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高桥镇（旧名神潭溪）》那街系列之——缝纫社

韦平 · 发表于 2022-4-19 09:53

缝纫社

如果说十一二个人的街道集体店铺，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实行退休制并发给退休员工每月八元退休金，你信不信？但高桥缝纫社真的就是这么做的，别以为八元钱很少，在当时足够两个人一个月的吃饭所需。

从记事起的四五岁到读初中之前这六七年间，除了夏天外我身上穿的总是一件孔乙己式的青布长衫。因为内心比较抗拒，我就想方设法要让其烂的快些但又要防止被我妈发现是故意为之。于是我便对衣服上的扣子下了“嘴”，没事就把长衫最靠近嘴巴和最下摆的两颗用布条缠绕而成的布扣子放在嘴里用牙齿咬。当时想得简单，认为只要扣子烂了我就可以不穿这样的长袍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妈说我穿的长衫都是缝纫社岳裁缝手工缝制的；我妈还说，岳裁缝——因为和妈同姓妈叫我喊他舅舅——手工“抄襟”衣裳做得好，街上“找不出第二个”。在老家，“抄襟”衣服也叫“便衣”，指的就这种老式“压襟”布扣女士服装。过去没有缝纫机，这种衣衫的缝制基本都是手工。觉得穿这种布扣压襟长衫是大人对我性别的漠视，我对其特别讨厌。讨厌归讨厌，但平心而论，这种手工缝制的衣服确实耐穿，还有那几颗手工挽成的布扣子，看上去有几分像缩小版的足球，模样小巧精致不说关键是它很结实。要想将其咬出哪怕一点点毛边，没有三五天的坚持不懈也基本没有可能。所以，我往往是决心很大，但咬了几次感觉牙齿发酸再加上扣子上沾满口水看上去不雅也就放弃了。

不喜欢穿长袍但并不影响我爱跑去缝纫社玩。我七八岁的时候，缝纫社在中街凉亭子靠河岸的两间瓦房里，喜欢去那里耍一是对那几台脚踏缝纫机感兴趣，二是缝纫社至少有一半人是街道川剧团唱戏的演员，喜欢和他们套近乎是想哪天演戏了没准可以上我上台去跑回龙套——我们称之为当“吼老板”。

缝纫社的江顺兰那时候不过二十五六岁，衣服打得好人也长得漂亮还是川剧团的主演之一。因为和我家是老亲，我叫她姐姐，每次去缝纫社就喜欢看她脚踩缝纫机缝制衣服，那份专注那份熟练那份轻松，感觉她不是在劳作而是在玩一种游戏。听人说，读完了高小的江姐姐聪明能干，做衣服的手艺并没有专门拜过师，因为女式便衣做得精致，街坊们大多认为她师从岳裁缝，但俩人对此都否认，只是江姐姐一直称岳裁缝为师傅，对他也很敬重。

虽然街坊们都说江姐姐做的便衣既有岳裁缝手工的细密又有缝纫机缝制的精巧，但我并没见识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重庆读书时爱人来重庆玩，她身上穿了一件花色虽然素净但却很贴身样式也别致的“抄襟”便衣，不仅恰到好处地凸显了小媳妇丰满身材的曲线，收敛的腰际让她走起路也别有韵味。据爱人说，那件衣服就是江姐姐在县城办事时住在我家抽空给她量身定做的，一共做了两件，因为样式好看又合身所以她一直当作当家衣服只在重要的日子才拿出来穿一下。

缝纫社的创始人兼负责人叫方丙煊，街坊们都叫他“方师傅”。方师傅高个子蓄拖头不爱说话但面相却很和善，一身合体的中山装常给人留下机关干部的印象，我们一帮小孩去缝纫社玩耍只要不碍事他也基本不会干涉。因为觉得踩缝纫机是个技术活儿，所以我一直以为在缝纫机上打衣服的是最有技术含量的人，不仅对方师傅每天总在一张蒙了一层厚布的大木板上裁剪布料有些不以为然，还自以为是的认为裁剪衣服可能是他一只眼睛有问题或者是当领导才干的轻松活儿。

方师傅的右眼是瞎的，眼珠子看上去呈灰白色，因为有个发小的眼睛在小时候害了一场病后眼珠子也是那种颜色，于是我们也据此认为方师傅的眼睛没准也是什么时候生病给闹的。有一年夏天的旁晚，街坊们在三合泥坝乘凉，在说起解放前抓壮丁的时候，就有人说起了方师傅，说是他的右眼是1936年为了逃避国民党抓壮丁而自己用针给刺瞎的，这着实让我们一帮小孩子吃惊不小。

为了不给反动派当炮灰将眼睛刺瞎我在小说和电影里看见过，上课时也有老师提到过，我认为那些敢于将自己眼睛刺瞎也不愿参加国民党军队的人都是离我们遥不可及的英雄好汉，没想到这样的英雄好汉居然就在身边，方师傅的形象在我心中立刻变得高大了起来。后来，在知道了裁剪衣服才是裁缝师傅中手艺最高的人和缝纫社也是他一手组建起来的时候，在我眼里方师傅的形象就不仅仅是高大而多少有些神秘了，总觉得在他身上应该还有不少不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在方师傅十四五岁的时候他就离开老家营山县跟着师傅来到当时的神潭溪街上帮人做衣服。十八九岁的时候为逃避抓壮丁而将自己的右眼刺瞎后曾经经历了好几年的艰难日子，好在古道热肠的乡亲们施以援手才让他从绝望的阴影中走出来并开始重操旧业。虽然俗话说“年轻的裁缝老年的郎中”，但只剩左眼的方师傅却因为眼神不济而倍感诸多不便，为了生存不得不改弦更张专攻衣服裁剪。

解放初，政府号召有技能的街道居民组织起来自谋生路，方师傅便联合另外两个裁缝组建了缝纫社并免费把自家的堂屋作为工作场地。刚组建的缝纫社虽然只有四个人，但分工明确收费低廉，加之做工精细结实，小小缝纫社很快就经营得风生水起。五十年代末，四个人的缝纫社已经有了七个人，这才不得不在凉亭子旁边租了两间靠河岸的房子。那时，缝纫社已经有了四台缝纫机，正是觉得这种通过脚踏运转的机械很有趣，每次放学我都会站在街边看江姐姐彭子李等人在缝纫机上缝衣服。

缝纫机固然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但缝纫社里那几个场场不拉地在新戏楼唱川剧的“角儿”更让我们着迷。七个人的缝纫社，居然一半爱唱戏，要是放到今天那一定会被人说成是“企业文化”的使然，但在当这纯属个人爱好。岳裁缝的儿子叫岳映光，丑角唱得好，艺名叫“岳麻拐儿”。“麻拐”是青蛙的俗称，暗指声音洪亮。也正是因为丑角唱得好，南江县川剧团成立之初，岳映光就被指名道姓要去做了专业演员。除了岳映光，缝纫社还有齐祥云唱花脸江姐姐唱青衣彭子李唱三花脸等等。文革之前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那几年，高桥街上几乎每个传统节日都要演大戏，演出之前的下午缝纫社那几个唱戏的裁缝和街上其他主要演员还经常穿戴整齐被众人用铺了彩布的大方桌抬起来在街上巡游。四邻八乡的人群蜂拥到不过两公里的两条青石板小街，那喧天的锣鼓那鼎沸的人声簇拥着浓妆艳抹的演员，把节日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

演员们身上穿的各种戏装，据说相当一部分都是以岳裁缝为首的缝纫社一班人手工缝制的。如果说岳裁缝制作手工服装最拿手，那么其他人则更喜欢用缝纫机缝制新式服装，毕竟机器制衣的效率是手工的四倍还多。所以到了六十年代，除了很少一些人还留恋老式“抄襟”衣服外，其他人这更喜欢缝纫机打的中山装军干服。

因为收费公道速度快，高桥缝纫社即便在文革期间，生意也一直比较红火。从缝纫社建立之初，方师傅就建议将每月收入的一部分在扣除工资和其它开销后拿出一部分作为养老基金存入信用社，建议得到了积极响应并很快得以实施。随着缝纫社的收入逐年增加，存入信用社的养老基金也逐年提升，到了七十年代初期，本金加利息已经累积到了相当可观的数目。因为有了养老金作为保障，缝纫社不仅人员稳定，在七十年代初一度扩充到了十几个人。

收入多了就想着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盘。1972年，在得知搬入新房的高桥信用社要将名下的老房子出售，方师傅彭子李一正一副两个缝纫社的负责人便找到信用社易经理打算将房子买下。问询行家比对行情在缝纫社内部多次讨论，方师傅等人便定了一个要以八百元买下那处房产的心理价位。可一接触，人家易经理就定了没有一千二百元问都不要问的门槛。经过多番讨价还价，甚至还请来公社苗书记出面调停，缝纫社才最终以一千元的总价买到了信用社的老房子。虽然方师傅彭子李一直耿耿于怀易经理的精明而多要了他们两百块钱，但却清楚人家本来就是待价而沽，要不是苗书记出面调停，一千二百元的要价易经理一分钱也不会降低的事实。

精打细算是想让缝纫社的人老有所养。作为负责人的方师傅给自己规定的最高工资也不过每月二十八块钱，而自己的儿子方模每月却只有十八元的工资。方模的制衣技术在缝纫社是排得上号的，但为了避嫌，方师傅只能让儿子受委屈。如果在买房上多花出去两百块，那就等于一个退休员工两年多养命钱啊。

搬进新家的缝纫社，场地宽敞了生意更火了，一大早街坊们就能听见缝纫社的缝纫机响个不停直到深夜才才熄灯关门。缝纫社的活儿确实多了，我们那一代街上的小孩也渐渐长大了，青春的萌动让我们开始挑剔身上的衣服。虽然打小穿的都是缝纫社做的服装，但对比之下才发现重庆知青穿的直筒裤夹克衫是那么时尚。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发小欧平娃子向我们推荐了九大队的施彩鸾，说她打的衣服不仅样式好价钱还比缝纫社便宜一两毛钱。施彩鸾是台湾人，解放后才跟丈夫回到高桥九大队的老家，虽然一直在村里做衣服，但因为那二年限制个体经济而很少将业务延申到街上。看了施彩鸾给欧平娃子打的衣服后，我们一致认为无论样式还在做工都比缝纫社的要好很多。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施彩鸾接我们的活儿还是偷偷摸摸的话，改革开放后国家不仅鼓励体经济且商品的流通也变得不再困难，于是，我们把衣服交给施彩鸾缝制的同时还通过别的渠道从外面购买价廉物美又时尚的衣服。街上的年轻人越来与不愿意光顾缝纫社，这一现象又迅速蔓延到农村，也正是那段时间，缝纫社又受到了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个体裁缝们和外来服饰的强烈冲击。为了适应新形势，缝纫社也开始对自身进行改革，购买锁边机，把回家探亲的人带回家的时尚夹克、外套、大衣借来有样学样。

八十年代以后，缝纫社面临的压力更大了，一方面要应对外来成衣的冲击，另一方面是部分人想要退出单干，还有就是要给几个退休员工发放养老金。靠打衣服别说让缝纫社发展连生存都难以为继，于是缝纫社便想着利用社里的设备替商家加工成衣。多方联系后，总算有一两个小厂愿意将部分衣服交给缝纫社加工，但一段时间下来，几台脚踏缝纫机总是不能按时交货，虽然也想过购买电动缝纫机，但因为资金缺乏而不了了之。

在苦苦支撑了几年后，随着部分人员的退出，方师傅一手创立的缝纫社只剩下包括自己和儿子在内的三四个人。又过了几年，方师傅退休，儿子方模也退出单干，这时的缝纫社除了一座房子外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九十年代后期，那座房子也作价卖了，缝纫社最终变成了一代人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