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四十年记》（转帖）

作家陶靖

看看这篇高考回忆录：

《高考四十年记》（转帖）
作者：万物生长
如果那年，我们多对或者多错两道题，那么现在会不会在不同的地方，认识完全不同的人，做着完全不同的事，错过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高考的迷人之处，不是如愿以偿，而是阴差阳错。”

又是一年高考的季节，是学生、家长外焦里嫩的季节，高考是12年寒窗苦读的结果表达方式，是人生重要的经历和资本，没有高考的人生是不丰满的。

1982年的高考，那是我的高考，距今已整整四十年了。



四十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RED走出肖申克用了四十年，南唐从“凤阁龙楼连霄汉”到“一江春水向东流”不过四十年。四十年，可以让一个婴儿步入不惑，可以让一个“不惑”大概率挂掉。四十年，还可以让一个国家从羸弱不堪到厉害无比。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四十年，就是人生的折返点，然后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

四十年前，我们都很年轻，像刚从树上下来的猴子，清澈透明,对世界充满了好奇。

四十年前的成都，主城区只有东城区、西城区，属县只有双流和金堂，周遭一众的温江、郫县、灌县、新都、崇庆、新津、彭县、大邑、邛崃、蒲江都还属于温江地区。那时成都还没有干道，也没有二环，一环也只是窄窄的二车道。那时家里还是12吋黑白电视，按键开关，拉杆天线。世界杯、女排、加里森敢死队，都拜它所赐。八一年还用它看过世界冰球C组比赛，那年中国男冰晋级B组。那时的电视尺寸和效果，别说冰球，就是冰壶也看不清楚。

四十年前，老南门旁边还有大片的农田，南门大桥附近经常有人撒网捕鱼，夏天有很多人在桥洞下游泳。

四十年前，成都还没有火锅，电盎故撬奈唬�兔脑壳五分钱一个，《电视报》五分钱一张��

四十年前，春熙路叫反帝路，石室叫四中，树德叫九中，列五叫五中。



……



我们是1980年秋进入高中的，史称“高中一九八二级”，但似乎更应该叫“高中一九八〇级”或者“高中一九八二届”。查《石室校志》，第一次称“高中××××级”是1953进校1956年毕业这届，这一届被称为“高中一九五六级”，错误从此开始，当然这不是某个学校的问题。这个错误无法纠正，只能将错就错，不然就重号了。



高中班上五十多人，来自五湖四海，猩猩29中，臭脚10中，范贼8中，阿尔卑铁中，雅各宾百花中学，田队长24中，仇万德5中，秋ber、何矮6中，政委、大忽悠14中，韩骚、夫子南桥中学，饿叶253子弟校，monkey国光子弟校，我和泡桐树、家葵以及一名女生来自四中本校。



那时成都的中学江湖，479外是川附、12中、20中、西北、5中、盐市口、13中。没有成外、实外，更没有嘉祥。那时的9中还比较弱，川附倒是有些厉害，在我们之前川附拿过一次成都高考头名。成都中学中比较意外的是成都2中，其前身是省立成都中学，名门之后，流沙河的母校，20世纪40年代与石室中学、成都县中（七中）、树德中学齐名，2、4、7也正好构成了省、府、县三级中学的完整序列。后来不知因为什么，逐渐衰落，到80年代初已经很不入流了。成都中学体育方面厉害的是7中的篮球、西北的排球、四中的篮球排球、13中的足球，田径厉害的是15中、20中。

现在石室中学门口的“文翁石室”匾额，是清嘉庆时的四川总督蒋攸铦题写，但我初中、高中时它一直挂在里面图书馆门口，我们的毕业照就是在图书馆门口照的，当时“文翁石室”就在那里。图书馆前有两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一棵是银杏，另一棵也是银杏。这样牛掰的银杏成都还有两处，一是成都画院，一是028。那时大门口这个位置挂的是郭沫若的“求实务虚”，两边是郭老的对联，爱祖国爱人民、求真理求技艺什么的，白底黑字的“成都市第四中学校”则怯生生地挂在旁边的柱子上。以前四中郭老的痕迹很多，我们初中的教室就是郭老当年坐过的。“求实务虚”切换回“文翁石室”大概是在我们毕业后四中恢复“石室中学”校名时，后来，“爱祖国、求真理”也取了下来。再后来，他们把郭老和我的教室也拆了。十批不是好文章，但郭老的字是好字。



相比其他中学，石室中学有两大杀器，一个是2160多年的校史，这个不仅在全市，就是全省、全国甚至全世界，敢挑战的也不多；另一个是它有司马相如、扬雄、谯周、陈寿、李密、陈子昂、杨升庵、李调元这些校友。有了两千年的加持，有了司马相如们的站台，石室中学就躺平了，面如平湖地看着那些还在比升学率、比清华北大、比博士院士、比李易峰李稻葵的学校，有没有郭老这个校友，也就无所谓了。

四中高八二级共七个班，我们是七班，班主任刘宏吉，教英语。这七个班中一、二班是慢班，三、四、五、六、七是快班，五班在高二时成了文科班。

一、二班全是我的初中同学，我们这个初中班级是从汪家拐小学整抬进四中的，只有两个班，每班却有将近八十号人，这两个班成了四中的“初一九八零级”。初中两个班大概只有十五人考上了重点高中，有约三十人没有考上高中，剩余的百多人四中自己消化，成了高中的两个慢班，这两个班没人考上大学。

高中的语文老师叫陆懋安，西北联大毕业，语文、文学功底深厚。他只教我们一个班，我们毕业后他就退休了，所以我们是他的关门弟子，在写作方面他让我受益匪浅。高二《语文报》的全国作文竞赛，四中参赛的三人全出自陆老师这个班。高中的第一周，陆老师让写命题作文，名曰《第一次走进四中》，因为初中就是四中，所以很凡尔赛地找陆老表示疑问，但这种人陆老明显见得多了，轻松就挡了回去，“你以前是初中生进出四中，现在作为高中生不是第一次吗？！”陆老曾称散文“要像茶叶末，形⒍�神不散！”这句话我一直记得。“我是弹花匠的女——会谈不会纺！”这是陆老师常用的歇后语。陆老师的作文给分吝啬、评语考究��80分绝对算是高分。整个高中两年最高的一个分数是给猩猩的84分，评语“笔酣墨饱“，作文名字倒不记得了，这个分数和评语支撑了作者许多年。高考猩猩语文全年级第一，并考上成都地质学院（理工大）。除了语文，猩猩其他功课乏善可陈，但体育很厉害，我们班足球队的主力，高二校运会获得跳高第三名，并且还是游泳三级运动员，这个很罕见。他现在银行工作，吊诡的是不以写作、不以运动而是以敢说英语闻名。当时班上的文青是秋ber，七班的前卫派诗人，成名作有《栀子花》和《我爱你，花圃路》（或者是《花圃路，我爱你》）。后来考上成都电讯（电子科大），再后来，经不住烟火气的诱惑，转攻烹饪，在川菜创新上一条道走到黑。菜是越来越专精，人也越来越油腻，诗，早就不写了。雅各宾的写作比较邪性，大作是一篇名《水》的作文，还有一次命题作文——《从公孙休不受鱼谈起》，他写得离题万里，却又文采飞扬，破例得到陆老的表扬。雅各宾能写也能说，还时常语出惊人，比如他说他的北京印刷学院是印刷界的黄埔军校，这些年又说自己长得像吴秀波。另外，雅各宾还创造性地把老七班和高二转到七班的划分为“原住民”和“移民”，这是一项贡献。不过即便有老师如陆老夫子，冥顽不化的学生还是有，最典型的是韩骚，他的作文一直就没有上路。有段时间我们同桌，见过他的一篇作文被给了差评：堆砌辞藻，华而不实。还有一次自命题作文，韩骚标新立异地弄了个《再论×××××××》，这把陆老师给惹火了。韩骚这个“再论”，其实是“一论”或者“论”，但他为了表现事态胶着，二挡起步。不过韩骚的数学了得，参加过全省数学竞赛，后来也学了数学专业。



说到座位，高中两年刘老师没少折腾，先是男生女生同桌，后改成男生男生、女生女生同桌，并且自愿组合，再后来又改回男女同桌。

数学老师罗世华，总是一脑门官司，标志性的口头禅是“同学们，男同学们，女同学们”。高二时曾封七班三大懒王，分别是喻眼睛、田队长、雅各宾。

物理老师方士德，精力充沛，主观很努力。在讲解离心力时，称离心力会使旋转的物体远离它的旋转中心，要是中心的质量不够大（桩子不稳），物体就会飞出去，“那多危险！”后来在大学学了普通物理，才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离心力。方老师还擅长讽刺挖苦，某天毛大迟到，方老师很是不爽，“××，你又迟到了，你都还要迟到？！”毛大非常不忿，说方老师你把我转烂了，方老师来了句“人都转得烂啊？”

化学老师周明英，中规中矩，不苟言笑，她的课很是枯燥。她儿子也在七班，初中和我是同学，成绩很差。

政治老师姓蔡云波，和另一位政治老师刘世豪是成都中学政治课的大V级人物，不走寻常路，敢说，他的课有点海派清口的意思，非常受欢迎。课堂总是笑声不断，但有一个学生从来不笑，他就是蔡老师的儿子，也是我的初中同学，后来考上西政的专科，2021年初去世了。

体育老师姓晏，名字已经记不得了。高中的体育课基本都是排球，其他很少，足球绝对禁止。有时男生也偷偷拿排球当足球踢，但当我们班的喻眼镜把六班的老孙眼睛踢伤后，就再没人敢踢了。老孙后来上了南邮，毕业后我们成了同事。

高二时四个理科快班中，成绩最好的是四班，其次三班，再次六班，最差是我们七班。普遍规律是体育成绩和文化课成绩成反比，所以我们班的体育成绩在高八二是厉害的，尤其是男生。1981年底在市体开的四中冬季运动会上，我们班总分年级第一。我参加了接力，跑第3棒，另外三人是韩骚、调皮、饿叶。那次运动会饿叶拿了很多名次，他是我们班的体育全才，但是七班的体育委员却不是他而是泡桐树，后者有一个压倒性的优势——身高1米9。老泡是我初中同学，四中子弟，家住邮电礼堂旁边孟家巷公安厅宿舍，后来考上西南交大。

七班男生几乎都有外号，从高一下学期开始，彼此间就都以外号相称了。这些外号，或形象，或文雅，或无聊，或恶毒。“泡桐树”很形象，这家伙身高近1米9，白白胖胖的，很“泡shao”。“夫子”与韩骚都是川医子弟，这个文雅的外号怎么来的记不得了，他后来去了文科班，考上了川大。“何矮”的确矮，但很蹬度，擅长体操，着装标配是笔挺的绿色呢子衣裤配铮亮的接尖皮鞋。何矮第一年没考上，复读一年考上了厦门大学，前几年因抑郁症去世。“臭脚”是说他的脚法臭，一心想走小快灵线路，但一直没有成功，他复读一年后考上西南交大成都分校。“阿尔卑”怎么来的已经记不起，他和六班的老孙是铁路子弟，比较娇气，后来考上武汉医学院，五年学制，1986年我去武汉实习，受到他热情款待。“范贼”的由来也不可考，他后来考上川农，毕业后分到“果树办公室”，在毛泽东思想万岁展览馆旁办公。“政委”是我们的班长，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后来考上了南大。“调皮”是驷马桥川拖子弟，考上华东工程学院，毕业后分到35信箱。2004年还为他闹了个乌龙，那年清明去磨盘山扫墓，路过一处墓地，墓碑上墓主人的名字、年龄都与调皮相同，于是在同学中广播调皮挂了。两年后在35信箱的“光明宾馆”开会，竟然幸会了调皮本尊，流言不攻自破。“仇万德”孔武有力，当年就以江湖儿女自居。他没有参加高考，高二时选上了飞行员，因为他要入伍的缘故，我们这个班的毕业照提前了。后来转业，再后来就没有消息了，不曾想这两年突然火了，已经摇身一变，成了仇道长，道名仇至贤，头衔有中国风水大师、命理师、香港中国风水研究院院长、仇甫全盲派传人。



班上“毛大”有两位，这很不严谨。我的朋友薛总在西北上高中时，班上有两位“王保长”，人家就知道区分为“大王保长”“小王保长”，避免了混乱。所以在取外号上，四中还是不如西北。两位毛大之一是我初中同班同学，高冷，看谁都不顺眼。他高一在五班，高二转到七班，后来考上重庆交通学院，交院我常去，那里的单锅小炒是一种诱惑。另一位毛大家住老南门黉门街，当过英语科代表，没考上大学，后来做生意，再后来吸毒，这些年就没听人说起了。

饿叶、monkey都是东郊大厂子弟，东郊信箱、厂名和代号的对应关系就是他俩给我们科普的。这两人很可惜。monkey（还有个绰号叫儿子）考上了华东水利学院，但大二时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了。饿叶曾在少体校练过足球，有专业水平，2003年曝光的日本人珠海招妓事件，他是涉事酒店的总经理，后被判无期。七班最让人唏嘘的是田队长，喜欢政治、哲学，高一有一阵痴迷《资本论》，差点休学，后来考上后工，三年级时服安眠药自杀。

女生有外号的不多，只记得有一个叫“DP”，有一个“臭鸡蛋”，还有一个很长，叫“山间铃响马帮来”。

男生没外号的不多，大忽悠是其中一个。“大忽悠”这个外号是这些年才有的，当时没有。因为浓眉大眼成绩又好，所以他可以没外号，这说明什么时候成绩好都是硬道理。尽管成绩一流，但其人举止粗鲁、崇尚暴力，曾于放学路上暴扁三班一同学，又曾带猪蹄子进清真饭馆差点被伙计暴扁。高二他是班上的文娱委员，这几十年我都没想明白为什么，这小子什么也不会。高二上学期他脸部三角区长了个大大的火疖子，本主不觉得有啥，但猩猩却认为有碍瞻观，纠集几个小兄弟，于课间设伏，将大忽悠擒获并且按倒在地，猩猩亲手把这个火疖子给挤了。因为没有采取消毒措施，第二天早上我们的文娱委员肿着半边脸进的教室。从此后大忽悠沉默寡言专心学习，再后来他考上了北大。庆幸的是他去北大晚了63年，否则在赵家楼放火的肯定有他。

班上大概有一半同学是住校的，像我这样不住校的每天往返三次，午饭、晚饭回家吃，晚上下了自习才回家。那时我家住南郊路028，通勤方式有三种，一是坐1路公交，南郊路上南大街下（那时这一条线还叫解放南路）；二是骑车走老南门大桥；三是步行走倒桑树、502厂吊桥、南城塘坎街。那时没有南门彩虹桥，也没有通祠路、文翁路，老南门大桥和百花大桥之间只有502厂吊桥，这个吊桥像都江堰的安澜索桥，摇摇晃晃，可过人过自行车。这个桥后来拆了，几乎在原位置建了一座单拱桥。这三种方式都有些绕路，比较而言走吊桥时间更可控一些。走倒桑树的话出大院马上就得左转，过杀牛巷、珠宝巷到塑料四厂路口再左转才能到倒桑树街。杀牛巷的屠宰厂那时生意还很红火，每天都有大量的水牛送进去屠宰，臭气熏天，尤其是夏天。后来修通祠路，这两条巷子就都没有了。同时期消失的还有河对岸的柳荫街，那是一条很有故事的老街，可惜了。初中就是同学的古董家住倒桑树街502厂宿舍，上学、放学我俩经常一起。古董是他初中的外号，家里叫他莽子。古董高考超水平发挥，到学校拿分数那天，他拿到成绩单后抛下同学以及他老爸，独自狂叫着一路奔跑回家，这情景让我意识到《范进中举》还是很有生活的。





那时的文庙前街，从与南城塘坎街的丁字路口到与南大街的丁字路口，是一条完整的街，后来才被文翁路截成两段。那时文庙前街有两条小巷子可通文庙后街，一条叫石室巷，一条叫孟家巷，其中石室巷也是去四中家属宿舍的通道，石室巷现在已经没有了，孟家巷好像还在。四中的对面有个红军院，据说住有老红军。出校门左拐几十米就是“邮电礼堂”（现在省电信公司的位置），那是一个对外售票的电影院，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高考前一个月，我们十多个男生晚自习时间去看了《少林寺》，刘老师为此很冒火，但因为涉及人太多，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九十年代初邮电礼堂还在，后来就消失了。文庙前街和南大街路口往老南门大桥方向有家羊肉汤，那是秋ber的最爱，经常趁着夜色去吃独食。据说两毛钱一饭盒，味道极鲜，就是饭盒不好洗。羊肉汤再往前走一点，有家“曙光”照相馆，我们毕业的单人照就是在那里照的，那天照完单人照还照了张合影，有十一位同学。沿南大街往红照壁方向，有家有名的包子——南大包，包子很大，很解馋，现在早已消失了。同样消失了的是再前面的“利宾筵”，成都餐饮老字号，工作后曾去吃过，印象深刻的不是它的菜品，而是一个人称古大爷的堂倌，很老派，像郭德纲的相声那样给你介绍菜名，抑扬顿挫，点完菜后他把你的菜唱一遍，也就通知后厨了。



高中期间国内外有这么几件大事：世界杯、女排夺冠、成都大水、马岛战争。

1981年，中国男足参加了世界杯预选赛，平开、高走、暴跌，这是中国体育史上最让人扼腕的一次。决赛周的比赛和我们高考严重重叠，记得只看了半决赛和决赛。这届世界杯，尤其是中国队参加的预选赛，极大的激发了男生对足球的兴趣。高二开始，我们就时不时地去外面找场地踢足球，后来发展到班级之间比赛。和我们过招最多的是四班，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大学一、二年级，每次寒假、暑假都要比赛一场。

1981年，暑假成都连降暴雨，河水暴涨，淹了不少地方。安顺桥就是那年冲毁的，东湖就是那年形成的。大雨期间曾去古董家看望，他家住一楼，且紧邻南河。到了一看，好家伙，家里的桌椅板凳、盆盆罐罐全都漂在水中，古董拼命地往外舀水。尽管一个人在战斗，但古董全无惧色，抖擞精神，干得正欢。当时我想，这家伙不当海军真是可惜了。从502厂宿舍出来时还朝南河看了一眼，我的天，一片汪洋，根本分不清哪是河，哪是堤岸，哪是公路。古董后来考上重大，二年级时高等数学补考不及格，他认为老师刁难，于是拿了把藏式匕首去威胁老师。他给了数学老师两个选择，一是及格，一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但剧情的发展完全没有按照古董的剧本走，既没有及格，也没有白刀子红刀子，倒是学校给了他一个取消毕业补考的处分。那时的课分考试课和考查课，考试课补考不及格在毕业时还有一次补考机会，及格后才给学位，另外如果一学期两门考试课补考不及格直接降级。后来，古董把涉案凶器送给了我。等古董再次回到学校补考及格并且拿回学位，已经是九十年代末了。

1982年的马岛战争发生时我们了解得很少，国内报道也不多。当时只记得一些关键词：加尔铁里、特混舰队、谢菲尔德号、超级军旗、飞鱼导弹等。真正全面了解这场战争是年底在大学看了有关的纪录片后，印象深刻的不是战斗场面，而是英国民众为特混舰队送行的场面。大概是在朴茨茅斯，傍晚，小雨，舰艇一艘接一艘出港，水兵甲板列队，岸上一名络腮胡大汉挥舞着一面米字旗，送行的民众齐声高唱《友谊地久天长》。

我们那一届七中高中改成三年，我们之后全部都改三年，我们是最后一届高中两年的。

当时的高考有预考，要通过预考才能参加高考，1982年的预考在5月底，科目、权重、顺序都和高考一样。数学120分，语文、物理、化学100分，英语卷面100分但七折计入总分，生物（包括生理卫生）50分，满分540分。那年预考的难度比高考大，七班上400分的只有七位。

那时的高考在7月份，四中理科在后子门的24中考，考前一天刘老师带我们看考场，从四中步行到后子门，走到一个小巷子，前面有家人在打丧火，刘老师脸色大变，令我们退回改走别的路，并且提醒每个人：明天不得经由此处！



正式的高考在7月7、8、9三天，这三天比较凉快。7日早晨6点半起床，老妈炖了锅鸡汤。七点一刻出门，规定提前一刻进考场，但四中要求提到半小时到。在24中门口遇见刘老师，问我慌不慌？我说“不慌！”我的同学们也都很镇静的样子，个个谈笑风生地，似乎胜利在握。有三个学校在24中考，除我们外是16中和24中。在等着进校门时，不少外校学生还抱着书本在看。进入考场，坐定后我环顾了一下，大多是我们班的同学。我坐最右边一列，我的左边是何矮，前面是毛大，后面是臭脚，左前是猩猩，左后是大忽悠。发完卷子没到时间不让打开卷子，这时猩猩转过头来对我说：“哥，我有点慌！”我测了下脉搏，半分钟54。

7日上午是语文，我觉得不算难。作文题目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题目好写。作文我写了800多字，全部做完后还剩十多分钟。下午是化学，我早早就做完了，觉得时间很富裕，反复检查了几遍。当铃响时，我收拾试卷才发现漏了一道8分的大题，这道题是最后一道，在一张半页的纸上，我居然没看见。不过分数出来后，化学却是我数理化唯一及格的一门。

8日下了一天雨，24中校园里一片泥泞。这天考三门，上午数学，下午政治、生物，数学、生物难，政治相对简单。1982年四川高考有个奇葩规定——理科数学不及格、文科语文不及格降10分投档，所以对于我们，数学不及格亏吃大了。考生物时又出了状况，我以为时间还是两个小时，实际是一小时，尽管不伤大雅，但总归是前松后紧。

9日上午是物理，下午是外语。物理有个规定很无厘头——选择题选错了倒扣分，也就是说一道小题你有得分（选对）、不得分（不选）、负分（选错）三种可能，结果没有十足把握的只有不选。考外语时我们那个教室有位外校的女生睡着了，被监考老师拍醒，但后来又睡过去了。

最后一门结束后，猩猩和我在24中门口忽悠同学出去狂欢，我俩声嘶力竭地吆喝了半天，一个响应的都没有。那些亲们，就如同刚刚经历了奥斯维辛，呆呆地看着我俩表演，不说yes也不说no，搞得我俩很是无趣。最后我和猩猩去川宾看了场电影——菲律宾的《女奴》。

那时是先填自愿后拿成绩，不像现在拿到分数再填自愿。1982年四川填报高考志愿大约在7月25日左右，而分数是7月30日才通知的。拿成绩那天我和猩猩、臭脚一起去的，到学校后才知道必须得有家长一起，大概是怕出事，于是我们分别给家里打电话通知家长。

拿到分数等录取这段时间，是转转饭的季节，我们像一群蝗虫从这家吃到那家。那时各家的房子都不大，这十来号人，到哪家都是济济一堂的效果。

8月上旬的一天，全班去百花潭活动，这是七班最后一次集体活动，那天以后，高八二七班就解散了。这天我们班第一个录取通知——田队长的后工——到了。8月中旬，我们七八个男生又去百工堰玩了一天。



8月底，一大帮人去火车站送第一个报到的田队长，从那开始不断有同学去学校报到，后走的和在成都上学的就不断去火车送行，到后来，我也被送走了。

1982年，我们七班考上了30人左右，本科升学率接近60%，那年四川的录取率，大概在6—7%。高考后同学之间有个很大的变化——考上和没考上的两个群体，交集越来越少，来往越来越少。那些没考上的同学，好多就再没见过了。



本文开始引用的那段话，还有很琼瑶很阿Q的结尾，一并粘贴于此，以示有头有尾：

“虽然那年我错过了那道高考题，但是我却遇见了你，你是我的通知书里看不到的惊喜。如果有一天，我像哆啦A梦一样乘坐时光机，如果我又看到了高考的自己，我一定会对他说，千万不要做对那道题，因为，我还想遇见你！”

作家陶靖

看看这篇高考回忆录：

《高考四十年记》
作者：万物生长

如果那年，我们多对或者多错两道题，那么现在会不会在不同的地方，认识完全不同的人，做着完全不同的事，错过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高考的迷人之处，不是如愿以偿，而是阴差阳错。”

又是一年高考的季节，是学生、家长外焦里嫩的季节，高考是12年寒窗苦读的结果表达方式，是人生重要的经历和资本，没有高考的人生是不丰满的。

1982年的高考，那是我的高考，距今已整整四十年了。



四十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RED走出肖申克用了四十年，南唐从“凤阁龙楼连霄汉”到“一江春水向东流”不过四十年。四十年，可以让一个婴儿步入不惑，可以让一个“不惑”大概率挂掉。四十年，还可以让一个国家从羸弱不堪到厉害无比。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四十年，就是人生的折返点，然后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

四十年前，我们都很年轻，像刚从树上下来的猴子，清澈透明,对世界充满了好奇。

四十年前的成都，主城区只有东城区、西城区，属县只有双流和金堂，周遭一众的温江、郫县、灌县、新都、崇庆、新津、彭县、大邑、邛崃、蒲江都还属于温江地区。那时成都还没有干道，也没有二环，一环也只是窄窄的二车道。那时家里还是12吋黑白电视，按键开关，拉杆天线。世界杯、女排、加里森敢死队，都拜它所赐。八一年还用它看过世界冰球C组比赛，那年中国男冰晋级B组。那时的电视尺寸和效果，别说冰球，就是冰壶也看不清楚。

四十年前，老南门旁边还有大片的农田，南门大桥附近经常有人撒网捕鱼，夏天有很多人在桥洞下游泳。

四十年前，成都还没有火锅，电话还是四位，兔脑壳五分钱一个，《电视报》五分钱一张。

四十年前，春熙路叫反帝路，石室叫四中，树德叫九中，列五叫五中。



……



我们是1980年秋进入高中的，史称“高中一九八二级”，但似乎更应该叫“高中一九八〇级”或者“高中一九八二届”。查《石室校志》，第一次称“高中××××级”是1953进校1956年毕业这届，这一届被称为“高中一九五六级”，错误从此开始，当然这不是某个学校的问题。这个错误无法纠正，只能将错就错，不然就重号了。



高中班上五十多人，来自五湖四海，猩猩29中，臭脚10中，范贼8中，阿尔卑铁中，雅各宾百花中学，田队长24中，仇万德5中，秋ber、何矮6中，政委、大忽悠14中，韩骚、夫子南桥中学，饿叶253子弟校，monkey国光子弟校，我和泡桐树、家葵以及一名女生来自四中本校。



那时成都的中学江湖，479外是川附、12中、20中、西北、5中、盐市口、13中。没有成外、实外，更没有嘉祥。那时的9中还比较弱，川附倒是有些厉害，在我们之前川附拿过一次成都高考头名。成都中学中比较意外的是成都2中，其前身是省立成都中学，名门之后，流沙河的母校，20世纪40年代与石室中学、成都县中（七中）、树德中学齐名，2、4、7也正好构成了省、府、县三级中学的完整序列。后来不知因为什么，逐渐衰落，到80年代初已经很不入流了。成都中学体育方面厉害的是7中的篮球、西北的排球、四中的篮球排球、13中的足球，田径厉害的是15中、20中。

现在石室中学门口的“文翁石室”匾额，是清嘉庆时的四川总督蒋攸铦题写，但我初中、高中时它一直挂在里面图书馆门口，我们的毕业照就是在图书馆门口照的，当时“文翁石室”就在那里。图书馆前有两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一棵是银杏，另一棵也是银杏。这样牛掰的银杏成都还有两处，一是成都画院，一是028。那时大门口这个位置挂的是郭沫若的“求实务虚”，两边是郭老的对联，爱祖国爱人民、求真理求技艺什么的，白底黑字的“成都市第四中学校”则怯生生地挂在旁边的柱子上。以前四中郭老的痕迹很多，我们初中的教室就是郭老当年坐过的。“求实务虚”切换回“文翁石室”大概是在我们毕业后四中恢复“石室中学”校名时，后来，“爱祖国、求真理”也取了下来。再后来，他们把郭老和我的教室也拆了。十批不是好文章，但郭老的字是好字。



相比其他中学，石室中学有两大杀器，一个是2160多年的校史，这个不仅在全市，就是全省、全国甚至全世界，敢挑战的也不多；另一个是它有司马相如、扬雄、谯周、陈寿、李密、陈子昂、杨升庵、李调元这些校友。有了两千年的加持，有了司马相如们的站台，石室中学就躺平了，面如平湖地看着那些还在比升学率、比清华北大、比博士院士、比李易峰李稻葵的学校，有没有郭老这个校友，也就无所谓了。

四中高八二级共七个班，我们是七班，班主任刘宏吉，教英语。这七个班中一、二班是慢班，三、四、五、六、七是快班，五班在高二时成了文科班。

一、二班全是我的初中同学，我们这个初中班级是从汪家拐小学整抬进四中的，只有两个班，每班却有将近八十号人，这两个班成了四中的“初一九八零级”。初中两个班大概只有十五人考上了重点高中，有约三十人没有考上高中，剩余的百多人四中自己消化，成了高中的两个慢班，这两个班没人考上大学。

高中的语文老师叫陆懋安，西北联大毕业，语文、文学功底深厚。他只教我们一个班，我们毕业后他就退休了，所以我们是他的关门弟子，在写作方面他让我受益匪浅。高二《语文报》的全国作文竞赛，四中参赛的三人全出自陆老师这个班。高中的第一周，陆老师让写命题作文，名曰《第一次走进四中》，因为初中就是四中，所以很凡尔赛地找陆老表示疑问，但这种人陆老明显见得多了，轻松就挡了回去，“你以前是初中生进出四中，现在作为高中生不是第一次吗？！”陆老曾称散文“要像茶叶末，形散而神不散！”这句话我一直记得。“我是弹花匠的女——会谈不会纺！”这是陆老师常用的歇后语。陆老师的作文给分吝啬、评语考究，80分绝对算是高分。整个高中两年最高的一个分数是给猩猩的84分，评语“笔酣墨饱“，作文名字倒不记得了，这个分数和评语支撑了作者许多年。高考猩猩语文全年级第一，并考上成都地质学院（理工大）。除了语文，猩猩其他功课乏善可陈，但体育很厉害，我们班足球队的主力，高二校运会获得跳高第三名，并且还是游泳三级运动员，这个很罕见。他现在银行工作，吊诡的是不以写作、不以运动而是以敢说英语闻名。当时班上的文青是秋ber，七班的前卫派诗人，成名作有《栀子花》和《我爱你，花圃路》（或者是《花圃路，我爱你》）。后来考上成都电讯（电子科大），再后来，经不住烟火气的诱惑，转攻烹饪，在川菜创新上一条道走到黑。菜是越来越专精，人也越来越油腻，诗，早就不写了。雅各宾的写作比较邪性，大作是一篇名《水》的作文，还有一次命题作文——《从公孙休不受鱼谈起》，他写得离题万里，却又文采飞扬，破例得到陆老的表扬。雅各宾能写也能说，还时常语出惊人，比如他说他的北京印刷学院是印刷界的黄埔军校，这些年又说自己长得像吴秀波。另外，雅各宾还创造性地把老七班和高二转到七班的划分为“原住民”和“移民”，这是一项贡献。不过即便有老师如陆老夫子，冥顽不化的学生还是有，最典型的是韩骚，他的作文一直就没有上路。有段时间我们同桌，见过他的一篇作文被给了差评：堆砌辞藻，华而不实。还有一次自命题作文，韩骚标新立异地弄了个《再论×××××××》，这把陆老师给惹火了。韩骚这个“再论”，其实是“一论”或者“论”，但他为了表现事态胶着，二挡起步。不过韩骚的数学了得，参加过全省数学竞赛，后来也学了数学专业。



说到座位，高中两年刘老师没少折腾，先是男生女生同桌，后改成男生男生、女生女生同桌，并且自愿组合，再后来又改回男女同桌。

数学老师罗世华，总是一脑门官司，标志性的口头禅是“同学们，男同学们，女同学们”。高二时曾封七班三大懒王，分别是喻眼睛、田队长、雅各宾。

物理老师方士德，精力充沛，主观很努力。在讲解离心力时，称离心力会使旋转的物体远离它的旋转中心，要是中心的质量不够大（桩子不稳），物体就会飞出去，“那多危险！”后来在大学学了普通物理，才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离心力。方老师还擅长讽刺挖苦，某天毛大迟到，方老师很是不爽，“××，你又迟到了，你都还要迟到？！”毛大非常不忿，说方老师你把我转烂了，方老师来了句“人都转得烂啊？”

化学老师周明英，中规中矩，不苟言笑，她的课很是枯燥。她儿子也在七班，初中和我是同学，成绩很差。

政治老师姓蔡云波，和另一位政治老师刘世豪是成都中学政治课的大V级人物，不走寻常路，敢说，他的课有点海派清口的意思，非常受欢迎。课堂总是笑声不断，但有一个学生从来不笑，他就是蔡老师的儿子，也是我的初中同学，后来考上西政的专科，2021年初去世了。

体育老师姓晏，名字已经记不得了。高中的体育课基本都是排球，其他很少，足球绝对禁止。有时男生也偷偷拿排球当足球踢，但当我们班的喻眼镜把六班的老孙眼睛踢伤后，就再没人敢踢了。老孙后来上了南邮，毕业后我们成了同事。

高二时四个理科快班中，成绩最好的是四班，其次三班，再次六班，最差是我们七班。普遍规律是体育成绩和文化课成绩成反比，所以我们班的体育成绩在高八二是厉害的，尤其是男生。1981年底在市体开的四中冬季运动会上，我们班总分年级第一。我参加了接力，跑第3棒，另外三人是韩骚、调皮、饿叶。那次运动会饿叶拿了很多名次，他是我们班的体育全才，但是七班的体育委员却不是他而是泡桐树，后者有一个压倒性的优势——身高1米9。老泡是我初中同学，四中子弟，家住邮电礼堂旁边孟家巷公安厅宿舍，后来考上西南交大。

七班男生几乎都有外号，从高一下学期开始，彼此间就都以外号相称了。这些外号，或形象，或文雅，或无聊，或恶毒。“泡桐树”很形象，这家伙身高近1米9，白白胖胖的，很“泡shao”。“夫子”与韩骚都是川医子弟，这个文雅的外号怎么来的记不得了，他后来去了文科班，考上了川大。“何矮”的确矮，但很蹬度，擅长体操，着装标配是笔挺的绿色呢子衣裤配铮亮的接尖皮鞋。何矮第一年没考上，复读一年考上了厦门大学，前几年因抑郁症去世。“臭脚”是说他的脚法臭，一心想走小快灵线路，但一直没有成功，他复读一年后考上西南交大成都分校。“阿尔卑”怎么来的已经记不起，他和六班的老孙是铁路子弟，比较娇气，后来考上武汉医学院，五年学制，1986年我去武汉实习，受到他热情款待。“范贼”的由来也不可考，他后来考上川农，毕业后分到“果树办公室”，在毛泽东思想万岁展览馆旁办公。“政委”是我们的班长，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后来考上了南大。“调皮”是驷马桥川拖子弟，考上华东工程学院，毕业后分到35信箱。2004年还为他闹了个乌龙，那年清明去磨盘山扫墓，路过一处墓地，墓碑上墓主人的名字、年龄都与调皮相同，于是在同学中广播调皮挂了。两年后在35信箱的“光明宾馆”开会，竟然幸会了调皮本尊，流言不攻自破。“仇万德”孔武有力，当年就以江湖儿女自居。他没有参加高考，高二时选上了飞行员，因为他要入伍的缘故，我们这个班的毕业照提前了。后来转业，再后来就没有消息了，不曾想这两年突然火了，已经摇身一变，成了仇道长，道名仇至贤，头衔有中国风水大师、命理师、香港中国风水研究院院长、仇甫全盲派传人。



班上“毛大”有两位，这很不严谨。我的朋友薛总在西北上高中时，班上有两位“王保长”，人家就知道区分为“大王保长”“小王保长”，避免了混乱。所以在取外号上，四中还是不如西北。两位毛大之一是我初中同班同学，高冷，看谁都不顺眼。他高一在五班，高二转到七班，后来考上重庆交通学院，交院我常去，那里的单锅小炒是一种诱惑。另一位毛大家住老南门黉门街，当过英语科代表，没考上大学，后来做生意，再后来吸毒，这些年就没听人说起了。

饿叶、monkey都是东郊大厂子弟，东郊信箱、厂名和代号的对应关系就是他俩给我们科普的。这两人很可惜。monkey（还有个绰号叫儿子）考上了华东水利学院，但大二时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了。饿叶曾在少体校练过足球，有专业水平，2003年曝光的日本人珠海招妓事件，他是涉事酒店的总经理，后被判无期。七班最让人唏嘘的是田队长，喜欢政治、哲学，高一有一阵痴迷《资本论》，差点休学，后来考上后工，三年级时服安眠药自杀。

女生有外号的不多，只记得有一个叫“DP”，有一个“臭鸡蛋”，还有一个很长，叫“山间铃响马帮来”。

男生没外号的不多，大忽悠是其中一个。“大忽悠”这个外号是这些年才有的，当时没有。因为浓眉大眼成绩又好，所以他可以没外号，这说明什么时候成绩好都是硬道理。尽管成绩一流，但其人举止粗鲁、崇尚暴力，曾于放学路上暴扁三班一同学，又曾带猪蹄子进清真饭馆差点被伙计暴扁。高二他是班上的文娱委员，这几十年我都没想明白为什么，这小子什么也不会。高二上学期他脸部三角区长了个大大的火疖子，本主不觉得有啥，但猩猩却认为有碍瞻观，纠集几个小兄弟，于课间设伏，将大忽悠擒获并且按倒在地，猩猩亲手把这个火疖子给挤了。因为没有采取消毒措施，第二天早上我们的文娱委员肿着半边脸进的教室。从此后大忽悠沉默寡言专心学习，再后来他考上了北大。庆幸的是他去北大晚了63年，否则在赵家楼放火的肯定有他。

班上大概有一半同学是住校的，像我这样不住校的每天往返三次，午饭、晚饭回家吃，晚上下了自习才回家。那时我家住南郊路028，通勤方式有三种，一是坐1路公交，南郊路上南大街下（那时这一条线还叫解放南路）；二是骑车走老南门大桥；三是步行走倒桑树、502厂吊桥、南城塘坎街。那时没有南门彩虹桥，也没有通祠路、文翁路，老南门大桥和百花大桥之间只有502厂吊桥，这个吊桥像都江堰的安澜索桥，摇摇晃晃，可过人过自行车。这个桥后来拆了，几乎在原位置建了一座单拱桥。这三种方式都有些绕路，比较而言走吊桥时间更可控一些。走倒桑树的话出大院马上就得左转，过杀牛巷、珠宝巷到塑料四厂路口再左转才能到倒桑树街。杀牛巷的屠宰厂那时生意还很红火，每天都有大量的水牛送进去屠宰，臭气熏天，尤其是夏天。后来修通祠路，这两条巷子就都没有了。同时期消失的还有河对岸的柳荫街，那是一条很有故事的老街，可惜了。初中就是同学的古董家住倒桑树街502厂宿舍，上学、放学我俩经常一起。古董是他初中的外号，家里叫他莽子。古董高考超水平发挥，到学校拿分数那天，他拿到成绩单后抛下同学以及他老爸，独自狂叫着一路奔跑回家，这情景让我意识到《范进中举》还是很有生活的。





那时的文庙前街，从与南城塘坎街的丁字路口到与南大街的丁字路口，是一条完整的街，后来才被文翁路截成两段。那时文庙前街有两条小巷子可通文庙后街，一条叫石室巷，一条叫孟家巷，其中石室巷也是去四中家属宿舍的通道，石室巷现在已经没有了，孟家巷好像还在。四中的对面有个红军院，据说住有老红军。出校门左拐几十米就是“邮电礼堂”（现在省电信公司的位置），那是一个对外售票的电影院，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高考前一个月，我们十多个男生晚自习时间去看了《少林寺》，刘老师为此很冒火，但因为涉及人太多，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九十年代初邮电礼堂还在，后来就消失了。文庙前街和南大街路口往老南门大桥方向有家羊肉汤，那是秋ber的最爱，经常趁着夜色去吃独食。据说两毛钱一饭盒，味道极鲜，就是饭盒不好洗。羊肉汤再往前走一点，有家“曙光”照相馆，我们毕业的单人照就是在那里照的，那天照完单人照还照了张合影，有十一位同学。沿南大街往红照壁方向，有家有名的包子——南大包，包子很大，很解馋，现在早已消失了。同样消失了的是再前面的“利宾筵”，成都餐饮老字号，工作后曾去吃过，印象深刻的不是它的菜品，而是一个人称古大爷的堂倌，很老派，像郭德纲的相声那样给你介绍菜名，抑扬顿挫，点完菜后他把你的菜唱一遍，也就通知后厨了。



高中期间国内外有这么几件大事：世界杯、女排夺冠、成都大水、马岛战争。

1981年，中国男足参加了世界杯预选赛，平开、高走、暴跌，这是中国体育史上最让人扼腕的一次。决赛周的比赛和我们高考严重重叠，记得只看了半决赛和决赛。这届世界杯，尤其是中国队参加的预选赛，极大的激发了男生对足球的兴趣。高二开始，我们就时不时地去外面找场地踢足球，后来发展到班级之间比赛。和我们过招最多的是四班，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大学一、二年级，每次寒假、暑假都要比赛一场。

1981年，暑假成都连降暴雨，河水暴涨，淹了不少地方。安顺桥就是那年冲毁的，东湖就是那年形成的。大雨期间曾去古董家看望，他家住一楼，且紧邻南河。到了一看，好家伙，家里的桌椅板凳、盆盆罐罐全都漂在水中，古董拼命地往外舀水。尽管一个人在战斗，但古董全无惧色，抖擞精神，干得正欢。当时我想，这家伙不当海军真是可惜了。从502厂宿舍出来时还朝南河看了一眼，我的天，一片汪洋，根本分不清哪是河，哪是堤岸，哪是公路。古董后来考上重大，二年级时高等数学补考不及格，他认为老师刁难，于是拿了把藏式匕首去威胁老师。他给了数学老师两个选择，一是及格，一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但剧情的发展完全没有按照古董的剧本走，既没有及格，也没有白刀子红刀子，倒是学校给了他一个取消毕业补考的处分。那时的课分考试课和考查课，考试课补考不及格在毕业时还有一次补考机会，及格后才给学位，另外如果一学期两门考试课补考不及格直接降级。后来，古董把涉案凶器送给了我。等古董再次回到学校补考及格并且拿回学位，已经是九十年代末了。

1982年的马岛战争发生时我们了解得很少，国内报道也不多。当时只记得一些关键词：加尔铁里、特混舰队、谢菲尔德号、超级军旗、飞鱼导弹等。真正全面了解这场战争是年底在大学看了有关的纪录片后，印象深刻的不是战斗场面，而是英国民众为特混舰队送行的场面。大概是在朴茨茅斯，傍晚，小雨，舰艇一艘接一艘出港，水兵甲板列队，岸上一名络腮胡大汉挥舞着一面米字旗，送行的民众齐声高唱《友谊地久天长》。

我们那一届七中高中改成三年，我们之后全部都改三年，我们是最后一届高中两年的。

当时的高考有预考，要通过预考才能参加高考，1982年的预考在5月底，科目、权重、顺序都和高考一样。数学120分，语文、物理、化学100分，英语卷面100分但七折计入总分，生物（包括生理卫生）50分，满分540分。那年预考的难度比高考大，七班上400分的只有七位。

那时的高考在7月份，四中理科在后子门的24中考，考前一天刘老师带我们看考场，从四中步行到后子门，走到一个小巷子，前面有家人在打丧火，刘老师脸色大变，令我们退回改走别的路，并且提醒每个人：明天不得经由此处！



正式的高考在7月7、8、9三天，这三天比较凉快。7日早晨6点半起床，老妈炖了锅鸡汤。七点一刻出门，规定提前一刻进考场，但四中要求提到半小时到。在24中门口遇见刘老师，问我慌不慌？我说“不慌！”我的同学们也都很镇静的样子，个个谈笑风生地，似乎胜利在握。有三个学校在24中考，除我们外是16中和24中。在等着进校门时，不少外校学生还抱着书本在看。进入考场，坐定后我环顾了一下，大多是我们班的同学。我坐最右边一列，我的左边是何矮，前面是毛大，后面是臭脚，左前是猩猩，左后是大忽悠。发完卷子没到时间不让打开卷子，这时猩猩转过头来对我说：“哥，我有点慌！”我测了下脉搏，半分钟54。

7日上午是语文，我觉得不算难。作文题目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题目好写。作文我写了800多字，全部做完后还剩十多分钟。下午是化学，我早早就做完了，觉得时间很富裕，反复检查了几遍。当铃响时，我收拾试卷才发现漏了一道8分的大题，这道题是最后一道，在一张半页的纸上，我居然没看见。不过分数出来后，化学却是我数理化唯一及格的一门。

8日下了一天雨，24中校园里一片泥泞。这天考三门，上午数学，下午政治、生物，数学、生物难，政治相对简单。1982年四川高考有个奇葩规定——理科数学不及格、文科语文不及格降10分投档，所以对于我们，数学不及格亏吃大了。考生物时又出了状况，我以为时间还是两个小时，实际是一小时，尽管不伤大雅，但总归是前松后紧。

9日上午是物理，下午是外语。物理有个规定很无厘头——选择题选错了倒扣分，也就是说一道小题你有得分（选对）、不得分（不选）、负分（选错）三种可能，结果没有十足把握的只有不选。考外语时我们那个教室有位外校的女生睡着了，被监考老师拍醒，但后来又睡过去了。

最后一门结束后，猩猩和我在24中门口忽悠同学出去狂欢，我俩声嘶力竭地吆喝了半天，一个响应的都没有。那些亲们，就如同刚刚经历了奥斯维辛，呆呆地看着我俩表演，不说yes也不说no，搞得我俩很是无趣。最后我和猩猩去川宾看了场电影——菲律宾的《女奴》。

那时是先填自愿后拿成绩，不像现在拿到分数再填自愿。1982年四川填报高考志愿大约在7月25日左右，而分数是7月30日才通知的。拿成绩那天我和猩猩、臭脚一起去的，到学校后才知道必须得有家长一起，大概是怕出事，于是我们分别给家里打电话通知家长。

拿到分数等录取这段时间，是转转饭的季节，我们像一群蝗虫从这家吃到那家。那时各家的房子都不大，这十来号人，到哪家都是济济一堂的效果。

8月上旬的一天，全班去百花潭活动，这是七班最后一次集体活动，那天以后，高八二七班就解散了。这天我们班第一个录取通知——田队长的后工——到了。8月中旬，我们七八个男生又去百工堰玩了一天。



8月底，一大帮人去火车站送第一个报到的田队长，从那开始不断有同学去学校报到，后走的和在成都上学的就不断去火车送行，到后来，我也被送走了。

1982年，我们七班考上了30人左右，本科升学率接近60%，那年四川的录取率，大概在6—7%。高考后同学之间有个很大的变化——考上和没考上的两个群体，交集越来越少，来往越来越少。那些没考上的同学，好多就再没见过了。



本文开始引用的那段话，还有很琼瑶很阿Q的结尾，一并粘贴于此，以示有头有尾：

“虽然那年我错过了那道高考题，但是我却遇见了你，你是我的通知书里看不到的惊喜。如果有一天，我像哆啦A梦一样乘坐时光机，如果我又看到了高考的自己，我一定会对他说，千万不要做对那道题，因为，我还想遇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