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加班，为何如此疯狂

哈锥盾

（本文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16期）

2019年，“996”（早9点到岗，晚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作为一种工作制度突然从潜规则的状态下登堂入室，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并引发了程序员群体的大规模网络抗议，可以说是整个互联网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而带来的连锁反应。

文|王梓辉

被默认的加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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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0日，在一个以程序员为主的互联网技术论坛V2EX上，一位ID叫“nulun”的用户在一个推广域名的帖子里宣布他注册了一个域名——http：//996.icu，在域名下面，他写道：工作996，生病ICU。6天后，在全球最大的代码存放网站和开源社区GitHub上，一个同名项目被创建。

996.ICU项目上线之后，迅速引起了中国程序员们的共鸣，仅仅3天，996.ICU项目的加星数（GitHub上的点赞）就突破了10万，成为GitHub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项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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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这种“精神层面”的反抗，并非所有人都认同。几位在活跃在社交平台的互联网行业资深从业者都对此次的“反抗996工作制”行动表达了负面看法。一位在社交平台拥有超过200万粉丝的资深技术人员纪飞（化名）在接受本刊采访时直接用“行为艺术”这个词来描述这次反对996的行动。“GitHub上还是要用代码说话，而不是靠信息噪音制造影响力。”他补充道。他同时反问我：“作为记者，你觉得自己有只用8小时就能做完的工作吗？”

当然不会有人支持有违法风险的加班行为。隋兵这样的法律界人士明确表示，如果有确凿的证据，“996”这样的工作制度肯定是违反《劳动法》，“去法院起诉基本都能赢”。

“我当然反对996，也知道要遵守《劳动法》。”纪飞说。但他同时强调，程序员这个行业从来没有轻松过，“十几年前没有轻松过，以后恐怕也不会有”。在自己的公众号上，纪飞对此发表了一篇争议极大的文章，在他看来，互联网从业者还是应该珍惜这个时代，应该庆幸我们还有弯道超车的机会和可能。“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行业巨头，几乎没有一个是优哉游哉就能做出来的，那是一代人的辛苦奋斗换来的。这个过程必然有大量的牺牲，否则的话，我们能有什么资格跟欧美巨头分庭抗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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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超过20年互联网经验的齐大可（化名）自称是中国最早接触互联网的一批从业者，他向本刊回忆了这些年互联网行业工作状态的变化。在21世纪初，当时硅谷气质被一批互联网创业者带回国内，不计考勤的风气很流行。但当时的互联网从业者加班仍然很疯狂，而这个氛围并不是靠制度约束的。随着业内竞争的不断加剧，个人的加班行为开始团队化，但并未发展成制度性要求。直到2013年左右，“996”的工作制度作为一种公司行为第一次出现。

一位在程序员群体中拥有高声望的资深技术专家陈皓自称“这个问题问我算问对人了”，他向本刊回忆，“996”的说法第一次出现是在2013年10月，当时阿里巴巴集团为了对抗刚刚推出不久的微信，意图开发自己的即时通讯工具，随即提出了一周工作六天的工作方案；又因为阿里在杭州西溪的总部门牌号为“969”，于是阿里内部就戏称这种工作模式为“996”。这种说法得到了另一位前阿里员工的认可。

当时陈皓是阿里巴巴集团商家业务部一个团队的负责人，直接管理的人数大概在30人到40人之间。

转岗至阿里云团队后，陈皓又经历了连续三个月的疯狂加班。三个月之后，因为沟通无果，陈皓决定离职自己创业。从那时起，他也开始在网络上持续批评996工作制。

但在激烈的竞争中，市场给出了答案。齐大可就问道：“这几年发展起来的几家互联网公司，字节跳动、美团、拼多多，你去问问哪家加班少？”字节跳动的“大小周”（即每隔一周工作6天）模式已实行多年，拼多多的6天工作制也不是秘密。而能登上GitHub 955公司白名单的大部分都是外企。

十多年来，拥有12年互联网从业经历、曾在新浪微博工作过5年的程序员王渊命已经形成了极为固定的长时间工作模式。而这种工作模式早已不只局限于从事技术工作的程序员们。一位互联网上市公司的市场公关人员对本刊抱怨说，她现在已经无法把工作跟生活区分开来。

也有人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尝试做出改变。来自成都的程序员徐靖（化名）在五年内换了三家公司，但总是在工作一段时间后被动变成996的状态。“好像都是996，没什么选择的余地，就是这么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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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过后，潮水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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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相比其他行业，互联网行业的高收入水平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他们在公开场合抱怨工时的正当性。在2016年，华为公司员工的平均薪酬就已高达52.43万元人民币，这也让他们工作日平均加班3.96小时变得不那么难以接受。

在此前的多年间，互联网行业创造的财富水平都是中国社会的佼佼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软件与信息技术行业的平均薪资为13.3万元，连续两年超过金融业成为全国最赚钱的行业。百度在2005年上市时，诞生了50位千万富翁和240位百万富翁。等到阿里巴巴在2014年挂牌上市时，一夜之间竟诞生了超过1万个千万富翁。

但情况似乎从去年开始发生变化。在2018年上市的几家互联网公司均未达到外界期望的表现。去年年中上市的小米本被寄予厚望，但截至2019年3月底，小米的股价已跌穿发行价，最低下探至9.4港元，较发行价17港元跌幅45%。而与小米情况相似的还有同期上市的美团，美团自从2018年9月上市以来，股价同样一直在下跌，目前股价从上市首日的72.65港元跌至不到50港元，跌幅也超过30%。进入2019年后，更有多家互联网公司接连曝出裁员的消息。

“市场不是只有一个方向。”齐大可说道，“中国的互联网行业享受了20年的高速发展，我们都习惯觉得习以为常，认为每年的工资和待遇都要涨，但谁告诉你说程序员的条件待遇会越来越好的？”

这种悲观情绪也体现在，无论是否支持程序员们在网络上发起的反抗活动，几乎没有人认为这样的行动能在短时间内改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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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情况不会好转。”王渊命对本刊说道，“我虽然支持这种发声行为，但是对这个结果没有太好的预期，因为这个事情本质上是一个供需矛盾的问题，即使有些公司现在明确要求996，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去，对吧？”

你能从一些公开言论上发现这绝非妄言。今年年初，杭州有赞互联网公司在年会上公开宣布将工作时间调整为早上9点半到晚上9点，周六也有可能加班。这引起了很大的舆论争议。但其CEO白鸦随后公开回应称，“这次绝对是好事，因为让更多人了解了有赞的文化”。他同时解释说，有赞在面试的时候会告诉每个人，在有赞会有很大的压力，很多人工作时间很长成了习惯，“有赞的人工作和生活很难分开”。搜狗公司CEO王小川4月初在回应其公司加班严重的新闻时也明确写道：“不认同搜狗价值观、不愿意和搜狗一起迎接挑战的人，我们不姑息。”

“这就是一种变相的员工筛选制度。”王渊命说道。齐大可也向本刊分析，白鸦和王小川敢说这些话的理由就是因为来应聘的人多的是，“如果说这个行业没有足够的人才基础，他敢说这句话吗？”

以百度公司为例，百度在2002年招聘的时候，他们打出的口号还是“弹性工作制”，当时网上流传着一份“百度23条军规”，其中一条就是“由我自己来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我们这里是弹性工作制”。王渊命就回忆，他2005年左右上大学的时候，看网上的信息，觉得这种互联网公司的氛围就是自由和宽松的，很吸引人。

但10年后，李彦宏在2012年话锋一转，发表了一封《改变，从你我开始》的公开信，提出了“鼓励狼性、淘汰小资”的“狼性文化”，开始设置固定的打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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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弹性跟讲狼性的是同一拨人，为什么会这样？”齐大可反问道。在他看来，这是因为程序员在世纪之初是非常紧缺的，优秀的程序员更紧缺。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涌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其实已经没那么紧缺了。

齐大可今年发觉连优秀程序员都不紧缺了，“你光优秀都不行，你还要年轻，年纪大的优秀程序员都很难找工作”。36岁的徐靖向我们证实了这个说法，他刚刚因为忍受不了上一家公司996的工作制度而更换了工作，他告诉本刊，很多公司的程序开发职位会明确要求只招35岁以下的。

需求下降的背后被认为是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步伐开始放缓。齐大可将原因归结于互联网产业“产能过剩”后的调整，过去几年移动游戏、共享经济、P2P金融、区块链等概念带来了大量的虚火，这些概念的崩盘导致整个产业开始降温。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数字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曹和平则给出了理论层面解释。他认为互联网产业在过去的2018年已经达到了上一个周期成长高峰的顶点，一般一个周期前5~6年是上升期，速度很快；后5~6年是向下跌的，速度从高到低，所以互联网产业肯定还会继续增长，但是它不会加速增长了，和它自己过去的几年比会减速。


《东京女子图鉴》剧照

程序员们自己当然也明白，完全不加班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社交媒体的很多讨论中，很多其他行业的从业者都会表达相同的意见：在现实中，不仅程序员们在加班，设计师、快递员……有太多的行业都在大量加班。

因为常年在国外工作，齐大可总结了发达地区的情况。他发现在很多欧美发达国家，程序员都不算收入最高的那一群人，“肯定不如医生和律师”。而中国程序员们仍然是社会上收入水平最高的一群人之一，享尽了红利，所以这两年发生的变化可能会让他们的落差比较大。等落差稳定之后，也许互联网行业不再像现在这么吸引年轻人进入，可能会带来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