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许多刻有传统生活方式印记的媒介已逐渐远离人们的视线,甚至正走向消亡。从这一点而言,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成都亦在劫难逃。省作协会员、老成都冯水木长叹:“比如会馆,作为研究清代成都经济文化的重要文物,目前除了陕西会馆是唯一幸存者外,其他的早已不见了踪迹。”
据文献记载,会馆是明清时易籍人在客地的一种特殊社会组织。顾名思义,会馆就是聚会和聚居之场所。而四川境内会馆之多、分布之广,会馆建筑之密集与豪华,可谓全国之前茅,这与四川特定的历史条件有关。
清代成都经济逐渐恢复,各地来往商贾、旅客络绎不绝,城市工商业繁华。随着旅居成都的外省人日渐增多,会馆便成为这些同乡人往来、聚集的理想场所。历经岁月沧桑,众多会馆揉和了各地移民带来的不同风俗和文化,形成了独特的会馆文化现象。
清同治年间《成都县志》,详列了成都城内会馆,共计有十五处。《成都通览》一书列举的城内会馆,较同治年间又增加不少,大小计有近三十处。
清代成都会馆地图
清人魏源在《古徽堂外集》中曾述及,明朝末年,“张献忠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
正如《锦城竹枝词》称:“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这些长期大量西移的客民,在长江中、上游诸省建立了很多会馆。
成都亦然。在总府街,有福建人修建的福建会馆,即现在假日酒店所在地;湖南、湖北人修建的湖广会馆(以前湖南、湖北统称为湖广),也在总府街;在金玉街,有浙江人修建的浙江会馆,山东人修建的山东会馆,广西人修建的广西会馆;在正通顺街,有云南人修建的云南会馆;山西人修建的山西会馆在古中市街;在棉花街,有江西人修建的江西会馆;在西糠市街,广东人修建了广东会馆;此外,还有布后街的河南会馆、贵州馆街旁的贵州会馆、古卧龙桥街的川北会馆等。
大量移民给近现代四川的影响是无比深远的。文化和人种的风云际会,使得蜀文化呈现出一种兼容并包和开放的态势。
比如会馆建筑,成都许多会馆建筑都是令人惊叹的古建筑珍品。成都城内规模最大,最为堂皇的会馆是福建会馆和浙江会馆,现惜乎不存。据冯先生考证,福建会馆是成都当时最大的会馆,占地60多亩,馆内陈设均呈现出浓郁的本地特色。
最具盛名的陕西会馆位于陕西街(现蓉城饭店内)。它始建于清康熙二年(1663年),嘉庆二年(1797年)经过扩建和修葺。现存建筑乃光绪十一年(1885年)由陕籍四川布政司首倡,成都“庆益”、“益泰”等33家陕人商号集资重建。整个建筑凝重端庄,古朴而有气势,在造型和装饰方面较好地继承了中国古建筑的优秀传统,体现出清代较高的建筑水平。
清末保路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曾在会馆内建保路同志会的分支机构。会馆门匾“陕西会馆”四个字,为于右任所书。现为成都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会馆文化与会馆经济
会馆多由同乡人士在异省集资公立,同乡宦游经商之人依例可享受免费住宿便利,多少具有工商场所、俱乐部和同乡旅馆性质。此外,会馆还是联络感情、互相帮助、交流信息的中转站,由此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成都会馆文化和会馆经济。
成都各会馆的祭祖活动,多有戏剧助兴。旧时成都无戏院一说,城乡百姓看戏听戏,多在各处会馆。成都各会馆落成,均要举行新塑神像开光仪式,必有戏班到场助兴。会馆建筑中,万年台(戏台)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普通百姓,不分省籍,均可免费观看,成都城内的各省会馆中,戏剧演出最有特色。福建会馆实力雄厚,天天晚上都要演戏。最火爆的要数陕西会馆。陕西会馆的戏台最大,装饰华丽,传说为鲁班亲手建成,并立有一铁杆,以示万年永固。
最初,许多会馆建筑都建于城内荒野之处,并多无街道铺户。冯先生考证,成都的会馆大多靠近东门(春熙路、总府路以东)商业繁华之地,这与当时的移民大多从事商业、实业有关。后因会馆会期甚多,商家小贩依会馆做起买卖,逐渐修成街房,渐成规模。会馆的兴旺,自然带动了饮食和百货业的发展,这就是“会馆经济”。
此外,从成都许多与会馆有关的街道名称,也可看出当年“会馆经济”的烙印。
城内除陕西街、湖广馆街、贵州馆街、江南馆街、燕鲁公所(直奉会馆)街等直取会馆名为街名外,其它不见会馆名的街道亦多与会馆有关。
外南小天竺街,此街有浙江会馆,人称小天竺庙(因杭州西湖附近有小天竺山),街得名于此。
金玉街街北有广西会馆、仁寿宫、浙江会馆(城内外各有一处),俗称三道会馆。浙江会馆始建于清康熙年间,馆内有历朝文魁匾额,多历年岁,匾额益多,时人誉之为“金玉满堂”,街因此得名。\(冯水木先生供图\) □本报记者陈宇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客户端下载
发表于 2011-6-1 16: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