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法西斯战士--参加诺曼底登陆的南江人

綿陽

来源： 2002年12月20日 09:06 《福州晚报》

1944年6月6日，美英联军在法国西北角诺曼底半岛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在欧洲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开始。在美国、英国，参加诺曼底登陆的官兵一直被视作英雄。

　　陈增寿老人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这4位英雄的照片。他们是：葛敦华，闽侯人，马尾海校航海8届毕业生，专攻潜艇航海，1943年6月24日离开重庆，10月7日抵达英国，赴英参战时23岁，官阶为海军少尉；江济生，闽侯人，马尾海校航海8届毕业生，专攻潜艇航海，1943年8月8日离开重庆，10月28日抵达华盛顿，时年21岁；官明，闽侯人，马尾海校造舰班毕业，海军造舰见习生，与同是专攻造舰的闽侯老乡叶于沪一起于1943年10月28日抵达华盛顿。

　　参加诺曼底登陆的还有7位马尾海校毕业生，其中1943年10月7日抵达英国参战的是：伍桂荣，四川南江人，时年26岁，马尾海校轮机5届毕业生，海军轮机中尉；郭成森，浙江杭县人，时年23岁，马尾海校航海专业8届毕业生。1943年10月28日抵达美国后再赴欧洲战场的是：刘馥，江苏武进人，海军中尉；孟汉钟，江苏江宁人，时年27岁；龙家美，江西人，时年26岁；王民彝、张钰，四川人。他们都是马尾海校轮机5届毕业生。

　　中国海军作战勇敢，当时在“肯特”号担任副值更官的郭成森，当德国潜艇想偷袭时，眼明手快，迅速按响警铃，躲过了德国潜艇的暗算，得到了舰长的赞誉。

　　二战时，中国曾派出三批海军赴欧参战

据陈增寿老师研究，二次世界大战最紧张时，一批中国海军青年军官被选到英、美两国海军部队接受培训和参战，经首次考选，有76名被录取，除两名未到外，实取74名。其中赴英国24名，带队的是海军上校周宪章，葛敦华被列为参战潜艇航海科第一位。他们于1943年6月24日离开重庆，10月7日到达了英国。赴美国的50人由海军少将刘田甫带队，江济生、官明、叶于沪就在这批，他们于1943年8月8日启程，同年10月28日抵美。巧的是闽侯人江济生也被列为潜艇航海科第一位。战时他们都到英、美现役的大型军舰上实习、到舰首第二主炮塔参战，平时到驾驶台参加值更。他们先后参加了围歼德舰的大海战和诺曼底登陆。这批生长于闽江之滨的小伙子，作战勇敢机警，无一伤亡，为二次大战作出了贡献。

1943年10月14日到16日，又有26名海军少尉以上的军官被选赴英国海军参战。他们于1944年11月10日出发，次年1月15日抵伦敦。这些人中有14位福州小伙子。他们是：航海科欧阳晋、欧阳炎，同是闽侯人，同是28岁，分别是马尾海校第五、第六届航海班毕业生，在国内军衔为上尉，在国外军队军衔为中尉；潜艇航海科池孟斌和饶翟是闽侯同乡，又是马尾海校第六届航海班同学，在国内军衔为上尉，在国外被授中尉衔；潜艇航海科的宋季晃、张敬荣，同是闽侯人，分别毕业于马尾海校第八、第七届航海班，在国内军衔中尉，在国外被授少尉衔；潜艇航海科还有闽侯人陈克和长乐人陈宗孟，他们在国内和国外都被授少尉衔，同是马尾海校九届航海班毕业生。造舰科的5位福州人是朱于炳、王绶官、郑振武、林金铨、林立，均为闽侯人，也是马尾海校造舰班同学，国内军衔少尉，国外军衔为海军造舰见习生。这批26名参战军官中有21名毕业于马尾海校。




壯哉——抗战时期的四川精神

朱丹彤


　　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于１１月２０日明令迁都重庆。此后，随着大片国土的沦陷和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全部西移，国民党中央各院、部、会、局，沦陷区各机关、厂矿、团体、学校纷纷迁到重庆及四川地区。这使得四川由一个地处西隅的偏远省份一跃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但聚集了众多的人口、物资、信息，也聚集了中华民族的团结精神，并孕育了战时特有的四川精神。何谓四川精神？张其昀定义为“巩固西陲，兴复祖国”，或曰“中华民族之国魂，亦即今日全民抗战之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四川人民在抗战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竭诚报国的精神。进一步说，就是热爱国家、热爱民族的爱国精神，勇敢杀敌、奋不顾身的战斗精神，心甘情愿、无私付出的奉献精神，苦中作乐、咬牙坚持的乐观精神，同仇敌忾、互相支撑的合作精神。四川是抗日的大后方，在长达八年的抗战中，四川军民凭借这种精神，为抗战做出了特有的贡献。

　　热爱国家、热爱民族的爱国精神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整个中华民族都参与其中。抗战期间，四川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虽未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践踏，但也蒙受了深重的灾难。国恨家仇，激起了四川人民强烈的爱国热情。

　　早在西汉，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在《喻巴蜀檄》一文中就写道：“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雠，彼岂乐死恶生……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这可说是对四川人民“急国家之难”的真实写照。自民初以来，四川一直处于军阀割据、混战的状态，但四川军民对国家民族的爱护与关切，绝不逊于其他任何地区的人。在检验人民民族使命感的紧要关头，四川民众更是从原本封闭、舒适的小天地里走出来，参与了国家民族的抗战，甚至承担了其他省所无力担负的重任，爱国精神凸显。

　　虽然抗战不可能成为生活的全部，但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它毕竟是主旋律，它使人们把日常生活的很多方面均与抗战这个主题紧密联系起来。抗战期间，四川人民还充分开启智慧，采用各种方式、利用各种舞台宣传抗日。在民风民俗的改良方面，许多传统礼俗细节在抗战的时空背景之下，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如用于放斋礼俗中的孔明灯，被军队用作练习射击的标靶；原本作为庆贺或激励用的簪花挂红，被用于欢送壮丁入伍出征；家居所挂的牌匾，上面的题字已变成“实行新生活，提倡旧道德”；儿童爱看的西洋镜图片画，也变成了台儿庄杀敌的照片；盛行了千百年的贺新春活动，改为春礼劳军运动；春联与门神，本为极普通的迎春物品，也被更新使之含有抗战教育的意义；门神被绘制成抗战门神，画面上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打倒日本鬼子，消灭大小汉奸”的字样。有虞姓人家丧母，其灵挽上联云：“我母防空于地下”，下联云：“生男杀敌在前方”。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川江船工的爱国热情也十分高涨，他们所呼的号子增添了新的内容：“好男当兵上前线，抗日队伍出四川。坐上大船到武汉，武汉火线扯得宽。哪怕飞机去轰炸，哪怕四处起狼烟。前方打了大胜仗，写封家信对妻言：‘公婆面前多照看，抚养儿女苦中甜，抗战胜利时运转，你我全家就团圆。’”

　　勇敢杀敌、奋不顾身的战斗精神

　　过去川军的名声一直不太好，而外省人谈起四川人，也总有“慵懒、排外、精明”的评价。可在抗战期间，川军摒弃以往旧习，奋勇杀敌报国。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时任四川省主席的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８月７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当会上各方为战还是和而犹豫不决时，刘湘慷慨陈词近两小时，表示四川可出兵３０万，供给壮丁５００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此举坚定了国民党当局抗战的决心。刘湘回到成都后，于８月２５日发布《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军民抗战，川军各将领纷纷请缨抗战。在当时作战的部队中，几乎每７个士兵中就有一个是川军士兵，所以有“无川不成军”之说，其英勇顽强的作战精神备受赞扬。出川作战的军队先后参加了淞沪、太原、徐州等二十余次大的会战，死伤达６４．６万余人。例如台儿庄一役，主要由川军组成的１２２师在师长（成都新都县人）王铭章的带领下，奉命驻守滕县。日军主力板垣师团猛攻滕县不下，以重炮飞机猛轰，炸毁城墙，王师长亲自指挥巷战，不幸遭机枪扫射壮烈牺牲。王师长殉国后，其部下官兵殊死抵抗，战至最后一人。城内伤兵不愿做俘虏，以手榴弹与冲进来的敌人同归于尽。滕县一役，１２２师５０００余人几乎全部伤亡，但也击毙日军４０００余人。川军以巨大的牺牲换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感慨：“如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了战斗任务，写出了川军抗战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不仅如此，四川人民还为抗战补充了大量的兵员，先后应征的壮丁达３０２万多人，占国统区应征入伍人员总数的１／５，民工服役人数也在３００万人以上。在这些人当中，还有为数众多的知识青年。１９４４年冬，全国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喊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有力口号。据估计，全国约有１５万知识青年从军，四川占１／４强。此举突破了我国“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提高了部队的素质，还多少抵制了当时当逃兵与买卖壮丁的恶劣风气。

　　心甘情愿、无私付出的奉献精神

　　此外，四川人民还在物质、财力上对抗战予以极大的支持。尽管重庆和四川地区在成为战时首都和战争的大后方后，也成了日军袭击的重点目标，加之政府机关、工厂、学生与难民大量迁入，加剧了四川省财政上的负担，四川人民仍然紧咬牙关，奋力承担起抗日主要基地的重任。

　　纳粮是战时四川农民所承担的一项艰巨而重大的任务。由于绝大多数青壮年农民上了前线，生产的重担便落在后方的老弱妇孺肩上。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５年，四川农民共提供粮食８４４３８７４８石，占国统区征、借、捐粮的１／３。

　　四川人民在财政上的贡献也十分突出，他们担负着国民政府财政支出的５０％左右，这主要是通过各种捐税、公债、田赋等实现的。对此，张群在１９４５年９月３日发表的《胜利日宣言》中指出：“各种公债之摊募，各类储蓄之摊派，以及各种税捐如营业税、各种专卖税、印花税、所得税、地价税等，或则始创于四川，或则在川继续扩大推行，综计川人直接间接负担数字，亦无一不超过全国其他各省。”

　　四川人民还多次开展了献金、献衣、献机、劳军、慰问军属等运动。市民不管年龄大小、财力多寡、职业身份如何，均积极投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出现了许多感人肺腑的场景。以重庆为例：八年抗战中，重庆人民的捐献至今虽无一精确统计数据，但仅以１９４５年国民政府组织的“献金献粮”和“胜利劳军”两项活动看，分配在重庆的献金总额为３１０４００法币，占整个大后方献金额的１／８，献粮总额为２００００石。以当时重庆人口计算，平均每人要献金３１０４元，每户要献两双鞋袜（共献出３５万双军鞋和４０万双袜子）。这里面，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１９４４年４月，《大公报》刊登的一则关于川省节约献金运动的报道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大县小镇，每次献金会中无不争先恐后，或罄其所有以献，其中有清苦的公教人员，身无长物的战区学生，脸上带着伤痕的荣誉军人，白发苍苍的征人父母，衣裳破烂的小工人，还有妓女，僧尼，乞丐，以及看守所的犯人；他们不但献现钞，献手表钢笔，献结婚戒指，且有脱毛衣，脱皮鞋，甚至还有要把棉被捐献的。有时逼得主持人赶紧闭会，以免大家脱光卖尽。”

　　由上可见，四川人民在战时所受的煎熬和痛苦，所表现出的信心与勇气，诚非局外或后世之人所能想象。蒋介石曾对四川人民做出的巨大贡献与牺牲给予了充分肯定：“抗战军兴以来，中央本既定之策，而以四川为抗战重要根据地。我川省同胞，尊奉国家至上与军事第一之要旨，忠诚奋发，同心戮力，以收动员人力财力之功。每年粮政兵役所负担之数量均属甲于各省。输将慷慨，缴纳必先，丁壮从戎，踊跃恐后。推而至于增产、运输、募债、献金等一切有关抗战之工作，莫不有优良之表现。军实资以供应，兵源赖以补充。”这种万众一心竭诚报国的精神，正是抗战最终获胜的基本因素。

　　苦中作乐、咬牙坚持的乐观精神

　　抗战中，川省因其特殊地位而成为日军攻击的重点目标。日军为摧垮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利用其空军优势，对四川和重庆进行狂轰滥炸（其中尤以１９３９年和１９４１年的轰炸最为惨烈），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五三”、“五四”大轰炸等惨案。但是四川人民并未被战火和轰炸所吓倒，抗战意志也并未因此被挫败，只要警报一解除，照旧开工、开市、开课。工人们抓紧生产，一般每日工作均在１０小时以上。有的工厂机器在山洞里，没有发电设备，工人们点起油灯照干；有的工厂就是飞机临空也照常坚持生产。各市市政人员和自发组织起来的市民则在空袭停止后，加紧救火救灾，抢救伤亡人员，赶修设备，以保证市政秩序正常。往往不过几日，灾区就已清扫干净，市容逐渐恢复正常，足见市民已将战时作为平时。１９４０年８月２０日，日机大举轰炸重庆都邮街一带，幸存房屋甚少。位于该地段的“广东大酒店”的大部分被炸毁，店主仍于门前贴一红色纸招，上书“本酒家明日照常开业”。人们在隆隆轰炸声中亦不忘苦中作乐，舒缓紧张情绪和激励抗战决心。１９４０年６月，适逢端午前后，重庆又遭轰炸，人们说：“又过了个闹热节，敌机送铁粽子来了。”躲空袭之余，人们依旧打理日常生活。流亡学生会利用假期去旅行，学者如罗常培则以读碑文和考订文献为莫大的乐趣，文人墨客中既有如易君左之类的在忧国伤怀之余，遇有登山临水、探古访幽的机会，仍保留诗酒风流的雅兴，也有如张恨水这样的不食官俸生计困难时仍执著地在贫困中去发现、挖掘生活并自得其乐的。这里面，处处可见劳动人民的坚忍、乐观与抗战到底的决心。有人在游记中这样写道：“重庆完全令我有好感！因为有朝气。市面是活跃的，早上六点钟就有报看（在昆明须迟至上午十点，在贵阳须迟至下午一两点），街上的人都紧张而匆忙，书店林立着，市内公共汽车驱驰着。像南京！表现出这个民族还有活力。”

　　同仇敌忾、互相支撑的合作精神

　　是什么使四川人与外省人最终得以摒弃成见，相互融合的呢？这就是战争的惨烈与人们同仇敌忾及对日作战目标的一致性。战争是最大的原动力，战争所引发的社会张力，自动消除了四川社会内部的许多纠纷与人们因文化、心理的碰撞而造成的紧张关系。人们在抗战中坚忍刻苦，共度时艰，彼此多了一份宽容与理解。特别是在四川地区遭受日军狂轰滥炸期间，人们更能强烈地感受到全国同胞精诚团结、共同御侮的重要性，民族意识被大大激发。在经过战争的洗礼后，人们更是不分彼此，心理距离被拉近，隔阂被打破：“重庆官员们和公民们的群众反应是特别的，他们干脆承认一个事实：在夏季的任何出太阳的日子，他们都可能被炸死。谁都口渴，谁都睡不好，谁都在尘灰中走路，谁都蹲在山洞里。他们开始自傲了，他们也就开始称赞在他们左右同受痛苦的考验的人们，在这种情况下，穿西装的中国人和穿蓝布衫的中国人感受彼此是同胞了”，“而把各种各样参差不齐的男女融合成一个社会的是大轰炸”。

　　因此，是战争造成了人口的大迁移与各种文化的碰撞，同样也是战争使来自于不同地区的人们得以摒弃成见，消除隔膜，凝聚在一起，增进了交往和相互间的感情，整个四川地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与包容的格局，人们的爱国之心被大大激发。对东部及沿海的知识分子而言，战争给了他们一个了解内地社会文化习俗的机会，使他们增进了对中国贫穷问题的了解，并亲身体会到国家落后的苦痛。在抗战期间迁川的人口中，有一大批文化人士诸如作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美术家、哲学家、出版家、新闻工作者等等，他们在四川战斗、生活了八年之久，既度过了他们个人生活中难以忘怀的光辉岁月，又共同领导、支撑着大后方的文化事业，促进了它的发展与进步。他们的视野开阔了，他们的作品从题材、思想内容、艺术形式到艺术风格，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抗日救亡成为这个时期文学艺术创作的主旋律。对于四川本地人而言，在抗战爆发前及初期，他们对于全面抗战的认知，原本是模糊不清或一知半解的，但随着战争的深入和日军轰炸期间人们团结意识的增强，这种认知逐渐明晰。由于与外省人在民俗、婚姻等多方面的良性互动，四川人的地域观念被逐渐打破，并得以学习来自于沿海发达地区的先进经济与文化。这对长期处于闭塞状态、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大后方人来说，无异是一次大学习、大启蒙，整个四川也得以借机扩大其对外影响。

　　抗战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使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团结增强。大家无论老少、贵贱、派别、区域，都能以民族大义为重，众志成城，团结一致，自觉投入到抗战大潮之中。

　　由上可见，构成四川精神的要项，不外“坚忍不拔”与“竭诚报国”。整个抗战期间，四川人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苦难，仍不屈不挠，更以自己的克己利人精神为全国军民做贡献。四川人民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任劳任怨、坚忍不拔、无私奉献、竭诚报国的精神，最终上升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成为激励人们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咬牙挺过的一种精神支撑。

今天，战争的硝烟虽早已散去，但伟大的四川精神同时也是抗战的精神将永存。

　　（作者系南通大学法政学院讲师，硕士）

綿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