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熊猫外传之骆书雅

川康边风云

[2182] 雅克・鲁舒（Jacques Rouchouse）1870 年 6 月 6 日出生于圣艾蒂安（卢瓦尔省）。1890 年 9 月 18 日，他进入外方传教会神学院。1895 年 6 月 30 日被祝圣为神父，次年 8 月 15 日前往川西。他被派往成都，1903 年在成都那里主持修建大教堂。

1916 年，他被任命为埃盖（Égée ）主教以及川西宗座代牧。1946 年中国建立圣统制后，他被任命为成都主教。1948 年 12 月 20 日，他在成都去世。駱書雅 。

[3021] 奥古斯特・弗拉谢尔（Auguste Flachère）于 1885 年 9 月 15 日出生在拉武特 - 希拉克，该地位于勒皮教区（上卢瓦尔省）。他在本堂区的基督教学校兄弟会接受小学教育，在沙特勒小神学院完成中学学业。1903 年，他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的第一部分，但次年，胃病使他无法参加第二部分考试。


1904 年 9 月 4 日，他进入外方传教会神学院，并于 1909 年 9 月 26 日被祝圣为神父。他被派往中国，于 1909 年 11 月 17 日启程前往川西传教。他与另外十一名年轻传教士一同出发，其中两人后来成为大主教：重庆的杨森（Jantzen）主教和贵阳的拉腊尔（Larrart）主教。弗拉谢尔神父发表了他从巴黎到成都的旅行记录，标题为《通往偶像之路》。



1910 年 3 月，他抵达成都。主教带他在教区内巡回，让他了解传教领域，回来后，派他到一个乡村本堂区，在一位中国神父和一名神学院学生的指导下学习中文，后者担任翻译。1911 年，他患上疟疾，8 月，杜昂主教将他召回成都，随后派他到传教区的最西北端，靠近一个藏族部落聚居的地区。他在藏边这个角落一直工作到 1914 年。


他以《在偶像的威胁下》为书名，描述了自己在中国的传教生活。

以下是他对这段生活经历的自述：“历经十五天的旅程，其中八天在平原上冒着重雨前行，另外几天沿着悬崖边的山路行进，我来到了洛朗（Laurent）先生那里，他是一位里昂传教士，我成为了他的助理神父。

1911 年至 1914 年，我在 Touchen tse 和 Yang héou pa 担任助理神父，继续学习语言，并通过布道和讲授教义问答来管理教友，探访分散的基督徒，组织学校，看望病人，并着手修建一座教堂。”


在此期间，千年帝制覆灭，中华民国成立。在许多地方，革命引发了相当局部的迫害。藏边地区相对平静，尽管时常受到士兵和土匪的骚扰。
1914 年，年轻传教士被征召入伍，弗拉谢尔神父也离开了。他退伍后得以继续在中国传教。他被派往 Sieou Choui ho 地区，在那里一直待到 1916 年。


杜昂（Dunand）主教去世后，骆书雅（Rouchouse）主教成为成都宗座代牧。骆书雅任命弗拉谢尔神父为传教区司库，即财务会计以及构成这个广大代牧区的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络人。但他后来生病，于 1916 年 11 月 1 日不得不前往上海。


几个月后，他病愈回到成都，留在主教座堂所在城市，负责各种事务。他担任医院、诊所、寄宿学校和修女修道院的司铎，度过了一段愉快且令人欣慰的任期。但很快疾病再次袭来：偏头痛、肠炎、胃病、严重的疟疾高烧。他不得不决定返回法国。
在巴黎，他在巴克街的总会长德盖布里安（de Guébriant）主教，认为弗拉谢尔神父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返回中国，便提议他担任法国远东舰队的随军司铎。该舰队司令希望有一位能兼任翻译工作的传教士担任随军司铎。
1927 年至 1934 年，弗拉谢尔神父一次又一次出海航行：中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暹罗。无论到哪里，他都很高兴向不同修会的传教士介绍他的海上堂区。人们应该读一读《与蓝领一起的黄色航行》这本书，书中讲述了他在航行中经历的冒险，在此期间，他为海军军官和水手们做了很多好事。他们非常信任他，因为他总是乐于让他们开心，在提升他们心灵的同时，也让他们得到放松。他向所有人介绍传教事业和传教士：实际上，在大多数人眼中，传教士就像是为教会冒险而设立的 “教会外籍军团”。
弗拉谢尔神父在远东舰队的最后一年充满痛苦。他患上白喉，不得不接受治疗，随后回到外方传教会工作。他接受了关于传教的布道邀请，同时也拿起笔写书（即上文提到的那些书）。
1939 年，战争爆发，随后德国占领法国，这一切让他深受触动。然而，他继续工作。应上级提议，他开始撰写《德盖布里安主教传》，第一卷于 1944 年出版。此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一场重病折磨着他，让他痛苦不堪。尽管如此，他还是完成了《德盖布里安主教传》，就在他进行最后的润色时，于 1948 年 7 月 25 日去世。他的葬礼在布拉孔小村举行。
他是一位伟大的传教士，非常热忱且能干。他深爱自己的家人，尤其热爱中国。他最后的喜悦之一，是收到来自成都的鲁舒主教的一封信，而鲁舒主教在不到六个月后也与世长辞。愿弗拉谢尔神父在传教事业上有众多继任者，他本人以司铎和传教士的身份为这项事业奉献了 39 年。

川康边风云

[3021] 奥古斯特・弗拉谢尔（1885-1948）
讣告
奥古斯特・弗拉谢尔于 1885 年 9 月 15 日圣母七苦节那天，出生在普伊教区的拉沃特 - 希拉克。圣母在他来到人世时就将他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而在他生命的尽头，似乎又让他在某种程度上与她的苦难联系在一起，因为那时弗拉谢尔先生在身体上遭受了很多痛苦。
他的父亲来自蒙泰利马尔附近，在艾格贝勒接受过修道院式的教育；他有着坚定不移的信仰，是一位模范基督徒，至死都虔诚地敬奉耶稣圣心，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五都会领圣体，他的家族中有好几位神职人员，其中一位还成为了特拉普派的修道院院长，这让他深感自豪。在母亲一方，宗教神职的圣召也在耶稣会士、特拉普派修士和三位一体会修士中得以传承，弗拉谢尔夫人是瓦赞先生的妹妹，瓦赞先生曾是暹罗的传教士，1915 年在北柳的传教任务中殉职，她还有个哥哥是夏努安・瓦赞，1940 年在德拉姆的布拉孔去世，另一个妹妹是圣约瑟夫修女会的玛丽 - 奥古斯特嬷嬷。由此可见，这样的亲人对弗拉谢尔先生的童年和青年时期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他们培养了他的牺牲精神和慈善行为；我们的这位传教士曾讲述，每天母亲都会轮流让四个孩子给附近的穷人送去食物。
对遥远传教事业的向往可以追溯到这位未来的传教士的童年时期。有时，弗拉谢尔夫人会带他到阿列河边玩耍；他会折一些纸船，放在水面上，然后高兴地喊道：“妈妈，你看，等我去中国的时候，我就坐这样的船去！” 在家里，他喜欢把灯罩戴在头上，开心地说：“等我到了中国人那里，我就会戴这样的帽子！”
修院学生时期 —— 他最初是基督教学校兄弟会的学生，是一名模范生。在他首次领圣体的那天，他怀着满腔的热忱，立志成为一名传教士。在向本堂神父于尔班神父学习了一些拉丁文基础知识后，1898 年，他进入了沙特勒斯的小修院。他满怀信心地去了那里，但那里过于严格的纪律让他内心痛苦不已：他想为将来做好准备，他成功了，但这却损害了他的健康…… 他的一位老同学兼朋友这样评价奥古斯特・弗拉谢尔：“他学习很努力，但也总是一有机会就捉弄同学，尤其是捉弄老师。他是个好同学，尽管肠胃不好让他一生都饱受折磨，但他总是很友善。他性格开朗，精力充沛，想象力丰富。1903 年，他顺利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的第一部分，但第二年，身体状况不佳迫使他回家，没能参加考试。
1904 年 7 月，在比同学们更早开始的假期里，奥古斯特・弗拉谢尔申请进入巴黎外方传教会修院：他在沙特勒斯的院长为他写了非常好的推荐信；很快，他就收到了巴黎方面的肯定答复，通知他已被巴黎巴克街的传教士预备生录取。他很高兴，但同时，作为一个孝顺的儿子，他不忍心伤父母的心。9 月 8 日，圣母诞辰节那天，他借口要去布里乌德看望一位朋友，离开了拉沃特；于是他出发去见朋友，但从那里他继续前往巴黎，并立即写信向亲爱的父母解释自己做此决定的原因。弗拉谢尔夫妇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们理解了儿子的决定；并欣然表示同意。
直到 1909 年，先是在比埃夫尔，然后在巴黎的巴克街，年轻的弗拉谢尔神父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那是充实、快乐的几年，在履行职责的平静中度过，是为未来的传教事业做准备的神圣岁月，但有时也会面临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严峻考验。这位传教士预备生的身体确实很虚弱；持续的偏头痛有时会让他无法学习，而且在修院的导师中，似乎有人担心他无法承受在传教地区的生活，劝他不要继续走这条路，而是回到自己的教区，在那里从事牧灵工作对他来说会更合适。这场考验持续了很久；但弗拉谢尔先生最终取得了胜利。
传教士时期 ——1909 年 9 月 26 日，他被授予神父圣职，他的传教地是川西，在广袤的四川省的三分之一区域，也就是如今的成都教区。那就是中国，那个弗拉谢尔先生从小就向往的中国。
1909 年 11 月 17 日，弗拉谢尔先生与另外 11 位年轻的传教士一同前往中国，其中有两位如今已成为大主教：重庆的让岑大主教和贵阳的拉拉尔大主教，还有一位达韦纳先生，几年后，他有幸在一座藏传佛教寺院中见证了自己的信仰，之后因伤过早地在打箭炉的主教身边离世。1937 年，弗拉谢尔先生出版了他从巴黎到成都的旅行记录，书名为《向着偶像前行》，文字生动形象，充满了强烈的传教使命感，深受法国各界年轻人的喜爱。
1910 年 3 月 8 日，经过 11 天的旅程，我们的传教士抵达了成都。迪南主教立即带他去进行牧灵巡视；主教想让他了解一下中国和中国人的情况：没有什么比在中国环境中旅行几周更能说明问题的了。回到成都后，他很快就被派到乡下的一个本堂区，在一位中国神父的指导下，由一名年轻的修院学生给他当翻译；他就在那里学习汉语。他努力学习，做笔记，查字典，听别人说，努力理解并让别人理解自己…… 几个月后，他开始发冷、出冷汗、内热异常，这是疟疾发作了，在中国，很少有外国人能逃过疟疾。在布沙尔先生那里休息了几天后，这种水土不服的不适很快就好了。他又回到负责教他汉语的中国神父身边，但没待多久；8 月，他被召回教区，并被派到传教区的西北端，与藏族部落聚居区接壤的地方。从那以后，正如他在第二部作品的书名中所说，他一直 “处于偶像的威胁之下”，在这本书中，他讲述了自己 1910 年至 1924 年在中国的传教工作。
处于偶像的威胁之下 —— 经过 15 天的旅程，其中 8 天是在暴雨中的平原上，还有 7 天是在悬崖边的山路上，弗拉谢尔先生来到了洛朗先生那里，洛朗先生是一位里昂的传教士，弗拉谢尔先生成为了他的助理神父。他当时 25 岁；就这样，他开始着手让四川人皈依基督教的工作。
在土城镇、杨柳坝以及其他离本堂神父或多或少有些距离的地方担任助理神父期间，他继续学习语言，管理教友，传教 —— 一开始人们不太理解他，但几个月后就有了成效，他听告解、教理讲授，观察记录，总之，这位年轻的传教士在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成长，他尽可能多地向洛朗先生请教，以这位传教前辈为榜样。当他对汉语掌握得更熟练后，传教工作就完全占据了他的生活：全面走访分散的教友，组织学校，修建教堂和住所，照顾病人，总之，旅途一个接一个……
在此期间，中国千年帝制覆灭，中华民国成立。在其他许多地方，革命引发了不可避免的动荡，有时还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局部迫害。弗拉谢尔先生工作的地区离革命中心较远，似乎比较平静：士兵变成土匪，土匪又变成士兵，但也不过如此，在这个国家即使在正常时期，这种情况不也很常见吗？
接着到了 1914 年：年轻的传教士们被征召入伍，弗拉谢尔先生也出发了；教友和慕道者们对此不太理解，最后，成都的法国医生让我们的这位教友退役了。随后，他负责离成都不远的西充县，洛朗先生仍是他的邻居。他走访了辖区内的七个教友团体，其中一个在甘县的县府所在地，一想到未来几年会有丰硕的成果，他就很高兴。在那里，他也像在之前的教区一样，需要进行建设工作。
1915 年 8 月，成都的宗座代牧迪南主教去世，几个月后，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鲁舒斯先生被教廷任命为继任者。这一情况使得弗拉谢尔先生被鲁舒斯主教召回成都，负责教会事务。从那时起，他成了教友们的事务专员、会计、办公室人员，是庞大的宗座代牧区各机构之间的联络人。但这并没有持续太久。不久他就生病了；人们不得不把他送到上海。他于 1916 年 11 月 1 日离开成都，一年后康复归来。
随后，主教将主教座堂所在城市的主要事务交给了他：医院、诊所、寄宿学校、孤儿院，这些都由修女们管理。在 7 年的时间里，他担任这些机构的司铎，做善事，鼓励他人，甚至还协助医院的医生；这是充满慰藉的牧灵工作的几年：为许多濒死的儿童，有时也为成年的异教徒施洗，听告解的次数更多。
但疾病又复发了：持续的偏头痛、胃痛和肠道疾病、疟疾、肠炎。1924 年 6 月，弗拉谢尔先生不得不再次离开成都的传教区，这次他回到了法国。他结束了 “处于偶像的威胁之下” 的生活；上帝按自己的旨意引领着他，他依然充满信心。他的牧灵工作虽然有所改变，但依然是传教性质的；他从未放弃：他愿意为中国和中国人奉献到最后。
舰队司铎 —— 回到家乡后，弗拉谢尔先生逐渐康复，同时还不时帮助那些曾在沙特勒斯修院、如今在普伊教区担任神父的老同学，以及他的舅舅，也就是瓦赞先生的兄弟，他是瓦朗斯教区布拉孔的本堂神父。这位舅父、他的姐姐和姐夫塞尔万夫妇对他的悉心照料，让他很快恢复了足够的体力，使他又开始考虑再次出发。
然而，德盖布里安总主教认为他的身体还没有恢复到足以返回四川的程度；于是建议他担任法国远东舰队的司铎，舰队司令希望能有一位传教士，必要时可以充当翻译。弗拉谢尔先生从未想过担任这样的职位；因此对承担这项职责有些顾虑。他思考了一下：德盖布里安总主教坚持要求，最后我们的传教士还是接受了。
从 1927 年到 1934 年，这样的情况使他多次出海航行。中国、日本、印度支那的各个地区、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暹罗，他都一一去过，每次他都很高兴能把自己的海上教区介绍给众多他有机会遇到的不同宗教团体的传教士。要想了解弗拉谢尔先生在 7 年的海军司铎生涯中，在各级军官和普通水兵中所做的一切善事，就必须读一读他的《黄种人的航行与蓝制服》，这本书读起来就像一部冒险小说，记录的都是真实的冒险经历。我们的这位传教士能够适应各种环境：他有文化素养，能参与任何话题的讨论。高级军官们看重他对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表现出的兴趣，水兵们则信任他们的司铎，因为他总是在寻找能让他们开心的事情，在提升他们精神境界的同时，也让他们得到娱乐。
正是多亏了弗拉谢尔先生，许多 “蓝制服” 甚至军官才 “了解” 了传教事业和传教士；事实上，在大多数人眼中，传教士只不过是教会为那些爱冒险的人设立的一种 “外籍军团”。
他在远东舰队的最后一年是痛苦的一年。这位传教士得了白喉：他被送回了法国，而这次，是彻底回来了。1934 年他回到法国时，已经获得了荣誉军团骑士十字勋章，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东方国家授予的勋章。
最后几年 —— 弗拉谢尔先生在智力方面很有天赋，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演讲很吸引人，一旦觉得自己又能工作了，他就立刻把上帝赋予他的才能用于为巴黎外方传教会服务。既然不能再直接为中国和中国人服务，他至少希望让那些他愿意为之献身的人，在亚洲前线的教友们，受到人们的喜爱。法国中部的教区不会忘记这位传教士，他很会激发年轻人为基督事业奋斗的热情，培养传教圣召。后来，由于身体不适，他不能经常外出了，于是写作自然而然地取代了口头传教，于是就有了前面提到的那三本书。
从 1939 年开始，战争以及随后的德国占领让他深感不安。后来，在当地抵抗侵略者的行动中，一些亲共的游击队员把他以及他在布拉孔借住的姐姐一家列为所谓的 “爱国者” 的报复对象；许多烦心事极大地伤害了他那极其强烈的爱国情感。
然而，他仍继续工作。1944 年，应巴黎上级的提议，他欣然开始撰写德盖布里安总主教的生平，第一卷于 1946 年出版。
然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一种可怕的疾病开始折磨他；他接受了痛苦而疲惫的 X 光治疗。在日内瓦一位专家那里长时间的治疗让他恢复了一些，使他能够撰写前任总主教传记的第二部分。于是他又有了希望，但他发现自己不像以前那样容易投入工作了。尽管身体不好，他还是希望能有足够的时间完成任务，而他也确实做到了。1948 年 7 月 21 日，就在他即将完成最后的工作时，他突然病倒了。病了四天后，这位亲爱的传教士于 25 日在他亲爱的姐姐和两位全心照顾他的侄女的怀抱中离开了人世。
在布拉孔这样的小村庄，葬礼格外隆重。瓦朗斯的一位总铎代表教区主教发表了讲话。许多修会和在俗的神父、传教士都来了，其中包括巴黎派来代表总主教勒梅尔的普吕沃先生，以及日内瓦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司库萨姆松先生，他们带着祈祷，向逝者家属表达了诚挚的慰问。
弗拉谢尔先生天赋异禀，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位虔诚的神父，全身心地投入传教事业，他可以适应任何环境，因此无论在哪里都不会感到不自在。他在被召唤去从事牧灵工作的不同环境中都取得了成功，这并不奇怪。然而，他也并非没有缺点。他喜欢听赞扬的话，当得到媒体或其他方面的赞扬时，他似乎很开心；有些人可能会把他的单纯误认为是幼稚。我们的这位传教士心地并不复杂，他对每个人都很坦诚，也希望大家在任何时候都能如此。他心地善良，不想让任何人难过；他懂得原谅别人，即使是那些可能会被认为对他有敌意的人，他对家人有着深厚的感情。而他对中国的爱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收到了成都的鲁舒斯主教的来信，这是他最后的喜悦之一，而鲁舒斯主教在不到六个月后也去世了。
苦难一直与他相伴。他比很多人更敏感，所受的痛苦也更多：但他对上帝的坚定信仰和信任，使这些苦难变得神圣，净化了他的灵魂，使他与基督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天堂里，在他出生时的主保圣母七苦圣母身边，他继续为他在尘世中深爱的人 —— 他的父母和朋友，以及他亲爱的中国人民 —— 祈祷。
愿在他从事了 39 年的神职和传教工作的事业中，能有众多的继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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