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 文 古 国 ：“ 三 星 堆 ”遗 址 名 称 新 考
四川省南充市第五中学退休历史地理高级教师 四川省优秀专家 夏权民 2021.3.31
一、“三星堆”一词的主语是“三星”、“堆”是该词的谓语或补语
三星堆，是一个主谓结构的词。“三星”是三星堆一词所叙述的主体，具有同时作名词、代词、数词、名词化的形容词意义。“堆”字，在三星堆一词中是谓语形式，以说明主语所发出的动作或具有的特征和状态。此三星堆一词的产生，定是先有“三星”，后有“三星堆”。
三星堆新考古在2021年3月春分日的天文时节，掀起又一个高潮。由国家文物局主持，经央视新闻连续直播，“三星堆考古大发掘、新发现”很红火。但其中，似有一问题仍未引起社会的根本重视；此问题或曾被关注、却限于证据不足而遗留着“名不正、言不顺”之惑——即未解“三星堆”此名的文化根源与遗址名称由来。
“三星堆”的名称，因为在1986年出土了古蜀两大祭祀坑的商代文物而很有名气；可这个现代地名，其使用仅约四十年。由于这两大祭祀坑出土文物与商代中原文化大相径庭而震撼问世，三星堆考古既吸引行家对古蜀古夷历史、文化的研讨与探索，又产生了极高地社会关注度，还有众多读者欲解读三星堆神秘古奥等特征而引发多方面壮阔想象乃至虚幻；这就需有人认真解读“何谓‘三星堆’”的文化由来。因此，盼有针对四川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根源予以理性探讨，是早就摆在人们面前而成为了解考古文化的一种重要需求。
阅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三星堆·古蜀王国的圣地》画册，在第1页末段标题之《传言》下面的介绍“……有三个长约两三百米的圆丘状土地，传说这是玉皇大帝从天上撒下的三把土，落在了马牧河的南岸，变成了三颗星，故称‘三星堆’。”我们对此评说：该《传言》以消遣为主，因无文物证据，其说词则无考古参考意义。
据悉，“三星堆”遗址最直接由来，是源于1980年因在此地建考古工作站，才有暂时命名的“三星堆考古工作站”。此暂时的命名到1986年，因当年这里有两大祭祀坑大发现的喜讯，才推动着试用的“三星堆”一词，被确认其作为考古遗址的“三星堆”称谓。
清嘉庆《汉州志·山川志》中，记有“治西十五里，有三星伴月堆”词句；这是在清朝第七位皇帝执政期间（公元1796年至1820年），由广汉地方志记载有“三星伴月堆”。这是在文献中找到已知最早、关联于“三星……堆”一词的出处。
虽然比清代更早的广汉文献未再记载此类词句，却不能否定这之前、此地就无与“三星堆”或“三星”一词相关文化在广汉传统中或曾产生过的可能。但因现有文献出处太“年轻”而无结论价值，让人盼有比该文献价值更高的收获、竟成奢望，难有可印证广汉“三星堆”或“三星”产生于先秦的证据。此类困惑，近期却被新考古尝试所触及，或可破解其秘。
一、三星堆有多种“祖先文化背景”作为产生“三星”的基因并具有“星级”价值
三星堆遗址，是一处距今4800年至3100年（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1100年）左右的古蜀文化遗址。考古学界把三星堆遗址连续地几期文化遗存，合称为广义“三星堆文化”；但是其年代下限，仍存在争议。
三星堆文化遗址是跨度时间相当长的一个重叠性遗址区，起源于公元前2800年，终结于公元前666年（开明王朝一世兴起）。其广义“三星堆文化”的时间段，大致上承古蜀宝墩文化（此阶段可能与蚕丛、柏灌等早期蜀王有关、距今4800～4000年前、系三星堆文化第一、二期），中为三星堆文化第三期（鱼凫蜀王时代、上限距今4500 ± 150年、下限距今3000年左右），下续于金沙文化（杜宇蜀王时代、距今3200～2800年杜宇政权系三星堆文化第四期）。三星堆文化，是长江上游流域早期文明的代表，也是迄今为止我国信史中已知最早、且属前后历时约2000年大跨度的系统文化。
对于鱼凫王朝的祖先而言，三星堆文化有以多样化“三”的数词与“星”的名词相结合。
第一种，指三代古圣先贤，在精神层面上具有“三星”价值：含古蜀第一代蜀王蚕丛、第二代蜀王柏灌（皆已故）、和鱼凫王朝跨千年王者中原有部分已故的鱼凫蜀王。此三类蜀王祖先筚路蓝缕、开疆拓土、建有星级功勋，受到族人长久的思念；可誉“祖先之三星”。
第二种，指三大祖先族群，在民族学层面上具有“三星”价值：由古蜀国先民之古蜀人（核心区在成都平原） + 古蜀人由来于氐羌人或古羌戎（羌文化遗址代表地为四川西北部营盘山-汶川一带）+ 与古蜀人系兄弟姐妹关系的古夷人（分布在四川西部，长期与古羌戎、古蜀人混居；商周时期因“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等处”，使古夷人数次大量南迁、演绎为西南夷）；即古蜀人 + 古羌人 + 古夷人。这三种古蜀的族群构成，可誉“氏族之三星”。
第三种，指“星”字在多种字体演变中，常以“
”等天体的象形字，表示人们认识的“星星”；即“星”字，属“由‘日’而‘生’”的字形产物。 三星堆人虽未创造类似商代甲骨文、金文等，却定与商周“星”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看“星”字源字形的演变：在此六种字体中，前四种为象形字，都有两星或三星相伴；后两种为形声字，由“日主或日生”二字、上下组合为“星”；这就是“象形与形声之三星”。
第四种，指三种祖先历法，在天文学层面上具有“三星”价值：
天文历法知识，是统领上古社会中国科技第一位的科学，这在天文古国三星堆的文化史中，尤其重要——天文学是三星堆文化的第一学，历法是三星堆文化的第一法。自1986年三星堆两大祭祀坑大发现以来已近35年，却仍还有大量三星堆之秘未能辨识的主因，就是未切入到三星堆文化的第一学与第一法中去解读、去考古；从而长期迷糊着人们的视野。
由我们2020年6月发表的《天文历法是求解三星堆之秘新钥匙》专著，提出在三星堆博物馆现有文物中，发现有青铜大立人、青铜神坛和玉边璋三大文物，殊途同归反映古蜀存在“由十三月历、十八月历和十月历三种太阳历组成的专题文物群”；可誉“历法之三星”。
此类新发现的文化遗产，交织在物质文化遗产与属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现既已向三星堆博物馆汇报，又申请上报；既积极争取能早日经考古验证，还盼能引起学界“打开天文历法之窗，三星考古辰宿列张；时不我待创新联动，大写古蜀耀祖荣光”。
①2009年10月，羌年（属十月太阳历）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属中国的第27项。②2019年7月1日起施行《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保护条例》。③2021年3月27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民族文化研究会“彝族历法”学术研讨会，赞同恢复“彝族太阳历”以每年冬至日为新年、为历元。
坐拥古蜀“历法之三星”的三星堆博物馆，需知自己是天文考古的文物守宝人而应尽文博职能，将该天文历法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成果奉献给全社会，供人民大众和学术界、艺术界汲取知识、开展研究、欣赏艺术，并最终达到启迪智慧、促进文化创新的目的。这样的职能如果自己意识不到、或意识模糊，都将对传播古蜀传统文化造成巨大损失。
三、青铜小神树立鸟与才出土的鸟形金箔见证“三星”文物，更有“神手三星”相升华
如前文“广汉地方志记载有‘三星伴月堆’”的清代词句，是此地自夏商以来而最早有实录“三星”的文献，但却缺乏相关的文物印证。近月，我们先在三星堆博物馆的青铜小神树枝头立鸟，找到了“头和尾”的羽端均有三颗“星星”般羽饰的文物。在2021年3月三星堆大发掘新发现中，5号祭祀坑出土一件“鸟形金箔片”文物，尾部也有“三星”羽饰。
再回查我在三星堆博物馆拍的图片，经放大一号青铜神树，找到一只人手；该手掌中的“三星”纹饰、犹在空中绕转的天文标记。此细节让人遐想：三星堆天文古国的巫术，长期与古羌古蜀古夷“历法之三星”相交织；能证明“天文历法是求解三星堆之秘新钥匙”既有好效果，又以巴蜀图语的神簌之笔、天造地设出“三星”文物标记格外神圣，警醒世人。
下面是三星堆青铜小神树枝头立鸟在“头、尾”均有“三星”羽饰的图片，到“鸟形金箔片”金凤凰“三星尾翼”文物的出土，再见证一号青铜神树神仙手中的“三星”标记。此系列“三星”专题文物群，已填补三星堆遗址缺乏能证明“三星”传统文物的空白。
三星堆的“三星”天数文化非空穴来风，可举两例：一见金杖的“笑脸图案组”，仅改“人→箭→鸟→鱼”为“人→稻→鸟→鱼”，可喻古蜀创三种太阳历助农兴国；二见青铜大立人手势与身姿，可完整演绎古蜀原创三种太阳历组合的关键数字群，其寓意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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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5-6 0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