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家华：《沧桑五十年》一个人的历史，也是一个古城的历史。(之十）

大石

     四个小伙在一周后的一天，按叶老师安排真的在上午10点就赶
     到医院。我即刻到医生办公室办理出院手续。医生来看了拆线后的伤口，十分理想，便同意我办出院手续。办完手续，招呼四个小伙子在医院外的一个小馆子，买了几份菜，陪他们共进了午餐。然后在医院杂屋里取出“担架”，加固一些地方后，我扶妻子上了担架，又将我的孩子放在她怀里，向前来相送的医护人员致谢。
    那天是12月21日，冬天的阳光洒满大地，暖烘烘的，十分惬意。一路上再也听不见来时担架上不断传来的呻吟声。大家舒心地放慢了脚步，有节奏地往家走。我和丈母娘尾随于后跟着。我们走走歇歇，也不感劳累。到下午天擦黑时抵达学校。我表示改日重谢他们时，他们都表示不用谢，为老师服点务，也是应该的。我安顿好妻子休息后，第二天就进教室上课了。而且力争把为妻子难产请假一周的课程，在短时间内全部补上。同时，我也在考虑如何答谢妻子难产时同志们及那四个小伙子的关怀。我便与革委会头头研究，他十分赞同我的意见，认为人情往来，自古有之，答谢朋友、同时也是天经地义的礼节行为。我便在家用小小的煤油灶弄了几样菜，杀了一只由妻弟前天送来给他姐滋补身子的鸡，原来想到街上的小菜馆子招待大家，因我确实承受不起那笔开销，同时也影响不好，几十年来，我从没有进过馆子。我利用晚上，学生放学了，校园里也没有多的人，就在我狭窄寝室里，请帮忙过的几位同志，喝了点酒。那晚，一直关心我妻子难产全过程的叶老师，因为是女同志，没有参加。聚会约一小时，即散席。他们走后，我和妻子都感到心里欠疚感平衡多了，心情轻松多了。我国自古称礼义之邦，人本能的恻隐之心，大家都会有的，因为我们毕竟是人而非禽兽。
      第二天中午，革委会副组长悄悄来到我室内，紧张而神秘地告诉我，昨晚你招待感谢我们，某某向校长报告了。袁校长早饭后把我叫到他寝室严肃地批评了我，说你爱人生产耽误了几天，县上也知道了。说我忘记“筷子尖尖上的阶级斗争”，并说侯某在“拉拢，腐蚀革命干部和同志。”还说与《夺印》电影中的请“何书记吃汤圆啰”何其相似。我向他伸辩了几句，他却板着面孔，教训我没有认真读他语录，已经面临危险的境地，快快悬崖勒马。我听后，顿时浑身颤抖，冷汗直冒。我问他该怎么办？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找个机会向校长说明真相，承认这是不对的，下次绝不这样干。他又说，你不这样，他会忌恨你一辈子的。说完他匆匆离去。我独自坐那儿发愣，幸好他来告诉我这件事时妻子不在身边。可能是外出方便去了。只有躺在被窝里的孩子能听到，可惜她眨巴小眼晴却什么也听不懂。但我的心里却升起了一把无名火，瞅着我那苦命的孩子，说：“这就是你惹出的祸端啊！”我思索良久，决意不给他承认这个“错误”，我自1958年打成右派后，就是他们的“案上之肉”任人宰割。我按照民间习俗，向人致谢也是过错，那我每天按常规活动都有错，走路抬头挺胸，不就是向人民“示威”？走路低头躬腰，不就是“策划翻案”？严格管教学生也许是“迫害”贫下中农子弟，没有阶级感情？放松对学生的管理也会变成是“误人子弟”之罪，罪加一等……
   就在这段时间，学校新来了几个转业军人，他们是同乡的中学生，学校为了加强政治领导，派这些不懂教学业务、确懂阶级斗争学说，听说这叫什么“掺沙子”的革命举措，其中一个人物，一脸粗黑络腮胡须，每天上课时就在各班级外面巡视，发现什么，马上就去汇报校长和工会主席。
    一次学校为了贯彻他的“五七”指示，大搞学工、学农活动，为获得一点报酬，组织师生为修建粮食仓库，担建房基石，天渐亮就去河边担石头，年近50多岁的老师也不例外，可是他却挎个药箱，逍遥自在地来回走在工地上。其实这个活，叫一位懂点急救常识的女教师去干，他可以去与学生“同甘共苦”。他的行为，参加劳动的青年教师实在看不惯，愤然地说几句像工头监工的话。不知为什么中午休息时，我们的工会主席立刻召开会议，当着全体教师面，板着那张猪肝脸，冲着我说：“你在劳动时说谁是监工头？！好好交待。”我被突然袭击，弄晕了头，站起来回答说： “我没有说过什么。我担石头时，前后都有学生一道，可以调查嘛！”我的话音还未落，她马上吼叫起来：“侯家华，你又要翻案？”这句话顿时触到了我的痛处，我无力反驳，就在我下不了台的当儿，一个青年教师付朝军马上站起来说：“这话不是侯老师讲的，是我说的！”又一个青年教师也站起来补充说：“我也说过， 好脚好手地不去劳动，谁安排他去监工？”弄得她瞠目结舌，那几个“沙子”也面面相觑。她为了下台，只好冲着我说：“侯家华， 今后要老实点，不准翻案！”然后回头向大家说声：“散会”。


                 深陷囹圄        不服判决

    1972年初春的一天下午，袁校长叫我到办公室去，他告诉我： 你的工作是好的，认真的。就是五七年的老毛病未改。今天公安局来一干部找你，你向他老实交待你的问题。我大惑不解。这位干部要我首先交待我的历史及其家庭成员，社会关系情况，我如数家珍地一口气谈了了个明白。他又叫我交待在五年前已经作过结论的， 七零年暑假在县上集中学习12·25批示（即“一打三反”运动）时，又作了交待，偷听敌台和翻案问题，他听完了我的交待后，平静地说，交待了就好了，好好工作，立功补过。难道我不是一贯都在立功补过吗？
     自从公安局干部找过我后，我自己感到周围的同志对我有些异样，好几个掺进来的“沙子”在时刻盯着我的行踪。我便向他们讲，我不会轻易就自杀的，我生在这人世间才38岁，还才当父亲呢。幸好这时我爱人已经满月了，早回她任教的学校上课去了。要不见到我的处境，将会气昏过去的。
     1973年3月的一天早上，十三大队（波耳寺）的阶级教育展览馆，据说奉上级指示通知要关闭展馆，召开万人大会。那天天刚亮就吃早饭了，几个“沙子”通知我要去参加大会。他们四个人，一早就在我身边晃来晃去。我预感这个万人大会的重要性，是让大家再接受一次生动形象的阶级教育。但我又天真地想到，我奉上级指示，煞费苦心编写了当时据说要不断扩建的阶级教育展览馆解说词，怎么会展出几个月就关闭呢？我和全校教师都步行去参加这个大会。一路上，我见到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通往展览馆路上，不少学生、家长还不停地向我打招呼。到了会场一看，真可谓印证一句谚语：人上一万，无边海岸。黑压压一片，人头攒动。开会时，公社领导组织大家学了他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号召大家：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抓革命，促生产。他的话音一落。我感到有人突然抓住我的头发，有人边推边打，冲开密集的人群，耳畔响起：把反革命分子侯家华抓上台来！参加大会的群众一时骚动起来，都争先恐后涌向我面前。他们将我推到一张方桌上站着，那个满脸络腮胡子的“沙子”闫德全站在一张方桌上，拿出早已精心准备好的稿纸，声嘶力竭地念着：在文化大革命中，偷听敌台，肆意扩散，“闹翻案”，“戴上反革命份子帽子”。他信口雌黄地说，我是混入军内，混入党内，混入教师队伍的反革命。为孩子做满月酒，拉拢腐蚀干部云云。另外有两个人也一并戴上反革命帽子。他俩的罪行是：枪杀展览馆展出的“烈士”的凶手。我暗自纳闷，曾经在我笔下鞭笞的人物，今天为何与我同台戴帽。这是为什么，这是罪有应得吗？我想，这儿展出的“烈士”，你们地下有知的话，会不会潸然泪下，因为我为了立功补过，为你们塑造了光辉形象，引来成千上万的革命干部、革命工人、革命农民、革命军人、革命知识分子前来凭吊、悼念，让他们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 又让个别人得到升迁至高位。我反问自己，你真的有罪吗？我说， 我无罪，我是为某些人得到好处的牺牲品。
    散会后，我拖着沉重的双脚独自慢慢地离开了会场。那押送我到会场批斗的有三人已经不见踪影。只有一个党员尾随我后，当他见到参加大会的群众都消失在广阔田野的四面八方后，他快步上前，挨着我耳边说：“侯老师，你要上诉啊！这是袁某人对你报复。”说完快步地走到我的前面，我无心去追他，了解其中奥秘。他是一个敢于伸张正义的共产党员。
     袁校长是不会参加这个会的，但他十分知晓大会的内容。他见我低着头回校后，就假惺惺地叫我到他办公室去，他面容严肃，阴冷地对我说：从现在起，你就不能教书了。他边说边从他办公桌下的抽屉里，拿出一张32开大小纸条给我，要我在上面签个字，我细细地看了这张纸条，上面印有通知书三字，下面大约是这样写的： 侯家华，男，现年39岁，汉族，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偷听敌台，肆意扩散，闹翻案，经革命委员会决定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包夹。邛崃县革命委员会。某年某月某日。他说：今后就与反革命分子张汉杰一块劳动改造，重新做人。离开他办公室时，我大声说了句：我不服，要上诉！
     我回到寝室里，即刻铺纸落墨，我连夜写了上诉书，又用复写纸写了若干份。第二天早饭后，我就到公社邮电所去投邮。那年代邮电所只有一位工作人员，她是我的学生家长，见我拿着几封向省、地、县革委会寄出的信，就知晓信的内容。她同情地对我说： “侯老师，请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交出去。”很快地就将三封信打上邮戳，放到抽屉里。这时候邮电所只有她和我。我此举是怕有人知道，不是邮电部门对这类信件的处理有什么特别规矩，我只是猜测，却不知道。
     我不服给我戴反革命分子帽子这一决定，但我仍以大局为重， 等待上级革委会处理，到牛棚劳动。此时学校贯彻“五七指示”， 与大队联办砖瓦厂，在七大队，距学校有三里地，在砖窑师傅的耐心指导下，学习做砖瓦。我还有力气去搭泥砖，将10多斤拌机拌得很滋润的泥块，高高举起，向砖模盒里狠狠搭去，然后将四周和上面的泥刮光滑，再启去模盒，一块泥坯砖便成功了。如此粗活，干两天下来，我的双臂疼痛难忍，原来一天可以搭几十个砖，现在却不能搭了，只能用双手将泥按进模盒里，像做糕饼那样缓慢。但老师傅见状，连忙叫停。他说：用手的力气按得不紧，砖的质量也成问题。用尽力气搭砖，砖既紧又铁实。这活路不是教书先生能干好的。还是回去教书罢！现在而今怪事多，教书的去搭砖，农民却去学校管教师。说完，他叹了口气，坐在一木板嗒啪嗒啪抽叶子烟。一天，突然有三个干部模样的人由一位教师带着来找我，说是了解有关阶级教育展览馆情况的。询问那几具人体骨骼的来历。因为那时我已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只好如实说了，我写展览馆解说词的来历：初稿是谁给的，加工是谁指示办的，审批是谁批的。当初要我写这东西，是袁校长“三顾茅庐”给我创造立功机会的。他们记录下来后，念给我听，我认为没有什么出入，就离开了“牛棚”。
    不久，又听到了县上的大字报栏里，有醒目的大字报，说是为了打倒×××、×××编造假典型，办什么阶级教育展览馆，以死人压活人，想达到夺权的目的。还利用反革命分子的笔胡编乱造“英雄”人物，欺骗群众，可谓罪不容诛云云。我听到后，悲痛极了，气愤极了，试问当初要请我写此解说词，并扬言为我负责到底的陈区委、牟部长（公社武装部长）、袁校长，为何缄口不言，藏匿起来，不出来为我说句公道话啊！苍天啊，你为什么不说话啊！ 我不知道那是一个没有公道的年代！
    次日，我鼓起勇气，回到学校，找到袁校长，我质问道：为何县上大字报点我的名，说我编写阶级教育展览馆解说词，是胡编乱造“英雄”人物，欺骗群众，罪该万死。难道这件事你不负责吗？ 他开初佯装惊异不知的样子。然后板着脸严肃地对我说：“侯家华，你应该懂得，‘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好好改造，才是你唯一的出路。”说完，他把手一挥，示意我离去。事隔两天， 他就组织一个学生大会，组织学生批判斗争我，说我不服管制，翘尾巴，不低头认罪等罪行。对学生的批斗，我不在意，也不反对， 他们毕竟是无知的。
这使我更加明白了，为了泄私愤，图报复，他玩弄了各种整人手段，他的卑污的灵魂，阴险的手段彻底暴露了。我暗中诅咒他不得好死！
   根据我在1956年参加中小学教师肃反工作时，我认真学习过中央十人小组制定的什么是反革命的政策界线，我就写信给已经站出来工作的革命干部焦自励、刘安静、文教局的熊方清、王毓生写信伸辩。
    由于学生人数的增加，学校要盖几间平房教室。学习他校经验，盖“干打垒”，房子修好后，盖大片的水泥瓦，可以节约教育经费。为此，学校就把我和另一反革命份子张汉杰调回来做水泥瓦。我俩每天按时到一个废弃的空教室里，抬着当天需要的水泥， 到教室外的空坝子上，按比例和上沙子，用水调匀，就蹲下来，将报纸垫上，将和好的水泥倒在木制模盒里，用自制的“碾刀”碾平。瓦长80公分，宽40公分，厚1.5公分。几天后，我们两只手的手指，就被水泥侵蚀得生痛，特别是大指拇的掌面就烂了一个小孔。每天必须完成100匹的任务，做上几天，腰就疼得伸不直了， 酸痛难忍。因为我们毕竟是才学习这门工艺的，速度慢，质量也不理想，常遭训斥。我不能松懈，只好忍着腰痛苦干。
    夏天，气温高，我只好赤膊上阵，背上被毒辣的太阳晒得脱了一层皮，晚上睡觉时，身子不敢横躺接触草席，一接触就疼痛难忍。
除了每天要完成制作的水泥瓦外，还要安排我干杂活，如到羊安粮站买米，给生产园地施肥、锄草。哪些体力劳动须要人干，那就找我去干。我真是“非我莫属”的人物了。
      在牛棚劳改期间，我听说中央和省委下达了什么14号和31号文件，纠正批清问题，因为那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搞的，是极左思潮的泛滥，是整群众的罪孽。我是林彪极左路线的受害者。这期间，我背上还背上一尺见方的白布，上书“反革命分子”，与街村的地、富分子一道扫街道及公社礼堂。
    1974年3月间，学校有教师在会上为我戴反革命分子帽子一事，提出异议，认为在1970年暑假，全县教师集中一个月贯彻12· 25批示，结合“一打三反”运动，侯老师也没有受到过批判、斗争，当时也有人主张批斗，但主持学习的负责人表示，侯老师问题是老问题，已经清楚，并无现行破坏活动。工作也认真负责，不属于批判斗争的对象。他们还说，他们已经多次到县公安局上访，答复是，我们已收到过他的申诉材料，过去确实处理重了，我们正着手解决。他们还向我索取了原来的申诉材料。这是袁校长对侯老师的打击报复
   大约在6月下旬，公社治安员邓××来到学校，召开了教师大会，当众宣布了县革命委员会的通知。他先清了清喉咙，拿出了那份23公分长、13公分宽的通知，大声念道：“通知书，74公治字第21号，查侯家华现年42岁，居住本县红光公社小学，现经县革命委员会审查核准，侯家华有犯罪行为，但原代（原文如此）反革命分子帽子不当，撤销原通知，解除包夹。邛崃县公安局，一九七四年六月廿六日。”说完，他将此通知书交给我，并叮嘱我散会后将原通知戴反革命分子帽子通知书退还给他。新校长李学忠叫我即席表个态，我当时非常激动，声声感谢他革命路线的胜利，但我仍然愤怒地斥责了袁校长（1973年调走）对我泄私愤、图报复的卑劣行为，控诉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大搞“一批双清”的反革命罪行。最后我表示，我还要上诉，我没偷听敌台广播，事出有因，并未扩散，翻案是实，更没有“闹”过。通知说我有“犯罪行为”，如此结论十分荒唐，也是大力推行极左路线，侵犯我公民的民主权利。会后，我向新领导严正提出调动工作，改变工作环境。新校长
    不同意我的要求，婉言劝我留下，还说我有才干，学校需要你这样认真负责教书的老师。并说我爱学习。因为牛棚劳动期间，我的晚上是由我掌握支配的，我确实学习了政治和业务，能跟上发展的形势。
    我又再次重上讲台。这时学校办起了戴帽子的初中班，我被任命为初一一班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师。头上没有了帽子，学生也尊敬我，同事们也支持我，教学也不生疏，和过去一样，我还是认认真真地工作着。
   时间的车轮，转到了1975年，各级党报自上而下，都在宣传、贯彻“三项指示为纲”，阶级斗争形势，似乎没有那样尖锐了，在强调安定团结，在抓生产、生活了，我的心情也随之较前安定了， 对周围变化的景象，有些感受，教书下来，我就胡诌一些小诗，寄给《四川农民》这张小报，不久我就收到了他们给我寄来的学习资料，我受到了鼓舞，有时情不自禁把学校在贯彻三项指示为纲出现的新生事物反映给他们。如全校师生大战“红五月”的动人场景， 校办兽药厂的自力更生精神。记得7月间，我写一篇反映学校师生自已动手，采集中草药，办兽药厂的报导，报社来函同意发表，并问及有何修改，没有就签署意见寄去，这封信是报社直接寄给学校革委会的。校长不在，赵副主任即刻签字，盖上公章，因为文章属实无误。
    不知为什么，校长归来后，得悉此事，甚为烦恼，马上给报社去一封公函（内容不知）。就这样，报社再也不与我联系。我很气愤，很多教师也不满，为什么这个校长，会干这样的蠢事，文章见报，是对学校师生贯彻他“五七指示”的肯定和赞扬，文章也没有丝毫失实之处啊！后来我听说，他在行政干部会上说：“有成绩也不能让侯家华执笔反映，他此举是想捞政治资本。”唉，这是什么逻辑啊！什么路线啊！我连歌颂新生事物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啊。
     此事忽然使我联系到，1966年夏天，我带我班学生参加全校组织的“欢呼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大游行，袁校长请来摄影师拍摄游行盛况。游行结束两天后，他在清理洗印出来的照片时，发现一张照片上，我振臂高呼口号的形象十分突出，而他站的位置却在我的后面，他生气极了，随手取来剪刀，将我的头部剪下扔在一边。这件事，是在1967年春天，学校造反派组织批判他时，一个学校领导成员批判他时揭发出来的。他多么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假洋鬼子啊，总是不要人家革命。他可能是按他教育“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条原则处理吧！在一次谈话中，他严肃地告诉大家：“就是群众，也得要分基本群众和一般群众，你工作虽然好，但……”我恍然大悟，我还没有资格当一名群众啊！虽然我每天都可以上讲台，对学生“传道、授业、解惑”。无情的现实告诉我，我辈贱民，有功不能奖，有过是必罚的。

大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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