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昌:宝兴往事回忆之三： 我是五匠

大石

                                                                                        我是五匠
                                                             杨永昌
      我经常和朋友们说我是五匠，虽然是样样懂，门门瘟。
      首先我学过的是篾匠。儿时我老家夭伯爷是篾匠，编晒垫卖，我经常去看，也学习过编垫子。饥荒岁月，我父母先后去世，成了孤儿，为了生存，我不得不去挑沙，每天才七角钱，从天官桥推麦草到南河纸厂，一百斤才三角钱，为砖厂挑柴，五里路，每百斤才三角钱。到山上捡柴卖几角钱一百斤，我知道，农民的儿子要脱农皮，唯一的只有刻苦读书，所以，无论再苦，我也坚持读书。初中毕业，凭每科八十五分的成绩考入高中。进了暗中办的实验班。六二年暑假，我厚着臉皮跟我篦匠弟去新安学篾匠，学会了编垫子。之后，我一个人编，一天可编一张，可卖二十元，赚十元，除买一斤大米五元外，还可剩五元，这个假期，把一年的伙食费挣夠了。
       其二是理发匠，文革开始后，不读书了，武斗升级，许多人跑回家躲武斗去了。六八年，又发表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后边还包括大学生在内，看到这个指示，多数人悲观失望，我也想，真的把我当知青处理了，如何求生呢？我牢记天干饿不死手艺人，花钱买了一套理发工具，自学起来。那时老百姓都穷，我不要钱为他们理发，都争先恐后来理，在短时间内，我学会了理发，修面，剃头。有时每天下午理三十多人的头，把我累惨了。学会了理发，虽然从不收一分钱，但为我带来许多方便。在工厂为工人义务理发，和工人感情很好。在农村为农民理发，受到农民好评。到了公社学校，公社干部，医院医生，供销社职工几乎要我们理发。因为，除县城有理发店外，其他地方都无理发店。到了县城中学，从校长到教师，几乎不到理发店，因为全校有几个教师会理发。
回家乡后，一是工作忙，无时间，二是遭到妻子亲人反对，说我丢人现眼，于是，我坚持十多年义务理发结束了。
       三是改匠，木匠。在宝兴，几乎全是山区，木柴多。我校一个教师会木匠，他没事就做一些园櫈之类，我和其他老师都感兴趣。学木工，首先要有木料，又不好买。当时学校伙食团要买柴，四角钱一百斤，社员上山砍柴，都砍大的，直径一尺多的也有，于是我们就挑选直径大的买下来，自已买改锯改木头。《一碗米的改匠》，形容学改匠容易，其实学改匠挺难的，首先是把墨线划好绝非易事，改木材时稍有偏差，木材就报废，而且十分费力。改匠学会了，有木材了，学木工就好办了。最早学做园櫈，方櫈。第一个虽然成功了，但毕竟是第一次，所以，必须用铁钉固定。因此，又有钉子木匠之称，虽然如此，我视如珍宝，一直留在家中几十年，直到不能用为止。
     学会了木匠，多数做园橙，熟人来了，知道我会做，拿走了。我为岳父做了马架子，用了好多年。家里洗臉架，碗柜等全是我自己做的。我做了一间床送人了，自家门框也自力更生，家中的木具自己修，为自已带来许多方便，近来，我还做了几个棋盘送给广场棋友，他们天天在广场下棋取乐。
    其五，是教书匠，这是我的专业。其他如摄影，摄像，拉琴，弹琴，下棋，学书习画，写诗填词做文章，只是为了混时间，图好耍，不属匠人范围。
     我之所以不务正业，成了五匠，是特殊历史条件下逼出来的，主要是为了生存，改善生活条件。

滴泪成霜

期待老师的下一篇作品

古代美

以前的老师更不容易，为了生存，他们脱掉了孔乙己的“长衫”，干起各种不很体面兼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