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卓文君生活年稽考
高祥君
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和临邛才女卓文君的生活，因一曲“凤求凰”而将其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史籍中，专门记载卓文君生平的传记未曾目睹，只有寥寥数语出自司马相如的传记,而在古今文学和戏剧作品中的卓文君传记却比比皆是。也正是这些各陈己见的作品，淆乱了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真实生活年序。特别在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生卒时间、琴挑夜奔、偕老白头等主要事件的具体年时上，歧义纷呈。为此，笔者细读《史记》、《汉书》、《仪礼》、《华阳国志》、《资治通鉴》和《邛州直隶州志》等史籍、方志的相关内容，从考证司马相如的生平事件入手，对他们两人的生活年进行综合系统地稽考，梳理出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生活年的大致时序脉络。对一些有争议的时间，笔者不揣冒昧，陈己管见，求教方家。
一、西汉历制与公元纪年换算时的年份差异
在考究文君、相如生活年之前，首先应理清西汉前期六位帝王的年号纪年在与公元纪年相对应时，存在帝王同一年号有两个公元纪年的转换差异。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古代各朝历法规定的年之首月不尽相同，正如《史记·历书》卷二十六载：“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意思说：夏朝以正月作一年的首月，殷朝以十二月作一年的首月，周朝以十一月作一年的首月。到了秦朝，《史记·秦始皇本纪》记：“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从改年号开始，“秦以十月为岁首”（《辞海》注释），所以朝贺也在十月。西汉建立后仍然沿袭秦朝的历制，《史记·历书》载：“秦正建亥，汉初因之。” “建亥”即以十月为纪年首月。按该历制推演：汉高祖元年，对应的是公元前206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至次年（即公元前205年）的春一月、二月……到九月止，其它年号的纪年亦从十月启岁，照此类推。从此可清晰看出，西汉帝王年号纪年的每一年都跨度在公元纪年的两个年份间：即十至十二月是公元纪年的当年（在《辞海》中国历史纪年表中可找的对应年份），一至九月则是公元纪年的次年（《辞海》中国历史纪年表中未列入）。细查《史记》、《汉书》可知：从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至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期间的六位帝王的年号纪年均使用“以十月为岁首”的历制。在此期间，《史记》、《汉书》都如：景帝元年冬十月，春正月、二月……二年冬十月，正月、二月……的先冬后春夏秋的顺序记载，到汉武帝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就改用“以正月为岁之首月”了，也就是当下采用的夏历（亦称农历）。此后，帝王的年号纪年换算成公元纪年时才不跨度在公元纪年的两个年份间，只需以《辞海·中国历史纪年表》所列为是。 由于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正是生活在西汉采用“以十月为岁首”的历制时期，使我们容易忽略该历制的一至九月应是公元纪年的次年这个关键因素，从而导致许多作者在将帝号年转换成公元纪年时出现换算失误，甚至为此争论不已，后述一些歧义即源于此。因此，我们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应特别关注不同历制的换算，避免因换算失误而引发歧义。（后述公元纪年均“以十月为岁首” 的历制予以换算。）
二、《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籍中几个较为确切的年份
在《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籍中有几个较为确切的年份记载，这是我们考究司马相如、卓文君生活时间脉络的重要依据，现分条缕析如下。
首先，司马相如离梁王府回成都及到临邛的时间。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会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长卿久宦游不遂，而来过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这段文表明：司马相如回成都后，受临邛令王吉相邀到临邛，住在城外都亭的时间是在梁孝王卒后。至于梁孝王所卒时间，《史记·孝景本纪》载“中元六年，四月，梁孝王、汝南王皆薨。”，《史记·梁孝王世家》记：梁王“三十五年……六月中，病热，六日卒，谥曰孝王。” 从此载中得知：梁孝王是卒于孝景帝中元六年，即梁王即位的三十五年，对应到公元纪年是公元前144年，但“以十月为岁首” 的历制计算，无能梁孝王是薨于四月还是六月（《史记·孝景本纪》的卒月是四月，《史记·梁孝王世家》的卒月是六月，有两个月之差）都是在公元前143年。所以，司马相如是在景帝中元六年六月（取梁孝王世家之记）梁孝王薨后离梁王府（今河南省商丘市辖区内），经长安（现西安）辗转数千里回到成都。按最短时间计算，司马相如从梁王府回成都大约需三月左右，这时已是公元前143年秋季了；在成都稍待时日，相如受王吉之邀到临邛可能已是冬十月了，即为景帝后元元年的首月——公元前143年冬季了。接下来，就发生了流传千古的文君相如的爱情故事。
其次，司马相如被汉武帝召用的时间。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卓王孙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后，“居久之，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上惊，乃召问相如。”，又《资治通鉴·汉纪九》载，武帝“建元三年癸卯（公元前138年），……上自初即位，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庄助最先进，后又得吴人朱买臣、……蜀人司马相如……等，并在左右，……然相如特以辞赋得幸”。由此可知，司马相如被汉武帝召用于建元三年，即公元前138年的冬季。
第三，司马相如拜为中郎将的时间。
司马相如拜为中郎将的时间在《资治通鉴·汉纪十》中明确有记：元光五年初，“蒙乃上书说上曰： ‘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馀万，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上许之。乃拜蒙为中郎将，……从巴、蜀筰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发巴、蜀卒治道，……用军兴法诛其渠率，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使司马相如责唐蒙等，因谕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还报。” 这段说唐蒙在元光五年初（公元前129年）拜为中郎将，“夏，发巴、蜀治南夷道。”（《汉书·武帝纪》卷六）“用军兴法诛其渠率，巴、蜀民大惊恐。” 司马相如奉命责唐蒙、作《喻告巴蜀父老檄》安抚巴蜀民众之事。责唐时，大约已到了公元前129年秋季。
相如完成安抚之事回京后不久，在武帝问及蜀事时，相如建议：“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 “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再到巴蜀。据上述推算，相如拜为中郎将当在公元前129年的秋末。
第四，司马相如写《难蜀父老》的时间。
对司马相如写作《难蜀父老》一文的时间，虽然文中已写明，但现在仍存在写于汉武帝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和“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的分歧。经考证笔者认为“元光六年”的依据较为充分，但时间是在公元前128年，详析见下。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载的《难蜀父老》一文开门见山：“汉兴七十有八载，《集解》徐广曰：‘元光六年也。’（即公元前129年）德茂存乎六世。”后世所作的《华阳国志》注、《中国通史》等均从此说。笔者据《史记》之载计算“六世”帝王在位时间，前五帝在位——高祖12年、惠帝7年、高后8年、孝文帝23年、孝景帝16年，累计六十六年，再加第六世孝武帝即位到元光六年的12年，正好共计78年，与《难蜀父老》的“汉兴七十有八载”和《集解》的‘元光六年也’相吻合。但考虑“以十月为岁首”这一因素，汉武帝“元光六年”就跨度在公元前129年与公元前128年这两年中。再结合前述，司马相如是在元光五年秋末“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再次出使西南夷的，之后“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莋、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臣妾，除边关，边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牁牂为徼，通灵山道，桥孙水(今安宁河)，以通邛、莋。” “为置一都尉、十馀县，属蜀。”完成了西南夷各部族归附、撤除边关、疏通灵关道、建立十馀县等一系列拓疆定边之事，这非短时可成；再加上长安至西南的往返路途时间，至少约需一年，也就是相如拜为中郎将后一年。所以，写成《难蜀父老》应在“元光六年” 的秋季，即公元前128年。此时临近“元朔元年”的冬十月岁首了。因此，第二种说法，只是推算出该文应写在公元前128年，就简单地得出公元前128年就是“元朔元年”的结论，而忽略了当时“以十月为岁首”这一因素；再说，若是“元朔元年”，就不是“汉兴七十有八载”，而是“汉兴七十有九载”了。
第五，司马相如去世之期。
《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117卷载：“司马相如既卒五岁（徐广《集解》：“元狩五年也。”），天子始祭后土。”查《辞海》“中国历史纪年表”中“元狩五年”是公元前118年，而《辞海》却记司马相如卒于公元前117年，就明确告知我们司马相如是卒于公元前117年的一至九月间（“以十月为岁首”推之）。据《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三十一载：“司马相如墓，在导江县（今都江堰市）东十二里。”
至于司马相如去世时，卓文君是否如《西汉文纪》载，文君曾写祭文“司马长卿诔（lěi）”悼念相如，现尚无定论。依愚之见，极有可能。
三、据《史记》和其它史籍中较为确切的年份推算其生活时间
1 、司马相如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的时间。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117卷有司马相如 “以赀为郎，事孝景帝”被赐“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之载，
又《直隶邛州志·人物志》卷三十七有司马相如“及壮，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之记。这段史记和方志给我们提供了相如被赐“武骑常侍”的三个时间切入点：一是在孝景帝时，二是“及壮”，三是“是时梁孝王来朝”。“壮”，《礼记·曲礼上》释：“三十曰壮”，“及壮”表明相如已满30岁；对在孝景帝时“是时梁孝王来朝”的时间，后面已考证出为梁孝王二十九年，即孝景帝中元元年十月（公元前149年）第三次入朝，这年相如正好30岁，正符合“孝景帝时”“及壮”“是时”这三个时间交汇点。所以，笔者认为，司马相如被赐封“武骑常侍”是在公元前149年的九月前，但“以十月为岁首”的历制换算不是孝景帝中元元年，而是孝景帝七年夏秋之季，时年相如30岁，已入壮年。
2、司马相如投梁王和著《子虚赋》的时间。
投梁王的时间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此段史记明确载明司马相如投梁王是在“梁孝王来朝”时“见而说之”，而后称病辞官投梁孝王的。再从前述中已知：司马相如是在“及壮，以赀为郎”后投梁王的。查《史记·梁孝王世家》得知，在孝景帝即位（公元前156年）后，梁孝王分别于二十四年（公元前155年）、二十五年（公元前154年）和二十九年（公元前149年，这里的24、25、29年是从梁王初为淮阳王，后为梁王的通历记数。）三次入朝，按当时制度，诸王入京城和因事暂留京城均需皇上批准。前两次梁王入朝（时间是公元前155年和公元前154年）在京城所呆时日不多，当时司马相如尚未“及壮”；再说，若司马相如是梁王第二次入朝（公元前154年）后投梁的，到公元前143年梁王卒离梁，在梁王府的时间就有11年，与《直隶邛州志•人物志》中记：司马相如“客游梁，……居数岁（应不足10年），归寓临邛”的年数不符。再看梁王第三次入朝，随从甚众，最为得势风光，且留京城时日较长，在《史记·梁孝王世家》中这样记载：“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节乘舆驷马，迎梁王於关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亲故。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就连“梁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这才给了刚获郎官、侍奉景帝的司马相如有“见而说之”的机会。这段对梁王随从“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的描述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都随同至京的记载十分吻合，同时这年相如正好“及壮”。综合这些因素，笔者认为司马相如是在“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 后，即孝景帝中元元年（公元前149年）冬季才“因病免，客游梁”而投梁孝王的。
此外，《资治通鉴·汉纪七》对司马相如投梁孝王后从游入京有另一番记述：孝景帝二年 （公元前155年）“梁孝王以窦太后少子故，有宠，……招延四方豪俊之士，如吴人枚乘、……，蜀人司马相如之属皆从之游。”依此记司马相如在孝景帝二年就从梁孝王入京。细查《史记·梁孝王世家》可知，孝景帝二年，即梁王 “二十四年，入朝”是在孝景帝即位（公元前156年）的次年, 也是梁孝王第一次入朝。那么，在梁孝王第一次入朝，司马相如就随同入京，这显然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载：司马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 “是时梁孝王来朝，……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相悖。因《史记》载司马相如是在“事孝景帝”时“是时梁孝王来朝”，他才“因病免，客游梁”而投梁王的。那怎么可能在梁孝王第一次入朝时就成了梁王的随从，显然是与《史记》不符。再则《资治通鉴》在“蜀人司马相如之属皆从之游”之后，紧接着写道：“每入朝，上使使持节以乘舆驷马迎梁王于关下。既至，宠幸无比，入则侍上同辇，出则同车，射猎上林中。因上疏请留，且半岁。梁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详究这段记载几乎与《史记·梁孝王世家》记“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节乘舆驷马，迎梁王於关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亲故。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的描写文词如出一辙。因此，笔者认为《资治通鉴·汉纪七》这段记载是将《史记》“二十九年十月（公元前149年），梁孝王入朝（第三次入朝）。”之事误记在第一次入朝，所以不能采信。相反更进一步提供了司马相如是在梁孝王第三次入朝后投梁王的辅证。
著《子虚赋》的时间
司马相如在公元前149年投梁孝王后，“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数岁”，至少是三年或三年以上，但不会超出五年“乃著子虚之赋。”因此，司马相如作“子虚之赋”大约在孝景帝中元三年至中元五年期间，即公元前147年至公元前144年期间。
3、卓文君“十七而寡”以及出生时间。
从前面所述已知：司马相如离梁王府回成都及到临邛的时间是在景帝后元元年首月，即公元前143年冬初，是年司马相如已36岁。再结合《西京杂记》卷二载文君“十七而寡”和《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文君新寡”可推卓文君生于何年。但是，对文君是“十七而寡”即遇相如“以琴心挑之”而 “夜亡奔相如”，还是丧夫后“服丧三年”被一曲“凤求凰”“心悦而好之”，才与相如“驰归成都”的，尚存异议。
若以文君是“十七而寡”即 “夜亡奔相如”之说，当年是景帝后元元年首月，即公元前143年十月；那么，卓文君就出生于公元前160年，属汉文帝后元四年。
若从卓文君丧夫后“服丧三年”期满，为一曲“凤求凰”所动，才“心悦而好之”“夜亡奔相如”之论，卓文君就出生于公元前163年，属汉文帝后元元年，笔者赞同此论。此论与前说的分歧集中在文君丧夫后是否“服丧三年”这一焦点上，据当今诸多学者稽考和愚考究，穿丧服、服丧期的仪礼最早起于夏，经商入周后与宗法制度相互渗透而成为一种习俗，流行于周朝各诸侯国，后由周公收纂在《仪礼》之中。到了春秋时期，经孔子及其学生作《传》进一步补充、完善了《仪礼》，使其更加细密完整；当然，其中的丧服之礼也同样得到充实。在《仪礼•丧服》卷中，依照同宗血缘亲疏的程度差异，非常明确的由重至轻将丧服分为五个等级：斩衰（cuī）、齐(zī）衰（cuī）、大功、小功、缌(sī）麻。现在，我们常说的“五服”之内不能通婚之俗即源于此。此卷还载明了每一种服制特定的居丧服饰、居丧时间和行为限制。着“五服”的居丧时间分别为三年、期年、九月、七月、五月、三月。妻妾为死去的丈夫着丧服与子为死去的父母着的丧服相同，都着最重的丧服——“《传》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斩衰）服之”（《仪礼•丧服》）。此习俗流行于春秋各国，所以孔子说： “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
（《论语
·阳货》）这足以证明：着“五服”、“服丧三年”的习俗并非起行于汉武帝时期，盛行于汉武帝之后。只不过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将战国时韩非在《忠孝》篇中
“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的儒家理论系统提升为
“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夫为妻纲”的理论下，妻妾在丧夫之后，不仅要为夫 “服丧”，还推崇为“守节”或“终身守节”，甚至提倡复古之“殉葬”。此理论得到汉武帝地赞赏，并将其列入法典予以大力推行。但是，这并不能否认：丧礼和妻为夫“服丧三年”之俗是积习相沿成于周朝、流行于春秋且沿袭至西汉的通俗丧礼。因此，笔者认为文君“十七而寡”，虽不会像春秋时“宋恭公卒（公元前576年），伯姬幽居守节三十余年”（《
汉书·五行志上》）；但作为大户人家之女、知文识理的卓文君而言，无论内心如何纠结，依《史记•礼书》 “丧服之先散麻……三年哭之不反也”的常规习俗而“服丧三年”是在所难免的。至于《史记》称“文君新寡”，是因卓文君刚出 “服丧三年”之期，所以称“新寡”。据此推之，卓文君当生于汉文帝后元元年，即公元前163年。“夜亡奔相如”时，卓文君已有20岁，为汉景帝后元元年，即公元前143年；文君“十七而寡”时，为汉景帝中元四年，即公元前146年。
另外，还有一说，卓文君生于汉文帝十三年，即公元前167年，若依此推算，司马相如在公元前143年冬季到临邛时，卓文君已有24岁，显然与“十七而寡”、“文君新寡”之载的年龄悬殊太大，明显不符。
至于百度百科网上卓文君的生卒年就更不可信，网载：卓文君生于公元前175年，卒于公元前121年。若如此说，卓文君在临邛“夜亡奔相如”时（公元前143年）已有32岁，且早于司马相如四年前去世（司马相如公元前117年去世）。显然，与《史记》大大相径庭，不可采信。
4、卓文君迁居长安的时间。
从前述已知《难蜀父老》一文，司马相如写于汉武帝“元光六年”，即公元前128年。随后相如回京复命，“其后，人有上书言相如使时受金，失官。”， “居岁馀，复召为郎。”（约公元前127年）；之后，相如“常称疾闲居”（公元前126年），其间作《上书谏猎赋》和《哀秦二世赋》；约在公元前125年，“相如拜为孝文园令。上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遂奏《大人赋》”；接着《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这应在公元前125年拜为孝文园令之后，也就是说约从公元前124年及以后相如就家居茂陵直至去世；又从“家居”二字可知：此时文君已从成都迁居长安到茂陵与相如相伴。换句话说，文君至少在公元前124年就到茂陵了，是年相如55岁，文君40岁。（茂陵位于今西安市西北40公里的兴平市城东北南位乡茂陵村。）从司马相如离开卓文君（公元前128年）回京复命到文君迁居长安茂陵（公元前124年）将近五年，这段时间给世人留下了太多的遐想空间，所以后世才有“数字诗”“白头吟”之类的托名之作流传于世，演绎和丰富了这段爱情佳话故事。
5、卓文君去世时间。
对于卓文君的去世时间，《史记》和其它史籍均未见记载。因此，难以准确道明卓文君的去世时间。只在一些文学、戏剧作品中见到少许描述，说卓文君在司马相如去世后，郁郁寡欢，于次年或两年后去世。依此说，卓文君约去世于汉武帝元鼎元年或二年，即公元前116年或公元前115年。享年只有47岁或48岁。这里暂从此说。
综合上述梳理，一个较为完整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生活时序呈现在眼前，为便于查阅，现列表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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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司马相如，原名犬子，字长卿，出生于蜀郡成都。又据《旧唐书》云：“相如，汉安汉县地，梁置梓潼郡。周省郡，立相如县，以县城南二十里，有相如故宅二。”相如出生在汉•安汉县，今属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 | |
| | 原名犬子，“少时好读书，学击剑。”“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也，更名相如。” | |
| | “以訾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 “及壮，以赀为郎。”相如时年30岁。 | |
| | “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梁孝王来朝，……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居” 时年相如30岁 | |
| | “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是时相如32岁至35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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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元六年，四月，梁孝王、汝南王皆薨。”，“相如归（回成都），而家贫，无以自业。” 时年相如36岁 | 文君“十七而寡”服丧三年期满，居临邛父亲家。所以《史记》称“文君新寡”。时年文君已20岁。 |
| | “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长卿久宦游不遂，而来过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 时年相如36岁 |
| | “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文君窃从户窥，心说而好之，…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与驰归成都。” 时年相如36岁，文君已20岁。 |
| | 相如与文君归居成都。“家居徒四壁立。文君久之不乐”，劝相如回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为生”，“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炉。”是时相如37--38岁，文君已21--22岁。 |
| | “卓王孙（文君之父）不得已，分与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是时相如38-39岁，文君已22-23岁。 |
| | “居久之，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上惊，乃召问相如。”、“武帝建元三年，上自初即位，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庄助最先进，后又得……蜀人司马相如等，……然相如特以辞赋得幸”，相如事武帝，时年41岁。 | |
同年，见“上又好自击熊、豕，驰逐野兽。”司马相如上疏谏猎，时年41岁。 | |
| | 司马相如完成《子虚上林赋》，也称《天子游猎赋》，“赋奏，天子以为郎。” 时年45岁。 | |
| | “相如为郎数岁，……乃使相如责唐蒙”，相如第一次奉旨出使西南，并作《喻告巴蜀父老檄》，安抚事成“相如还报”天子。时年50岁。 | |
| | 元光五年“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再次到西南主办邛、筰、冉駹归附之事。时年50岁。 | |
| | 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到西南完成“邛、筰、冉駹、斯榆之君”各部族归附、除关通道和 “置一都尉、十馀县，属蜀。” 之事，“相如使时”写成《难蜀父老》，是时50—51岁。 | 相如至蜀“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驩。”并厚分财产给卓文君“与男等同。”卓文君时居成都，是时34-35岁。 |
| | 相如回京复命，“其后，人有上书言相如使时受金，失官。” 时年51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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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常称疾闲居”，相如作《上书谏猎赋》，《哀秦二世赋》。时年53岁。 | |
| | “相如拜为孝文园令。上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遂奏《大人赋》”。时年54岁。 | |
| |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文君从成都迁居相伴。是时相如55-61岁，文君39-47岁。（茂陵位于今西安市西北40公里的兴平市城东北南位乡茂陵村。） |
| | 相如病逝，享年62岁。墓，在导江县（今都江堰市）东十二里。临终前写《封禅文》，卓文君完成遗命将该文交武帝来使。 |
| | | 卓文君约于相如逝世后次年或二年去世。享年只有47岁或48岁 |
2014年中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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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12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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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13 15: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