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15日)晨起,笔者读罢张楠发表在澎湃新闻上的《 往事|好好题诗咏玉钩——张大千画笺里的故事》一文,顿时钩起了笔者自身的一段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文革往事”。 母亲在“文革”初期,告诉笔者有关张大千的“画事”,也如该文所述一样,即民国时期很多文人画家都会自己绘制笺纸,并到南纸店定制画笺。文人画笺在此时达到了一个艺术的高峰,并风靡一时。画家张大千也参与画笺的制作,流传于世的笺纸以花鸟、人物、山水为主。 遥想当年——1966年盛夏的一个深夜,母亲慌慌张张地把我家常年换挂在床楣上的画有山水、花鸟虫鱼国画的绫子(一种极薄的蚕丝织品)横幅床帘取下,并从衣橱里取出一大布包同样画有山水、花鸟虫鱼国画的绫子;还有几把画有山水、花鸟虫鱼国画的缎子团扇,以及若干女人珠宝首饰,叫我悄悄去到河边,往布包里塞石头,将大布包沉入深水中,并叮嘱我千万别让人看见。 所谓“团扇”,就是电视剧《红楼梦》里宝钗、黛玉等女人手中的那种夏天用的扇子。笔者小时候,经常在盛夏时节把家中的团扇拿在手中扇凉风。记得那几把缎面团扇上画有美女像;扇架及扇柄好像是用象骨类材料做的,漂亮极了。 “为什么要把这样好看的东西沉到河里去?”当年已满20周岁的笔者迷惘且也紧张地问母亲。 母亲也悄声并紧张地对我说:“今天上午我去侯家串门,正好碰上红卫兵在侯家抄家,把侯太太弄来站起批斗,并将侯家的(我家这类)值钱东西抄走了。现我家,不可再存留这种惹祸的东西!” 所谓“侯家”,即“自贡大盐商‘新四大家族——余、罗、侯、张’之一”;我家属“自贡大盐商‘老四大家族——王、李、胡、盐’之一”。“自贡大盐商‘ 老四大家族 ’,发迹于元朝,衰败于清末民初;“自贡大盐商‘新四大家族’则兴于清末民初。 其中的“侯家”,因大盐商侯策民的长子与笔者的父亲,当年曾同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且都是宣传抗日救国的爱国青年学生。 父亲生前,曾亲口讲过一段他的亲身经历给我听。他讲述道,1937年日本军队在上海正式发动侵华战争。一天他已收拾好行李箱,正准备与侯策民的长子等一批爱国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带领下奔赴延安。 孰料,此时在上海读女子师范大学的父亲的姐姐(笔者的姑妈)闻讯赶到,坚决阻止我的父亲奔赴延安,硬是生拉活扯地将我父亲带回了家乡自贡市,困居在自流井光大街上牌坊家中随腐而朽。 1949年底自贡解放,其时实行“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因其长子已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因此大盐商侯策民出任自贡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尽管如此,文革初期侯副市长家仍遭抄家和批斗。 话归本题。 父母亲生前还对我讲述过,说大画家张大千与我的祖父李尧先交往甚笃。因年轻时的张大千居住在与自贡连壤的老家内江,多次乘坐木船从沱江溯流而上自贡的釜溪河,来到笔者出生地自流井光大街上牌坊家中,与我的祖父“文交”。而且每次来时,张大千都会作国画于我家准备好的绫子床帘和团扇之上,作为客人馈赠主人的礼物。 天知道,张大千赠我祖父的绫子床帘和团扇国画作品,竟被“文革”时犹如惊弓之鸟的笔者的母亲给全毁了,而且是由少不更事的笔者亲手所毁于“文革初期”,岂不就愈加地显得荒谬极致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