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生王瑜毕业于2023年，大学生活中有三年都在疫情期间，她没想到自己会因为这一点，找工作时被HR拒绝。
2024年9月，刚刚离职的王瑜给一家教育机构投递了简历。和HR的交流最初还算顺利，后来，HR突然问王瑜：“你是去年毕业的吗？”
得到了肯定回答，HR追问她疫情期间学了哪些东西，最后，他以王瑜在疫情期间完成课程，缺少实操训练为由，拒绝了她。
王瑜的遭遇并非孤例。2024年10月，有媒体报道了多名应届毕业生求职中遭歧视的现象，在部分企业HR口中，和王瑜类似的学生被称为“疫情班”学生。一企业负责人直接向媒体表示，不接收2022届至2024届的毕业生，并称在自己交流的圈子里，“普遍对疫情班的孩子们不太认可”。
歧视的另一头，是竞争愈发激烈的就业市场。2024年3月，北森基于过去一年的数据，呈现了一份招聘趋势报告。报告显示，2023年招聘供需指数整体走低，企业对人才愈发挑剔，优秀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备受追捧，普通人才或面临过剩。
根据教育部统计，2024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179万，同比增加21万。
“疫情也不怪我们。”王瑜气愤地甩下这句话，把那个HR拉黑了。但求职还要继续，和王瑜一样的“疫情班”应届生，依旧要在竞争愈发激烈的就业市场中，与自己的“身份” 展开对抗。
“不招上网课的” 2024年6月底，许彤从湖北某公办本科毕业，她面试的第一家公司那里，她就听到了对“疫情班”大学生的歧视。
面试当天，许彤排在小组第二位。面试中途，一个领导走进来询问HR面试情况，“来的人是哪个批次的”。听说当天的面试者大多是2024届应届生，他直接向HR表明，今年不招应届生。
“（2024届应届生）都上网课，学不到东西。”领导当着许彤的面对HR说。
许彤的第一反应是“莫名其妙”。她立刻反驳对方，上网课只是没有和老师在一起上课，但课堂内容都是老师实时直播，“在教室正常上课不也有人不学吗”。但领导只是来了一句“反正不招上网课的应届生”，就离开了面试间。随后，HR以不接收应届生为理由拒绝了许彤。
“当时感觉打击还挺大的。”许彤说。被拒绝后，她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和后来面试的四五个应届生挨个聊了聊。她发现，与自己同届的毕业生得到的答案都一样：公司不接收应届生，即使他们的应聘岗位、专业都不相同。相比之下，有几个往届生则成功应聘。
“网课”成了一种负面标签。2024届的郭菡毕业于西安的一所二本院校会计学专业，2024年9月，她在招聘软件上投递简历后，HR要求查看她的手机电量使用排行，还说“疫情班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一边上网课一边玩手机”。
这个标签在求职中被频繁提起。
后来还有两次，许彤在线下面试时直接被企业告知，2024年的毕业生大多通过网课完成大学课程，能力很有可能与岗位需求不匹配。
而郭菡回忆，2024年6月以来，“疫情”“网课”相关的问题总会在求职过程中冒出来，面试官会问她，是如何在网课中学习的？怎么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
面对标签，解释往往不管用。即使郭菡回答了HR的问题，得到的反馈依然是，她学的东西“还有点浅薄”，需要企业花过长的时间去教。
在被HR质疑时，王瑜马上表示，自己只在2020年集中上了一个学期的网课，其他时候大多是线下上课。在校期间，作为师范生的她还会经常接受试讲训练。
可HR并没有改变想法，反而回了王瑜一句：“你们这一届毕业的技能没学好，事儿还多。”
被第一家公司拒绝后，许彤思考了很久。她感到委屈，但又觉得企业的考虑“好像也是这么个道理”。回想起本科的网课学习阶段，她觉得上网课确实“全靠你的自制力”。没有自制力的人，“你就真的是什么都学不了”。
她并不否认疫情给2024届本科生带来的影响。2020年2月，当时还在读高三的许彤就开始上网课。上大学后，网课一直持续到大三上学期。而比较重要的课程恰恰集中在网课期间，到了大三下学期，专业课的数量减少，专业学习已经步入尾声了。
许彤发现，室友在上网课后变得懒散。大一刚开始，大家会在寝室一起写作业，一起讨论。后来一直上网课，室友似乎觉得网课内容不重要，也不再认真完成作业了，常常是等许彤写完，她们再拿去抄。
许彤所在的动画设计专业看重实操。上网课时，学生需要一边用手机听课，一边用电脑操作正在学习的软件。等到她终于入职一家公司，发现与自己同届的一个毕业生连最基础的建模都不会，许彤因此也有了猜测，“可能是因为上网课”。
这自然同样是企业的顾虑。据封面新闻报道，一位2023届毕业生在参与2022年的秋季招聘时，进入到一家大型食品股份公司的一轮面试，线上会议中，包括她在内的三四名学生被面试官提问：“你认为三年（上）网课的学生，配得上我们的薪资吗？”
网课之外，部分学生还缺少校外实践。一位前地产公司重庆地区HR告诉南风窗，他注意到“疫情班”应届生的校外实践经历有所减少。一直以来，该企业都会筛选出有3段及以上校外实践的应聘者进入面试，而在“疫情班”中，至少50%的人校外实践少于3段，过去，这个数字只有大约30%。
“其实非常多对于社会的基本认知、对于整个世界的概念是应该在大学的时候完成（形成）的。”上海浦东某企业负责人张岚认为，疫情使当时的在校生少了一个了解社会的过程，“他们对整个世界的认知和我们是不一样的”。
而这种认知缺乏与差异，会表现在工作的细节中。例如当下流行的“社恐”“i人”等标签，在张岚看来都意味着“没有与社会相处的（能力）”，她也遇到过不少缺少沟通能力的应届生。此外，张岚也发现“疫情班”应届生做事比较拖拉，一件周四应该上交的工作，她很难在周三看到成果，一定要等到周四下班前才会收到。
“当然现在这个都算比较快的了，更有甚者是在周四晚12 点之前。”张岚说。自2020年至今，她的公司招收了20余名应届生，但2024年春季，她决定不再进行校招了。
并非所有应届生都是如此。许彤也在网课途中睡着过，“有两三次”。但作为预防，也因为担心自己上课走神，她会把没有回放的每节网课都录下来，每天晚上再复盘一遍。
王瑜上网课的时间更少，有足够的实践经验，大三时她曾去一所学校实习，也曾多次接受教学培训，内容从授课知识点到仪态、教案书写都有涉及。她们并不觉得自己与往届毕业生有能力上的差别。
但对应聘者的鉴别和培养也是一种成本。一公司负责人在接受封面新闻采访时坦称：“有差的就有好的，只是对于公司来说，分辨成本太高了。”张岚则认为，与其花时间精力培养那些愿意学习的应届生，不如找一个本来就与企业有共同认知的人，“就不需要再去培养一些在我们看来是常识的问题”。
这背后是企业自身的成本压力。张岚告诉南风窗，停招应届生也与企业发展的困境相关，目前企业发展困难时，在简历阶段就淘汰应届生是压缩用人成本的举措之一。
“比如我今年要招 10 个人，可能会收到 500 个简历，疫情期间（毕业）的可能占 200 个。”在张岚看来，她不需要去筛选那200份简历，“因为我（多看200份）得到的效果，和我在（剩下的） 300 份简历当中得到的是一致的。”
能力的好坏，不直接取决于是否在“疫情班”，但坏就坏在嫌隙暗生。
参加工作一个月后，许彤发现，和自己同届毕业的一个员工连最基础的建模都不会。连许彤自己也感到很奇怪，那一瞬间，她的脑子里冒出一个猜测：“可能还是因为网课。”
类似的联想广泛地在人们脑海里发生。人类学学者袁长庚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年轻人群体，让他感到意外的是，身边的学生常常主动把自己归为“疫情期间上大学的一代”。这种身份认同指代了很多东西：比如上学期间缺少机会、没有办法享受大学生活、不比往届竞争力强，“他们自己也在嘀咕”。
在袁长庚看来，疫情是否真的带来了他们担忧的那些“缺陷”，还无法轻易下定论。但他确实感觉到这种身份带来的自我怀疑，“他们会没有自信，或者说是有更多的不安和焦虑”。
自我怀疑会形成一种思考的回路。前不久，袁长庚的一个研究生有些不适应读研的生活，两人交流时，学生就提到，可能是因为自己是“封校的一代”，没有太多外出锻炼的机会，遇到不顺就很容易有挫折感。
袁长庚很意外，“出了问题之后，他们会自己去回溯（到疫情），这个连接是他们自己完成的”。
而标签的存在，可能会遮蔽很多真实的问题。从身边做HR的朋友那里，袁长庚看到，没有发生疫情的时候，他们对大学生也会有一些想法或偏见，例如实操能力不强、过于脆弱和自我等等。一旦有了“疫情班”这种说法，不论是在HR还是应届生心里，这些本来存在的问题“可能就被放大了”。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比较害怕某一个标签或者身份被创造出来，因为它几乎无一例外地就会把人归因，然后做简化，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的偏见出现。”袁长庚说。
如今，许彤已经工作近三个月了。入职之初，HR直接告诉她，因为她是在疫情期间读的大学，公司担心她的能力不足，所以在入职前几个月，许彤的工资会比其他同事低。
这是她终于得到的机会。在此之前，因为屡屡遭遇“疫情班”偏见，原本想在重庆发展的许彤，一度想要回家休养，“那段时间确实受打击比较大，我就想如果找不到我就回家吧”。后来面试成功，即使HR提出了这个条件，她也想“好好干”。
入职一个多月后，许彤发现自己的工资涨了一千多。她打听了才知道，因为领导看见了她的能力，她的工资涨了回来，和其他员工持平。
“用实力说话。”许彤依然不认为自己和非“疫情班”毕业生有什么区别，“我甚至觉得我比他们优秀啊”。许彤说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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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1-25 17: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