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四川土著历史

凤凰山浪子

众周周知，上古的巴人和蜀人，可称为纯粹意义上的四川人，秦汉以后的四川人盖即巴蜀民族的后裔。其间虽有中原人和南方民族迁入，但大多融合其中。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列有先汉以来巴蜀士女203人的目录，这些人都是当时巴蜀有名的望族。到了宋代，四川人还被称为“老蜀都”。宋仁宗时杜鼎升家住在成都双流县东的樊川。据《蜀王本纪》记载：蜀王本治广都之樊乡，因此宋人称其人为“老蜀都”。像这样的“老蜀都”大姓家族，在宋代就有几十家（见元人费著撰写的《氏族谱》），同样宋神宋时乐山有苏氏两父子，盐亭有三十穹男子文与可。


但是，宋以后，即经过一场断断续续进行了50年的宋元战争后，这些大姓家族所剩无几了。在费著《氏族谱》中所列的四川45大姓氏族中，到了元代，仅有3个能肯定查到线索，他或因全部分散而失去与四川的关系。或因战争而灭绝了，或因失踪于布衣之间。另据元人揭傒斯在一篇题为《彭州学记》的文章中写道：“国朝（元朝）用兵积数十年，（四川）乃克有定。土著之姓十亡七八，五方之俗更为宾主”。


在元代，由于年代久远，居民或不复忆其祖宗所自来，乃以土著称者。经过宋元战争，四川人中约有70-80%的土著民毁灭了，劫后余生的20%—30%的土著民，如宋人所说：“又皆命脉垂绝，形神俱离，仅存一缕之气息而矣。”


其后，再经过元末和明末的两次社会大动荡，宋元以来的土著人就此灰飞湮灭了。所以，被后代称为“老四川的人，其实不是指元以前已消亡了的纯粹意义上的四川土著人，而是指明以后入川的外省移民。1804年刊行的六对山人的《锦城竹枝词》说：大姨家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

凤凰山浪子

四川这个地方今日都被看作是个宜居地，在古代也有天府之国的名称，并且是一个险要的地方，但是四川在历史上曾经有两次人口锐减，都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得以恢复，这两次就是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

宋元之际四川人口消亡
四川位于巫山一武陵山以西、秦岭以南、今广西省界以北，约相当今四川省盆地区域、贵州省大部及陕西省秦岭以南地区与湖北恩施地区。北宋属成都府、梓州、利州、夔州四路和秦凤路的成、阶、凤、岷四州,及秦州的天水县与京西南路的金州。南宋属成都府、潼川府、利州东、利州西和夔州等五路。元属四川行省,及陕西行省的兴元路、阶州、成州、西和州、徽州。


1、宋朝全盛时期四川人口
四川在五代时期远离中原战火，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经济发展也取得不少成绩，以人口繁庶、经济文化发展程度高而著称于世。宋太祖制定先取蜀中，再逐个统一各国的方略，就是基于利用四川的经济力量的考虑。然而，北宋军队在乾德三年（962年）夺取四川以后，却激发一场因北宋将领的敲诈虐杀引发的蜀军兵变，波及邛（治今邛崃市）蜀（治今崇州市）等州，规模甚大。
兵乱平定后，北宋于乾德四年（963年）、乾德五年（964年）撤废了嘉、资、普、戎、泸、荣、剑、巴、达、恭等州下属的约20个县。由于缺乏记载，无法得知此次大规模撤县的原因，是由于前蜀、后蜀时设县过滥，还是北宋初期的战争导致当地人口下降。但我们可以推测，这场长达一二年，波及全川主要地区的战争势必会导致一定数量的人口减少。


尽管这样，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四川有户120万余，仍居全国各区域第一位，较居第二位的江南整整多出48万户。
神宗元丰元年（1078 年），四川有户近212万，崇宁元年（1102年）有户近224万，均居全国各区域第二位。户年平均增长率，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至元丰元年（1078 年）为 6.5‰，元丰元年（1078 年）至崇宁元年（1102年）为2.3‰，分别居全国各区域第十三位和第十位。因此，北宋中后期四川总户数在各区域中序次由第一位下降至第二位，是其人口发展速度慢于其他区域的结果。社会动荡是影响前期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人稠地狭矛盾的日趋尖锐可能导致后期人口增长的放慢。


文同


早期北宋初的太宗时期，时人对四川已有“土狭民稠，耕种不足给”的印象。进人中后期，张方平、文同、张耒等人的有关著述都提到四川人稠地狭的现象。他们说：“两川地狭生齿繁，无尺寸旷土”；“剑南西川，原野衍沃，氓庶丰伙”；“蜀不足于地，江西不足于民”。上述议论的频频出现，表明因人口数量增加耕地不足问题日趋严重。一般说来，当一个区域的人口数量达到饱和，人地矛盾尖锐时，其人口增长的速度必然要趋于缓慢。因此，四川人口增长速度的放慢是其人地矛盾日趋尖锐的产物。


两宋之际，当东南诸路饱受战火之苦时，位于大巴山以南的今四川盆地的成都府、梓州、夔州三路及利州路的南部诸州却继续享受着和平安宁的局面。不仅金军未能进入，北方流民武装也被阻拦在大巴山以北，只有守边将官允许的移民方得以进入。因此，这一区域基本保持着和平安宁的局面,，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得以在北宋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增长。


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四川的户年平均增长率为2.9%，居南方各区域第一位。就四川本身而言，这一增长率也超过北宋元丰元年（1078 年）至崇宁元年的水平（2.3‰）。总户数266万余，虽然仍居南方各区域第二位，但与第一位的江南的差距已显著缩小，北宋后期四川户数为江南的86. 7% ，绍兴末占了 89. 7%。人口密度也相应提高到每平方公里9.2户。


2、宋元之际人口的锐减
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蒙古军队攻灭西夏，乘胜攻占四川的关外诸州。绍定四年（1231年）、绍定五年（1232年）间，抄掠入川，如入无人之境。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军大举入蜀，横扫四川，成都府也被攻占,不久又离去。嘉熙元年（1237年），蒙古军开始旨在攻占四川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四川人民坚持抗击蒙（元）军队达半个世纪，直到南宋全境被攻占，蒙古军队进入四川后，大肆屠杀平民，仅成都城中的尸骸便达140万具，城外尚不计在内。


元代士大夫虞集回顾南宋后期四川战事：“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这些记载可能有夸大之处，导致人口死亡的原因也不尽是屠杀，饥饿和随战乱而来的瘟疫也会导致人口大量死亡，但蒙古军大量屠杀四川人民则毋庸置疑。此外，蒙古军队还掳掠四川人到北方充当奴隶，据说关中的“岐、雍民家皆有蜀俘”，可见被迫外迁充当奴隶的人数不少。


刘克庄


为了逃避这场四川历史上少有的劫难，幸存者纷纷逃入大宁监（治今巫溪县）等偏远的沿边山区。更多的遗民，特别是衣冠士族，则顺长江东下，逃往长江中下游和东南地区。刘克庄描述这一状况：“自蜀有狄难，士大夫避地东南者众，几置乡国于度外矣。”据此可见，东迁的世家大族人数不少。南宋后期，广大的东南地区，除比较偏远的广东、广西与战火未息的江淮，都有一定数量的四川移民分布。


由于上述原因，南宋末四川人口下降到历史的最低点。元朝人揭傒斯的一番论述，简明扼要地说明了人口下降的严重程度：“惟蜀与宋终始，声教沦洽，民心固结，故国朝用兵积数十年，乃克有定。土著之姓十亡七八，五方之俗更为宾主。”

凤凰山浪子

3、元初人口的统计
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四川行省辖9路、3府，但在《元史·地理志》中只有成都、广元、顺庆、重庆、绍庆、夔州等6路府有户98538、口615772。如加上为数众多的漏籍户口，估计该年四川行省以及宋代属于利州路北部的汉水流域诸州（元代主要属兴元路）约有四五十万户。这一数据，只相当于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同一地域范围259万户的15％到19%。依此估测数，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四川区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1.4到1.7户左右，最多的成都路也只有2户稍多。

由于如《元史·地理志》所说“土著之姓十亡七八”，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的四川户数并非都是当地土著居民，一部分是来自外地的移民。最早进入四川的主要是因作战、镇守而留居的各族军人。


四川地域广大，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成都府、潼川府、利州和夔州四路共有户259万余，然而到了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四川行省却只剩下98538户。如果加上没有数据的那部分单位的可能的户口，至多只有20万户左右。


由于元代陕西行省境内的汉水流域地区宋代属利州路，南宋四川四路的地域范围自然大于元代四川行省，然而，如果将这一部分的户口扣除，在同一地域范围内南宋仍有240万户左右。几乎是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户数的12倍。

元灭南宋战略示意图


毫无疑问，长期进行的宋蒙战争是导致元代四川户口锐减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个因素是户口的漏计，特别是大量自外地迁入四川的移民未能及时得到著籍。在这方面，夔路和重庆路泸州提供了例证。在夔路，《地理志》所载的著籍户仅是当地实际人口的三四分之一，泸州的著籍户也只是未著籍户的一半不到。


还有一个例子，是《元史·地理志》没有记载的绍熙等处军民宣抚司。南宋时在今四川荣县、威远及自贡市境设绍熙府，元初因人口过少废去府和属县。元后期汉水流域、江淮及陕西人民“见彼中田畴广阔”“土饶利厚”，纷纷迁入垦荒。到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开垦成业者，凡二十余万户”。为了维持地方秩序，同年设立绍熙等处军民宣抚司，下隶资、普、昌、隆四州和盘石、内江、安岳、昌元、贵平五县。
夔路、泸州和绍熙宣抚司是元代四川的一个缩影。既然上述三个地区的人口都以外来移民为主，其他地区自然也不例外。《元史·地理志》登录的四川户数不过十余万户，而上举集聚在绍熙府境的外来移民却已达二十余万户，全川未纳人户籍登记的户口之多于此可见一斑。


泸州《图经志》说元代“四方之民流寓于泸者倍于版籍所载”，便是对此很好的说明。考虑到类似绍熙府这种移民数量很多的府州，在《元史·地理志》无论是户口和州县建置都不曾得到反映，四川未纳入户籍登记的户口当远远不止“倍于版籍所载”。因此，估计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四川行省户数应在四五十万户。

凤凰山浪子

明清之际的人口消亡

1、明末人口统计
万历《四川总志·户口》记载“国初”户215719，口1466770。这一数据实际上是《后湖志》中所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户口数。弘治中，四川户数增加到253813，口数增加到2598460，洪武以来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5%。在从洪武至弘治中期的一个世纪中，外地向四川的大规模人口迁入已经停止，因此，这一增长率或许可以大致视作人口的自然增长率。
万历《四川总志》记载万历六年（1578年）军民人户共262694，口为3102073。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至此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0%。
这几个数据或许说明，对于一个通过洪武大移民获得重建的省份来说，政府对于户口调查的重视程度要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2、明末清初的人口锐减


张献忠


有关明末清初四川地方残破的记载，用一句话概括，便是“张献忠屠蜀”。不少研究者不相信这一说法，他们搜集大量的资料来证明张献忠所屠主要为地主阶级，而屠蜀者也有政府军队或其他地方武装。无论是“张献忠屠蜀”还是其他人屠蜀，明末战争之后的四川的确是残破不堪了。


关于张献忠屠蜀的记载很多。张氏不仅屠重庆，屠成都，而且派兵搜山屠杀一般的老百姓。关于此事，《流寇志》有记载：“城中人杀尽，令所部搜山，每屠一路，册报某日某部杀人数。次日山上有烟，谓搜山不尽，一部贼兵尽斩。以首级重不可致，咸断右手以报功。每搜山，贼至山中，与百姓相向哭,日：‘我与尔无仇，令吾至此！尔辈断手后，不可饮冷水，一饮即死。以秫面洒之，襄创口，立生肌，或得全命。’成都、重庆、巫、夔、叙州数千里绝人烟。”


在川东地区，大量的记载类此：如广元县“苟全性命者十之一”，如西充县，“土著民人，十去六七”等等。估算的结果，四川人口可能损失了90％。明代四川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5‰。参照安徽凤阳、庐州和安庆二府的情况，这一估计可能是偏低的，对于 一个人口稀少且田土肥沃的天府之国来说，合理的年平均增长率应当达到 5‰。


直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全蜀诸郡邑大疫”，“人民死亡甚众”。人口增长的势头才停了下来。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四川出现全省性的大旱，在《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中，四川有广元、万县、成都、康定、重庆、西昌六个观察点，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万县、康定和西昌二地缺载,，广元和成都为5级旱灾，重庆为4级早灾。次年，除广元记为5级旱灾外，其余各观察点均缺载。由此可见，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和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确实是四川的特大旱灾发生期。


如将从明代初年至崇祯三年（1630年）四川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定为6‰。崇祯三年（1630年）四川人口总数（含播州、四川行都司等）大约达到了735万人，同年因全省性的瘟疫流行而减少。崇祯十一年（1638年）以后，全省性的特大旱灾进一步使人口减少。灾后和平的发展时间并不很长，从崇祯初年开始，四川全省陷入无休止的战乱当中。

崇祯年间人口数量


崇祯七年（1634年）初，张献忠部第一次从湖北经三峡攻入四川，旋即撤离。崇祯九年（1636年），李自成部从汉中入川，攻克州、县城38座，陈兵成都郊外。崇祯十二年（1638年）、崇祯十三年（1639年）间，张献忠在陕、鄂、川三省交界地带与明军纠缠，夺得川东几座县城，又奔走游击于川北广元、昭化，川南泸州、南溪，再从巫山出川，攻打湖广襄阳。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率30万军队入川。夺得巫山、夔州以后，便长驱直入四川腹地，攻取重庆和成都。


除了李自成、张献忠部在四川的活动外，名为“摇黄”的地方武装势力也频繁活动于川东地区。历史文献和民间传说中所称“张献忠屠蜀”，实在也包括“摇黄”势力对地方的蹂躏。


清兵入关以后，南明军队以川中南部为基地，坚持抗清。南明军队对地方的残害，并不亚于张献忠部、“摇黄”部对人民的屠杀。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张献忠屠蜀”可以理解为明末清初几十年间四川人口的非正常死亡。


明代后期四川人口约500万，清代初年的残存人口约为50万左右。康熙初年四川有县仅80余，每县平均实有人口约为6000左右。长达七年之久的“三藩之乱”中断了四川的移民进程，也中断了四川人口和经济恢复的进程。战争中的人口损失足以抵销战前的人口迁入。因此，顺治十年（1653年）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间成为清初四川人口的最低点，四川人口的全面恢复是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以后开始的。

猫佴坝

学习并收藏

凤凰山浪子

总的来说，现代四川汉族人口可以分为以下四大部分：


第一种，是清代初年的湖南移民，这是现在四川重庆汉族人口中最庞大的一类人，来源地有永州府(永州)、宝庆府(邵阳，娄底)、衡州府(衡阳)、沅州府(怀化)等，其中以永州府宝庆府最多。
广泛分布在川北、川东、川西成都平原北部、川南泸州宜宾以及重庆全境。较聚集的重灾区是广安市全境。其次是蓬安、营山、遂宁、安岳、乐至、资阳市等地区，这些地方主要讲成渝片方言和岷江小片方言。这些地区典型特色姓氏主要是湖南土著姓氏，主要为唐、蒋、邓、肖、谭、彭、贺等，这其中以唐、蒋两姓最为典型，这两姓是永州北部4个县(零陵，祁阳，东安，双牌)最大的土著姓氏，有两千年以上历史，2007年，唐姓在湖南永州就有约50万人，占当地人口的8.4％以上，蒋约有30万人占到5.46％的比例。这些湖南移民后代讲话的一个特点是hf不分，称呼爷爷为嗲嗲(diadia），现代湖南永州话郴州话听感上也很非常接近川渝话。。


第二种，是清初广东福建的客家移民，这些人主要分布在川南内江自贡等地，来源地有嘉应州(梅州)，韶州府(韶关)，汀州府(龙岩)，赣州府(赣州)等，其中以嘉应州最多，主要讲仁富小片方言，说话带卷舌，称呼爷爷为阿公或家公(嘎公)，较聚集的地区有自贡、富顺、威远、内江、荣县、隆昌、荣昌等地区。这些地方的特色姓氏主要是闽粤赣交界处典型土著姓氏的曾，钟，赖，廖，黄，邱，叶，林等等，这些姓氏在广东梅州，福建龙岩频率极高，这其中以曾和钟最具代表性。曾是梅州第4大姓，比例占梅州人口的4.2％以上，有23万多人，在赣州也有40万人以上排名第6，而钟则是梅州第8大姓，比例3.3％约18万人，在赣州则有5.5％的比例约53万人(2017年数据)。


第三种，是元代、明代的江西、湖北的移民，贯穿了明代的各个时期，主要分布在川西的乐山、眉山一带，来源地有南昌府(南昌)，吉安府(吉安)，黄州府(黄冈)，武昌府(武汉，咸宁)等。其中以南昌府和吉安府最多。较聚集的地区有眉山、丹棱、乐山、井研、沐川、犍为、名山等地区。主要讲典型岷江片方言，该地区特色姓氏有刘、徐、朱、宋、余、熊、郑、万等等，这其中以余、熊、万三个姓最具代表性，这三姓在现代赣北、鄂东也是较常见的姓氏，是江西北部两千年以上历史土著姓氏，2012年，湖北余姓有1.2％的比例约74万人，是湖北第13大姓，江西余姓则有1.9％的比例59万人，排名第20，湖南余姓则比较少，熊是南昌第2大姓，江西第17大姓比例1.5％左右全省约66万人，湖北有68万人排名第17比例1.1％，同样熊姓在湖南也是偏少的，现代鄂东地区熊姓无疑来自大规模的江西移民。




第四种，是湖广填四川之前的唐宋土著，即传说中的老四川人。主要分布在川西的雅安、乐山的部分地区和川北的射洪、盐亭、剑阁（南部）、西充、南部（西部）、梓潼（东部）、江油（北部）、平武、青川、平昌、万源、宣汉等地。这些地区受明末张献忠、清军、吴三桂等势力影响非常小，且聚集区主要是大巴山和剑门山区，主要讲岷江片方言岛，这里面又以西充县方言为典型代表。这片地区典型姓氏与其它所有中国南方人都非常不一样，主要是赵、任、杜、马、魏、冯、庞、贾等，以及一些非常典型的唐宋甚至南北朝以前的古老的四川土著汉人姓氏蒲、母、敬、苟、雍、胥、税、谯、鲜、鲜于、蹇、庹、覃、冉、先、青、吉、昝、强、勾等等。另外罗、何、胡三个姓也是川渝地区人口比较多的姓，但这几个姓氏历史上在川渝和湖广，江西都有不少分布，因此来源无法具体追溯。


需要说明的是，依据姓氏来判断祖籍来源只能推导出一定的可信度，但不完全，同一个姓氏在不同省域、民系中可能都有不少人口，仅仅是分布重心完全不同而已，例如曾、李、黄、钟四个姓是闽粤赣交界处客家人大姓，但是在湖南娄底、邵阳一带也很多。而邓是湖南南部土著大姓，但在广东粤语人口中也不少，因此通过基因检测明确自身（仅男性）的Y染色体遗传标记类型，才能完全明确自己的祖籍来源。。。


三百年前的四川人以唐宋土著汉人（老四川）和鄂赣移民两大民系为主，当时的四川人普遍说明代的官话（各地居民聚在一起为了交流方便说当朝通语，跟台湾人说民国官话是一个道理），各地的比例不匀，有些地方唐宋后裔幸存多一点（如嘉陵江流域、青衣江流域），有些地方则以鄂东移民为主。


现代的四川人，等于按照大概四六开的比例，把三百年前的全部四川人视为六成比重，在此基础上又额外汇入了四成的湘南、粤北、粤东北、闽西等为主的南方移民（也伴随有少量江西湖北陕西甘肃贵州移民，不过这些人数量非常非常小），因为随后这些湘民、客家人的大规模入川就发生在18世纪中旬前后。


各地比例同样不匀，比如岷江流域，尤其是河西地区的明代居民幸存比例很高，而嘉陵江流域河西的西充、射洪、盐亭、南部、剑阁等几个县则保留了更多明代乃至大量更早的唐宋时代的老四川居民。


这个过程中，一部分地区保留了明代口音，一部分地区则转变为清代新的南方通用官话（即西南官话，实际上西南官话作为清朝的南系官话通音，并不仅遍布整个西南，还通行于近代的不少福建江西很多州府县城）。




两大土著高频区：成都平原的岷江河西地区以明代民系为主；嘉陵江-涪江分水岭地区则保留不少唐宋民系。



从居民基因上，四川人也越来越接近南方人了。原本唐宋时期四川人很可能跟江淮类似的南北混合民系；再到明代的类江淮-吴语区的南方北部民系；再到现代的类湘北鄂南的典型南方民系。不过四川民俗民风给人感觉隐约和古代的西北地区有少量斩不断的联系，比如面食，脏话俚语等。


各地四川人并不是一个“籍贯上的统一体”。甚至四川各地的方言，饮食文化也有极大的差异（拿吃辣来说，有一个冷知识，盆地也并非人人爱吃辣的。川北少数地区甚至不比西安人能吃辣。）以极端案例来说，四川既有依然说客家话的几乎100%纯正的客家后裔，也有近乎没有和外省人通婚的山村唐宋后裔（唐宋四川有一堆稀奇古怪的税，苟，母，鲜等特有姓氏家族，在少数贫瘠偏僻的区县依然大量流传于今）。他们之间几乎没有血缘关系，内在联系四川人的纽带是清代民国依赖的共同历史记忆，以及逐渐趋同的文化。


从遗传学角度，元明清以来，四川人整体也越来越接近南方人尤其是华南人，以极端案例来说，现代四川人中，既有完全说梅州口音客家话的几乎100%纯正的客家人，也有近乎完全没有和历代外省移民通婚的山区唐宋土著（唐宋四川有一堆稀奇古怪的税，苟，母，鲜等特有姓氏，宋代进士录中四川人这些姓氏出现非常高，这些姓氏在部分四川区县现代人中依然大量存在），这两种四川人之间完全没有血缘交流和文化语言交流，一个遗传上完全就是甘肃陇南人，一个遗传上完全就是广东客家人......

王二小放牛郎

西充应该是单独列出来的

凤凰山浪子

众周周知，上古的巴人和蜀人，可称为纯粹意义上的四川人，秦汉以后的四川人盖即巴蜀民族的后裔。其间虽有中原人和南方民族迁入，但大多融合其中。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列有先汉以来巴蜀士女203人的目录，这些人都是当时巴蜀有名的望族。到了宋代，四川人还被称为“老蜀都”。宋仁宗时杜鼎升家住在成都双流县东的樊川。据《蜀王本纪》记载：蜀王本治广都之樊乡，因此宋人称其人为“老蜀都”。像这样的“老蜀都”大姓家族，在宋代就有几十家（见元人费著撰写的《氏族谱》），同样宋神宋时乐山有苏氏两父子，盐亭有三十穹男子文与可。


但是，宋以后，即经过一场断断续续进行了50年的宋元战争后，这些大姓家族所剩无几了。在费著《氏族谱》中所列的四川45大姓氏族中，到了元代，仅有3个能肯定查到线索，他或因全部分散而失去与四川的关系。或因战争而灭绝了，或因失踪于布衣之间。另据元人揭傒斯在一篇题为《彭州学记》的文章中写道：“国朝（元朝）用兵积数十年，（四川）乃克有定。土著之姓十亡七八，五方之俗更为宾主”。


在元代，由于年代久远，居民或不复忆其祖宗所自来，乃以土著称者。经过宋元战争，四川人中约有70-80%的土著民毁灭了，劫后余生的20%—30%的土著民，如宋人所说：“又皆命脉垂绝，形神俱离，仅存一缕之气息而矣。”


其后，再经过元末和明末的两次社会大动荡，宋元以来的土著人就此灰飞湮灭了。所以，被后代称为“老四川的人，其实不是指元以前已消亡了的纯粹意义上的四川土著人，而是指明以后入川的外省移民。1804年刊行的六对山人的《锦城竹枝词》说：大姨家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