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唐俊高文章《在时间的长河里打捞漂木》
刘仲
一、荒谬的文化观
建设城市，打造城市文化品牌的意义自不待言。但在挖掘历史文化、涉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的时候必须实事求是慎之又慎。争做历史文化名人的出身地无可厚非，任意拔高、无限放大却迟早要穿帮。错误坚持得越久影响范围越广，闹的笑话越大。将臆造的历史文化概念和错误的历史认知植入党政意志，纳入地方文化发展战略，既浪费资源，又制造笑柄，后果尤为严重。资阳作为新建城市，没有高等文科院校，缺少权威专家，文史课题是由一群业余作家代劳。浮躁浅薄在所难免。《资阳文艺》2018年第一期（创刊号）上唐俊高文章《在时间的长河里打捞漂木》（简称唐文）就是突出的例子。
文章开篇就劈头盖脸地问我们：“什么是文化？”批评“有人言必称文化，但未必搞懂了其为何物。有人试图给文化一个说法，但绕来绕去始终不得其真谛”。他接着说：“其实，文化至今没一个准确的定义。因为它包罗万象，可以说它是天地万物之间一切关系的总和，也可以说是一切知识的总和”。文章作者先说“没一个准确定义，”接着又下了“天地万物之间一切关系的总和“、“一切知识的总和”两个定义。
文化是“天地万物之间一切关系的总和”——我们未知的宇宙天体及天体之间的关系和文化沾边吗？
文化是“ 一切知识的总和”——这明显和前面文化是“万物之间关系的总和”的观点相矛盾。还要不要逻辑？
“物”及其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是客观存在的“自在体”，不等于文化。而“知识”是人的主观经验，属精神范畴，也不等于文化。把没有经过主体加工的“物自体”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和 属精神范畴的“知识”定为文化，其荒谬性显而易见。
文化既不只是物又不只是精神，文化是物与精神的结合。精神是其灵魂，物是其载体。文化是需要载体的。许多精神活动因为没有载体而湮灭在历史长河中，因而没有成为文化。文化是人的思想言行结果的遗存。有遗存就有文化。没有遗存就没有文化。比如长城是遗存，《诸子百家》、《诗经》有著作传世，就是文化。而传说中遗失了的《苌弘十五卷》，没有著作传世，内容没有被记载，没有遗存，对于今人来说文化就无从谈起。古希腊苏格拉底“述而不著”，但他的学生柏拉图在《会饮》、《斐诺》、《大希庇阿斯》等著作里记载了他的思想言行活动，故而存在“苏格拉底文化”。
文章作者望文生义，说了“文”的来历，又说“化”的来历。其间还扯到了“苌弘化碧”，说苌弘的子孙因其
‘’蒙冤惨死”全部改姓为“化”——真是莫名其妙：河南省洛阳市成周区那么多姓苌的是从哪里来的？建议文章作者去一趟那块名叫“蜀”（现名“苌村”）的苌弘的封地，好好统计一下苌弘还有多少姓“苌”的后裔，并就自己文章对他们的冒犯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二、在“资阳人”问题上言过其实
唐文第二个小标题是“何为资阳文化？”他自己的答案是“资阳文化就是‘蜀人原乡’文化。”而“蜀人”就是一块在1951年出土时被命名为“资阳人”的35000年前的人头盖骨化石。文章作者为了驳斥“孤证说”、“漂移说”，大放厥词，批评这些对“资阳人”价值的质疑者都是一些“一知半解”、“拿起半截就开跑、“道听途说”的“外行”和“歪曲者”。还指出“有网友打胡乱说，那纯粹出于无知。”
为了证明自己并非“一知半解”、“拿起半截就开跑、“道听途说”的“外行”和“歪曲者”之辈，文章作者还引用了《资阳县志》和某些专家言论。强调“资阳人”头盖骨的发现“震惊中外”，是“迄今为止在四川境内发现最早的新人类化石，说‘资阳人’是‘四川人的始祖’无疑是可以的。因此，‘蜀人原乡’这一概念的提出，显然是有依据的”。为此，他进一步指出：“毋容置疑，资阳作为‘蜀人原乡’天经地义，受之无愧”。他还说：“资阳文化的根就深扎在‘蜀人原乡’，‘资阳人’文化就是这片大地上的参天大树。”进而，他站在本该属于文化领导的高度宣告：“‘蜀人原乡’文化是资阳文化的统揽，“资阳人”文化就是资阳文化 的灵魂”。他还提纲挈领而又不无诗意地夸赞：“这样的文化光耀古今，这样的文化独具特色。”
真是煞费苦心。文章作者把 “资阳人”的概念，让渡给凭空想象的“蜀人”； 把考古学人类学替换成文化学。虽然拿不出一篇论文来证明“资阳人”和“蜀人”的关系；证明“资阳人”“震惊中外”的文化意义；证明资阳就是“四川人始祖”（蜀人）的原乡，文章作者仍然把这个子虚乌有的“原乡文化”定为资阳文化的“灵魂”。
35000年前存在考古学、人类学意义上的“蜀人”吗？
1951年出土的“资阳人”头盖骨化石真的“震惊中外”吗？
据1986年出版1997年再版的《中国历史大事编年》（张习孔、田钰主编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历史研究》编辑部审阅修订），5万年——3万年间有1922年到1980年在宁夏灵武水洞沟和内蒙萨拉乌苏河发现的“河套人”“河套文化”；有1958年在广西柳江新兴农场发现的“柳江人”。3万——1万年前间有1963年在朔县发现的“峙峪文化”；1973—1978年发掘出的山西中条山“下川文化”；1933年发现的北京“山顶洞文化”；1970年在台南左镇乡菜寮溪发现的“左镇人”；1973年在内蒙呼和浩特东郊大窑村发现的“大窑文化”；1975年在黑龙江呼玛十八站发现的“呼玛文化”——可就没有记载唐文所说的“资阳人”，更没有记载被文章作者定为资阳文化的之魂的“震惊中外”的“蜀人原乡文化”、“资阳文化”！请注意：“资阳人”、“蜀人”及其“文化”不仅没有“震惊中外”，而且在国家权威专门记载中榜上无名！
就这样气势汹汹吓唬老百姓，以无边界的浮夸，无底线地炒作争夺话语权，不把资阳文化发展方向引向海市蜃楼下的泥坑死不罢休——我不会反唇相讥，把“拿起半截就开跑”“打胡乱说”的帽子回赠不学无术的文章作者，只摇头慨叹：把一个在权威记载上榜上无名的“资阳人”、“资阳文化”和虚构的“蜀人原乡”概念作为地方文化之根，这需要多大的胆量——要有多大的无知，才有这样大的无畏啊！
三、枉顾历史事实，任意拔高历史人物
中国有敬贤的传统。我也曾根据某些资料就苌弘这个话题写过文章，肯定苌弘“由弄臣、家臣到权臣、忠臣，由神权政治到谋略政治”的圣贤之路。赞美“碧血丹心”的忠贞精神。但唐文关于苌弘是“使巴蜀文化长足进步”的“南派天文学家”的说法明显夸张过度，我绝不敢苟同。在司马迁《史记·天官书》中，苌弘是一个用法术服务政治的“方士”。太史公称：“苌弘设射狸首行鬼神事，诸侯弗从。”意思是苌弘装神弄鬼诸侯不买账。以星象断凶吉绝对不是天文活动。唐文说苌弘测知木星轨道、创造岁星纪年法，发展南派天文学，看起来煞有介事，但却没有提出相应的依据和出处作为支撑。
唐文在谈到苌弘出生地是雁江高岩山时底气十足。其实苌弘是资阳人这个观点最早载于清咸丰《资阳县志》。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中提到了《庄子·外篇》有“碧出苌弘之血”的评价，并在《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先贤淑女总赞论》、《广汉士女》、《汉中士女》、《后贤志》及《序志》中记载了晋代以前巴蜀所有的文化名人节妇烈女孝子贤孙，可是就没有苌弘这个人。换言之，说苌弘是雁江高岩山人，唐朝以前没人说；把资阳县城命名为“三贤镇”是清朝咸丰年间的事儿。
关于苌弘之死，唐文说是周室恩将仇报，而苌弘是“壮烈殉国”。事实是：苌弘所“殉”者，并非国家，而是自己的“主公”刘文公。他以刘文公家臣入仕，官至内史大夫，和刘文公同为周室肱股，为维护以礼乐制度为核心的周文化贡献巨大这点不假。但他始终有着刘文公家臣的情结，关键时刻感情用事，以国运为赌注，深度介入晋国内乱，在赵、范、中行三家分晋时，动用国家资源，为刘文公的亲家范氏及其盟友中行氏对抗赵简子提供后勤，最终落败，选边站队错误，危及国家。彼时东周只有600平方里，又穷又小，全靠向晋国“求帛”、“求金”、“求车”度日，建成周城也靠晋国“拿大头”。哪里敢和赵简子当道的晋国作对！刘文公是周室栋梁，但毕竟周敬王才是周室的最高代表。敬王不认可苌弘此刻对刘文公的忠诚是出于对国家的忠诚。尤其当苌弘支持范氏、中行氏失败，招来赵氏兴师问罪，国家陷入严重危机之时。周敬王之所以杀他，正是因为他徇私误国难辞其咎，只能以牺牲他来换得国家安宁。苌弘死得其所，何冤之有？而且，苌弘死后，周室仍历经了敬王（总44年）、元王（7年）、定王（28年）、考王（15年）、威烈王（24年）、安王（26年）、烈王（7年）、显王（48年）、慎靓王（6年）、赧王（47年）十朝200余年。其间晋国非但没有为难衰弱的周室，还长时间充当周室的保护人和赞助人。这充分证明赵氏不是周室的敌人，苌弘支持其对头是决策失误，危害国家，自取其祸。
我们不苛责古人，但决不能把忠于主家和忠于国家混为一谈。拔高苌弘，将徇私说成是“殉国”，是拔高历史人物，更是价值观混乱的表现。
四、不懂川剧，乱戴高帽
唐文作者不懂川剧，却在川剧资阳河话题上卖弄。在他的文中，川剧资阳河是一个声名显赫的“艺术流派”，是资阳“独有的文化品牌”——建议文章作者读一读有关专著，多采访几个川剧老艺人。他会被告知：四川是移民省，川剧是移民文化。上（岷江流域）、中（沱江流域）、下（长江流域）和川北河（嘉陵江流域）河道“流派”，不是艺术风格区别，而是地域分布名称。这四条河道，昆、高、胡、弹、灯五个戏种，生旦净末丑五个行当，念唱做打、舞美声腔，唱法打法程式表演完全一致。各地没有区别，区别只体现在演员的嗓音特质和所操的方言上。旧时川地交通不便，川剧的道具档幕多靠木船运载，故有“河道”之说。“资阳河”即是“中河道”，兴起于乾隆年间资阳的城隍庙会，在自贡魏明伦时代达到最高峰。“资阳河”品牌同属资阳、资中、内江、自贡、乐山、宜宾、泸州、荣县、隆昌、犍为等地，并非只属资阳一地。陈书舫作为近现代川剧的伟大代表，是“上河道”的，金堂县人，成长于川西坝子，是名小生谢文新之妻，川剧表演艺术家小艇的师母，也是80年代资阳川剧团几个青年演员的名义老师。我看过她的《花田写扇》、《画梅花》、《游庵》、《访友》，一口成都腔，哪里是“资阳河”的了。
2018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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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24 1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