邛崃的桥故事（系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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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邛崃的桥故事（系列篇）
        （之一）明清临邛城的桥         作者：凡丁               
       清嘉庆《邛州志》引《旧志》曰：“邛州西百步有池塘……昔名瓮亭，今更名观雨亭，由州西北角穿城凿沟，引水连灌三池，上池即观雨亭前池，中池在治西南明杨伸花园内，下池即治南圣（文）庙前泮池（月儿塘）。明宏治间，知州董杰楷书‘临邛文脉’四字立碑。万历间，知州卢中华更立。有三桥，上桥名接仙桥，在州判公所左侧；下桥名天星桥，在南街往演武校场路中；中桥名文脉桥，在正西街。谚云一脉灌三池，即此。”

       关于“上桥名接仙桥，在州判公所左侧。”
       按《邛崍县文物志》载：“明洪武九年（1376），临邛县公署在南街。”按即原南街小学处。又《邛崍县志》云：“成化十九年（1483），临邛县升为直隶州后新建大堂，按其遗址即原邛崍县人民政府。”
       推知明万历间的“州判公所”在今瓮亭公园内。
       而“在州判公所左侧”的“接仙桥”在原书院街的东头，即今瓮亭公园内西边的文脉堰上。民间传为：飞仙桥（今无）。
       接仙桥的东边即唐代的“水亭”位置，明初因“发掘出卓氏钱瓮”改建为：瓮亭。
       清嘉庆《邛州志》载：康熙三十五年（1696）知州戚延裔培修瓮亭时，将瓮亭更名为：大公亭。
       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又改大公亭为：观雨亭。此时因白鹤山中的“翠阁秋阴其阁久废，临邛八景缺一，特将‘翠阁秋阴’景观移至州左‘观雨亭’处”，将“观雨亭”权当“翠屏阁”。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2）将“翠阁秋阴”景观移至金龟山的凤巢寺中，“翠屏阁”复名：古瓮亭。
       1936年，民国政府以“古瓮亭”为核心景观，改称新公园，建国后称：人民公园，今称瓮亭公园。

       关于“下桥名天星桥，在南街往演武校场路中。”
       按：
       此处的“演武校场”即民间俗称的：南校场坝。而“天星桥”位置，在小南门外的护城河上，因小南门聚奎楼上之“奎星阁”而名。
       据《清康熙直隶邛州志》〈城池篇〉载：（城）东南角上竖聚奎楼一座，为文风设，详载《楼院志》中，城外掘壕（护城河）卫之，城内东有小沟（指文脉堰），引活水环绕焉，规模亦壮丽矣。明末流寇破蜀，遂致残毁。
       清初的演武校场在小南门外，即今邛崃市人民医院和家乐福一带。乾隆时期曾迁往西门外，因受水灾，又迁天庆寺以东。为示区别，民间俗称为：西校场坝。而清初的演武校场俗称为：南校场坝。如今除“朱水碾”原住民外，少有人知晓“南校场坝”了。

       关于“中桥名文脉桥，在正西街。”
       按：
       文脉桥位置，在今新牌坊街以西近100米的西街上。
       因文脉堰在瓮亭公园“日池”西边，但在明万历（1573-1620）以前，西街只是一条路，尚无街坊相连，清康熙时，鼓楼口尚有公地二分，今西校场口尚有明洪武七年（1375）建的西坛—社稷坛。文脉堰从今南岳街西边经晚明的杨伸花园池、文庙前月池、小南门护城河后合南河。
       清嘉庆《邛州志》引《旧志》曰：“明宏治间，知州董杰楷书《临邛文脉》四字立碑。万历间，知州卢中华更立。”到清嘉庆作《邛州志》时，方才形成正西街。故曰：“中桥名文脉桥，在正西街。”
       另外
       明清临邛城东有东湖，西有鉴湖。城内有水井数百口，闻名的除文君井外有东门矮子井、高水井街的高水井、南街的文明井。
       除日池、月池、杨伸花园池外，还有表示北斗七星的七星凼，其中不乏泉眼，文君酒厂前身大全烧房便吸泉水凼之泉水酿酒。
       城周护城河上，还有四道作防御的御桥（民间传为渔桥）：南门御桥名：玉带桥。北门御桥名：拱辰桥。东门御桥名：文兴桥。西门御桥名：挹秀桥。
      （以上见清嘉庆《邛州志》354P）
       此外，东南北面护城河上还有碾磨坊三处。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邛崃城中水网纵横，四条主街之背后尚是大片农田，处处古建、园林、寺庙，真乃一座田园化的城市。如今非中非西式的楼群林立，毫无特色可言。
       笔者认为：
       在城市规划建设方面，如果不了解一个城市的过往，便无法延续其历史的脉络，从而难以展望这座城市的未来！
       ——此语仅供邛崃市“创建天府旅游强县”参考。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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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的临邛四名桥
                                                                                       凡丁
       明清时期，民间将临邛城外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道路上的各一道桥，共称为：临邛四名桥。分别指：城东天官桥、城南十里桥、城西白鹤桥、城北司马桥。
       以上四道桥分别离城六至十里，始建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悠久的历史内涵并各具特色，兹分别考述如下：

       城东天官桥
       城东老“成新邛”公路约10里处，古时候有一个驿站，名为杨柳驿，元明时期改称为杨柳铺。驿站附近有一道桥名杨柳桥，桥西头南北两侧约250米处的地方各有一个封土堆，分别占地约300平方米。路北的称为：金鼓墩。路南的称为：银鼓墩。
       相传：明崇祯五年，吏部文选司主事杨伸辞官回邛崍原籍，当经过此   桥时，两个“鼓墩”鼓声大响，民间遂盛传：“天官上桥金鼓响。”那道原本名为杨柳桥的桥，从此称为天官桥。
       过去有人考证认为，所谓“金鼓墩”和“银鼓墩”是驿站设施，古人用击鼓的方式传递情报、信息而得名。当天杨天官上桥后，驿站人员以鼓声通知在附近迎候的地方官员和社会贤达。
       个人认为：所谓金鼓墩和银鼓墩，可能是古蜀先民生活遗迹，或者是大型墓葬的封土堆。这样的土墩邛崃有数个，分布在邛崃东部浅丘和平原上，北莲寺附近的一个墩，就曾发现是古墓葬。另外，新津县不是在“宝墩”处发现了古蜀时期的“宝墩文化遗址”吗？
       话题转回来，经查清康《邛州志》载：“天官桥，城东十里，明吏部杨伸建，有坊。”
       从1931年开始修建川康公路时起，天官桥经由木桥到石桥、钢筋水泥桥，并从窄到宽的数次改扩建，至今仍称为天官桥。
       1958年公社化时，两侧的“金鼓墩”和“银鼓墩”被削为平地。未听说有否“金鼓”和“银鼓”，抑或还在地下沉睡？

       城南十里桥
       清嘉庆《邛州志》353P载：“十里桥在州南十五里，旧名永济桥，为上通省城，下往炉藏要路，因去底塘十里，故名。有明嘉靖年碑记，字迹模糊不可考，桥长五丈五尺高一丈三尺，阔一丈一尺，乾隆十六、五十七年州民两次捐修。”
       十里桥
       在孔明乡东南。古时候此处有一个驿站，因在州南去底塘十里，名叫十里驿，元明时期改称为十里铺。驿站附近的山中溪流上原有石桥，名曰：十里桥。明末桥倾圮以后，曾用三根柏树原木搭建成便桥，称为“三柏洞桥”，也叫十里桥。
此十里桥曾衍生出“十里桥长三百洞”的地名典故和民间传说，与东河改道成西河的历史以及一个著名人物—明天启进士杨伸（注）有关。
       相传：
       明崇祯末年，䢺江发生了一场特大洪水，导致东河从王沱处决口，不仅冲刷出一条西河，同时还冲毁田地房屋无数，广大灾民因之流离失所。
       救灾如救火，等不得逐级报告审批的繁琐程序，为了快速救济灾民，辞官回邛的杨天官杨伸建议州官立刻打开府库赈灾，一边亲自向朝廷谎奏，说邛州有一项“封东河，开西河”的浩大工程，计划修建一座有三百桥洞的十里长桥，共计需要伍万人夫，所耗钱粮拟从地方财政中列支。
       上述先斩后奏式的弥天大谎，杨伸是有谋略和担当精神的。所谓“封东河、开西河”工程需要的“伍万人”夫，只是象征性地将：姓伍、姓万、姓任的人家各一户，分别迁移到决口处的王沱、新殿地方居住。
       这其实是古人应急处理灾害的方式之一，譬如2020年初春“武汉肺炎”爆发时，在武汉选址修建“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道理一样。因五脏中肺属金，而五行中“火”可以克“金”化成水。
       而奏本中“十里桥长三百洞”有一个“百”字貌似笔误，就像《包公智斩鲁齋郎》一剧，州官先上报“鱼齊即”的假名，待批复后添加笔画成“鲁齋郎”一样，日后如果钦差到来查验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但是并未贪赃循私。
       好在杨伸为灾民着想，得到了邛崃人民的拥戴，而且崇祯皇帝当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接着在煤山上吊，当明王朝灭亡后，邛崃便进入战乱时期，故无人追究此事。
       如今，王沱处犹有伍姓和万姓人居住，由于伍姓人居多，王沱地方多了一个“伍河坝”的地名。而新丼处的任姓人，已然成为一方大姓。
       以上从战乱后返回当地的原住民口中之传说，保留下了一段佳话和东河改道西河的可考时间段。
       另外
       前进镇亦有一处有趣的地名叫：三柏一石土地。乍一听，不知实情者皆误以为：那儿有三百一十座土地庙。
       其实是当地有一棵古柏树，因从主干根部发出两根侧干，远看似三棵，此柏树下有一座用红砂石建的土地庙，故名：三柏一石土地。
       试想当年，杨伸或许是受“三柏一石土地”地名的启发而为之。
1931至1934年修筑川康公路时，原先用三根柏木搭建的“十里桥”被改建为石桥，成为老川藏线上的重要桥梁。
       注
       杨伸：祖籍夹关，明天启乙丒（1624）年进士，任吏部文选司主事，人称天官郎。

       城西白鹤桥
       清康熙《邛州志》载：“白鹤桥，在州西七里。”
       清嘉庆《邛州志》载：“白鹤桥，在州西七里，因白鹤山得名。桥侧有魏文靖公（了翁）读书台碑碣。嘉庆二十年州人募众重修。”
       推知：白鹤桥始建年代不晚于明代。
       白鹤桥
       在城西6里（今制长度）处的白鹤山脚下，此桥重建于清嘉庆二十年（1816），至今已304年。桥北数百米即幽居寺。而据民国《邛崃县志》主编宁缃考证，了翁读书台在幽居寺内。故白鹤桥以北地方，“原有魏文靖公读书台碑记”，以致白鹤桥在明代时便极著名。
       白鹤桥横跨于竹溪（即小柏树沟）之上，溪水合南河，桥离河口约百米。此桥单孔、大跨度、卷洞，桥长约12米，宽4.5米，卷洞顶离水面高约5、6米，两侧有石栏杆，桥面有石梯，两端有引桥。
       白鹤街建在白鹤桥以东的山坡上，过去街道长且陡窄，从坡上眺望鹤林寺之山头，但见两山相连之间，隐现宋徽宗时始建（清代复建）之西塔尖顶，整个形状酷似白鹤展翅，故取名为白鹤街。
       顺白鹤街道而下，再拾级而上平畴中间的白鹤桥顶时，顿觉眼前忽然开朗，再上下顾南河景色、听白鹤山松涛，顿时令人心旷神怡。
       白鹤桥之所以名白鹤桥，是因为该桥位于白鹤山脚下，而白鹤山之名，据宋.陆游《次韵宇文使君山行》诗注：“仙人胡安学道西岩，跨鹤升天，（白鹤）山以此得名。”
       还有一种取名白鹤桥的说法：
       以前，鹤林寺周围皆是高大茂密的松树林，有许多白鹤在松林中栖身。清晨鹤群飞过此桥往平原、谷地、河滩觅食，傍晚又经此桥飞回松林。有民谚趣味地将白鹤、西河、长腰山、大林口、石子坡五处地名串联一起，描绘出一幅过去白鹤山中的白鹤觅食路线图：“白鹤飞过西河长腰大林吃石（食）子。”
       上述的特色魅力和历史内涵，应是白鹤桥成为明清四名桥之一的原因。
       由于
       白鹤桥位于火井、天全州、芦山要路上，自1952年以来“邛芦路”经过多次改造扩建，原红砂石卷成的拱桥，被加宽抬高的路基和水泥桥面覆盖，桥北仅现一个石刻的螭龙头。
       注：
       广义的白鹤山泛指白鹤、西河一带山区，宋魏了翁《邛州白鹤山营造记》载：白鹤山“自随唐及今，庵院凡十四所。”包括幽居院、花置寺、盘陀寺、凤巢寺等，故民国《邛崃县志》载：“今鹤林寺、金龟山与大柏树竹溪毗连，皆古白鹤山也。”
       1957年曾有猎户在这一片山区中捕获过一只金钱豹，于人民公园文化馆内的笼中展示。
       原先满山的古松在公社化后被砍伐成为荒山秃岭，如今白鹤山中以杂树为多，系1984年以后绿化荒山种下的。

       城北驷马桥
       在城北十里今称“泉水凼”和“张牌坊”地方，原本为古东河故道首段。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至1973年间有一道复建的石桥，本名泉水桥，民间俗称为顺河桥。追溯此桥始建年代，与西汉司马相如有关。
      《华阳国志•蜀志》载：“（成都）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市门曰：‘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
       清康熙《邛州志》57p载：“临邛驷马桥，州北十里，又名司马桥，今圮。”
       清嘉庆《邛州志》355p载：“泉水桥，在州北十里，因沟多泉穴，故名。为通大邑县并通省城要路。桥长五丈五尺，高一丈二尺，阔九尺，乾隆三十三年州民胡飞龙、叶正海、徐正义、马成麟等公同捐修。”
       推知：
       1、人们为了纪念胸怀大志的司马相如，将他题柱过的成都升仙桥改名：驷马（注）桥。
       2、司马相如是临邛人卓文君的夫婿，当文君在今文君井处当垆时，相如帮着涤器。故临邛城北十里早年的驷马桥，与成都城北十里的驷马桥不仅同名，而且出自同一时期。
       3、临邛城北十里的驷马桥与泉水桥为同一座桥。乾隆三十三年复建驷马桥时，因河道封堵多泉穴，更名为：泉水桥。
       4、又因泉水桥与东河封堵后改道形成的西河平行，当地人俗称：顺河桥。该桥为红砂石平桥，长五丈五尺，高一丈二尺，阔九尺。桥北约3.5公里处即：桑园场。位于通大邑县并通省城的要路上。

       䢺江水自北向南，从“王沱”地方往东拐弯后的河道古称：东河。流经新殿至今五板桥，之后在固驿“灌溪堰”处注入南河。
       明末，䢺江从泉水桥以北的“王沱”处改道，向南至“石灰包”处入南河，民间称为西河。
       但是
       东河的淤塞有一个渐变过程，当年92岁的王友福老人说：“祖辈相传，早年的张牌坊处河段没有桥，只有渡口，南来北往行人皆要坐船，后来才有桥。”此说与清嘉庆《邛州志》记载：“泉水桥建于乾隆三十三年”相符。
       东河有多条支流，其中一条从张牌坊经“泉水河”流至五板桥；有一条经万石坝流至天官桥。
       西河与东河故道之上段呈“人”字形，清乾隆三十三年（1774），人们在如人字一捺的东河渡口建起了泉水桥，此桥与不远处的西河平行，因而民间将泉水桥俗称为：顺河桥。
       由于清代时这一带地方民居稀落，在两条河流相加呈“人”字形一捺的古东河上段，出现一道与西河顺平的桥，在当时来说确是一大奇观。
       加之泉水桥位于通大邑县并通省城要路，在这一带始建的驷马桥和司马堰，乃为纪念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高车驷马还故乡”而建，故别名“顺河桥”的泉水桥，在明清时期自然列入临邛四名桥之中。
       事实上，东河与西河并存到建国初期，1934年和1947年䢺江发大水时，西河、东河两岸同时受灾，而且东河低洼段的洪水淹至屋檐。
       1975年农业学大寨时，为了改造东河故道上的“下湿田”，县委书记茹斌组织拱辰、桑园、前进、宝林、固驿等公社社员，采用人力和推土机将“王沱”至“泉水凼”的东河故道之上段填平，为后来的“成温邛”高等级公路的修建打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顺河桥被整体掩埋于现代水泥公路的下面，随后，总面积两三亩的数个泉水凼逐渐干涸，东河下段的若干处水碾坊也名存实亡，但是东河故道上的个别泉眼仍在不断冒出小股泉水，故原先的东河——今称的“泉水河”中还有涓涓细流，低洼处尚能隐约观察到石桥。
       说明：有关古东河的部分依据，参考水利专家王文彬之《邛崃境内的河道变迁及其防治》文。
       注
       驷马：古时候身份地位高的人，所乘车辆套用四匹骏马，称为驷马高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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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道不同时期的“松安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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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临邛城西7公里处，有一条南河的小支流名天溪沟，沟上有四道修建于不同时期，风格各异的石桥，被笼统地称为松安桥。在天溪沟入河口处，有一块1998年立的三角形界碑，南面标示孔明乡，东北面标示白鹤乡（现划归临邛镇），西北面标示马湖乡（现划归水口镇）。由此可知，松安桥已成为邛崃一处地域标志。
       让松安桥成为域名并闻名遐迩的，是那一座形如马鞍的单拱小桥，这道如今看来只不过是南河一条小支流上的小拱桥的驰名，不只在于它的古老和别具风格，还有它承载的历史。
       这一座始称的松安桥建造时为了节省成本，设计师将桥址上移至离天溪沟入南河口上游约100米处较窄的水面上，行人客商往来，非得迂回一截像火夹子形的路不可，但这毕竟实现了一次桥和水的跨越，因为在未建此桥以前，过往的行人客商只能依靠摆渡。
       此松安桥长约10米，宽3.7米，两端各四阶，平顶，高约3米，红砂石料采自本处，据说当初建桥时，卷拱桥石块的安放，就像摆积木一样轻松应手，故而被命名为松安桥。但这正好说明设计师的高超水平，以及工匠们的精湛手艺，因为用于卷洞的每一块楔子形石的使用位置不同，故对石料的六个斜面、角度、弧度、大小的要求皆各不相同，要做到一次性精加工到位并“松安”成桥，是颇不容易的。
      随着年代的推移，这座始称的松安桥，除了桥面有些缺损显得沧桑以外，卷洞石契合处却越来越紧密、规整而丝毫不显“松安”的痕迹，相信它会像赵州桥一样历千年而不毁。
       松安桥西头原有一通建桥碑，高约2.5尺，宽约2尺，碑面上凿有松安桥名并修建日期，背面是捐资人姓名、款额。2011年，一户徐姓人在此修建房屋，将桥碑处圈作屋基，并将整页碑石掩埋进土中。据房主说，碑面上松安桥三字清晰可见，但碑体下部因长期被泥土壅塞掩埋而字迹模糊。由于未见到桥碑，综合其它情况和参考桥的古貌程度，此松安桥的建成应在清早期。

       离松安桥下游约七十米的地方，又有一道红砂石平桥，这道桥建成后，行人和客商到马湖时少绕了一大截冤枉路。虽然这道桥也颇具特色，但由于松安桥早已名声在外，故很少有人提到它的真名——福康桥，却被广义地称为松安桥，甚至本地也有人认为这座桥就是松安桥。
       福康桥亦采用本地红砂石料，该桥双孔、平面、无引桥，长7.8米，桥墩宽4.52米，桥心2.42米，桥边各约0.21米，高约1.35米。在这道桥上，也能找到解读“松安”的另一个含义：
       福康桥整体粗犷、厚重、简约，六块桥面石各长3.80至3.94米，宽0.77至0.87米、厚约0.53米，特别是桥面合拢处中间那块楔形的封孔石，加工尤显随意，除了表面与桥平外，其于四个斜面和底面均与桥孔相去甚远而五面悬空，宽度竟然窄了约8公分。
       但福康桥无疑是结实而适用的，尽管桥面经鸡公车长期碾压后形成又宽又深的凹槽，但现代人只要不刻意地破坏或遭受地质灾害，估摸数百上千年后仍然会保持这副模样。
       福康桥西头原建有一道三通页面高约3米的路桥碑，镌刻有《新修福康桥并十里长途记》：邛州之西原有松安桥年深日久，溪流冲蚀，桥危路险，行人艰涉，道光甲申（1824年）春，有义绅王三伦首倡，义举酒坊之力，捐钱八十千文新修斯桥，并修十里长途，上至马湖营，下至横山煸（土旁，现称环山子），皆用坚石垒成，道宽丈余，桥长二丈三尺，至此桥宽路稳，道途康庄，是名福康桥。兹以捐赀诸君姓氏一并记之。咸丰三（1853）年仲夏日之吉。”
       按照记载，此桥从筹备到建成，耗时竟长达29年。
       桥碑两侧有楹联一副：
       一派幽清时对山花评画景；
       两间稳固闲听水鸟语天溪。
       此三通路桥碑，系由清名士——“郡人吴江”书写，由于“其高、宽、厚、立向及大小字、字数和字占面积皆符合鲁班尺寸要求”而庄重、大气、俊朗、古朴，动物雕饰生动传神，因其石材、题字、镌刻皆佳成为珍贵文物。
       此碑于2011年被王三伦后人——卧龙川谷酒厂老板王建强收藏，并移入该厂大门内位置用玻璃罩陈列。（见彩照）
福康桥西原先还有一座祭祀木匠和石匠祖师鲁班的鲁班庙，此庙的建成，鲁班的大名非但没能取代松安桥的域名，反于1945年夏季的某一个晚上，被庙子旁悬岩上掉落的石块砸毁而几乎被人遗忘。

       距福康桥下游约40米处的河边，是1952年始建邛芦路时，由劳改队修建的单拱石桥。此桥为通行汽车而修，长约20米，宽约5米，为历史上第三座松安桥，同时是为通行汽车，未经改造而直接修建的现代公路桥。
       当时计划修建邛芦公路的重要目的，是为了将火井、高何一带丰饶的竹资源，集中到大窖竹片厂生产成造纸原料“竹片”后，再通过陆路运输至宜宾纸厂，用以生产当时国家非常紧缺的报刊用品—新闻纸。而公路未通前，竹子靠的是在崎岖古道上人扛+水运。

       离福康桥下游约30米处，即1984年扩建邛芦公路时所修的第四座松安桥。该桥长约33米，宽8.4米，仍旧沿用松安桥名。
       此桥亦采用本地红砂石料卷成单孔，为便于汽车通行，特将两头路基抬至与桥心等高，桥面则采用混泥土浇注，两边加装红砂石护栏，如此将古代与现代工艺和材料相结合的公路桥梁，实属难得一见。
      上述四道广义的松安桥并排在约100米长的河沟上，亦属难得一见，可以说是邛崃路桥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和缩影。

       松安桥和福康桥还见证过南方丝绸之路昔日的繁荣：
       南方丝绸之路北线和东线除可以经长腰山、磐陀寺、大柏树、小柏树、到保胜场及水口、大川而外，亦可经皂角庙到松安桥，去往马湖、油榨、火井、高何到芦山；南线可经十方堂、葫芦湾至松安桥去往马湖……芦山。
      若是背夹子和马帮想往夹金山朝甘肃，或青海方向接北方丝绸之路的话，从松安桥进沟，经保胜场到水口的烂坝子、天下第一堡、桅杆槽，去芦山县大川镇后再往北，不仅是一条近道，而且如果经马湖、油榨、南宝到芦山，马匹无法跨越陡峭的木梯栳。

       由于松安桥位处通往水口、马湖、葫芦湾的三岔路口，丝绸之路客商源源不断，故松安桥西头旧时有两家徐姓人开的客栈，可同时接待数十个客商。以西约200米处，还有一处不知何时开凿石料后遗留的岩窟，也成为过往客商的歇宿点，但店主每天会前往收取一定的费用，提供的条件是在岩壁上凿孔，搭建简易敞棚和床架，并凿有若干牛鼻子型的拴马孔。
       需加以说明的是，1984至1994的十年间，此处曾修建过一户住房，据徐姓房主说，岩壁上也有少量他凿的孔，用于搭棚建猪圈。
       2011年，福康桥碑被王三伦后人——卧龙川谷酒厂老板王建强收藏，并移入该厂大门内位置用玻璃罩陈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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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不同的福康桥碑记
                                                                                        凡丁
       城西7公里处的天溪沟上，并排有四道修建于不同时期、风格迥异的桥，被笼统地称为松安桥。
       其中有一道人们按习惯称的松安桥——实名福康桥。
       福康桥整体粗犷、厚重、简约，双孔平面，全长7.8米。桥墩宽4.52米，高约1.35米；桥面宽2.84米。两孔各用三块长3.80至3.94米，宽0.77至0.87米，厚约0.53米的石条铺就。
       福康桥西头原有一道三通页面、高近3米的《新修福康桥并十里长途记》碑。
       全文如下：
       邛州之西原有松安桥年深日久，溪流冲蚀，桥危路险，行人艰涉，道光甲申（1824年）春，有义绅王三伦首倡，义举酒坊之力，捐钱八十千文新修斯桥，并修十里长途，上至马湖营，下至横山煸（土旁，现称环山子），皆用坚石垒成，道宽丈余，桥长二丈三尺，至此桥宽路稳，道途康庄，是名福康桥。兹以捐赀诸君姓氏一并记之。咸丰三年（1853）仲夏日之吉。                                                                                                                                          郡人吴江撰
       桥碑两侧楹联
       一派幽清时对山花评画景；
       两间稳固闲听水鸟语天溪。
       由于此碑记系清名士吴江“擘窠”书写，“其高、宽、厚、立向及大小字、字数和字占面积皆符合鲁班尺寸要求”，动物雕刻生动传神，故十分庄重、大气、俊朗、古朴。因其石材、题字、镌刻俱佳成为珍贵文物。
       2011年某晚，此碑被盗，当地人报案后，由公安机关破案。如今此碑存放于“首倡者王三伦”后人王建强的“卧龙川谷酒厂”大门内，并加玻璃罩保护。（参见彩照）

       但是，2008年第22辑《邛崃文史资料》收载的《修福康桥并十里长途记》却与《新修福康桥并十里长途记》内容不同，该《记》依《白鹤乡志》原始手本照录。现也照录如下，供同好研究：
      《 修福康桥并十里长途记》（注1）
       吴江（注2）
       州西松安桥，幽清雅洁，余每偕友人游，有留恋之者。道光甲申春，应杨君天禄之请，为赋八诗口口口题壁，己记其概矣。杨君洵有心者，此桥危路险，经涉焉，拟新架舆桥，宏开鸟道。计桥长二丈三尺，路上至马湖营，下至横山子，皆凿山之斜而为之，凡碍游道舆，悉以坚石砌为一律，需费在千金之外。弟添发并丁德盛同时募化，城乡一时好善，数月积金适符其数。又不数月而大功告成。口余名曰：“福康桥”，乃“擘窠”书（注3）之。盖取福星荫远，履道康庄。有颂，盖当事者之有志，事成功德无量也。夫以蹊越崎岖不易行之境，一旦履险如夷焉。其所望于人能保护斯桥是路于弗替更，悠久无涯。日冠裳云集，”遐迩人临，相与聚观，无不欢忭。诚善事，欲以捐资姓字铭石，因并记之。郡人吴江撰  孙其诚书
       按：
       录于《邛崃文史资料》的《修福康桥并十里长途记》少了一个“新”字，应为先作，该《记》中“杨君天禄”是首倡者，并有“需费在千金之外，弟添发并丁德盛同时募化”字样；
       而刻于福康桥碑上的《新修福康桥并十里长途记》中，“义绅王三伦”为首倡者，并且“义举酒坊之力，捐钱八十千文”。
       虽然不知当时的“千金”和“八十千文”该怎样换算，可是从《新修福康桥并十里长途记》看，福康桥自道光甲申（1824年）春便开始筹建，到咸丰三年（1853）仲夏方才建成，耗时整30年，说明首倡者应当是杨天禄，并有吴江八首《题壁诗》为凭。
       但是，到桥和路建成为止，因为王天伦“义举酒坊之力”，所捐出的钱是众多捐款人中最多的，于是首倡者改为王天伦。
       总的来说，福康桥工程由于经费筹措很艰辛，完工日期大大超过预算的“不数月”而达30年，终于在众多捐款人同心同德、持之以恒的坚持下方才建成。
       而《修福康桥并十里长途记》是吴江在道光甲申（1824年）前后撰写的，当时还拟请书法名家孙其诚书写。由于杨天禄对所“需费在千金之外，（由）弟添发并丁德盛同时募化”资金的困难程度估计不足，故工期一拖再拖。
       后来，“义绅王三伦义举酒坊之力”，捐出总“需费在千金之外”中最大一笔款项——“捐钱八十千文”后，福康桥并十里长途得以最后完工而成为当时的首倡者。
       到咸丰三年（1853）仲夏工程竣工时，吴江重作《新修福康桥并十里长途记》并亲自书写，成为集：鲁班尺寸设计、“擘窠”书写、镌刻皆优的“三绝碑”。
       还由此可知，吴江是一个长寿者。
       通过研究两个《福康桥碑记》说明，古代的路桥建设，主要是靠民间好德者的善行，官府一般不会投资，但可能会发出倡导、动员，主持摊款、捐款，然后由“义工”们来完成，比如修建川南第一桥。如果修建的是道路，便称为官道。
       注：
       1、引用《文史资料》说明：“桥碑依在，然苔物丛生，字迹模糊不辨，故无法从新校对，仍依《白鹤乡志》原始手本照录。个别明显错字，稍作订正。”
       2、吴江：邛崃人，诗人、书法家。生于乾隆后期（约1785），卒于咸丰末年（约1860），终年75岁，墓在西外弯青冈。
       3、擘窠书：在碑面划方格后书写。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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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老师好，看了《四道不同时期的“松安桥”》，很好，我将该文收藏了。但是，我认为有以下欠妥之处。
文中的“距福康桥下游约40米处的河边，是1952年始建邛芦路时，由劳改队修建的单拱石桥。”其中：“1952年”应为1958年。因为1958年春我在邛崃“省中校”读书时还没有公路。我查阅了1982的 《火井乡志》中记载：“1958年10月1日，县道过境公路——邛高公路正式通车”。建议找《邛崃交通志》查实为妥。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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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安桥杨氏与新盛石材厂
                                                                                  凡 丁 陈善兵
       明朝末年，松安桥杨氏便开始经营红砂石料，逐渐致富成为一方名人，于清道光时开办新盛厂，专营红砂石料器。道光甲申（1824年）春，杨天禄曾邀请临邛名士吴江，到此商议“拟新架舆桥，宏开鸟道”之事，吴江因之在松安桥西石壁上题诗八首。
       其二：
       径开山僻少人行，傍竹穿林逸趣生。听取叮叮相应处，岩峦送出凿山声。
       其四：
       两山近合溶溶水，一径遥拖浩浩天。煮茧香闻深谷里，采茶歌唱小溪边。
       其八：
       水鸟山莺互唱酬，残碑古洞几回头。人间仙境应常在，一任桃花水自流。
       吴江的八首《题石壁诗》无疑是对松安桥兴盛厂的广告宣传。其中：“听取叮叮相应处，岩峦送出凿山声。”其描写惟妙惟肖。
       松安桥一带的红砂石岩略发白色，质地细密坚硬，其耐水性和抗风化性都极好，是各式房屋和寺庙建筑的柱、壁，乃至牌坊、碑石、铺路石板、水缸、鱼缸、香炉、花盆、猪槽等器物的上乘原料，更是修建桥梁的首选用材。
       因此松安桥“新盛厂”的红砂石制品，价格要高于同类其它地方产品一个挡次。尽管如此，兴盛厂料器还是供不应求，还常用自家的船运至新津码头，然后销售到川西平原各处。
       由于杨氏兴盛厂的好口碑，加上吴江题诗和桥联的宣传，清道光辛卯年（1831）修建的川南第一大桥，咸丰三年（1853）仲夏完工的福康桥，和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修建的老南桥，以及“始建庚戌（1911）、成于辛亥（1912）”的马湖平安桥 与 葫芦湾石桥，均采用松安桥杨氏“新盛厂”之石料。
       2000年前后，天溪沟边开凿过老南桥石料的岩壁下，尚立有一块冠形石碑，碑面用石灰刷写“新修南桥取石处”字句，后被开凿为石料贩卖；稍上一处的岩壁上亦有石灰刷写的“新修南桥”取石处并纪年，如今已被泥石掩埋。

       现松安桥处还有几户“新盛厂”的杨姓传人，时年86岁的杨婆婆说，松安桥杨姓一世祖约于明崇祯年间迁此，至今已有十好几代，她还讲述起一段传奇般的故事：
       松安桥杨姓先祖原籍新津县杨庙子，杨公以从事丝绸之路的买卖为业，一次，杨公因二房与大房不睦，于是携长子从新津背着装有红糖、盐巴、生姜等货物的背子前往芦山贩卖，行至松安桥时天色向晚，便在河边一个洞窟内躺下歇息，准备次早再走。
       夜间其子感觉地下似有空洞，并且发出叮叮咚咚声响，父子俩觉得奇怪，趁着夜色挖掘出一坛窖藏的银子。第二日早起观察，此处不知何时何人开凿过红砂石料，而且材质极好，于是用掘得的银子在此盖房屋，又从遂宁、安岳、简阳等处招聘石匠，转行进行石料开采。
       当生意愈来愈好，业务越做越大后，便于清道光年间正式成立了一家石材厂，取名新盛厂，另外还开了一家饭店。
然而，杨家的致富却常招致棒客（邛崃人对强盗的称谓）抢劫，为防不测，杨家只得在百尺危岩上凿孔建造阁楼，将财物束之高阁。
       如今在杨姓人居室后开凿过石料的百尺危岩上，除了建高阁留下的凿孔而外，尚有用石灰刷写的“新盛厂”三个大字，另有数行小字：“南桥工血流江河”依稀可辩，令人回想修建川南第一大桥时，此处采石场的艰难场面。
       此外，石壁上还有杨姓人在不同时期刻记下的文字、纪年、以及类似族徽的图案、刀形图标、符号等，以及造反派用石灰刷写于文革时期的标语。若大的几堵岩壁，已然成为记载和研究松安桥地区历史的墙。
       附：
      《吴江题壁诗》全八首
       1、西行云峡得春多，一路花开映绿波。地是无尘风景好，耕山钓水住岩阿；
       2、径开山僻少人行，傍竹穿林逸趣生。听取丁丁相应处，岩峦送出凿山声；
       3、杯渡何人记昔游，雪花犹复溅芳州。浪游我却经三岛，无此溪水处处幽；
       4、两山尽合溶溶水，一径遥拖浩浩天。煮蚕香闻深谷里，采茶歌唱小溪边；
       5、迤逦途纡过小桥，草庵茅屋半渔樵。山泉试茗烹铜锤，疑是云傲奏碧霄；
       6、指点山居不数家，犁云锄雨种桑麻，此中曾有高人未，我欲乘风一泛槎；
       7、阴森古木自菜骚，无酒鸡豚宴俊髦。坐久廑淙应一浣，东风料峭吼松涛；
       8、水鸟山茑互唱酬，残碑古洞几回头。人间仙景应常在，一任桃花水自流。
       说明：
       以上八首松安桥处的《吴江题壁诗》，为张政德先生于1952年修邛高公路时，眼看题壁诗将毁，于是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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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019296 发表于 2020-6-20 12:48
聂老师好，看了《四道不同时期的“松安桥”》，很好，我将该文收藏了。但是，我认为有以下欠妥之处。
文中 ...

       高老师好！
       为了留给读者和后人最接近历史真实的调查文章，我在此真诚欢迎高老师及其它读者对拙作进行指正或质疑！
       关于你对“1952年始建邛芦路”的疑问，是我对鹤林寺至松安桥一带白鹤山村民调查时，众口一词的说法，邛芦路始建于1952年，我是往后靠的，有的说法还要早一些。
       此调查开始于我对胡安“点易洞”消失的原因之时，始建邛芦路时间的说法，越接近临邛城的地方越早，比如“华瓦厂窑群”由路南搬迁到路北，即是1951年。
       当时华瓦厂有砖瓦窑计八孔在路边，因原道不足3尺宽，修筑邛崃至高何的公路需占用，故将砖瓦窑改建在在道路以北的田坝中间，如一字长蛇阵般排列，统称为：华瓦厂。
       开凿邛高公路，最早是由劳改队在白鹤山沿南河边进行的。其它的路段，起先由各乡安排社员义务投工新开或扩宽旧路，然后由公路局统一进行完善通车，此说见于《油榨乡志》。
       由于初期修路主要是靠锄头、钢钎、箢兜，和肩背人抬，施工效率无法与现代相比，故“通车时间”确实是“1958年10月1日，县道过境公路——邛高公路正式通车。”
       此后“邛高公路”又经多次改扩建，方才形成现今的“邛芦路”样貌，以至西汉胡安点易之洞（即俗称的仙人洞）仅残留约三分之一，好在胡安讲学授徒之窟尚在，此窟高3米多，宽深各4米多，在今琴台森林大酒店的仓库大门内。我看哪天再把此文：《易洞秋风何处寻 仙人洞前景依稀》翻出来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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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湖平安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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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仲夏，凡丁的初中同学徐平年陪同凡丁踏访邛崃下坝码头和马流码头之后，又步行经石虎寺至马湖码头，留下两个深刻的印象：一是是日途遇倾盆大雨并雷电交加，淋得二人像两只落汤鸡；二是雨后初霁的火井江中那座两头高，中间低，长十五孔的马湖老石桥—平安桥在满河水位中的情景。
       2013年，邛崃曾经规划为成都市天府新区供水源地，据说当时将分别在天台、大同、马湖、白鹤、牟礼各建一个湖泊，既用于调蓄水量，又可打造火井、白沫两江和南河风光，开发南丝路邛崃水上走廊的旅游业。
       当时听说为了保住葫芦湾码头和元兴村的尖山子古道，白鹤湖的选址由原计划的葫芦湾上移至石河堰。虽说是件好事，但笔者担心，石河堰上游那一道风格迥异、已有上百年历史的马湖石桥，会因为湖水水位抬升而淹没，并有可能影响到南丝路水上走廊的游船通行而遭拆毁。（注）

       2014年元月4日，凡丁偶然与网友陈善斌谈及，陈亦有感于时代变迁，万事难料，想前去探寻并留下一点历史影像，于是一拍即合，立刻驱摩托车前往。
       是日天气晴明，但隆冬时节枯水期的火井江河床尽现，平安桥的海底红砂石条历历在目，缺少了仲夏时的恢弘气势而显得萧疏，部分缺失的桥面，更使这座古桥凭添沧桑感。
       正好，一位老丈柱着手杖颤巍巍走上桥来，陈善斌赶紧抓拍了几张。凡丁趁机与老丈闲聊起来。
       老丈尊姓刘，大名洪章，八十有二，本土人士，原在水口供销社常驻兰州负责商品信息采集工作，见多识广又健谈，从他口中大体了解到一些马湖桥的历史：
       马湖场镇依山旁水，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重视。相传：三国时诸葛亮南征到此处，将马军驻扎于此，出于绘制军事地图的需要，取名为马湖营；又史载：唐时，西川节度使驻邛州阅兵时，将过境防御越西郡属县的马湖兵营调此戍守，久之渐成集市，称为马湖营，简称马湖。
       平安桥位于马湖老场口，桥头即马湖码头，陆上丝绸之路可由平乐经下坝至马湖再到水口、芦山大川镇；或者从邛崃经马湖、油榨、高何至芦山太平场；水上丝绸之路可由油榨经：水口、马湖、葫芦湾、到南河码头以东，马湖码头因之成为茶叶、纸品、土布、竹子、木材、窑柴、火把柴、宝儿材、杠炭、煤炭、木制品、棕制品、蓝靛、药材、杂粮等商品的集散地和船泊停靠基地；
       由于旧时的马湖场商贾繁荣，解放前夕常遭土匪抢劫和焚烧，焚毁后重建的茅屋又常发生不明原因的火灾，还偶有水患威胁，这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老场，便于1957年由乡政府规划，整体般迁到如今的所在地而被废弃。
       也许出于上述原因吧，这座与辛亥革命（1912）同岁的马湖老桥，遂以“平安桥”命名。
       该桥采用红砂石材建成，很有特色，设计风格匠心独运，具有较高的观赏性、适用性，还有桥梁设计上的研究性。
       建桥用的石材，全部采自本县松安桥处的优质红砂石，所有石料的加工皆异常精细，即使表面开凿的条形纹路，也都按要求，以每寸3条的标准进行精敲细凿。
       桥面方柱形的石条每根长4.8-5米，宽约0.45米，厚约0.53米，重约3000斤。每孔各5根，共15孔。
       桥墩石料结合处严丝合缝，并嵌有X型的角铁，局部以石灰调糯米汁作粘结剂。桥墩皆两头尖呈梭形，以利于分水。
       两头第一孔的桥墩长6.15米，宽1.4米，高3.45米，间距4.4米；
       两头第二孔的桥墩长6米，宽1.34米，高2.65米，间距4.3米；
       中间11孔桥墩长5.75米，宽1.3米，高2.15米，间距约4.3米。
       根据木材纤维“干千年，湿万年，时干时湿管半年”的特性，桥墩下的海底深处密密铺垫直径1尺以上的杉树圆木，长年浸泡在水中的木头，由于与空气隔绝不会腐朽，还以此均匀分散桥身的重量。
       为了避免河水冲刷而淘空桥墩，桥墩之间和整座桥梁上下游约30米宽处，皆铺满红砂石条，石条之间还用子母扣互相衔接。
       开凿的桥面方柱形石条粗料，每根用一只木船载运至工地的河坝后，再经细致加工，之后40个人同时抬起一根石条，从捆扎好的木架抬上桥墩，并由站在石条上手举小旗的建桥师负责指挥，一一装上桥墩。
       建成后的老石桥非常有特色，与一般桥面呈彩虹或龟背形不同的是，这道桥呈凹字形，15孔，桥面长约87米，加上两头引桥，总长约110米。
       因为平安桥的设计者考虑到桥梁的抗洪性，将河心的11孔桥面建成高2.15米可翻水的桥，以利于汛期洪峰带下来的树木等漂浮物翻过桥面，最大程度地减少对桥面的冲撞损毁。
       同时又考虑到不影响船只通航，故将南北两岸的第一孔桥加宽并抬升，平水期时，满载5吨货物的木船可从两头的第一孔桥洞下穿过，而丰水期在洪水泛过桥面的情形下，木船和竹排、木筏又可从河中间的桥面通行。平时商旅马队、背子，则从两头各5级和3级的阶梯，上下穿行于桥面。

       刘洪章老丈还说，马湖石桥从筹建到桥建成耗时长达二十年，与平乐乐善桥同于1912年开桥，因是年四川发生了“保路同志会运动”的事件，民间容易记住。
       该桥建成后，桥南头立有一座桥碑，为牌坊式，三通页面，镌刻有桥名、捐款人姓名、建桥过程、建桥人、落成日期等。
       查民国《邛崃县志》131p载为：“郡人宁缃撰碑记，为述火井江源流，并马湖营名义……马湖者，古赿西郡之废县，元时与建昌同称路者也。有马湖水受台登之孙水，通僰道（宜宾古称）入（长）江，唐时西川节度使驻邛州阅兵，凡西南防边诸营皆调集于邛州，故建昌马湖皆有营地……南宋以后，名称沿唐旧。”
       继曰：“昔司马相如桥孙水以通西南大道，史册美而称之……至于马湖营之名称，及石桥之所以始，并其所以成，不可不记焉。建始庚戌（1911）、成于辛亥（1912）、记于癸丑（1914）。”
       1930年前后，因马湖地区连续数日降雨，碑旁的河岸边一棵背篼大的丝栗子树根部泥土被雨水浸透而松软，倾倒后将建桥碑砸垮。
       由于该桥建筑的科学性和严密性，经过了上百年洪水的考验，依然承载着桥梁的功能，仅管在1996年和2011年，因少数桥面石条断裂而进行过修复，但仍然保持整体风貌。
       据黄鹤村原村长陈守勋说，葫芦湾原先的石桥与马湖平安桥差不多同年代，形制亦相仿，但葫芦湾石桥已于2000年前后被洪水冲毁，后在原址上新建了一道水泥桥。
       注：
       上百年历史的老桥在邛崃已不多见，笔者当初调查马湖老桥的原因，是耽心邛崃开发“南丝路水上走廊”时，或者拟建的“白鹤湖”建成后水位抬升，将桥损毁或淹没，但此文写成至今，因天府新区供水源地改在都江堰市，原规划搁置，此桥至今犹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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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安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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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园镇境内除已经淤塞的东河外，还有从五童庙的䢺江段开引出的五道堰、司马堰、母猪堰、碉堡沟、新河等水渠。其中“五道堰”绕桑园场西去汇入西河，过去桑园新场口的五道堰上有一座桥名马安桥，离桑园老场约半里路。
       马安桥建于清代，早年为木桥，后改建为双孔石平桥，长约8米，宽约5米，如今被水泥路面掩埋仅留桥名。
马安桥的命名有两种说法。
       一说：
       马安桥落成后等待剪彩开桥，是日早晨，一队迎亲队伍到来，新郎姓安，家住桥北，新娘姓马，娘家在桥南。一行人急着过河，因桥的剪彩未到时候，故有人把守，等闲之人不许通过。而一只迎亲队伍在吉日良辰过此桥正好开桥，但守桥人表示若要过桥，新娘需用“四言八句”给新桥取名，既可一睹新娘姿容，又可考验新娘学识。
       于是新娘掀开轿帘大大方方地说：“吹吹打打到此桥，场前流水万年长。马家嫁到安家去，此桥便名马安桥。”说毕全场一片欢呼，众人簇拥迎亲队伍吹吹打打地开了桥。
       二说：
       此桥原是木桥、较窄、无名。一日，一只迎亲队伍过此桥，新郎骑的是马，新娘乘的是四人抬的花轿，由于木桥较窄，轿夫有些畏难，新郎担心新娘受惊吓，于是赶紧骑马回家，用几匹马驮来木板将桥面加宽加实，一行人方才吹吹打打将新娘迎娶回家，之后此桥便名马安桥，意为马家安的桥。
       以上第一个传说合理可信，且更有意义。如今马安桥之南北，仍然分别有姓马和姓安的人家聚居。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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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修桥
                                                                                        凡丁
       在城西约2公里处的石河子上，原本有一座踏水桥，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因修建去石坡、水口的公路，在离踏水桥上游约300米处新建成一座长约20米、宽约12米的公路桥梁，修建时期正值中苏两党论战期间，中共中央批判苏共中央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欲行“修正主义”之实的言论。
       桥建成时，又恰逢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受到当时全国政治气候的影响，故将新桥取名为：反修桥。反映出一段公众熟知的时代背景和地名特色。
       为体现革命化，当时的人们“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除了毁坏寺庙、拆除古建以外，还对一些历史地名进行重命名，如将学道街更名为红专路，衙背后（善政街）更命为解放路，县府街更名为反修路等，但文革结束后都恢复了原名，惟独“反修桥”名一直沿用至今。
       如今，当地人将“反修桥”更名为“返修桥”及“返休桥”，并用红漆刷写在桥头和指路牌上，虽然不代表官方观点，但反应出当地的当代人对这座历史桥名的反思，甚至是抵触。
       但无论是“返修”和“返休”，意思都欠妥当，如果一定要改，不如叫返庥（注），给过桥者思考空间。
       注
       返：还矣、復矣。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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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林寺的栏杆桥
                                 根据林业局退休干部龚华根（塔子村人，现年88岁）讲述，并结合史料整理。
                                                                                        凡 丁
       塔子坝前的拦江堰为古代先民所建，拦江堰的外江是大南河，称为：右河；拦江堰的内江是人工开凿的小南河，称为：左河。又叫拦江（今作南江）、新开堰等名。（分别见：清康熙《邛州志》和清嘉庆《邛州志》以及民国《邛崃县志》）
左河以北，是原先宝林乡与东安乡和前进乡分别交界的地方。现在的宝林场，过去是宝林乡政府驻地，称为塔子大队，2008年3月整体划入临邛镇，如今的宝林镇政府驻地在五面山上百胜村桥南街。
       宝林场本是古驿站，原名：白腊铺。因明代建有宝林寺而民间习称：宝林寺 或者 宝林场。旧时：宝林场的古道西接临邛城；东往圣化铺、太平驿、泉水驿、延贡驿、双流、成都；东南通西来、蒲江、丹陵、洪雅、眉山；西南通十里铺、卧魁铺（今卧龙）、大塘铺、甘溪铺、百丈铺、名山、雅安；北达前进、安仁、大邑、崇州……
       其中，凡称“驿”和“铺”者，都是古代的驿站所在地，明代起改“驿”称“铺”。又凡称“驿”和“铺”者，皆是民间保留下来的古驿站之名。（分别见：清康熙《邛州志》和清嘉庆《邛州志》以及民国《邛崃县志》）
       宝林乡历来是鱼米之乡，不仅渔业（池塘养鱼及河道捕鱼）发达，并且盛产稻谷、棉花、甘蔗及其制品—黄糖，南河上下游的各种物资还集运到宝林码头来，故而过去吸引许多南来北往的客商到宝林场进行交易。
       但是宝林场位于大南河（右河）和小南河（左河）之间，宛如一条漂在水中的船，船尾的镇江塔如桅杆，船头的古银杏树像固定船位的锚固，北面的左河水深流急，南面的右河宽阔浪翻。
       明清至民国年间，本场镇的陈姓人在北场口的右河上摆渡，实行收费过渡，并子传父业，代代相沿，称为：陈船渡，简称：陈船。南场口（大河碥）的左河上，亦有一处渡口。
       枯水时期，南北渡口皆不适宜摆渡，于是在左、右河上各自出现一道季节性的，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进行拆解并再次组装的木桥，各宽约2.5米，可双向通马驮子。
两桥皆用卯榫连接，带有栏杆，因是临时性桥梁，并无桥名，民间遂按桥的特征呼为：栏杆桥。栏杆桥由民间集资打造，有专人进行管理维护，是古人顺应自然的智慧发挥。
       但是，从清初起，人们却渐将宋代以前便有的大南河第一堰——拦江堰 误作：栏杆堰；将拦江 误作：南江。
      （参见《被史志搞错和漏记的小都江堰—拦江堰》
       链接：https://www.mala.cn/thread-15904985-1-1.html）
       1960年，宝林公社组织地、富、反、坏、右份子捡卵石在左河上建卵石卷拱大桥，称为宝林大桥，被洪水冲毁后于1973年又建卵石拱桥，1980年再次毁于洪水，上世纪末，始建钢骨水泥桥至今。
       1972年，前进公社利用左河 即：拦江（今作南江）水源修建南江一号水电站时，在陈船渡修建钢骨水泥桥，以取代季节性的木头栏杆桥和渡船，但是人们至今仍然叫：陈船。
       1950年腊月23日，邛崃发生了国民党胡宗南部残军勾结土匪叛乱事件，解放军在“陈船”处与五面山上匪军交战对恃，被匪军炮弹击中牺牲十多名战士。阵亡的解放军官兵，就地安埋于吴院子（废院地名），后来全部起迁到小南门烈士陵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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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成都战役中的邛崃战场—五面山听闻录                                                                            讲述：龚华根 李秀英
                                                                                   记录：凡 丁
       前情提要
       1949年12月7日邛崃解放，比共和国的成立晚了两个多月。1950年春节期间，国民党胡宗南残部又纠集全县土匪，并且煽动袍哥、地主、恶霸势力，还裹胁农民共达数万人众进行武装暴乱，数次围攻临邛城，妄图颠覆新生政权，一时间临邛城乌云压城城欲摧，守城的数百名解放军，凭借英雄气概和坚固的石头城墙进行顽强抵御，关键时刻，增援的游击队及时赶到，击退了围攻临邛城的土匪。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火速从眉山分路插入丹棱、蒲江、名山和大邑以及邛崍夹关、水口等地，分别截断了国民党军逃窜西昌的各条退路，同时形成对叛乱匪帮的包围合击之势，历时近两月，方才平息了这场震惊中国的、被列为全国三大土匪叛乱地（东北、湘西、邛崃）之一的暴乱事件，全歼了国民党胡宗南残部和叛乱的匪帮。又即：史称的成都战役邛崃战场。
       我的邻居龚华根、李秀英夫妻二人都是原宝林乡塔子坝人，龚华根系林业局退休干部，2013年调查时81岁；李秀英是退休教师，调查当年78岁。他们曾经耳闻目睹了邛崃战场中五面山那一带土匪，从组织暴乱至溃败以及“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过程，以下是笔者同他们的访谈，有的情形史料并无记载，笔者整理后经过本人确认。

       凡丁（以下简称凡）问：听说邛崃才刚解放那阵，五面山一带发生过土匪暴乱的事件？
       李秀英（以下简称李）答：邛崃的解放并没有发生多大多久的战争，胡宗南的队伍就被打垮了。邛崃解放的当天（1949年12月7日）宝林没有听到过枪声，但是我看见河对面红岩子山上跳下来许多国民党的官兵，他们是在五面山上被解放军追赶得走投无路后跳岩的，有些当场就摔死了。
       当时到处都有村民在纷纷议论：“国军（蒋介石的部队）拿给‘霉老二’（解放军）打垮杆了！”
       那些残兵败将过河后就把枪扔在河滩上，然后分散潜入老乡的家中，当时宝林顺河一带普遍种的是甘蔗，他们看到甘蔗叶子堆堆就钻进去躲藏。由于回澜塔旁边的大悲庵，曾经做过胡宗南部队的作战指挥部，老百姓常受其扰，便都央求他们：“先生，请你们快点走嘛！”
       他们非但不走，反而央求老乡给他们饭吃，第二天吃过早饭后又脱下全身军装，有些还是草绿色呢子的军官服，提出与老乡掉换旧衣裳，而且越旧赿破越喜欢，换上破衣服后他们都走了。等他们走后，老百姓都把那些军装烧掉了。那天晚上，我家院子里的甘蔗叶子堆中就藏过四个人，其中有两个穿军官服的。
       凡：土匪暴乱是咋一会事？
       龚华根（以下简称龚）：土匪暴乱并围城我记得最清楚，是从1949年农历腊月25日（约1月22日）鸡叫头遍的时候开始的，到1950年的二月春分（约3月20日）那天才结束，总共有58天。
       凡：你咋记得那么清楚呢？
       龚：那一年我家喂的猪害瘟，就提前杀了秋腊肉，由于还不到秋腊肉的节气，猪脑壳肉有点发臭。我家以往团年都是腊月三十，那年团年便提前到腊月二十四。那天在城里学理发的哥哥也赶回家吃年饭，第二天一早邻居就对他说，“土匪都暴乱了，你咋还不快点跑啊？！”
       哥哥因为在城里学理发，留了一个分头，穿的是中山装，而那时候的人都剃的光头，穿的长衫子。哥哥便立刻出门朝城里头跑，季德明（卧龙致和场人，地下党员）手下的人看见后，认为他是奸细，一枪将他打倒在河坝头，他昏转来后朝家的方向爬了一里多路才被人发现，当家人得到通知后才将他弄回屋，等伤养好后却跛了一条腿。
       凡：土匪暴乱的原因是啥子呢？
       龚：暴乱原因是刘文辉的部队起义后，胡宗南的队伍在邛崃南路被解放军打垮，胡宗南残部不甘心其失败，便勾结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和袍哥、土匪势力，还由乡长、保长、甲长出面，胁迫广大青壮年农民参与武装叛乱组织，仅在邛崃南路包括：大塘、复兴、西来、卧龙、平落、夹关、临济、道佐、孔明、下坝、南河、宝林、东安等乡，参与叛乱的就有两三万人，气焰十分嚣张。
       凡：那他们是怎样胁迫农民参加暴乱的呢？
       李：当时只要哪家有小伙子或者壮年男子，乡长、保长和甲长就带人上门搜人，搜出来后马上发给他枪支，逼迫其参与，说是去打“霉老二”。我的一个堂哥当时十五、六岁，还是一个孩子，从未见过枪，当把枪塞到他手里走到河坝头的时候，竟然吓得昏倒在地。因当时战斗已经打响，等这伙人走后，才由家人将他扶回屋子，堂哥后来在贮藏甘蔗的土窖里头藏身十多天，每天晚上家人到野外用迷信方式为其招魂，而其他各家各户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
       凡：他们还用什么方法煽动农民参加暴乱？
       龚：那些地主劣绅不满意支前工作队（负责征集一切军需物资，用于支持前线解放军作战部队的地方组织——笔者注）的征收人员，强征他们仓库头的粮食。便煽动蛊惑农民，抵制征收组在旧政府已经征收过公粮任务以后，还继续征收粮食。
       由于农民们经常受到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部队，以及地方恶势力的各种摊派纳索，而且由于物价飞涨，均以粮食为实物进行搜刮，粮食就成为农民的宝中之宝，所以这样的煽动极具蛊惑性。其实征收组强征的，只是地主劣绅和殷实户仓库里的粮食。
       他们还说：“解放军招收女兵培养医生、护士、女干部，其实就是共产共妻。”一时间更是人心惶惶，那些大姑娘没嫁人的就赶快嫁了人，来不及嫁人的就把平时甩在背上的独辫子改挽成大发髻，表示已经嫁人了。
       凡：那么当时的社会秩序很不好啰？
       龚：当时的社会秩序很混乱，宝林乡的龚汉良被拉壮丁后，在南河乡当了国民党的营长，该部队起义后经过学习，龚汉良又转回宝林乡成为宣传骨干，他的儿子在城里念书，龚汉良给了一杆枪给他用于防身，清缴枪支时，他儿子被扣留了十多天，搞清楚情况后才放回去的。
       凡：解放军是怎样征集军粮的呢？
       龚：宝林乡龚荣恩是做鞋生意的，仓里屯有几担大米，征收组发现后，开了一张欠条并盖上章交给他，言明日后一定兑付粮款，之后就把粮食运走了。龚荣恩本不指望日后能拿到这笔钱，没想到剿匪结束后，解放军部队果真派出一个后勤组，挨家挨户查问有没有解放军扰民的行为？或者有没有征收组征收老乡家东西后留下的欠条？
       龚荣恩喜出望外地得到了那笔粮款，这件事迅速传开，解放军因而在当地群众中有极好的口碑。
       凡：解放军与土匪是在哪里打起仗来的？
       李：各地都有土匪与解放军打仗，其中一个战场就在宝林河的两岸，解放军在北岸的陈船（地名，由陈姓人开的渡船码头）向南岸红岩子以东的五面山上之土匪交火，我家就在塔子坝，只听得密集的子弹不断地从屋顶呼啸而过，还夹杂有炮弹的轰鸣声，一家人吓得打抖，生怕炮弹就落在房顶上。
       凡：那些土匪吃啥子呢？
       龚：那些参与打仗的土匪吃的是“派饭”，由保长、甲长分别指派条件相对好一点的家庭，每顿用大木头甑子蒸一大甑子饭（约10斤米），还要煮一锅青菜萝卜，等候打仗回来的土匪吃。也有煮好饭没人来吃的时候，可能是打仗打到一边去了，也可能被解放军消灭掉了。
       土匪还抢过部队的军粮，原先南河坎的渔唱庵（尼姑庙）被改作仓库后堆放征收来的粮食，土匪去抢粮食时就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双方伤亡都很大。
       凡：解放军与土匪在宝林打了好久？
       龚：大约打了五、六天（场），其中一次是解放军为了保护杨碥（土旁，地名）的张连芳老人撤离，在新桥（栏杆堰上的石桥，当时是去宝林的必经之桥）与土匪遭遇，还牺牲了两名解放军。
       张连芳的两个儿子张世超、张世楷在宝林教书，两人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地下党，邛崃解放后，张世超经组织安排当了乡长，张世楷则在邛崍政府当秘书（后调成都）。土匪叛乱时，两个儿子动员父亲进城躲避，父亲坚决不走，为了老人安全，解放军派一个班强行护送其离开宝林，因此发生了新桥之战。
       凡：解放军在宝林剿匪牺牲有好多人？
       龚：宝林之战一共阵亡了十几名解放军官兵，都就地安埋在吴院子（地名），后来又全部起迁到小南门烈士陵园了。
       凡：土匪围攻临邛城你们知道吗？
       李：当时临邛城东南西北，包括小南门共五道城门都被土匪围住了，但是小南门有缺口，是土匪攻打的重点地方。那时候小南门城外遍种甘蔗，土匪便藏身于甘蔗林中，由于土匪太多，又不知藏身何处，解放军在白天数次击退攻城的土匪后，到晚来就利用夜色，将稻草人用绳子拴住，忽儿东一处、忽儿西一处地从城墙垛子口将稻草人放下去，土匪认为是解放军出城偷袭来了，便猛烈地放枪乱打，既消耗掉了对方的军火，又侦察到了对方的实力和隐藏点。土匪的火力点暴露后，解放军就集中力量歼灭暴露点的土匪。
       凡：怪不得，我听到说围攻小南门的土匪是水口的，好多天都没有得手，有一天晚上，一部分土匪在小南门佯攻，由土匪头子丁友光（水口的舵把子）率一股土匪悄悄地去西北方城墙外，从城墙底下的水门（文脉堰之进水口，在常绿坝，原一中校后操场边上）潜入，由于城里的解放军不到300个，防守的重点又放在小南门，那晚上城西北角发生了一场血战差点失守，幸亏游击队及时赶到才消灭了这股土匪。
       此次土匪围城共七天七夜，到全县平叛结束时，解放军一共牺牲了一百七十多人，都被安葬在烈士陵园内。
       龚：溃不成军的土匪把枪支丢掉后，又回家当了农民。解放军后来转到乡下清剿土匪，在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四大任务”运动中，对那些被胁迫参加土匪队伍的农民，共产党实行胁从不问，都没有追究。
       凡：我听在南河渡口撑过船的何学元大爷说，南河坎有一个地下党员徐某，在清匪反霸时公报私仇，将一个被胁迫参加过土匪，但结有夙怨的农民扣住不放，余恒章、余怀清等游击队领导数次打招呼说胁从不问，要徐放人，徐皆置之不理，后来徐某竟私自将其处决，但是后来清理公安队伍的时候，徐被清理出公安队伍并且被执行了枪决。
       龚：清匪反霸的时候，还同时对枪支进行了清缴，曾经在宝林乡杨树朝（地主）家清查出其老辈子杨家勋（地主、土匪头子）藏在自家甘蔗窖内的二、三十只枪。
       减租、退押斗地主时，贫苦农民和城市贫民都分得了田地或地主家的财物，称为“分胜利果实”。
       同时还镇压了一批有血债的恶霸地主、国民党军官、土匪头子、袍哥舵把子，比如东路的匪首乔子均和南路的袍哥舵把子季德明，就是因为组织土匪武装暴乱，或者带有血债被抓捕判枪毙的。
       凡：但是季德明的罪名存疑，因为有些地下党由于革命和斗争的需要，他们的表面身份与实际身份并不一致，他们中有的以表面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有的利用条件筹集资金，暗中支持革命工作，但是由于组织对其联络是单线，能证明他们身份的知情人极少，如果知情人牺牲或其自身难保时，他们的真实身份便成为谜而遭受厄运。
       比如据我了解，季德明是原卧龙乡致和场人，身高不足五尺，在南街现今邛崍市委内左侧位置，建有一楼一底的中西合璧式小院一座。季本是黄埔军校15期学生、刘文辉24军（起义部队）独立营营长。其表面身份是王伯高组织的袍哥组织——信义社支社舵把子，在卧龙、大通（南河）、孔明、宝林、复兴（现属蒲江县）等乡约有两千青年人参加其组织。季常骑一匹黄色骏马，带一、二十个手持长、短枪、轻机枪的随从，前呼后拥地在乡间土路上巡察。
       而负责这一支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的王伯高，在邛崍即将解放时便被国民党抓捕，接着杀害在成都十二桥，成为十二桥烈士之一。
       当年清匪反霸捉拿季德明的时候，季借口解小便从自家厕所脱逃，之后在重庆一单位参加工作并获劳动模范称号，约于1954年，有邛崍人出差重庆偶然看到季，便回邛举报而将其抓捕，后来在新公园内公审季德明时，季在被判处枪决的那一刻，许多人听到他呼喊“共产党万岁”以表示不服。
       1980年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时，本人得到平反，他的家人得到抚慰，子女得到安置。我认为，在记住历史的同时，对一些有谜的历史人物也应该记住。（稿于2013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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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文）土匪围城的日子
                                                                         摘自李思谆《回忆录》
                                                                               作者：李思谆
       李思谆：我的同学。生于1942年，在土匪暴乱围攻临邛城那段时间，她家的经历比较典型，记述特别清楚详细，我在帮助她整理回忆录时获悉此文，为了帮助读者了解那段历史背景，经授权后发布。
                                                                                                                                                          凡丁
       一九五零年春节期间，邛崃解放一个月左右就发生了土匪叛乱，而且听说土匪要围城，城里人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大家顾不上过年，纷纷往城外跑。母亲也打算把大哥和我送到外婆家，便对外婆说：“一家人要分成几处，万一有不测，可以幸存一两个下来。如果大家在一起，遇到土匪就会全家遭难。”
       于是外婆带着我和大哥逃到五面山上一处叫徐大林的地方，一道去的还有舅妈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以及二姨妈的独生女儿。
     “徐大林”真不愧称为徐大林，因为那里生长着成片的参天柏树，胆小的人还不敢进去，我的外祖父就出身在这里。
       徐大林周围没有几户人家，我们住在一户记不清是啥关系的人家里。这家人的住房不多，一下子去了五、六个小孩子，只好将我们安排在一间喂养牲口的房子里，地上铺有晒垫，上边再放些稻草、席子和两床补满蓝、白色补疤的被子。由于补疤太多，已经分辨不出被子本身是什么颜色的了。
       我小一点倒没什么，大哥却不干，天天吵着要回家。外婆说：“回去要被土匪打死的。”他说：“死都要死在城里头，就不住这鬼地方。”哭闹两天后外婆没法，只好请人背着我，其它人都步行往城里走。
       天空阴霾沉沉，田地里一点儿庄稼也没有，沿途没见到过一个行人，连飞鸟也没见到过一只。大家黙不做声地低头赶路。还没走上大路，只见一个死人橫躺在田埂上，死者一身破衣服，头上包的蓝布又脏又烂。背我的人说：“那就是土匪，被打死的，还没有人来收尸。”吓得我们不敢吭气，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脚歩也不由自主地加快，好不容易进城后才松了囗气。
       我家住在西街，原先的西街菜市场就是我家后园。我一进屋就看见母亲坐在火盆边烤发糢糢（米糕），我忍不住脱囗就喊：“我要吃！”
       母亲抱起我心疼地说：“你连妈都没喊就说吃，硬是饿坏了，来，慢慢吃，不要哽倒，以后再也不让你们下乡去了。”
       有一天，我们家突然住进来许多解放军，所有的空房子都住满了，连那间用来堆柴禾的屋子也住上了人。
       父亲对母亲说：“这几天土匪围城，解放军出不了城，城里已经没有粮食和柴草了。”父亲一边说着，一边往外出门去了。
       从那天起，家里的小孩都住进了防空洞。
       防空洞就挖在我家后园的竹林底下。那些竹林除了黑竹、还有斑竹、白夹子竹。后园与一个很大的厕所和喂兔子的巷子相连，巷子的围墻与后园隔断。后园里有一个葡萄架，离葡萄架不远处原有一棵樱桃树，每当樱桃成熟时就掉落到地上，大哥捡了就吃，常吃坏肚子，爷爷疼爱孙子，就将那棵櫻桃树砍掉了。
       园子中间还有一厢爷爷酷爱的菊花圃，花圃以外全是菜地，直到后园龙门子。菜地里错落地种了几棵柚子、红橘，还有一些记不清名字的树。
       整个后园占地四五亩。每当粉色、黄色、白色的龙爪菊盛开时，爷爷总会请一些客人在家赏菊。白色的龙爪菊被烫入火锅中，成为招待客人的佳肴。
       距后门不远处有一大间平房，有上百个平方。用来养猪和存放农具。房梁上有一半以上铺有木板，成为堆放杂物、干草的简易阁楼。
       前院全是住房，被大小五个天井相隔为独立的小院，从街面进去，要走过两个天井才是前院大门，门上横楣上嵌着“李庐”两个斗大的字。前院右侧到后园有一条约三米宽、二三十米长的走廊相通，离后门不远处的水井边有一棵髙大的柿子树，一条弯弯的小路绕过水井才到达挖有防空洞的竹林。
       防空洞约有两米深，三米宽，三米长。上面盖着木板，木板上铺晒垫，然后再用泥土掩盖，只留一个洞口进出。
       洞里放了许多小板凳，十多个小孩躲在里边，隔一定的时候大人会从上边给我们丢些花生、胡豆、甚至糖果下来，大家便一哄而上争抢。奶奶做的黄糖米花这时候也随便吃。所以我们一点也不害怕，还觉得挺好玩。
       一次大家正抢着糖吃时，大哥忽然说：“别闹，听，外面有枪声！”我们一下子安静下来，果然听到外边枪声响成一片，谁也不敢出声。不知过去多久，枪声才稀疏下来。
       当大人带我们离开防空洞时，天色已经黑了，一家人匆忙吃过饭后便各自回房休息，这样昼伏夜出的不知过去了多少天。
       一天早上起床后，我发现驻扎在我们家的解放军都走了，只剩下一位年纪较大的妇人带着一个不到一岁的孩子。
       听说她是一个首长的妈妈，人很和蔼，常带着孙子同我奶奶拉家常，奶奶让我们叫她姑婆。她给孙儿熬的粥也要盛一碗让我喂小妹，两个哥哥便争着喝剩下的，不过得讨我的好，不然我不会给他们吃。
       有一天老妇人的儿子来看她，当看见我父亲后，一下子拉着父亲的手激动地说：“谢谢你，老乡！”父亲笑了笑：“应该的。”
       我当时不知道那是啥意思，后来听大人说，土匪围城的时候，解放军在城里没有粮食吃，是父亲想办法组织粮食柴草，帮助解放军消灭土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