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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鼓励官员提前退休的一种手段，“离岗提级”并不是什么新事物，它在全国范围内曾经不同程度地存在，只是最近才引起社会的反弹。而这一现象的实质，也不是什么为年轻人创造机会，而是为权力创造资源，是权力膨胀的产物，也是腐败滥权的前奏。
继河北黄骅62名干部“被退休”一事曝光后，《中国经营报》记者经调查得知，仅在2013年，这种提前离岗的现象非常普遍，甚至在北京下属郊县，也出现针对55岁以上干部，劝其提前离岗的情况。这一事件之所以到今天才引发关注，当然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关，因为该《决定》明确提出，马上着手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
中央决定延迟退休，但地方却鼓励官员提前离岗，这种反向操作极为诡异，但道理非常简单。前者被舆论解读为养老金存在巨大的缺口，而后者则是为权力创造腐败资源。一位官员离岗，空出来的是一个编制一个职位，这于官员来讲无疑是一种优质的资源。而官员离岗后，也得到了职级上的调整，而且经过笔者的亲身经历，有些地方还规定提前离岗的干部在达到法律规定的退休年龄前，工资待遇与在岗人员享受同等待遇。
“离岗提级”是对法治的亵渎，是一种光天化日下的腐败。但由于这种政策是以制度的形式存在的，人们往往忽视了它的存在。事实上，这种腐败的危害通常要比单个的腐败案件要大，它不仅无端增加了财政负担，而且对法治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让制度形同虚设，使“潜规则”大行其道，是对法治的一种“反动”。
“离岗提级”之所以蔚为风尚，这和权力的秉性有关。在权力社会，权力者对权力资源的追求是无限的，他们时刻有扩大资源量的冲动，也正是这种冲动，才使“离岗提级”愈演愈烈，致使各地纷纷仿效。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权力在为自己创造资源上多么的富于创新精神，而在对监督的抵触上又是多么的殚精竭虑。
法律失效和凭空创造腐败资源是“离岗提级”的两大结果，但实施者却将这种作法包装成尤物，这简直有点臭不要脸了。本来是想让自己的“店铺”多几件商品，但却美其名曰 “为年轻人让出工作岗位”，这简直是在侮辱中国人的智力。倘若这样的现象不被制止，那么更严重的事情随后就会发生。
其实，权力为自己创造资源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早前，曾经曝出辽宁铁岭有９个副市长、２０个秘书长的传闻。而据《新京报》近期的报道，铁岭的副市长已经减少到7名。报道指，这种现象并非铁岭所独有，在全国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记者统计全国250个地级市政府副市长，结果显示最少的甘肃省酒泉市副市长配置仅有2名，最多的江西省赣州市和四川省宜宾市，则配置了副市长10名，后者是前者的5倍。
副市长的设置之所以如此混乱，主要是因为制度存在严重的漏洞。2007年，国务院出台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条例未对地方各级政府的领导职数做出规定，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也未规定地方政府工作部门正职和副职的职数，全国大部分省份也未针对地级市政府的领导职数做出明确限制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们创造资源的能力也就完全被激发出来了。
相较于各地在副市长职数的创造能力而言，“离岗提级”则是公然对抗法律的行为。1993年颁布的《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它的第十五章第七十八、七十九条有关于退休这一要件的规定：一是男年满六十周岁，女年满五十五周岁；二是丧失工作能力的；三是男年满五十五周岁女年满五十周岁，或者工作年限满三十年的，由本人提出经任免机关批准也可以提前退休。
我们再以黄骅的事情为例，河北黄骅市委常委会划定了科级干部提前离岗的年龄线：正科年满53岁，副科年满52岁。在实施过程中，黄骅政府采取强制措施，从而遭到个别干部的强烈反对，这也这起事件发生的背景。尽管用以交换的价码非常诱人：“保留一切待遇，工资连涨三级”，但对于掌握实权的人物而言，这点小便宜简直不算什么，这可能才是这一事件演变成“网络事件”的原因。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离岗提级”不仅是公然挑衅法律的行为，而且是光天化日下的腐败。如果对这种现象放任自流，就是对腐败的纵容和对法治的亵渎，它以增加财政负担为代价，主动为权力创造腐败的机会，如此大逆不道的行为必须被严格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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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10 1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