央（1969）87、88号文件，贯彻解决四川问题的“12·25”批示，抽调了在三和银杏坪（兴福寺）“县五七干校”劳动学习的绝大多数原县委、政府及公检法系统的人员，再加上县上单位部门所谓被“解放”的“走资派”领导，经过集中学习后组成干宣队，进驻全县各公社（乡镇）。
我属于县委系统单位到五七干校的，当时也被抽凋到干宣队进驻县的油榨公社（今南宝山镇）。油榨干宣队共三人，由原县税务局副长龚秀高为队长，羊安区供销社主任李德廷和我为队员。
当时没有公共汽车，油榨离县城六十华里，是骑自行车搭上行李去的。
据说油榨沱山岩下的河水深处，有一石形如油榨，常年淹没水中，晴时清晰可见。夏天气温高时，时冒水泡，状若油花。油榨沱之名，由此而来。
到了油榨公社，我被分在十一大队，又叫盐沱大队，土地名叫盐水沱。隋朝大业十二年时(616年)时将火井镇改设为县，名火井县，火井县治所遗址在油榨场北面二华里盐沱村盐水沱处枫香坪，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天然气的地方。
按照干宣队的工作安排计划流程，先是在公社礼堂召开全公社各村干部参加的干部大会。会后，各村先召集村里被管制戴帽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参加加的会议，即“五类分子”会议。大队（村）书记、大队长和民兵连长参加，在会上对“五类分子”进行训话。要求他们必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改造，不准乱说乱动，出村要请假。
来大队参加训话会共有六名“五类分子”，我按大队书记提交的名单，逐个进行点名核实。我发现来参加训话会的“五类分子”中，有一个年龄看来仅三十来岁女的地主分子，我感到惊讶。我当时才26岁，刚解放的1951年土改运动我都已五、六岁，对评家庭成分子也了解。三十来岁的人在土改时，才十来岁，还不夠评个人出身成分的18岁法定年龄，怎么成了“地主分子”呢？
我感到非常疑惑，问大队支部书记：“这六名都是你们大队的五类分子？”
“全部都是的。”大队书记肯定地答复我。
但我仍感到怀凝，便问那个三十来岁女的地主分子：“你是地主分子？”
“是的，我是地主分子。”她抬头低声胆怯地答复我。
“你今年多少岁？”
“今年刚满三十岁。”
“三十岁怎么会是地主分子？”在我接连询问下，她才战战兢兢地说了。她的母亲是地主分子，每次开五类分子会，以前她经常搀扶陪着多病的母亲参加。后来母亲卧床不起，她也被通知代母亲参加。母亲死了，习惯成自然地就被当成了地主分子，每次开五类分子会也被通知参加。出身地主家庭，只有逆来顺受，不敢说话。
在大队五类分子会中，还有一位四十来岁外地口音的男子汉。我问他是什么身份，他说他是在三年饥荒年头，因偷生产队的粮食而判刑在油榨的南宝山农场劳改三年。刑满释放，因家里已沒有人，只好在南宝山劳改农场所在地盐沱大队上门。因他劳改释放的，大队说他是“劳改释放分子”，因此也列入了大队的五类分子。
下来，疑惑的我专门问了公社的治安员吴万荣，盐沱大队劳改释放犯和那三十多岁女的，是不是属于五类分子？他说公社五类分子上有他两人的名子，是不是五类分子，他也拿不准，不敢明确答复。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宁左勿右极左年代，谁都怕沾上了阶级立场不稳包庇阶级敌人的嫌疑罪行。
事后，吴万荣专门骑车去县城公安局查了，在县公安局的五类分子名冊上的确没有发现有这两人的名字。
回公社后他告诉了我，我才下大队，当着大队干部对那两人宣布，叫他们今后不要再参加五类分子会。他们两人听了，口噔目呆，还怀疑是不是听错了，特别是那女的，抬头战战兢兢惊诧地问我：“那，那今后我还是不是地主分子？”
“到县上查了，名册上没有你的名子！” 我明确告诉了她。
“噢！”她听了，埋头眼泪汪汪，半天说不出话来。
有一天，从公社食堂吃了早饭，习惯地要出门在不长弯斜的一条很窄很短的老街转一圈。快走到街场口和公路的交叉路口，很远就听见在那公路方向传来人群的哄闹声。原来是街上桃花大队的社员扛着锄头出工，看见他们正围着一辆解放牌大货车吵闹起哄。
好奇的我，走上前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从一旁的社员口中得知，原来是邛崃县车队运水泥到玉溪河工程的汽车，在公路上把街上桃花大队书记的猪撞死了。“这还了得，把书记的猪撞死了！”
在当年，评工记分年终分粮是生产队社员（农民）在生产队长吹哨子，摧促喊人下集体下地干活。我心里非常清楚，大队书记的猪被撞死了，这些社员见了，趁机把驾驶员围着瞎起哄。看来是在维护他们的书记，实际上正好找到了借口，消磨时间不下地，当天还能评工分。
书记的老婆见社员都七嘴八牙腔地维护她，更加大声吼闹，叫驾驶员陪钱，闹得不可开交。突然，汽车驾驶员发现了我，朝我大声喊道：“工作队的同志，你来评评理！”
团团围在汽车的社员，都把目光盯着我，还有人高声叫道：“李同志，你来解决！”
我只好走上前，对他们说：“不要在这里起哄，影响公路交通，有什么事到公社去解决！”
大家都说好，驾驶员和书记的老婆及一些社员，就到了公社。按正常规矩程序，该由公社办公室的人出面调解处理。县上刚又下了维护交通安全，要求猪要圈养，严禁在公路上放敞猪。是街上大队书记的猪就是在公路上被撞死了，因此感到为难，都怕担责任，悄悄地躲开了。我又不是本地人，因此不怕得罪，便主动出面负责调解处理。
当地人都知道大队书记老婆狗仗人势，又泼又横。我便先发制人，大声责问大队书记老婆：“你的猪是在哪里撞的？”
“在公路上。”
“县上下的要求严禁在公路上放敞猪的公告，为什么你家还在放敞猪？”
“我家书记修玉溪河去了，家中沒人，是猪自已跑出去了。”
“你家既然是书记，，为什么不带头遵守？还横不讲理起哄，大家都像你那样，公路交通岂不乱套了！”
刚才还嚣张的书记老婆，被我镇住了，忽然号啕大哭：“好不容易喂到三四十斤重，就这样被撞死了！”
在场看热闹的不少社员幸灾乐祸，心里偷偷怍乐，平时作威怍恶，今天总算也被人管，为他们出了口恶气。驾驶员见了，便偷偷地扯了我的衣角，把我拍在一旁，悄悄地对我说：“我还得出血赔点钱，否则今后不敢在这路上跑！”
“出多少血呢？”驾驶员悄悄用三根手指比了一下。心神领会的我，知道是什么意思。
强龙难斗地头蛇，工作队早迟要走。驾驶员在路上开车就不同，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确是江湖上说的“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丢下买路钱。”心头有了数，就对书记老婆说：“在公路上放敞猪被汽车撞死，按县革委的公告规定，驾驶员没有一点责任。但人家司机为了照顾工农关系，知道农民养猪不容易，愿意给你30元补助。” 我再三强调，这不是赔偿。在当时30元钱，也不是小数，够再买小猪的钱。
书记老婆看在我是工作队，鼻子大了把嘴压住，不敢再像往日那样高高在上蛮横撒泼，不敢讨价还价，只好同意了。
实际上，那刚成立不久的县车队驾驶员我熟悉，在这种场合下只能装着互不认识的陌生人。
有一天傍晚，进县城办事回油榨公社天刚黑。我走出公社在街边，就看见一个五六十岁女的，被后面两个挎枪的民兵押着进场上街打锣游街。“怎么回事？”我问街上身边的人。
人家悄悄低声告诉我，原来是街上桃花大队一个贫农家的女孩，和地主成分的男孩，两个是同学关系，偷偷谈恋爱被女孩的父母知道了。因为男家是地主成分，女孩家里所以坚决不同意，不准他二人来往，还把女孩关锁在家里，不准出门。女孩却态度坚决，死都要嫁给男孩，就是要和男孩坚诀耍对象。后来，女孩翻窗爬墙逃出了家，跑到了男孩家中躲藏。
男孩家里一再劝女孩，说因成分不同而不要再来往。但女孩整死不走，就是要坚决嫁给男同学，弄得来男家很为难。
这还了得！女孩的父母见了，找大队干部又哭又闹，要求大队出面干预，但女孩就是不听。大队民兵连长就派了两个基干民兵，把男孩的地主分子母亲抓来押着打锣游街，高压强制威胁男孩割断关系，不准再和女孩耍对象。
原来是这样的，那晚上我觉得不大对头。女的和男都是二十来岁，正是谈婚论嫁的年龄。男婚女嫁，自由恋爱，又不犯法，难道成分不好就不准恋爱结婚？
第二天一早，我还听说，就在晚上男孩的地主分子母亲被抓来打锣游街时，女孩冲出去在街上把锣抢了，边打锣边喊：“是我要嫁给他的，不关他家的事！”引起了街上议论纷纷，大队干部弄得来很难堪，下不来台。
我问公社办公室的杨福莲，她又是公社的妇女主任：“是女孩坚决要嫁，却把男孩的地主分子母亲被抓来打锣游街，这恐怕不大对头？”
她“哎”的一声长叹，吞吞吐吐地说道：“这年头，哎，一言难尽，怎么说呢？人家自由恋爱又有什么错呢？”
转弯抹角的话语，我听得懂弦外之音，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年代，公社干部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战战兢兢过日，谁还敢管这烫手的事！
我又不是当地人，工作队的人早迟要走，不怕有什么麻烦，当日找了桃花大队的书记和民兵连长，直截了当地说了，“是人家子女谈恋爱，却把人家的母亲被抓来打锣游街，恐怕有点不妥吧！”
就这样，男孩的地主分子母亲，就沒有再被抓来打锣游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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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11-9 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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