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7.23：《防疫功臣 汤飞凡 诞辰》

柳柳柳

1897.7.23：《防疫功臣 汤飞凡 诞辰》

1897.7.23：《纪念 湖南病毒学家 汤飞凡》

湖南病毒学家------汤飞凡          1897年7月23日出生在湖南醴陵汤家坪。1921年，他自湘雅毕业，到北京协和医学院细菌学系进修。在协和进修三年多，读了许多书，扎扎实实地掌握了各种实验技术。1925年，汤飞凡被推荐到美国深造，进了哈佛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系。系主任秦瑟教授是世界闻名的学者，他的研究重点正转向立克次体、病毒等微生物。1928年秋，汤飞凡接到颜福庆的信，希望他回国到中央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前身）任教。颜福庆是中国第一代现代医学教育家，曾任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现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校长、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当时任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在1929年春他回到上海，就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细菌学副教授。1932年医学院脱离中央大学而独立，更名为上海医学院，汤飞凡升为正教授。同年，他应聘兼任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细菌学系主任。他除了继续研究病毒外，还作了不少传染病病原学工作，如对沙眼、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脑膜炎、流感、致病性大肠菌肠炎等的研究，还开始了当时很少研究的牛胸膜肺膜炎研究。

奋起抗日      1937年8月13日，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上海守军奋起抵抗。他走出试验室参加了上海前线救护医疗队，到离火线只有数百米的急救站抢救伤员。汤飞凡在医疗队日夜冒着炮火抢救伤员，三个多月里只回过两次家。后携夫人奔往长沙，不久担任了中央防疫处处长。1939年初防疫处迁至昆明。他亲自带领职工在业余时间铲除荆棘，种植花木，铺设道路。大家在欢乐声中建设自己的家园。防疫处附近没有医院，他设了一个医务室，由医学院毕业的人员轮流给当地居民看病，解决居民小伤小病的就医问题，他们还能接生。附近没有学校，他们办了一所子弟小学，规模虽小，但教学质量不低。他彻底改造了旧防疫处，停止制造过时的或证明无效的制品，参考国外的经验和根据本国需要增加了新制品，通过研究试验或引进，改革了旧工艺。防疫处生产的疫苗和血清不但供应大后方的防疫需要，并支援了陕甘宁边区。这些制品因为质量达到国际标准，也被在太平洋战区作战的英、美盟军所采用。1943年，他们还制造出中国第一批临床级青霉素。实际上防疫处不仅是个“工厂”，它还是当时大后方的一个绝无仅有的微生物学、免疫学的基地。当时曾在防疫处工作或学习过的许多年轻人后来都成了新中国在这些领域的骨干。汤飞凡1945年秋到北平，发现原防疫处址已被日军在投降前破坏，必须重建。他又得第二次白手起家，经过奔走，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拨到几批面粉和一些剩余物质，又从美国医药援华会那里捐到一批仪器设备，用“以工代赈”的名义兴建新址。他尽量利用从旧建筑上拆下来的材料和设备，亲自审查设计图纸，并住在一间旧传达室里监督施工。1947年元旦落成，共万余平方米，比旧址规模大而且有所扩展，增建了抗生素车间和研究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展成为中国医学科学院抗生素研究所）以及实验动物饲养场。1946年春天已恢复了牛痘苗等急需制品的生产，并支援解放区牛痘苗10万支。新址建成后又增加了青霉素、卡介苗和丙种球蛋白的生产。可是1946年6月内战全面开始。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防疫处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汤飞凡继续担任所长。

建设新中国        人民共和国建国伊始，卫生部门最紧迫的任务是控制对人民威胁极大的传染病的流行。政府决定大规模施行预防接种，要求研究所扩大生产，保障疫苗供应。汤飞凡接受任务后，集中精力组织大规模生产和解决生产中的各种技术问题。在全所职工的努力下，制品产量1951年比1949年增加了7倍，1952年又比1951年增加了13倍。1949年10月原察哈尔省北部鼠疫流行，为了控制疫情，需大规模接种鼠疫减毒活菌苗。国内没有这种活菌苗，只好从苏联进口，仍不能满足需要。汤飞凡亲自领导一个组突击研制，只用了两个多月，就制造出菌苗900余万亳升。共和国成立后遭到西方国家的封锁，但与亚非拉国家交往很多，非洲和中美洲许多地区有黄热病流行，到这些地区的人员需注射黄热病疫苗。此种疫苗国内没有，汤飞凡用1947年从美国获得的无毒病毒株17－D，制出了活疫苗。为了扑灭天花，中国50年代就实行普种牛痘。当时这个研究所是主要的痘苗生产供应单位。因为使用了汤飞凡研究出来的乙醚杀菌法，该所在简陋的条件下迅速增加了痘苗产量，1949年底，每天产量已超过10万支，为全国消灭天花作出贡献。中国在1961年就消灭了天花，比全球消灭天花早16年。1950年卫生部筹划在全国建立六个生物制品研究所，并将生物制品划归国营生产，汤飞凡非常拥护这个计划，并提出一项重要建议：设立生物制品质量管理的中央机构。卫生部就委托他筹建“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1951年该所成立，他临时兼任所长。汤飞凡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部生物制品规范—— 《生物制品制造检定规程》 （草案）。中国从此才有了生物制品质量管理的统一体制。

沙眼衣原体         到了1954年，烈性传染病已被控制，防疫的重点转向常见的、多发的传染病。汤飞凡呈请卫生部批准他摆脱行政事务，恢复他中断了20年的研究工作。获准后，他首先恢复了对沙眼的研究。那时沙眼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广泛流行，中国人口中有50%患有沙眼，边远农村有“十眼九沙”之说，危害极大。他认为沙眼病原体是比牛痘病毒更大的、接近立克次体的“大病毒”，许多性质近乎鹦鹉热和鼠蹊淋巴肉芽肿病毒。循着这条思路，他制定了研究计划，同步进行了沙眼包涵体研究、猴体感染试验和病毒分离试验。为了保证病理材料可靠，他特别请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专家张晓楼鉴定所选的典型病例，从1954年6月开始了工作。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汤飞凡亲自带助手从同仁医院沙眼门诊取回材料201份，在48例中找到包涵体，并发现包涵体有四种形态：散在型、帽型、桑椹型和填塞型，阐明了它们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澄清了自从1907年发现沙眼包涵体以来的混乱认识。后作了8次试验就分离出了一株病毒。这个世界上第一株沙眼病毒被汤飞凡命名为TE8，T表示沙眼，E表示鸡卵，8是第8次试验，后来许多国家的实验室把它称为“汤氏病毒”。沙眼病毒分离成功在国际科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因为这是一个关键性的突破，将长期处于低潮的沙眼研究一下子推上了高潮。

伟大贡献          沙眼衣原体分离成功后，汤飞凡将研究重点转向当时对儿童的健康和生命威胁极大的麻诊和脊髓灰质炎。1954年恩德斯发表了用组织细胞培养分离麻疹病毒成功的报告。汤飞凡认为这是病毒方法学的一个突破，必须尽快掌握它。1955年，他就领导闻仲权开始建立了人胚和猴肾细胞的组织培养。1958年，在他的指导下吴绍元分离出中国第一株麻疹病毒M9。组织细胞培养技术的建立，不但使麻疹病毒分离成功，而且为制造脊髓灰质炎和麻疹疫苗奠定了基础。

英年早逝         汤飞凡自从1954年恢复研究工作以来，成果累累。他眼看着一些年轻人在他的手下茁壮成长，十分高兴。他对夫人说：“到底是在新社会，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在这样短的时间里顺利地作出这么多工作”。可是，一场悲剧突然发生了。他在“拔（资产阶级）白旗运动”中受到不应有的批判，于1958年9月30日清晨自杀。噩耗传来，人们不肯相信，像他这样一个意志坚强、百折不挠的人怎么会选择自杀的道路？也许正是他倔犟的性格和强烈的自尊心使他宁愿庄严地死去，也不甘无端的受辱！

永远纪念        汤飞凡的学术成就不只是沙眼病原体的发现。他在病毒学发展的早期就有过重要贡献。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当时甚至病毒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还在争论，那时还没有电子显微镜、超速离心机等现代化仪器设备。汤飞凡和秦瑟利用砂棒滤器、普通离心机等简单设备，用物理方法证明了病毒是可过滤的、能离心沉淀的、能自我复制的、有生命的颗粒，是寄生于细胞内的微生物。他们还研制成第一代微孔滤膜（火棉胶膜），并用它测定出各种病毒的大小。汤飞凡也是最早研究支原体的科学家之一，1936年和他的学生魏曦首次描述了支原体的五个形态不同的发育阶段：颗粒状、丝状、分枝、成链和崩解阶段，阐明了支原体的生活周期。汤飞凡是一个前程远大的科学家，他的过早逝世是中国和世界科学界一个无可弥补的损失。

永远纪念        1981年国际沙眼防治组织向他颁发了沙眼奖状和奖金；1982年他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汤飞凡短短的一生能有这样的成就是和他有一位忠贞的伴侣分不开的。他的夫人何琏在他的生前，对他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在事业上给他以无条件的支持。抗日战争爆发后，她放弃在上海租界里有洋房、有汽车的优裕生活，随丈夫到艰苦的大后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汤飞凡接到英、美好几家大学的聘请，本来准备移居海外，这对何琏来说是十分自然的选择，因为她的父亲是著名的国民党将领何键，共产党来了会对她怎样，不能不使她担扰。但是因为汤飞凡不愿意离开祖国去寄人篱下，她支持他的决定，和他一起留在大陆。汤飞凡死后，她为了维护他的名誉和保卫他的学术成果进行了坚韧不拔的斗争。为纪念他的卓越贡献，邮电部于1992年11月22日发行了汤飞凡纪念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