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海涛 海涛评论
11月19日上午，北京阴雨，我来到石景山区苹果园南路旁的一座居民小区，西井三区。
根据公开的信息，樊京辉曾住西井三区。这个地方，距离我家10多分钟的车程。这是一个老旧居民小区，没有门禁，可以自由出入。几个戴红袖箍的老人，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
两个月前，IS发布的消息称，中国公民樊京辉已经被绑架，随后有媒体记者到这里探访。除了确认樊京辉确实曾住在这里以及他的妻子是一位中学教师外，并没有收获。樊京辉的妻子，没有透露更多信息，表示不知道丈夫的行踪，得知他被绑架的消息后，不知道该怎么办。
两个月过去，11月18日夜传来消息，樊京辉已被恐怖组织杀害。当天，IS的官方杂志刊登了樊京辉被杀的照片。显然，这是绑架索要赎金未果所致。去年以来，已经有多个国家的多名人质，以同样的原因被IS杀害。
11月19日，总理发表谈话：强烈谴责“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杀害中国公民的残暴行径。向遇害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中国外交部表示：樊京辉被绑架后，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想方设法开展营救工作。但恐怖组织无视人类良知和道德底线，仍然采取惨无人道的暴力行径。中国政府对这一泯灭人性的暴行予以强烈谴责，一定要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如此说来，悲剧已经无可挽回，樊京辉确实已经身首异处。
公开的信息显示，大学毕业后，樊京辉曾经在北京当了6年的中学教师，感到生活乏味。然后，成为自由职业者，曾在广告公司和央视打过工。他喜欢读哲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喜欢漂泊的不安全感”，甚至刻意追求不安全感，这样“有快感”。这是14年前，樊京辉在白岩松的节目里表达的“价值观”。如此看来，他今天遭遇的不幸，仿佛有些宿命。
尽管从总理到外交部到平民，都为樊京辉的遭遇震惊和愤怒，但说实话，樊京辉的悲剧，并不具有“普遍性”，或许可以说是一种“意外死亡”。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引发国家层面的强烈谴责，已经是死者很大的“哀荣”——再大一些，估计也只剩下开战报仇的手段了。
总之，樊京辉的死难，虽然举国震惊，但并不会带来“兔死狐悲”的“普遍痛感”。比如，它不像2003年春天在广州的孙志刚事件。孙志刚因为身上没有带暂住证，被以三无人员的身份“收容”，然后被殴打死亡。这样的事件，曾经引发普遍“痛感”——每一个身上没有暂住证的外来务工人员，都会有兔死狐悲的感觉。
多年过去了，我还会想到，若干年前，在孙志刚遭遇不测之前，我在一个陌生城市实习，住在“都市村庄”。有个晚上，房东说，“今晚有人来查暂住证”。当晚，我狼狈逃窜，去了附近的一所学校，到了一个同学的同学那里，凑合了一晚上。当时，除了觉得自己胆小我之外，也没有什么不满。
多年过去了，我觉得孙志刚就是死于反人类的恐怖行动，也适合用外交部的那句话予以谴责——无视人类良知和道德底线，仍然采取惨无人道的暴力行径……。但他因为死难于广州而不是中东，所以不至于引起外交部的震惊和谴责。好在由于媒体的报道，他的不幸被很多人知道了。他的遭遇，为当年废止实行了20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起到了推动作用。如果说，他的死也有哀荣的话，那就是他墓碑上的短文——
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生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人之死，有轻于鸿毛者，亦有重于泰山者，志刚君生前亦有大志，不想竟以生命之代价，换取恶法之终结，其死虽难言为舍生取义，然于国于民于法，均可比重于泰山。
赋予一个人的不幸死亡以意义，其实，不过是生者的自我安慰。那么，我们该如何赋予樊京辉的死难以意义呢？除非参与消灭恐怖力量并把恐怖力量予以清除——就像当年废止一个恶法一样——但显然，这是很难的。恐怖力量，还将长期存在下去，甚至至今还在某些国家以合法的方式存在。这并非因为恐怖力量拥有武力，而是因为恐怖力量符合某种利益。比如，中东乱起来，固然会有人遭殃，但也有人受益并因此愿意助纣为虐。
恐怖，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力量，人类至今难以彻底摆脱恐怖。人类一边需要安全感，一边还在制造恐怖，用恐怖手段维系某种东西。毕竟，人活一天，就要“谋划”自己的利益。什么主义也罢，什么信仰也罢，什么宗教也罢，其中的真善美，总是那么稀缺。所以，我悲观地认为，樊京辉的死对于改变现有“恐怖格局”起不到任何作用，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用“明天会变好”来祭奠他的死。
我想，如果非要给某个人死于恐怖赋予某种意义的话，那就是，他以交出生命的代价，终于可以“免于恐怖”了。遗憾的是，这既不可能告慰死者，也不可能安慰生者。那我们能做的，只剩下“选择性地忘掉”这种不幸，就当它从未发生。
|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客户端下载
发表于 2015-11-24 09:03
发表于 2015-11-24 2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