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病最怕的是讳疾忌医、不敢直面医生，总抱着侥幸心理硬扛，反倒让本可及时化解的病痛，越拖越难治。
戏剧界的病拖得也久了，当然病得也重了。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行业内早已心照不宣的现实。
表面上看，舞台热闹依旧，剧目纷至沓来，技术手段更是日新月异，跨界融合成为时尚标签。但仔细把脉，却发现戏剧界已深陷多重顽疾，急功近利成为创作常态，唯上是从成为生存法则，跟风模仿与技术迷信成为行业捷径。更可怕的是，这些病症已经被一些人视为“正常”，于是“病态”变成了“正常态”，这病也就越熬越重了。
五部委最新出台的《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以下简称“计划”），正是直指这些顽疾的一剂良方。它不是隔靴搔痒的倡议，而是对症下药的制度设计；它从立项、资助、评价、人才培养、院团发展等多维度制定系统举措，不是头痛医头的权宜之计，而是正本清源的系统诊疗。
是病就得治，治就要治到根上。
北京曲剧《我这一辈子》（图片选自“中国戏剧家协会”微信公号）
“急功近利病”——让创作沦为“速成快餐”
此病之根，不在手快，而在心浮，这是当下戏剧界最普遍的病症。创作者不再沉下心来打磨剧本，不再深入生活体察人性，而是追求短平快的产出节奏。一年几部戏，戏戏要出新，结果却是题材雷同、手法雷同、情感雷同。为了赶节点、赶评奖、赶节庆，剧本写三个月，排练排一个月，台上一片繁华，台下观众一脸茫然。
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直接导致创作的“空心化”。作品没有了灵魂，只剩下形式。观众看不到人物的命运沉浮，感受不到戏剧的情感张力，只能看到一场场没有温度的“表演秀”。更可悲的是，“快出活、出大戏”的浮躁风气被行业默许，沉心创作的创作者反而被视作“落伍”，这使得戏剧创作离艺术初心越来越远。病得更深的是，这种“速成快餐”式的创作模式，已经成为行业常态——谁慢谁吃亏，谁精谁落伍。
《计划》从评价导向入手，推动院团将艺术品质、群众口碑作为核心考核标准，正是对这份浮躁的釜底抽薪。它告诉我们：戏剧不是流水线，创作不是赶场子。只有心沉下来，戏才能立起来。
“唯上是从病”——让创作沦为“命题作文”
此病之根，不在听话，而在依附——依附于权力，依附于政绩，依附于功利，这是戏剧界最隐蔽、也是最致命的病。在一些地方，戏剧创作被异化为“政绩载体”，非艺术因素过度干预创作过程，资金投入背后，是一剧多能“既要、又要、还要”的硬性要求，艺术创作不得不让位于行政指令，剧本沦为各类功利元素的“拼贴本”。创作者成了被动的“命题写手”，舞台上大量出现的“地方宣传片”式的剧目，那些人物沦为政策传声筒的作品，正是此病最直观的病症。更可怕的是，这种“唯上是从”正在被一些人视为“政治正确”。谁听话谁有戏，谁迎合谁获奖。创作不再是艺术家与生活的对话，而是与功利的共谋，久而久之，创作主导权丧失，艺术判断力退化，病情越发严重。
《计划》明确要求斩断功利干预，建立专业立项论证机制，让艺术专家委员会把牢立项关——不是不让“命题”，而是让“命题”回归艺术规律。它告诉管理者：创作主导权，该还给艺术家了，唯有让创作者真正拥有“写自己想写、演自己擅演”的空间，舞台才能焕发真正的生命力。
“技术迷信病”——让创作沦为“技术展示”
此病之根，是把手段当目的，把炫目当深刻的本末倒置。如果说急功近利是“心态病”，唯上是从是“体制病”，那么技术迷信就是当下舞台艺术最典型的“时代病”。在一些创作者眼中，技术成了万能的解药——文本单薄？用全息投影填补；表演乏力？靠数控升降台撑场；叙事断裂？拿炫目的灯光转移注意力。这种病的要命之处，在于它让创作者产生了错觉：以为技术可以替代艺术，以为炫目可以掩盖苍白。于是，戏曲舞台上用纪实纪录片取代写意虚拟，话剧舞台被歌舞填满，舞剧成了“音画史诗”——各艺术门类历经千百年锤炼总结出的本体语言，在技术的狂轰滥炸下逐渐被稀释、被消解、被遗忘。更荒诞的是，这种“技术堆砌”反而更容易获奖、更容易被认定为“创新”，导致更多创作者跟风模仿，陷入“谁炫谁有理”的恶性循环。
针对技术秀场，《计划》明确反对盲目炫技、伪跨界融合，从资金、立项上对技术堆砌说“不”。它提醒我们：技术是手段，不是目的；是工具，不是本体。技术越喧嚣，艺术越需要沉静。治不好“技术迷信病”，舞台再炫目，观众的心也是空的。
“跟风模仿病”——让创作沦为“爆款复制”
此病与前三者不同，它关乎“创作生态”：急功近利是“赶”，跟风模仿是“抄”；唯上是从是被动的“服从”，跟风模仿是主动的“谄媚”；技术迷信是用硬件掩盖空洞，跟风模仿是用模板掩盖惰性。放眼当下的舞台，题材同质化、风格同质化、手法同质化、甚至于主创同质化都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脱贫攻坚火了，满台都是扶贫戏；党史题材热了，遍地都是“红色套餐”；某地一台“沉浸式”出圈，全国上下恨不得每个剧场都改成“沉浸式”。创作者不再是搞创作，而是在“追风口”；不再是自我表达，而是在“蹭热度”。
更可悲的是，这种跟风模仿不仅被包装成了“类型化创作”，而且还有很大的市场。他们理直气壮地说：“观众就爱看这个”“评奖就认这个”“别人这么排火了，我为什么不这么排？”可艺术的本质，从来都不是重复，而是发现；不是跟随，而是创造。看似剧目繁多，实则千剧一面，在观众产生审美疲劳的同时，戏剧也失去了多元创新的可能。
《计划》以“守正创新”为核心原则，要求各艺术院团深入研究本剧种、本院团的艺术特色与风格定位，强调“鼓励独立思考”“倡导艺术探索精神”，这正是面对这一病症开出的又一剂良方。它提醒我们：跟风永远只能吃别人的剩饭，模仿永远成不了真正的自己。舞台艺术如果只剩下“爆款复制”，那就离死亡不远了——而这，正是《计划》要救的。
病根挖出来了，方子也开出来了，剩下的，就是治。可话说回来，再好的计划，落不到实处，就是一纸空文；再猛的良药，病人不肯吃，也是白搭。是病就得治——这句话的真正主语，不是政策、不是文件，而是每一个身处行业之中的人。是创作者，肯不肯对“快”说“不”；是管理者，愿不愿对“上”说“停”；是院团，能不能对“炫”说“够”；是评论界，敢不敢对“抄”说“不”。
是病就得治。治，就从今天开始，从这一部戏开始，从自己开始。病不等人，拖久了，小病变大病，大病一定会变成绝症——到那时，再好的计划也救不了。
（作者：沈勇，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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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3-29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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