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所谓“辱母杀人案”的深层再思考
丛林浪子/文
近日，聊城所谓“辱母杀人案”闹的沸沸扬扬，这本不奇怪。奇怪的是第一审判决书已经公开，根据一审判决书，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收帐者是存在侮辱行为，但是远远没有达到媒体所描述的程度，同时在最严重的侮辱正在进行时，于欢并没有奋起反抗。许多朋友看到这些后，都开始静下心来等待最终的结果。
但一些网络和媒体不但没有因此消停下来，反而变本加厉。各种形式支持于欢的网贴一个一个往外钻，或指责死者一方是高利贷者，或说于欢“护母”护无罪，或说警察不作为，或说法院胡乱判等等，还想把一潭清水搅混，他们到底想干什么？这再次引起本人的深思。经过思考，认为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一、找于欢之母收帐者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高利贷者？
这些网络媒体一直将本案中的收账者定位为“高贷者”，以此占据道德的优势。因为放阎王债的高利贷者中外古外都为人们所痛恨。
前昨天就此案的讨论中，在一位知交好友提醒下，使我突然想起，目前进一步披露的案件事实中一再表明，于欢的母亲涉嫌非法集资的犯罪活动。
非法集资和高利贷的区别何在？
非法集资的概念是：指单位或者个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者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以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行为。
非法集资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承诺给他人极高的利息，引诱他人投资或存款。承诺高额回报，编造“天上掉馅饼”、“一夜成富翁”的神话。暴利引诱，是所有诈骗犯罪分子欺骗群众的不二法门。不法分子为吸引更多的群众，往往许诺投资者以奖励、积分返利等形式给予高额回报。为了骗取更多的人参与集资，非法集资者开始是按时足额兑现先期投入者的本息，然后是拆东墙补西墙，用后集资人的钱兑现先前的本息，等达到一定规模后，便秘密转移资金，携款潜逃。
高利贷就是指以索取高额利息为目标的发放贷款，从中某取高额利益，放高利贷往往涉嫌黑恶势力。
非法集资就是用高额的利息或收入来引诱别人把钱给集资者；反过了来说：非法集资就是让别人成为以得到高利息为目标，把钱借出去的人。
简而言之，非法集资，就是引诱他人成为高利贷者。而能够进行非法集资者，其背后的势力同样不可小视。非法集资的受害者往往是一个较大的不特定人群。
部分非法集资的受害者发现上当想收回资金时，往往也有过激行为，甚至会有涉嫌违法犯罪的情况出现。
想通了这一点，本人有了一个疑问：来找于欢之母苏银霞收帐的人，是真正意义上的高利贷者还是非法集资的受害者？或二者兼而有之？这绝对是一个下一步审理中应该搞清楚的问题。
二、部分媒体网络上的一些特殊情节是怎么出笼的？
目前网上的风向几乎是一边倒的为于欢呼吁，认为于欢无罪的网贴一个接一个，很少听到另一方的声音，以所谓“护母杀人”已先期抢占了道德的致高点，连理智分析的声音都不多，是什么力量封杀了对方的话语权？
在这舆论的致高点上，有的律师适时地提出要对于欢进行无罪辩护。一个正常的案子，肯定会得到正常的审理，在这种舆论压力下，于欢案的另一方被深深地压在了底层，甚至聊城的公检法机构都几乎失去了话语权；于欢一方绝对已占据了致高点，是非常有利的；于欢案的涉案双方已远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了。这种不公平的产生对下一步审理案件是否会产生不利影响？
于欢案的律师团队和所谓于欢“护母杀人”的舆论产生之间有无因果关系？是否有人在有组织地运作这件事？为什么要对某些并不存在的情节大肆渲染，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这也是第二审中应当搞清楚的问题。
三、如果于欢成功的被无罪释放了，这“无罪”的背后意味着什么？这是本人思考的一个深层次的问题。
这说明讨债人的地位将更加被动，特别是讨薪民工的地位更加被动，因为这些讨薪民工对自己的劳动所应得更加渴望，他们更容易冲动。欠帐不还的老赖、非法集资者、拖欠民工工资的无良老板……可以随随便便地布一个局，让讨债者、讨薪民工陷入被动，陷入非法侵入他人住宅、非法拘禁的违法境地，如果一旦无欢无罪，那老赖、非法集资者、拖欠民工工资的无良老板……甚至可以随意布局让讨债者、讨薪民工陷入所谓：辱母、辱父、辱妻、辱姐、辱妹……的圈套中，杀你没有商量，赖了你的钱还让你死了也没有个好名声。一旦出现这种格局，讨债者、讨薪民工们求告无门，社会矛盾岂能不进一步激化……。
什么人最希望出现这种局面，出了老赖和非法集资者、拖欠民工工资的无良老板们之外，还有哪些人会更高兴？这岂能不引人深思？
四、执法者的威严已不足以保护守法公民。
从一审判决书上看，双方当事人都承认警察已到了现场，并警告了双方：要帐可以，但不能打架。执法人员理应出言如山，双方应凛凛遵从。但是，在这里双方却都置若罔闻，根本就不把警察的话当一回事，甚至可以说不把国法当一回事，该打人就打人，想杀人就杀人，执法者的命令毫无权威。
有一些人在拼命渲染所谓警察“不作为”的时候，其实警察已作为了，警察以执法者的身份下达了：“要帐可以，但不能打架”的命令，这就是作为。
警察不是不作为，而是作为无效。现场上警察的命令无效，那还让警察怎样作为？非要让警察替死者挡上一刀才算有作为吗？警察的命难道就不是命？
警察的命令无效，那警察即使想带走当中的一方就能做的到吗？双方中的一方会不会拒绝，某一方会不会反对，甚至激烈反抗？双方会不会一起激烈反抗，一同向警察发起攻击？山西王文军案就是警察想将纠纷双方带离现场而受到激烈反抗，才出现的意外后果。北京雷X案中，一个有违法嫌疑的人，面对五个警察和协警的依法传唤都敢进行激烈反抗，别说这里警察人数占绝对劣势。
近些年来，某些败类对中国警察正常执法的攻击终于见效了，在本案中，中国警察在纠纷的现场没有丝毫权威，就出的话如一阵风，不是不作为，而是作为无效，双方谁也不听，死伤照旧。
这是虽然是目前执法的大环境造成的，可是此案现场的警察还是有可能为此承担后果，但是本人要问，一线警察面对这种情况该当作为？出现了后果谁来负责？
如果不尽快重树警察在现场的绝对权威，谁还有力量保护我们的合法公民。
原创文章；2017年3月31日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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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31 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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