椑木往事

陈酿老酒

椑木往事

一、岁月的印记

1960年的中国，笼罩在三年自然灾害的阴霾之下。我，便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降生在四川省内江市椑木镇——一个如今划归东兴区，却依旧流淌着千年古驿风韵的地方。

椑木镇，作为成渝古道上的水陆重镇，其历史可追溯至唐代。宋元时期，这里名为“稗木塘”，因盛产旱稗，乡民用稗籽酿酒制糖而得名；明代设椑木里，又称椑木关，是成都东出的第一道关隘，素有“蓉城第一关”的美誉。名字的由来，还藏着一段趣闻：明朝官员陈鹤鸣误将“稗木”书作“椑木”，竟就此成了千古定论，倒应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老话，想来令人莞尔。那条青石板铺就的古老街道，曾见证无数商旅的步履匆匆，也默默注视着我们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平凡生命，在岁月里静静生长。

镇子依沱江而建，江水在这里拐出一个巨大的“V”字，流速放缓，水面开阔，滋养出繁荣的码头文化。古时官家在北岸的黄金坝（今黄荆坝）设巡检司，盘查商旅、缉捕盗贼；如今这里成了椑木镇通往内江市的公交车始发站，汽笛声接替了旧时的马蹄声，却依旧延续着交通要地的热闹。镇上以玉屏街为主干，形成“一街四桥五巷”的格局。玉屏街自南向北延伸，尽头是宽阔的石梯，直通河边——那是镇子的活力中心：妇女们在江边浣衣，木槌捶打衣物的声响此起彼伏；挑水工们担着盛满清水的木桶，踏着稳健的步子供应千家万户。哗哗的水声、喧闹的人声，交织成我童年记忆里最生动的背景音，日复一日，未曾消散。

玉屏街分上下两段，交界处矗立着椑木中心供销合作社的商店，那是全镇的商业心脏，也是人们交换信息、打量彼此的社交场。紧邻供销社有一条小巷，走几步路，右侧便是一个大院。进院是片宽敞的坝子，北面有座宽敞的旧戏台，红漆剥落，却依旧承载着孩子们的欢腾。对我们这些供销社系统的孩子来说，这里曾是无边的乐园：我们在戏台上下追逐嬉戏，踩着斑驳的木板模仿大人唱戏，或是躲在后台的角落里说悄悄话，无忧无虑的笑声在院子里久久回荡。后来听岳母提起，她年轻时作为内江县供销社干部，竟也在此生活工作过一年多，连我的姨姐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这跨越时空的缘分，总让我感慨命运的奇妙，仿佛一切冥冥中自有安排。

从供销社大院往里走约二十米，是一片民居。民居环绕着一个小土丘，呈“U”型布局：北侧地势较低，住着三户人家（下排房）；南侧地势高，是上排房，住了四户；西侧连接上下排，又散落着两三户。东面靠北的角落，挺立着一棵巨大的黄角树，枝繁叶茂，浓荫蔽日，是我们攀爬嬉戏的天然堡垒。夏日里，树影婆娑，为我们遮挡住毒辣的骄阳，树洞里藏着我们的“秘密宝藏”，树桠上留下我们攀爬的痕迹。顺着上排房往东走到尽头南侧，有一所幼儿园；幼儿园北面的一间屋子，便是我的家——一个虽简陋，却承载了无数欢笑与泪水、牵挂与温暖的地方。

二、生命的转折

我的家，像个临时搭建的工棚，低矮而逼仄。屋顶高处与上排房相连，低处不足1.6米，大人进去必须弯腰弓背，否则定会撞得头昏眼花。面向幼儿园的墙上开了一扇窗，推开窗，便能直接跳进幼儿园的院子。

姐姐比我大四岁，她曾在这里上幼儿园。我常趴在窗台上，眼巴巴地看着姐姐和小朋友们做游戏、唱儿歌，满心羡慕，渴望着能像他们一样自由奔跑、肆意跳跃。

大约是我2岁多的时候，那时候还处于三年灾害的尾声，饥饿的滋味还如影随形。家里有三个小孩，妈妈还怀着弟弟，需要外婆来照顾我们。外婆从农村来，也没有口粮。家里最常见的主食就是稀饭。姐姐在幼儿园管一顿午饭，基本上都是米饭。一到中午开饭的时候，幼儿园厨房就飘来饭菜香味。一次，我忍不住跨进幼儿园门，径直走到姐姐所在的班级，在门口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吃饭。正好姐姐坐在门边，她看见老师转过背给其他小朋友盛饭菜，她就把自己的饭碗交给我。老师回头一看，我姐姐桌前空空如也，以为忘了给姐姐盛饭，于是又重新给姐姐盛饭。我拿着饭碗就赶紧跑回家狼吞虎咽地吃了。一连几天都这样，后来还是被老师发现了。老师盛怒之下，把我姐姐好一阵挖苦讽刺，姐姐又羞又气，放声大哭。正好我母亲在家，听见老师责骂姐姐。母亲像一阵风似地冲进幼儿园，一边给姐姐搽眼泪，一边斥责老师不应该小题大做，不应该凶神恶煞地对孩子。母亲一怒之下，当着老师宣布，这个幼儿园我们不上了！说罢，拽着姐姐就回家了。姐姐从此就失学了。

我三岁那年，姐姐已升入小学，我如愿踏入幼儿园。在老师眼里，我是个乖巧听话的“乖乖虎”，最大的心愿就是讨老师喜欢，做一个不让大人操心的孩子。听姐姐说，有一次排练舞蹈需要统一穿毛衣，即便大热天里我热得满头大汗，也不敢擅自脱掉，只因老师没发话。这种近乎执拗的顺从，或许正是那个物资匮乏、规矩繁多的年代里，孩子特有的生存智慧——少犯错，才能少让家人费心。

幼儿园大门与我家大门紧挨着，都朝东开。门外是一片绿油油的庄稼地，三十米外有个公厕。公厕南边是低矮的山丘，当地农民在那里开垦出一块块菜地，种着时令蔬菜。丘陵地貌的土地贫瘠，为了施肥，农民们在菜地旁修了一个大大的化肥池，深约一米，池里盛满了发酵的农家肥。那时我约莫两岁，跟着大院里的孩子们跑到山丘上玩耍。不知是自己脚下打滑，还是被同伴不小心碰到，我一头栽进了化肥池，浑浊的农家肥水瞬间没过头顶。刺鼻的恶臭、窒息的恐惧，像两只无形的手，死死扼住了我的喉咙。千钧一发之际，求生的本能让我胡乱挣扎的双手，恰好抓住了池边舀水瓢的长木柄，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死死不肯松手。同行的小伙伴们吓得哭喊成一片，尖锐的哭叫声划破了山丘的宁静。

那天院子里几乎没有大人，赶巧不巧，唯一的大人是叫庆淑芝（音）的嬢嬢，而庆嬢嬢这段时间正因为分房的事与我家闹矛盾呢。听见小孩们呼救声，庆嬢嬢匆忙赶来。她见状二话不说，纵身跨过田埂，一把将我从化肥池里拽了出来。那时的我，浑身沾满污秽，臭气熏天，早已吓得没了哭声。庆嬢嬢顾不上嫌弃，抱着我一路小跑送回家。母亲问询回到家，看到我这副模样，心都揪紧了。她来不及多想，立刻烧了热水给我洗澡，一边洗一边掉眼泪，双手都在微微颤抖。简单清洗后，我被紧急送往镇卫生院。医生检查后神色凝重，说化肥池里的细菌已侵入体内，必须立刻去内江大医院灌肠，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因为救我，我家与庆嬢嬢家的关系又和好如初。直到我家搬到内江后，庆嬢嬢还专程来我家看望。）

可天色早已暗下来，往返内江的公交车早已收班。椑木镇与内江市相距二十余华里，那时没有私家车，连自行车都是稀罕物，没有车，寸步难行。那一夜，我发着高烧，躺在床上胡言乱语，母亲坐在床边，心疼得直掉眼泪，彻夜未眠地守着我。她既无法立刻通知父亲，也不敢让他知道这件事。父亲在几里路外的四川农业机械厂商店上班，除了周日，平时很少回家。母亲深知他有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若知道宝贝儿子闯了这等大祸，定会雷霆大怒，甚至可能迁怒于她。当初大姐在陕西出生时，正值寒冬腊月，父亲得知是女儿后，竟不管坐月子的母亲，独自跑到酒店喝闷酒；回四川后，第二胎又是女儿，他的失望之情更是溢于言表。母亲的隐忍与退让，是那个时代许多女性无声的悲歌，她们把委屈藏在心底，把责任扛在肩上，默默支撑着整个家庭。

第二天一早，母亲抱着我，乘第一班公交车赶到内江专区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可家里还有两个孩子无人照看，这让她心急如焚。无奈之下，母亲只好请大姨来医院照看我，又把大姨家无人照看的三儿子（比我大一岁）接到椑木镇，两家交换着带孩子。按时间推算，那时母亲腹中或许已怀上了我的弟弟。她拖着身怀六甲的疲惫身躯，在医院和家庭之间来回奔波，那份艰辛，远非“不易”二字所能概括。生活的艰难，总是这样层层叠叠、接踵而至，压得人喘不过气，而母亲却用她看似柔弱的肩膀，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安稳的天。

三、母亲的坚韧

母亲是内江县永安乡人，出嫁前在当地读高小，算是那个年代当地少有的“文化人”。父亲在抗日战争后期作为川军一员出川，在襄樊战役中成为解放战士，随后又参加了淮海战役、安康战役、川北战役，最终在陕西宝鸡集体转业。后来父亲回四川探亲，经人介绍与母亲相识。虽然父亲顶着“战斗英雄”的光环，胸前挂满了奖章，但母亲内心并不情愿这门婚事——父亲比她大13岁，而且结婚意味着要中断学业。父亲当时拍着胸脯保证，婚后一定支持她继续上学，母亲才勉强点了头。可没想到，回到陕西后不久，母亲就怀上了姐姐，继续求学的愿望，终究还是落了空。

姐姐一岁左右，父亲申请调动回到内江工作。母亲不愿在家赋闲，经人介绍到内江幼儿园当了一名老师。可没过多久，父亲又被调到椑木镇工作，母亲为了家庭，只能辞职随行。到了椑木镇后，她先后生下二姐和我。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她没有被家庭琐事困住，凭着聪慧与能干，在镇上成了响当当的人物。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总是忙碌的，她的身份多得数不清：三娃的母亲、居委会治保主任、镇人民法院陪审员、镇沙石社会计……。白天，她要处理各项工作，奔走在镇上的各个角落；晚上，还要调解居民之间的矛盾，有时双方当事人会直接到我家来接受调解。家里本就狭小逼仄，一下挤进五六个人，更显得拥挤不堪。屋里唯一一盏15瓦的白炽灯，光线昏暗得很，连来人的面容都看得模糊不清，却照亮了母亲耐心劝说的身影。

父亲工作繁忙，不常在家，家里家外的大小事务，全靠母亲一人张罗。实在忙不过来时，她会请外婆从乡下赶来帮忙。后来弟弟妹妹相继出生，母亲分身乏术，只好将他们送到乡下舅舅家寄养。直到6岁离开椑木镇，在我记忆里，在椑木镇的大部分时间，家里只有我和大姐（二姐在我2岁多时因病夭折）。

母亲太忙了，常常顾不上细致照料我们，我便有了大把时间出去疯玩。院子里有六七个同龄的孩子，我们一起在坝子里过家家、爬黄角树、躲猫猫，或是跑到家门外的山丘上追逐打闹。跟我年龄相仿的一个小男孩，小名叫叶二娃，我们俩很要好，在幼儿园也是同学。在我印象中，我们从没有产生过矛盾，经常联合对外。有时孩子们之间闹了矛盾，即便错在我，母亲也从不轻易责怪我。她在外面是受人尊敬的“干部”，在家里却是温柔能干的慈母：一日三餐的炊烟、缝补浆洗的灯火、甚至垒灶修房的力气活，她都亲力亲为。父亲除了挣钱养家，几乎不沾手家务——他既没时间，也真的不会。母亲就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默默耕耘着这个家，用她的坚韧与付出，给了我们最安稳的童年。

四、时代的风云

在我童年最初的记忆里，椑木镇的时光是温润而祥和的。它虽顶着成渝古道水陆重镇的名头，赶集时人声鼎沸，平日里却满是市井的清静。邻里之间和睦相处，低头不见抬头见，偶有磕碰也多是家长里短的鸡毛蒜皮，经母亲这个治保主任三言两语调解，便又握手言和。

我唯一见过一次激烈的冲突，是两户人家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纠纷闹到家里。起初双方各执一词，嗓门越吵越高，激动处竟捋起袖子要动手。母亲急忙站到两人中间阻拦，混乱中不知是谁用力一扯，“哗啦”一声，母亲的蓝布褂子被撕开一道长长的口子。那瞬间，争执的两人都僵住了，脸上满是慌乱与不知所措；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哇哇大哭，哭声反倒打破了僵局。母亲趁机放缓语气，一边安抚我，一边耐心劝说：“都是乡里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为这点事伤了和气不值得。”她的温和与包容终究化解了矛盾，双方临走时都抢着要赔偿衣服钱，母亲却笑着摆手：“赔就不用了，只要你们能和好，以后遇事冷静些，少点火气就好。”

那时的快乐很简单，玉屏街往下街走的左手边，有间小小的书店，是我最向往的去处。开书店的是位七旬老爷爷，瘦瘦的身形，总穿一身洗得发白却干干净净的浅蓝中山装，眉眼间透着书卷气，一看便是有文化的人。每次我扒着书架看小人书，他都会笑眯眯地问一声：“娃娃，叫啥子名字哟？”我脆生生报上自家姓名，老爷爷便会提高嗓门重复着我的名字，带着赞许的语气说到：“你是个好孩子！”他会在一个小本子上登记我看书的次数，想来是每月集中跟母亲结算一次费用，却从不会因为我只看不买就赶我走。

书店对面的巷子里，走下去是一大片空地，那是镇上的农贸市场。平日里只有零星摊位，一到赶场日，便成了全镇最热闹的地方。卖菜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买菜的讨价还价声清脆响亮，家禽市场里公鸡的打鸣声穿透力极强，混杂着鱼腥、菜香与泥土的气息，构成了最鲜活的市井交响。

可这平静与祥和，在我六岁那年的夏天，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彻底打破。一天午后，街上突然响起刺耳的高音喇叭，反复播放着激昂的毛主席语录歌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我好奇地跑到街上，只见人群熙熙攘攘，一群大哥哥大姐姐臂戴鲜红的“红卫兵”袖章，举着标语牌游行，还不断向围观的行人撒着传单。纸张纷飞中，他们的口号声震耳欲聋，我虽不懂其中深意，却被那热烈又紧张的气氛感染，只觉得前所未有的热闹。

没过几天，一场深夜的敲门声，让我真切卷入了这场动荡。那夜全家早已入睡，“砰砰砰”的急促敲门声突然响起。母亲起身开门，只见门口站着一大群半大的孩子，为首的是乡下舅舅家的邻居，平时我们都叫他国舅舅，其实他他不过十几岁，可按辈分我必须叫他舅舅。母亲连忙将他们迎进门，才知他们是来“大串连”的，已经走了一夜的路，目的地是谢家坝，要去“参观”所谓内江地委为接待李井泉等高级领导搞的“特殊化住处”。得知他们还没吃饭，母亲二话不说，生火煮了一大锅面条。吃饱喝足后，国舅舅提出带我一起去，母亲犹豫片刻，终究还是点了头。

天刚蒙蒙亮，我揣着满心兴奋，跟着这支戴红袖章、举红旗的队伍出发了。走过板板桥，穿过熟悉的铁桥，我们来到黄荆坝公交车站等候。等了许久不见车来，大家商议着步行前往，可刚走没多久，就见公交车从对面驶来。来不及折返，我们便沿着公路继续前行，身后很快传来汽车的轰鸣声——正是那辆公交车追了上来。国舅舅立刻手持红旗站到公路中间，待公交车临近，猛地将红旗左右挥舞。奇迹发生了，那辆满载乘客的公交车竟乖乖停下，打开了车门。我们一行十来人鱼贯而上，到谢家坝站下车时，售票员始终低着头，压根没敢提买车票的事。那一刻，我心里满是惊奇：红卫兵小将竟这般厉害，一面红旗、一副袖章，就能在神州大地上畅通无阻。

我们要去的大院，彼时我并不知其来历，直到多年后，我发小大学毕业分配回内江，工作地点恰是这里，我才知晓那是内江地委党校的旧址。一位戴着红袖章的小姐姐接待了我们，领着大家挨个房间参观，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间室内游泳池。小姐姐指着泳池，激动地控诉这是专门为李井泉修建的“特权设施”，是“资产阶级特殊化”的铁证。话音刚落，国舅舅便高举拳头，领头高呼：“打倒李井泉，解放全西南！”围观的人们纷纷跟着呼喊，拳头紧握，声浪震得屋顶仿佛都在颤抖。

文革的烽火很快蔓延到椑木镇的每个角落，昔日祥和的小镇陷入了动荡与不安。我们幼儿园的邓老师，成了这场风暴中让我心疼的记忆。她有着椭圆的脸蛋，留着利落的短发，虽不算年轻，却总带着发自内心的笑容，温和又真诚，孩子们都喜欢她。我隐约知道，她的丈夫是镇里的干部。

一天，我们突然接到通知，要去姐姐就读的椑木小学开大会。学校的院坝里挤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仿佛全镇的人都聚集到了这里。主席台前，一排人低着头站着，脖子上都挂着写有名字、用红墨水打了叉的木牌，邓老师的丈夫就在其中。盛夏的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没有一丝风，会场里弥漫着压抑与躁动的气息。我在人群中找到了邓老师，她脸色煞白，嘴唇抿得紧紧的，双手不自觉地绞着衣角，眼神里满是紧张与恐惧，与往日那个爱笑的她判若两人。看着她孤零零站在那里，可怜巴巴的模样，我小小的心里充满了困惑与不安，却不知该如何安慰她。那刺眼的阳光、震天的口号、被批斗者低垂的头颅，还有邓老师恐惧的神情，像一把重锤，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让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时代的残酷与无常。

这场“暴风骤雨”来的迅猛，搅乱了小镇的平静，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而我童年的祥和时光，也在这风雨飘摇中，渐渐走向了尽头。

五、铁桥、轮渡与油炸粑

在椑木镇的童年岁月里，铁桥是刻进记忆的坐标，黄荆坝轮渡是流淌的底色，而板板桥的油炸粑，则藏着最馋人的烟火香。

早在1933年，成渝公路便已通车，可沱江内江段却像一道天然屏障，将这条交通干线拦腰截断。彼时国力羸弱，四川又深陷军阀割据，修桥谈何容易？无奈之下，人们只得在沱江之上寻一处折中方案——最终选定椑木镇黄荆坝修建汽车轮渡码头。这一用，便是36年。直到1969年内江沱江大桥通车前，椑木镇始终是成渝线上举足轻重的公路、铁路通道，轮渡的汽笛声与往来的人声、车声，共同织就了小镇的热闹图景。

与轮渡相伴的，是椑木铁桥。这座成渝铁路的控制性工程，最早可追溯至1937年4月，随成渝铁路一同破土动工。可命运多舛，“七七事变”的炮火骤然响起，全面抗战拉开序幕。铁路建设的资金、材料、人力被大量抽调至抗日前线，工程进度严重受阻。待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运抵香港的进口钢轨、器材尽数被日军截获，成渝铁路的建设彻底陷入停滞。抗战胜利后，内战的烽火又接踵而至，直至新中国成立时，这条铁路累计仅完成约14%的工程量，全线只修了土方，竟未铺过一根钢轨。而椑木铁桥已修建的桥台、桥墩与护坡，在常年的洪水冲刷和年久失修中，终究未能留存。一条铁路，跨越半个世纪，见证了三个朝代的更迭，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迎来转机——仅用两年时间，成渝铁路便宣告建成，一座长约370米、高约27米的铁桥，终于稳稳横亘在沱江之上。它不仅打通了成渝两地人员往来、货物运输的脉络，更成了椑木镇百姓出行最坚实的依靠。

从我记事起，这座铁桥便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它是我们去黄荆坝搭乘公交车前往内江的必经之路，也是小伙伴们最爱的“探险地”。我们常常相约跑到桥上，感受火车呼啸而过时的巨大轰鸣与桥面震颤，那份震撼直击心底；也曾鼓足勇气趴在人行道的栏杆上往下望，沱江水面在脚下晃荡，眩晕与一丝莫名的恐怖交织，却让人忍不住一再尝试；每次还能见到守桥战士挺拔的身影，他们飒爽的风姿，是童年里最耀眼的风景。

只是，从家到铁桥的路程并不算近。从院子出来，走到下街，要经过一座小巧的石桥，当地人都叫它“板板桥”。桥边总有一个固定的油炸粑摊位，金黄的粑块在油锅里滋滋作响，香气顺着风飘得老远，馋得我们这些四五岁的孩子直咽口水。那时兜里从来没有半分零花钱，唯有跟着父母出门时，才有机会吃上一块。轻轻咬下一口，外皮酥酥脆脆，内里软糯香甜，那股子沁人心脾的滋味，至今想来仍刻骨铭心。

2024年国庆，我和太太带着老岳母，从北京驱车经三峡、重庆，最终到成都。中途专程回到椑木镇。我们特意绕到板板桥，买了满满一大堆油炸粑。可当热气腾腾的粑块递到手中，细细品尝后，却再也找不回儿时那般魂牵梦萦的滋味。或许，难忘的从来不是油炸粑本身，而是藏在香气里的童年时光，是那段与铁桥、轮渡相伴的岁月，再也回不去了。

板板桥的油炸粑香气还在鼻尖萦绕，穿过这座小巧的石桥，脚下便是一条弯曲的小土路。土路两旁长满了野草，偶尔能见到几朵不知名的小野花，风一吹便轻轻摇曳。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大约一百多米，沱江之上的椑木铁桥便赫然出现在眼前。

这座自建成起就连接着成渝交通命脉的铁桥，长期有解放军战士驻守（上世纪90年代初撤防）。大人们都说，这里驻扎着一个连的兵力，二十四小时轮班值守，大桥两端各设着一个警卫哨所。哨所里的战士们身姿挺拔，军装笔挺，腰间挎着枪支，眼神锐利而坚定，像两尊守护神，日夜守护着铁桥的安全。我们这些孩子路过时，总会忍不住放慢脚步，偷偷打量他们，心里满是敬畏与崇拜，偶尔鼓起勇气喊一声“解放军叔叔”，得到的回应是温和的笑容，能让我们开心一整天。

铁桥的人行道由一块块木板铺就，木板之间留着几公分宽的缝隙，低头便能望见桥下奔流的沱江。对我们来说，上铁桥玩耍，最刺激的莫过于两件事。一件是走到桥中间——这里是桥面距河面最高的地方，足有二十七米，沱江水流到此处格外湍急，浪花翻滚着向前奔涌。透过木板缝隙往下看，河水仿佛在脚下旋转、咆哮，头晕目眩的感觉瞬间袭来，连脚步都忍不住打晃。镇上胆小的人过桥，要么双眼紧盯前方，不敢有丝毫偏移；要么紧紧牵着家人的手，闭着眼睛一步步挪动。而我们这群孩子，却总爱在此处打赌，看谁能低头盯着河面的时间更长，赢了的人会得意地扬起下巴，仿佛赢得了一场盛大的比赛。另一件刺激的事，便是等火车过桥。火车的班次不固定，我们常常在桥上蹲守许久，也未必能遇上一次。可一旦听到远处传来“呜——”的长鸣，看到铁轨尽头出现一抹黑影，所有的等待都变得值得。火车驶上铁桥的那一刻，整座桥开始剧烈震动，脚下的木板嗡嗡作响，仿佛要随时断裂一般。紧接着，火车风驰电掣般从身边掠过，巨大的轰鸣声震耳欲聋，裹挟着强劲的气流，几乎要将人掀翻。车身庞大的钢铁巨兽呼啸而过，车窗里偶尔能看到乘客模糊的身影，而我们站在狭窄的人行道上，在这巨大的机械力量与飞驰的速度面前，瞬间感到自身的渺小，心中既有一丝恐惧，又充满了莫名的震撼与兴奋。

有一次，我们正在铁桥上追逐嬉戏，忽然听到桥下传来一阵惊呼。低头望去，只见几名铁路工人正在桥梁下方检修，其中一名工人不知为何不慎失足坠落，径直摔在河边的鹅卵石上。那一幕太过惊心动魄，我们吓得瞬间噤声，再也无心玩耍，眼睁睁看着工友们匆忙下去救援，心里满是惶恐与不安。那之后好一阵子，母亲都不许我们再去铁桥玩耍，可没过多久，对铁桥的向往又战胜了恐惧，我们还是会偷偷溜去，只是路过检修区域时，总会格外小心。

穿过铁桥，往右侧顺着台阶下桥，沿着沱江岸边的小路往前走大约二十分钟，便是黄荆坝汽车轮渡码头。这里是成渝公路上的重要节点，东来西往的汽车都要在此排队上船，渡过沱江，因此总是热闹非凡，也是我们偶尔来看新鲜的好去处。汽车排队时，发动机的轰鸣声、司机们的交谈声、渡轮的汽笛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鲜活的市井图景。我们会在一旁好奇地打量各式各样的汽车，有满载货物的卡车，有坐着乘客的客车，还有少见的小轿车，心里充满了新奇。

记得我五岁那年，带着三岁的弟弟在铁桥上玩耍，忽然听到有人喊“轮渡码头出事了”。我立刻拉起弟弟的小手，一路小跑往码头赶。到了那里，只见码头周围围满了人，大家都伸长脖子往河面望去。原来，一辆卡车在上轮渡时，不知是司机操作失误，还是轮渡晃动导致，竟不慎滑入了沱江，浑浊的河水已经淹没了大半个车身，只露出车顶和驾驶室的一部分。看着那辆在水中漂浮的卡车和被救上岸浑身湿漉漉的司机，我和弟弟都看得目瞪口呆，心里既紧张又害怕，直到大人们催促着离开，才恋恋不舍地回头张望。

1966年8月，我父亲的工作又调回内江，我们家又从椑木镇搬到内江市区。搬家那天，装载着全部家当的卡车，正是从这座黄荆坝轮渡码头乘船过河的。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乘坐汽车渡过沱江。站在卡车车厢里，看着渡轮缓缓驶离码头，江面的风迎面吹来，带着水汽的清凉。我望着远处的椑木镇，望着那座熟悉的铁桥，望着岸边的树木与房屋，心里说不清是不舍还是期待。渡轮靠岸的那一刻，意味着我在椑木镇的童年时光，也随着这一江春水，渐渐远去了。

我爱船城

情真意切，好文章！

陈酿老酒

我爱船城 发表于 2026-3-24 09:19
情真意切，好文章！

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