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
凯哥家有口鱼塘，他说是前几年政府全额资助修起来的。当时修建的目的是解决饮用和灌溉用水，后来政府在村里修了自来水系统，那口鱼塘也就专门用来养鱼了。凯哥说，家里用的自来水，除了水表自家花钱外，其它配套设施也是政府全额负担，只是他家的新房子在2006年修建的时候，国家还没有出台相应的补助政策，要是晚几年修，没准国家也能补助几万元钱。从凯哥的语气中听得出，他很赞赏国家的精准扶贫政策。
我下乡的时候，大队共有六个小队，总人口接近1500。而今，虽然村里的在册人口并没有减少，但住在村子里的不过五六百人，且大多是老人小孩。凯哥所在的村民小组——也就是我当年下乡的生产队——还在村里居住的只有不到四十人，全然没有当年的热闹，走到哪里都很冷清。住在村里的人，大多是我认识的，多年不见我很想知道他们的现状，跟凯哥一说，他欣然同意陪我去看看。
沟西边的杜家，因为几个儿子都会竹篾手艺，曾经是大队里的富裕户。杜家小儿子叫杜子华，是个手艺精湛的篾匠。当年他编的篾席背篼箩筐簸箕因为样式好、结实耐用，是当场天的抢手货。比我大不了几岁的杜子华，和我这个知青很投缘，经常用竹篾、棕叶或芭蕉叶给我编些虫鸟等小玩意儿。那些东西看上去惟妙惟肖，很逗人喜欢——特别是年轻人小媳妇和小孩子的喜欢。我甚至想，以杜子华的手艺，现在他完全可以开一个主编工艺作坊，编织的小玩意放到网上肯定招人喜欢，没准被那家旅游公司看中选为旅游产品也未可知。对我的说法，凯哥不置可否，只是说，你老弟满脑子想到都是好事，世上哪有那么多好事哟。
来到杜子华新房子的院坝里，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但杜子华却半天没认出我。在我一再提醒下，虽然杜子华最终记起了我，但从他毫无表情的目光来看，他一定是得了什么病。见我和杜子华不能流畅地说话，凯哥示意我离开。心有不甘，我又问了杜子华几句，见他依然毫无表情的站着，我这才意识到，他不仅得了病，看来还病得不轻。
离开杜家，凯哥对我说，他也好久没有看到杜子华了。几年前，杜子华突发脑溢血，经过抢救命是保住了，但从此人就变得有些痴呆。经过有关部门鉴定，杜子华符合低保标准，国家给他修了新房，还给他和爱人都发放了低保，每月加起来六百多元，吃饭肯定是没有问题了。像他这样有儿有女的，且都在外面打工挣钱，要是放在以前，儿女都不管那里就轮到国家管呢，现在国家的扶贫政策真是太好了！——说这话时，凯哥很有几分感慨。
离开杜子华家，我打算去看看下乡时曾经属于我的自留地，在那块地里我种过一季红苕一季小麦和不少蔬菜。自留地还在，但已经撂荒，里面长满了杂草。住在村里的人，连自家房前屋后的地都种不完，也就没人愿意种这些边角地了。站在自留地边上，看见不远处一所新房子的门开着，便走过去看看。屋里的中年人看见我，稍微一怔便招呼我们进屋。见我不认识屋里的人，凯哥提醒说，他就是杨开玉的儿子，小名叫长（zhang）娃子。
我下乡时长娃子才三四岁，因为总是流口水，他那多病的母亲给他在胸前缝了一个厚厚的胸襟，即便如此，长娃子的下巴还是被口水弄得发红溃烂。长娃子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下乡那时他们对我都很好，我于是向长娃子问起他的父母。长娃子说，父母亲几年前已经去世了，妹妹嫁了人，自己因为身体不好，小学没读完就读不下去了，也没学会什么手艺。身体弱又没有手艺，就挣不到钱，挣不到钱也就一直没有结婚。老房子破了，现在的新房子是政府给他修的。几年前去了下两农村一户人家，原打算去当“上门汉”，不知为何在那家住了几年又回来了。本想问他为什么回来，但觉得这样的问题对长娃子来说比较敏感，我也不便多问。
说话间，就见长娃子的邻居大婶过来问他啥时候还钱，从他们的对话中知道长娃子回来时想喂猪，没钱买饲料便向邻居大婶借了一百二十元钱。大半年过去了，猪也喂死了。当邻居大婶问长娃子啥时候还钱时，长娃子嘴巴嗫嚅着，一脸傻笑。看来，这钱一时半会儿是还不上了。
在凯哥家住的那几天，我见到村干部时聊起了长娃子。村干部告诉我，长娃子年龄还不满五十岁，身体也没有明显的病痛，算不上因病需要扶持的精准扶贫户，村里一些人甚至还认为他就是属于“好吃懒做”那一类的。村干部说，现在农村有个别人，确实对国家的扶贫政策过于依赖。本来身体好好的，之前也能自食其力，知道扶贫政策放得比较宽，就整天往乡政府镇政府跑，总说自己身体有毛病。当自己的无理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写信上告，歪曲事实不说，只要上面有人下来检查，就装着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一遍一遍地“诉说”他如何“贫穷”如何需要政府的精准帮扶。像这样的人你说怎么办呢，很多时候，都是村干部不得不做出妥协，给办理低保。可有的人，就算村里迁就了他，给他修了房买了家具办理了医保发放了低保，可人家不但一点没有感恩之心，还总是嫌给他的太少。这些人虽然是极少数，可就是这极少数人，不仅把村干部和定点帮扶干部搞得焦头烂额，也让不少勤劳致富的人觉得吃了亏，以至于有人甚至认为只要你舍得花时间到处“闹”，总能从政府那里得到你想要的好处。
村干部说的这些，我在好多地方都听说过，还在网上看见过兴马乡某个村子一户农民对记者坚持说扶贫对他没有起到任何帮扶作用的视频。在县医院工作的表弟对我说，视频中的人就是他定点扶贫村子的村民。那人本来好手好脚，但因为太过奸滑，年轻时没有找到对象。前些年和一个精神有问题的女人结了婚，婚后还生了一个女儿。考虑到他家的实际情况，政府给他修了新房，为他一家三口买了医保和社保，还发放了低保，又根据他的具体情况鼓励他搞家庭养殖、种金银花等等。每次当乡里给他买了种羊种兔让他搞养殖，可他没喂几天不是拿去卖了就是杀了吃了。当着记者的面还一个劲地说自己有病，搞养殖种地是不可能的。他从来不提国家和帮扶干部对他做的一切，总是到处说村干部不作为，不为他着想。像这样的人虽然是极少数，但给扶贫工作带来的负面效应是不能低估的。表弟说，因为那人在他定点帮扶的村，要不是记者采访还原了真相，说不定他的工作会因此受到影响。
相比之下，长娃子确实算得上弱势群体了，虽然没有大病，但身体虚弱是事实。父母去世了，妹妹嫁了人也不可能对他有多少帮助。按村干部的说法，长娃子不是不想做事，去地里种点菜啊，喂猪啊，他都在尝试，只是脑子不灵光，做啥也不得要领。针对他的实际情况，村里也在和乡上商量，之前给他修了房子购置了家具和农具，又给他买了医保和社保，下一步就准备给他申请低保了。如果申请成功，他每月能领三百来块钱，这样一来就彻底解决了长娃子的基本生活。
一天去街上，在梁边上碰见一个很面熟的人，想了半天没有记起他的名字。就在我努力回忆他的名字时，他倒是开口就叫上了我的小名，说，他是“耍牛儿”。——“耍牛儿”一般指未满三岁的、早上自己晓得跑出去吃草，吃饱了自己晓得回来的小牛。——难怪这么面熟，几十年过去了，“耍牛儿”看上去并没有多少变化，还是那么见人就一脸笑，说话还是那么一副万事不愁“吊甩甩”的样子。
“耍牛儿”姓张，和我年龄差不多。小时候他家很穷，冬天里经常看见他穿一条羞都遮不住的烂裤子和一双烂布鞋，脚上生了不少冻疮。小时候我经常去梁边上扯猪草，在山坡上放牛割草的“耍牛儿”很喜欢和我在一起帮我扯猪草。家里虽然穷，“耍牛儿”却总是乐呵呵的。记得他上过小学，因为成绩总是太差，上了好几个一年级也不长进，后来就没上学了。我下乡时，经常路过“耍牛儿”家门口，那时候我们白天在不同的生产队干活，见面的机会少了。再后来我参加了工作，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我问“耍牛儿”，这些年都在干什么，有没有成家，有几个小孩时，旁边一个中年妇女抢过话头，说，他“耍牛儿”结婚？结他妈个“脑壳昏”。还几个娃儿呢，他呀，把自己养活就算是“积德”了，还养娃儿。这两年，他狗日的好像在“翻梢”了，年年都有人给他“耍牛儿”说亲，不是要他去上门就是要来跟他搭伙。你晓不晓得，前年有个五六十岁的女的来跟他搭伙，整了几个月，那个女人嫌他有个老娘就跑球了，现在“耍牛儿”又是一个人耍牛儿了，哈哈哈哈！
对于妇女的揶揄和调侃，“耍牛儿”并没有生气，依然是一脸笑容。等妇女笑过了，“耍牛儿”才问起我这些年在干什么。简单回答了“耍牛儿”的问题，我问他现在的生活过得怎样。“耍牛儿”说，他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还在，国家给他修了新房，为他母亲解决了低保。他除了在地里种些蔬菜粮食还喂了两条猪，当场天去街上帮人搬运货物挣点钱，生活还过得去。他说，他不能丢下他老娘，就算一个人过也要给老娘养老送终。——“耍牛儿”的几句话，很让我对他刮目相看。
前两天，和凯哥通电话时问起长娃子和“耍牛儿”，他告诉我，长娃子已经申请了每月305元的低保；“耍牛儿”的老娘去年去世了，之后他去苗家山当了“上门汉”。看来，俩人的生活都有了依靠和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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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28 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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