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小说之万里长征人未还

川康边风云

万里长征人未还

1935年1月，遵义城的寒风吹散了湘江战役残留的硝烟，也吹来了中国革命最关键的转折。

遵义会议的灯光彻夜未熄，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会议室的木桌之上，摊着整洁的电报底稿，那是1934年9月以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往来的密电，每一封都浸着血与火的重量——共产国际最初为中央红军规划的撤退路线，是从江西苏区突围，一路向西，转移至湖南西部，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湘鄂西的崇山峻岭中重建根据地，再图发展①⑥。


这个计划，曾被严格保密，只有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及极少数核心人员知晓，就连毛泽东同志最初也未得知详情⑥。

共产国际在1934年9月23日、30日的电报中，多次明确指示中共中央，同意主力转移至湖南的计划，还细致部署了留在江西的部队开展持久骚扰、组建东方军和南方军牵制敌军等配合行动，甚至就与广州方面的谈判提出具体条件，试图为红军转移扫清障碍。那时的苏区，虽已被国民党军层层围困，却仍在秘密筹备转移，每一份电报的译出与发送，都承载着突围的希望。



然而，这份承载着革命希望的战略计划，却在突围前夕遭遇了致命的泄露。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被捕，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这位曾身居要职的共产党人选择了叛变⑤⑦。

他将自己掌握的所有核心机密和盘托出，其中就包括中央红军即将从江西撤退、转移至湖南的战略部署，以及中共与共产国际的通讯密码、联络方式③⑨。盛忠亮的叛变，像一把尖刀，刺穿了红军的秘密防线——国民党特务不仅截获了相关文件，还通过他的供词，摸清了红军的转移路线、兵力部署和行动时间，原本隐蔽的战略转移，瞬间暴露在敌人的视线之下③⑦。


“盛忠亮叛变，战略已泄，湖南方向早已布下天罗地网。”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拿着一份截获的国民党情报，语气沉重。众人看着电报上的字迹，无不痛心——共产国际原本的规划，本是依托湘鄂西的地形和红二、六军团的接应，为红军开辟一条生路，可如今，蒋介石已集结近20万大军，在湖南洪江、芷江一带设置四道封锁线，专等红军自投罗网①⑥。湘江战役的惨状仍在眼前，8.6万余人的红军，渡过湘江后锐减至

川康边风云

当江青前往田汉家拜访时，廖沫沙正住在田汉家。廖沫沙本名廖家权，湖南长沙人，田汉的同乡，也曾在徐特立为校长的长沙师范学校学习，1930年5月加入中共，此时，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在“文革”中，廖沫沙作为“三家村”中的一家受到江青挞伐，那是后话。

刘茵所写《繁星闪耀—记廖沫沙》，内中记述了廖沫沙回忆的江青头一回到田汉家的情景，颇为珍贵。只是文中按晚年的习惯称他为“廖老”，其实他当时不过24岁罢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田汉给艺华电影公司撰写剧本，廖老作为他的助手，住在田汉家。一天，黄敬的姐姐俞珊带来一位女士，说是从北方逃难到上海，请田汉为她找个住处。廖老就这样认识了这位李女士。其实，这位女士早已慕田汉之名，想投奔他的门下，这次找上门来，绝非偶然。她与廖老见面后又说又笑，东拉西扯，呱呱啦啦不停。田汉家房子不多，只得安排她和保姆同住一室。当时，廖老与田汉住到旅馆里去写剧本，妻子又回湖南去了，他在田家分住的房间空着。有一次，江青见廖老回来取东西，便踅进房间，大模大样地说：“廖先生，我是第一次来上海，没地方住，你们在旅馆写剧本，你这房间空着，就让我先住你这儿吧。”廖老不便拒绝，只得含糊地回答道：“内人不几天就回上海来，她回来前你先住吧。”后来，廖老与妻子搬到别处，不料江青又找上门来说：“廖先生，田汉家干扰大，你们这儿如果能住，我也想搬来，同你们住在一起。”廖老夫妇除一间卧室外，只有一间厨房，他们对江青冷淡地说：“那只好住厨房了。”
“我先到另一个朋友家看看，如果那儿能住下就不来了，住不下，我再来住厨房。”说完她走了，再未登门。江青对那次廖老没有殷勤欢迎她住下耿耿于怀。1972年她竟然气狠狠地对美国记者维特克追叙了三十九年前这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足见其度量之小，为人之阴！
田汉、廖沫沙是江青20世纪30年代的知情者，难怪“文革”一开始，她就拿“三家村”“四条汉子”开刀了。

在田汉家借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料江青。

田沅向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田沅陪着江青，来到上海西郊的小镇—北新泾镇，把江青介绍给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徐明清。

这样，江青就在僻远的北新泾镇住了下来，在徐明清领导之下工作。

在晨更工学团当教员

论知名度，她的丈夫王观澜是一位名人，不论在《中共党史人物传》还是《中共党史辞典》上，都可以查到他的传略或条目。他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曾任中央农委主任、农业部党组书记。而她—徐明清[10]，原本鲜为人知。

然而，如今她的名字被成千上万次印刷。不论是中国人写的，还是外国人写的；不论是正传、外传，还是秘史、野史，凡是写江青的，她的名字是无法绕过去的。这是因为江青当年在上海的时候，跟她有过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

■ 深知江青历史的徐明清（叶永烈　摄）

令人遗憾的是，那么多写江青传记的作者，没有一个直接采访过徐明清。正因为这样，据徐明清已收集到的近十种江青传记之中，没有一本能够如实反映她和江青的关系，其中好多本书把徐明清写成“叛徒”，写成江青的“同伙”。已经步入垂暮之年的她，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作为作者之一，我也曾误信1977年3月印发的某些文件中关于她的材料，以为她是“叛徒”，陷入迷误。

1989年9月中旬，我在北京给她挂了电话，希望对她进行详细采访。她家颇为僻远。为了便于采访，我干脆搬到了离她家只有二三百米的一家招待所住下。

她是副部长级离休干部，住在一幢宽敞的平房里。

我步入徐明清家客厅，便看见墙上悬挂着毛泽东1941年12月16日写给病中的王观澜的那封著名的信：“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

徐明清年近八旬，个子小巧，态度谦和，南方口音。她跟王观澜同乡，1911年5月13日出生于浙江临海。她于1926年底加入共青团，1929年秋由团转党。

1984年春节，薄一波受党中央委托，在茶话会上提及15位在1927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大姐的名字，并致以亲切问候。徐明清是这15位老大姐之一。

徐明清是怎么结识江青的呢？我打开录音机，请这位历史的见证人讲述自己所知道的江青。

1928年，徐明清考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创办的晓庄师范。不久，她成为该校共青团支部的支部书记。1930年4月，蒋介石查封了晓庄师范，陶行知逃亡日本，徐明清转往上海从事女工教育工作。

1931年春，陶行知从日本潜回到上海。不久，他公开露面，倡议成立工学团，相继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流浪儿工学团。徐明清成为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

■ 30年代的陶行知

所谓工学团，用陶行知的话来说：“工就是做工，工以养生；学就是科学，学以明生；团就是团结，团以保生。”

晨更工学团是1932年10月成立的。这个工学团办在上海西郊北新泾镇，那里有个村子叫陈更村，借“陈更”的谐音取名“晨更”。在当时，晨更工学团是公开的、合法的教育团体。

上海左翼教联、社联、剧联以及左联，都纷纷派人参加晨更工学团的工作。左联派出的是陈企霞，剧联派出的便是田沅。

根据晨更工学团柴川若的回忆，写道：

晨更工学团是陶行知先生筹办的第一个普及大众教育的组织。从表面上看，它政治上不偏不倚，提倡教育救国，实施实验教育，实际上它是我党的外围组织。其成员大都是满腔热血的革命青年，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起着核心的组织和团结作用。晨更工学团的教育对象主要是工农大众及其子弟，包括纱厂女工、小店员、黄包车夫等劳苦大众。
工学团办了很多各种类型的学校，有全日制的工人子弟学校，也有各种业余的夜校。[11]
正因为田汉之弟田沅跟晨更工学团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所以他也就把江青安排到这里来。

徐明清记得，那天田沅忽地陪着一位山东姑娘来。她细高个子，穿一身蓝布旗袍，长得俊俏而性情活泼。她便是李云鹤，当时叫李鹤，亦即江青。

川康边风云

万里长征人未还
1935年1月，遵义城的寒风吹散了湘江战役残留的硝烟，也吹来了中国革命最关键的转折。遵义会议的灯光彻夜未熄，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会议室的木桌之上，摊着泛黄的电报底稿，那是1934年9月以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往来的密电，每一封都浸着血与火的重量——共产国际最初为中央红军规划的撤退路线，是从江西苏区突围，一路向西，转移至湖南西部，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湘鄂西的崇山峻岭中重建根据地，再图发展。
这个计划，曾被严格保密，只有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及极少数核心人员知晓，就连毛泽东同志最初也未得知详情。共产国际在1934年9月23日、30日的电报中，多次明确指示中共中央，同意主力转移至湖南的计划，还细致部署了留在江西的部队开展持久骚扰、组建东方军和南方军牵制敌军等配合行动，甚至就与广州方面的谈判提出具体条件，试图为红军转移扫清障碍。那时的苏区，虽已被国民党军层层围困，却仍在秘密筹备转移，每一份电报的译出与发送，都承载着突围的希望。谁也没有想到，这份希望的火种，早已在千里之外的上海，被叛徒的冰冷刀刃狠狠掐灭，而这灾难的序幕，早在1934年的盛夏就已拉开。
1934年6月中旬，上海的梅雨季阴雨连绵，潮湿的空气里弥漫着无形的杀机。中共中央上海局交通员胡耀华，那个常年背着货箱、穿梭在法租界与华界之间，负责团中央交通联络的年轻人，在一次传递秘密信件时，被埋伏在街角的国民党特务抓获。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与金钱诱惑，这个曾在党旗下宣誓效忠的革命者，终究没能守住信仰的底线，选择了叛变。他将自己掌握的团中央交通线路、联络暗号和接头地点和盘托出，像一把钥匙，为特务们打开了团中央地下工作的第一道缺口。
灾难接踵而至。6月下旬，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李竹声——那个化名余其全、在上海地下党中威望甚高的领导者，在康脑脱路的秘密据点被捕。相较于胡耀华的动摇，李竹声的叛变更为卑劣，他不仅供出了上海局的核心成员，还主动向特务机关献计，布置眼线跟踪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亲手将曾经并肩作战的同志推向深渊。一时间，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陷入前所未有的白色恐怖，大批地下党员相继被捕，秘密联络点被一一捣毁，原本畅通的上海与瑞金之间的联络线，变得支离破碎。此时的江西苏区，还在紧锣密鼓地筹备转移，对上海的浩劫一无所知，依旧通过残存的联络渠道，向上海传递着与共产国际相关的绝密情报，殊不知，这些情报早已被叛徒泄露给了敌人。
秋风萧瑟的10月下旬，上海的局势愈发凶险。接替李竹声担任上海中央局代理书记的盛忠亮，在寓所被捕，他的叛变，成为压垮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最后一根稻草。作为直接与共产国际联络的核心人物，盛忠亮将大批共产国际与瑞金、上海之间的绝密情报全盘供出，其中就包括共产国际为中央红军规划的转移路线、红军的兵力部署，以及中共与共产国际的通讯密码、联络方式。与此同时，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番茄——原名陈子林，后来改名黄药眠，也在一次秘密会议后被捕。与胡耀华、李竹声、盛忠亮不同，黄药眠在狱中受尽折磨，却始终坚守信仰，未曾吐露半句党的秘密。但国民党特工总部早已通过其他叛徒的供词，获知并盯上了共青团中央的两位交通员——王哲然和乐若，一张针对他们的大网，悄然收紧。
王哲然最先察觉到危险。团中央一位宣传干事冒着生命危险，悄悄传递来消息，告知他身份已暴露，特务正在四处搜捕他。王哲然来不及多想，连夜收拾好秘密文件，急速离开了他居住的上海新闸路培德里142号，躲进了一家偏僻的小旅馆，试图暂避风头。他以为自己的行动神不知鬼不觉，却不知特务早已通过叛徒的供词，掌握了他的行踪，只是在暗中监视，等待更合适的抓捕时机。10月26日，王哲然为了传递一份紧急情报，不得不冒险前往上海《申报》图书馆接头，当他刚走到图书馆门口，埋伏在周围的特务便一拥而上，冰冷的手铐死死锁住了他的手腕，他终究没能逃过敌人的追捕。
祸不单行，在跟踪王哲然的同时，国民党特务也没有放松对乐若的监视。1934年10月底，上海兆丰公园的枫叶已染上深秋的赤红，乐若接到阿乐的邀约，前往公园见面，商议如何恢复被破坏的团中央交通线。此时的阿乐，早已被国民党特工总部的特务跟踪，只是他自己对此毫无察觉，依旧按约前往公园。当乐若踏着落叶走进公园，找到约定的见面地点时，他没有看到阿乐的身影，只看到暗处几道闪烁的目光——特务们早已布下埋伏，将整个公园的出口团团围住，只等他自投罗网。乐若心中一紧，瞬间明白自己陷入了绝境，他下意识地摸向口袋里的秘密纸条，想要将其撕碎，可特务们已经快步上前，将他控制住。
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接连遭到破坏，叛徒的接连出现，让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络彻底中断，也让中央红军原本隐蔽的转移计划，彻底暴露在蒋介石的视线之中。“盛忠亮叛变，战略已泄，湖南方向早已布下天罗地网。”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拿着一份截获的国民党情报，语气沉重。众人看着电报上的字迹，无不痛心——共产国际原本的规划，本是依托湘鄂西的地形和红二、六军团的接应，为红军开辟一条生路，可如今，蒋介石已集结近20万大军，在湖南洪江、芷江一带设置四道封锁线，专等红军自投罗网。湘江战役的惨状仍在眼前，8.6万余人的红军，渡过湘江后锐减至3万余人，鲜血染红了湘江的江水，也让每一位红军战士都明白了眼前局势的凶险。
毛泽东同志站在窗前，望着窗外漫天飞雪，眉头紧锁。他手中攥着一份从上海辗转传来的情报，上面清晰地记录着胡耀华、李竹声、盛忠亮等人的叛变经过，记录着王哲然、乐若被捕的消息，也记录着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受的重创。“同志们，”毛泽东同志转过身，声音坚定而沉重，“共产国际的计划已经泄露，湖南方向不能再去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改变路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云南一带进军，寻找新的生机。”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没有人说话，可每个人的心中都燃起了斗志。他们知道，接下来的路，将会更加艰难——没有共产国际的明确指示，没有熟悉的根据地接应，身后是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身前是未知的崇山峻岭。但他们更知道，革命的火种不能熄灭，哪怕只剩下3万余人，哪怕前路布满荆棘，他们也要继续走下去，为中国革命寻找一条出路。
遵义城的灯光依旧亮着，直到东方泛起鱼肚白。会议最终决定，放弃共产国际原本规划的湖南转移路线，挥师西进，向贵州腹地进军，随后转战云南、四川，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这个决定，打破了共产国际的既定部署，也开启了万里长征中一段更为艰难的征程。
与此同时，上海的监狱里，黄药眠依旧在与敌人顽强抗争，他拒绝透露任何关于党的秘密，用生命坚守着共产党人的信仰；王哲然和乐若在狱中受尽折磨，却始终没有屈服，他们坚信，革命终会胜利，他们终会重获自由。而那些叛变的叛徒，虽然暂时得到了敌人的“优待”，却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被世人唾弃。
1935年1月中旬，遵义城外，红军战士们整理好行装，告别了这座见证中国革命转折的城市，踏上了西进的征程。寒风呼啸，吹起他们破旧的军装，却吹不散他们心中的信仰。他们不知道，这条路会走多久，不知道会经历多少艰难险阻，不知道会有多少战友牺牲在途中，但他们始终坚信，只要跟着党中央，跟着毛泽东同志，就一定能走出困境，迎来革命的曙光。
万里长征，路漫漫其修远兮。无数红军战士怀着对革命的忠诚，向着远方挺进，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茫茫群山之中，有些人为了革命事业，永远留在了长征路上，再也没有回来——这便是“万里长征人未还”的悲壮，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英雄赞歌。而上海地下党的同志们，依旧在白色恐怖中默默坚守，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收集情报、传递消息，为长征路上的红军提供支持，用另一种方式，践行着共产党人的使命与担当。

川康边风云

一、电报原文转录与注释
第 295 号文件：盛忠亮致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4 年 9 月①于上海
米茨凯维奇②同志就改组中国国统区工作致 [中共] 中央电③
考虑到全国开展革命斗争的需要及其特点、法西斯恐怖的猖獗和党在中国国统区的工作在组织方面的一系列弱点，以及一年来从党组织所遭到的破坏中得出的经验，为了巩固党和对中国国统区劳动人民的斗争实行真正的领导、打败敌人的第五次 “围剿” 和建立新的苏区，我们建议在下列方面彻底改组我们党在中国国统区的整个领导体系和领导方式，把组织领导提高到政治领导的水平。
通过远东局从组织上加强 [中共] 中央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联系，使这种联系不受地方党组织偶然事件的影响，以此来保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我们党的经常的和实际的领导，保证及时转达中共中央的要求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
加强中国国统区与中央苏区及其他苏区的联系。通过加强运输和通讯网络保证向苏区提供物质援助的能力，使苏区在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斗争中取得最大的发展。
加强 [中共] 中央对中国国统区工作的领导，培训巡视员并建立中央与一些最重要省份的直接联系，以便在 [上海] 中央局遭到破坏的情况下 [中共] 中央能够很快恢复中国国统区的工作。要改进信使的工作。
重建党在中国国统区的领导机关 —— 上海中央局，规定其职能，提拔新干部，中止该局与 [中共] 上海组织的直接联系，以此来保证该局的安全和工作不间断。
为了减轻 [中共] 中央和上海局的工作，在中国国统区的最重要地区设置 [中共] 中央全权代表和改进主要省委的工作。
加强省和地区的工作，改进对它们的领导，要教育省委和区委通过地方自治的方法独立地工作和在统一的领导下开展地方工作。
把中层工会组织放在企业，加强上海和天津的领导机关对工会的领导，将其变成独立的具有由党领导的严整等级的群众性组织。
制订干部政策，尽一切可能保留党的骨干，保持布尔什维克传统。
严格实行秘密工作的规定，推广地下工作方法，经常检查所有环节。
重建和改进特科的工作，特科不仅要消极地保卫党，而且还要积极地进攻敌人；不仅要进行特殊的秘密工作，而且还要在党的帮助下改进自己在群众中的工作。
具体措施
在上海设立全权代表及其助手，其具体任务是：
(1) 会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国际联络部的代表；
(2) 监督无线电台和密码；
(3) 监督财务；
(4) 保持与信使的联系并从物质上援助苏区。
全权代表不参加 [中共] 上海中央局的日常工作，但他代表 [中共] 中央监督上海中央局的工作并传达 [中共] 中央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他应该有可能与国际联络部的代表保持经常的联系。请任命可以在当地找到的人担任全权代表及其助手。
我们同意屠同志①关于必须在……②建立两个商店的意见，以保证汇款和转运货物。你们也应从你们方面与这些城市建立联系。
[中共] 中央应该培训 20 名巡视员，将他们派往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城市，去进行监督和在组织游击战的地方做工作，并把他们作为长期的工作人员固定下来。[中共] 上海中央局应该能够迅速传达文件和传递从地方上得到的材料（每个月派出信使 12 次）。
河北、满洲、江西、河南等主要省委应该通过信使或信件保持彼此间的直接联系。今后 [中共] 中央可以通过转由上海局支配的备用无线电台领导中国国统区的工作，但是不要把它与别的无线电台混在一起，那样做是危险的。你们应该与鄂豫皖苏区建立无线电通讯联系。我们已经搞到了无线电收发报机，但是因为缺少人手无法运到那里去。
为了改组 [中共] 上海中央局的工作，必须：
(1) 把它的工作限定为领导中国国统区，撤销它对其他苏区工作的责任和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进行联系的责任。
(2) 避免上海局机关臃肿并为领导地方组织的工作建立灵活的巡视员和信使网络，通过该局组织部领导 [中共] 上海组织，组织部指定一位专门的巡视员与江苏党组织书记进行联系。此外，建立该局与江苏的信使联系，以使该局能够通过书面形式及时地领导上海的工作。这就能保证该局的安全，消除该局与江苏交往过于密切和混乱的现象。
(3) 该局剩下的两位成员①都很有名，他们继续留下工作会很困难；一些科的同志曾被跟踪过，也不能继续留下工作。请 [中共] 中央派三位同志来组建新的局；他们的能力强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政治上要可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能保证现在这个局的存在，也不可能开展工作。这个问题应该马上解决。
把最优秀的力量放在最重要的战线上：
(1) 调 [中共] 中央驻河北的全权代表②去做其他工作，因为他不能继续留下来工作，这样也不会削弱华北的工作。
(2) 在满洲建立 [中共] 中央局。我们建议任命 [中共] 中央驻河北的全权代表为满洲局书记。此外，[中共] 中央还应该为这个局任命两位同志。
(3) 由于距离遥远和信使条件③，四川的组织与上海局还没有密切的联系。考虑到要加强对省委的领导问题，必须派一位全权代表来四川就地实施独立的领导。
(4) 中央应该培训一些代表来领导那些正在开展游击战的次要省份和地区。
(5) 代表、全权代表和各省的 [中共] 中央局由上海局实行领导。
鉴于省委的负担过重和干部软弱，我们建议加强各省和地区的工作：
(1) 为加强上海的工作建立上海市委，在镇江县建立与之平行的省委，而现在的临时委员会以后就变成省委。为加强江苏各县的工作，为准备游击战争和以后建立新的苏区（这是完全可能的），这样做是必要的。
(2) 将满洲省委分为在 [中共] 满洲中央局直接领导下的三个省委或特委。
(3) 为了联合安徽省南方和北方的组织，成立安徽省委。
(4) 恢复和加强福建省委。
(5) 四川省委占据十分辽阔的地域，因此我们建议在省委下面成立三个特委（在该省的东方、北方和南方）。省委的干部不是特别有名就是很软弱，例如，满洲省委只有三个委员①，其中的邢斯汉（音）②无论如何也不能继续留在哈尔滨工作。在河北省委，尽管也有三个同志，但是省委书记③已经与反党分子勾结在一起，我们已经决定撤销他的工作。其他两个同志都很软弱④。
江苏省委由于最近一次遭破坏⑤更弱了。组织部和宣传鼓动部软弱无力。最近几天这两个部因从厦门来了两个同志⑥而得到了加强，但是还是很弱。河南省委被认为是最好的，但是省委书记⑦很有名。主要省委处境都很艰难。我们在竭尽全力支持他们，但是 [中共] 中央应该帮助我们。请派干部来或者组织干部交流。为了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地方组织的干部问题和恢复他们的独立工作，需要尽快予以解决。
关于工会的工作，待我们与工会代表一起研究后，再作专门报告。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上海的工会组织应该立即恢复，但是我们没有人手，你们应该帮助我们。满洲的工会组织在遭到破坏之后已经不能活动。我们建议满洲党的机关请求红色工会国际给予帮助，从海参崴派干部来补充并下达恢复工作的指示，但是暂时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在工会执委会中只剩下一位同志 —— 主席⑧，他的处境也很困难。一般说来，工会中的情况比党内的情况更糟糕。工会联合会请你们谈谈自己的意见。
干部培训：
(1) 到今年 9 月底我们要竭尽一切努力派遣 128 名学生。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要向中央苏区派遣 80 名学生。
(2) 一旦恢复工作安排就绪，我们就着手完成我们的干部培训计划。关于加强党组织和特科的措施，我们将另行报告。
我们请求尽快讨论提出的计划并作出具体的决定。尽管中国国统区的工作形势严峻，但是我们拥有一切可能性来改变这种工作局面并做好自己的工作，但是从你们方面也应该帮助我们。
文献出处：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25，第 31—36 页。打字稿，副本。
注释：
① 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是 1934 年 10 月 11 日收到电报的。
② 盛忠亮。
③ 文件上有批注：米夫和王明同志已阅，布龙科夫斯基、克诺林。皮亚特尼茨基那里有一份。
①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② 原文空缺。
① 盛忠亮和黄文杰。
② 孔原。
③ 原文如此。
① 可能指：林钢、赵毅敏和李士超。
② 原文如此。可能指：林钢。
③ 朱理治。
④ 何人不详。
⑤ 见第 151 页注④。
⑥ 何人不详。
⑦ 吕大启。
⑧ 饶漱石。
第 296 号文件：中共中央给盛忠亮的电报
1934 年 9 月②于瑞金
中央对米茨凯维奇③电报的回复 致米茨凯维奇，抄送王明
我们基本上同意米茨凯维奇的建议。具体说来，我们还应该考虑到：
内战的严峻形势迫使 [中共] 中央书记处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军事工作方面。莫斯克文同志④完全投入到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中，伊思美洛夫⑤负责政府工作，项英负责游击队运动，波戈列洛夫⑥负责书记处的工作。此外，他要经常和瓦格纳⑦去前线。陈云负责邻近苏区的工作和供给工作。因此，我们很难领导中国国统区的日常工作。还应该考虑到通讯联络不畅：已经有三个月时间我们连中国白区的报纸都没有收到。我们只能提出工作的总方针。
随着 [中共] 中央转移到苏区从中国白区来到这里的只有三位同志：波戈列洛夫、伊思美洛夫、陈云、华吉（音）①。大部分同志留在中国白区。还需要考虑到在内战条件下干部的消耗、红军的发展、大批苏维埃政权机关的建立。虽然有 2000 名学员的三所军事学校和有 700 名学员的一所炮兵学校，但是对苏区来说干部还是不够的。到这里来的同志中谁都不可能再回到中国白区去。其他干部对到中国白区工作都准备不够。至于地方干部，鉴于他们文化水平较低、方言特殊及缺少经验，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担任中国白区的领导工作。我们不止一次地要求中共上海中央局派干部到这里来学习，但是派来的学员数量很少，而且多数是没有经验的党员，我们从红军中挑选了一定数量的干部进行轮训，但是他们都比较弱，只适合做地区性工作。因此，在向各地区调配党的领导力量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根据米茨凯维奇的电报和上述情况，我们建议：
为便于领导中国白区各省的工作，在比较安全和通讯联络方便的地方建立一个有工作能力的 [中共] 中央局。我们建议该局由康生、科尔萨科夫②和伊逢③（音）组成，该局不应该是一个臃肿的机关，只设一部无线电台、一个印刷所和一个保存文件的机构，在香港设一个信使联络点。
在上海设立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其职能是米茨凯维奇所指出的。这个代表不应与地方组织有联系，我们临时暂任命米茨凯维奇为代表，希望你们能派克雷莫夫④来替代他。如果米茨凯维奇不能留在上海，那就不得不临时召回陈特真（音）⑤同志来代替他。
在满洲及河北要设代表，我们委托王明和康生从在莫斯科的同志中物色人选。
应该为各省委提拔新的干部和从莫斯科派学生回到中国来。
我们已经采取措施为中国白区培训工作人员并派 20 到 30 名学生前往莫斯科学习。为此，国际联络部应该保证此项工作的进行。
在莫斯科就这些问题作出最后的决定之前，我们现在采取下列过渡性措施：
(1) 任命米茨凯维奇同志为代表，中断他与中共上海中央局的联系。
(2) 批准临时上海中央局由乔（音）①、科尔萨科夫和鲍托（音）②组成。该局应该中断与江苏省委的直接联系。
文献出处：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25，第 17—18 页。打字稿，副本。
注释：
① 文件上有批注：米夫和王明同志已阅。皮亚特尼茨基那里有一份。
② 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电报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 1934 年 10 月 11 日收到的。
③ 盛忠亮，见第 295 号文件。
④ 周恩来。
⑤ 张闻天。
⑥ 秦邦宪。
⑦ 奥托・布劳恩（李德）。
① 原文如此。后者可能是何克全。
② 黄文杰（音）。
③ 何人不详。
④ 郭绍棠。
⑤ 孔原。
① 原文如此。可能是李剑钊。
②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第 298 号文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第 15 号记录（摘录）
1934 年 10 月 4 日于莫斯科
听取：
—— 继续讨论王明同志的报告①。
发言：朱立、刘②、米夫、萨发罗夫、李明③、李复生同志。
决定：责成王明同志在两周内写出致满洲组织的信草稿。
听取：
—— 就 [共产国际] 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致中共中央的信草稿④。
决定：基本上通过。责成王明、康生、米夫、萨法罗夫同志对该信作最后修改。
主席 米夫
秘书
文献出处：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531，第 90 页。打字稿，原件，主席亲笔签字，无秘书签字。
注释：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何人不详。
③ 李立三。
④ 对第 2 项的批注是：已经完成。见第 297 号文件。
二、电报细节融入小说正文
我把电报里的关键信息，无缝嵌入你写的小说里，让情节更有历史实感：
1935 年 1 月，遵义城的寒风吹散了湘江战役残留的硝烟，也吹来了中国革命最关键的转折。遵义会议的灯光彻夜未熄，结束了 “左” 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会议室的木桌之上，摊着泛黄的电报底稿，那是 1934 年 9 月以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往来的密电，每一封都浸着血与火的重量 —— 共产国际最初为中央红军规划的撤退路线，是从江西苏区突围，一路向西，转移至湖南西部，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湘鄂西的崇山峻岭中重建根据地，再图发展。这个计划，曾被严格保密，只有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 “三人团” 及极少数核心人员知晓，就连毛泽东同志最初也未得知详情。共产国际在 1934 年 9 月 23 日、30 日的电报中，多次明确指示中共中央，同意主力转移至湖南的计划，还细致部署了留在江西的部队开展持久骚扰、组建东方军和南方军牵制敌军等配合行动，甚至就与广州方面的谈判提出具体条件，试图为红军转移扫清障碍。那时的苏区，虽已被国民党军层层围困，却仍在秘密筹备转移，每一份电报的译出与发送，都承载着突围的希望。谁也没有想到，这份希望的火种，早已在千里之外的上海，被叛徒的冰冷刀刃狠狠掐灭，而这灾难的序幕，早在 1934 年的盛夏就已拉开。
1934 年 6 月中旬，上海的梅雨季阴雨连绵，潮湿的空气里弥漫着无形的杀机。中共中央上海局交通员胡耀华，那个常年背着货箱、穿梭在法租界与华界之间，负责团中央交通联络的年轻人，在一次传递秘密信件时，被埋伏在街角的国民党特务抓获。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与金钱诱惑，这个曾在党旗下宣誓效忠的革命者，终究没能守住信仰的底线，选择了叛变。他将自己掌握的团中央交通线路、联络暗号和接头地点和盘托出，像一把钥匙，为特务们打开了团中央地下工作的第一道缺口。
灾难接踵而至。6 月下旬，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李竹声 —— 那个化名余其全、在上海地下党中威望甚高的领导者，在康脑脱路的秘密据点被捕。相较于胡耀华的动摇，李竹声的叛变更为卑劣，他不仅供出了上海局的核心成员，还主动向特务机关献计，布置眼线跟踪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亲手将曾经并肩作战的同志推向深渊。一时间，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陷入前所未有的白色恐怖，大批地下党员相继被捕，秘密联络点被一一捣毁，原本畅通的上海与瑞金之间的联络线，变得支离破碎。此时的江西苏区，还在紧锣密鼓地筹备转移，对上海的浩劫一无所知，依旧通过残存的联络渠道，向上海传递着与共产国际相关的绝密情报，殊不知，这些情报早已被叛徒泄露给了敌人。
9 月的上海，局势已如风中残烛。时任上海中央局代理书记的盛忠亮，化名米茨凯维奇，还在向瑞金发报，洋洋洒洒地提出一份《改组中国国统区工作建议》。他在电报里写得头头是道：要通过远东局加强与共产国际的联系、重建上海中央局、严格地下工作规定、改进特科工作…… 甚至细致到建议在香港设信使联络点、培训 20 名巡视员派往重要城市，仿佛地下工作仍能按部就班推进。可他不知道，此时的上海局早已被特务渗透，他自己也已被盯上，这份精心起草的电报，成了他叛变前最后一份 “合格” 的工作报告。
瑞金的中共中央很快回了电，基本同意他的建议，却也无奈地坦言：内战形势严峻，中央主要精力都放在军事上，连白区的报纸都三个月没收到了，根本无力领导国统区日常工作，只能先提出总方针，建议在香港建联络点、派康生等人组建临时中央局。这份回复，盛忠亮终究没能看到。10 月下旬，他在寓所被捕，他的叛变，成为压垮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最后一根稻草。作为直接与共产国际联络的核心人物，他将大批共产国际与瑞金、上海之间的绝密情报全盘供出，其中就包括共产国际为中央红军规划的转移路线、红军的兵力部署，以及中共与共产国际的通讯密码、联络方式。
与此同时，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番茄 —— 原名陈子林，后来改名黄药眠，也在一次秘密会议后被捕。与胡耀华、李竹声、盛忠亮不同，黄药眠在狱中受尽折磨，却始终坚守信仰，未曾吐露半句党的秘密。但国民党特工总部早已通过其他叛徒的供词，获知并盯上了共青团中央的两位交通员 —— 王哲然和乐若，一张针对他们的大网，悄然收紧。
王哲然最先察觉到危险。团中央一位宣传干事冒着生命危险，悄悄传递来消息，告知他身份已暴露，特务正在四处搜捕他。王哲然来不及多想，连夜收拾好秘密文件，急速离开了他居住的上海新闸路培德里 142 号，躲进了一家偏僻的小旅馆，试图暂避风头。他以为自己的行动神不知鬼不觉，却不知特务早已通过叛徒的供词，掌握了他的行踪，只是在暗中监视，等待更合适的抓捕时机。10 月 26 日，王哲然为了传递一份紧急情报，不得不冒险前往上海《申报》图书馆接头，当他刚走到图书馆门口，埋伏在周围的特务便一拥而上，冰冷的手铐死死锁住了他的手腕，他终究没能逃过敌人的追捕。
祸不单行，在跟踪王哲然的同时，国民党特务也没有放松对乐若的监视。1934 年 10 月底，上海兆丰公园的枫叶已染上深秋的赤红，乐若接到阿乐的邀约，前往公园见面，商议如何恢复被破坏的团中央交通线。此时的阿乐，早已被国民党特工总部的特务跟踪，只是他自己对此毫无察觉，依旧按约前往公园。当乐若踏着落叶走进公园，找到约定的见面地点时，他没有看到阿乐的身影，只看到暗处几道闪烁的目光 —— 特务们早已布下埋伏，将整个公园的出口团团围住，只等他自投罗网。乐若心中一紧，瞬间明白自己陷入了绝境，他下意识地摸向口袋里的秘密纸条，想要将其撕碎，可特务们已经快步上前，将他控制住。
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接连遭到破坏，叛徒的接连出现，让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络彻底中断，也让中央红军原本隐蔽的转移计划，彻底暴露在蒋介石的视线之中。“盛忠亮叛变，战略已泄，湖南方向早已布下天罗地网。” 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拿着一份截获的国民党情报，语气沉重。众人看着电报上的字迹，无不痛心 —— 共产国际原本的规划，本是依托湘鄂西的地形和红二、六军团的接应，为红军开辟一条生路，可如今，蒋介石已集结近 20 万大军，在湖南洪江、芷江一带设置四道封锁线，专等红军自投罗网。湘江战役的惨状仍在眼前，8.6 万余人的红军，渡过湘江后锐减至 3 万余人，鲜血染红了湘江的江水，也让每一位红军战士都明白了眼前局势的凶险。
毛泽东同志站在窗前，望着窗外漫天飞雪，眉头紧锁。他手中攥着一份从上海辗转传来的情报，上面清晰地记录着胡耀华、李竹声、盛忠亮等人的叛变经过，记录着王哲然、乐若被捕的消息，也记录着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受的重创。“同志们，” 毛泽东同志转过身，声音坚定而沉重，“共产国际的计划已经泄露，湖南方向不能再去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改变路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云南一带进军，寻找新的生机。”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没有人说话，可每个人的心中都燃起了斗志。他们知道，接下来的路，将会更加艰难 —— 没有共产国际的明确指示，没有熟悉的根据地接应，身后是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身前是未知的崇山峻岭。但他们更知道，革命的火种不能熄灭，哪怕只剩下 3 万余人，哪怕前路布满荆棘，他们也要继续走下去，为中国革命寻找一条出路。
遵义城的灯光依旧亮着，直到东方泛起鱼肚白。会议最终决定，放弃共产国际原本规划的湖南转移路线，挥师西进，向贵州腹地进军，随后转战云南、四川，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这个决定，打破了共产国际的既定部署，也开启了万里长征中一段更为艰难的征程。
与此同时，上海的监狱里，黄药眠依旧在与敌人顽强抗争，他拒绝透露任何关于党的秘密，用生命坚守着共产党人的信仰；王哲然和乐若在狱中受尽折磨，却始终没有屈服，他们坚信，革命终会胜利，他们终会重获自由。而那些叛变的叛徒，虽然暂时得到了敌人的 “优待”，却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被世人唾弃。
1935 年 1 月中旬，遵义城外，红军战士们整理好行装，告别了这座见证中国革命转折的城市，踏上了西进的征程。寒风呼啸，吹起他们破旧的军装，却吹不散他们心中的信仰。他们不知道，这条路会走多久，不知道会经历多少艰难险阻，不知道会有多少战友牺牲在途中，但他们始终坚信，只要跟着党中央，跟着毛泽东同志，就一定能走出困境，迎来革命的曙光。
万里长征，路漫漫其修远兮。无数红军战士怀着对革命的忠诚，向着远方挺进，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茫茫群山之中，有些人为了革命事业，永远留在了长征路上，再也没有回来 —— 这便是 “万里长征人未还” 的悲壮，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英雄赞歌。而上海地下党的同志们，依旧在白色恐怖中默默坚守，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收集情报、传递消息，为长征路上的红军提供支持，用另一种方式，践行着共产党人的使命与担当。

川康边风云

299.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时间：1934 年 10 月 8 日，莫斯科，绝密
原文：
政治委员会致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
如果关于蒋介石在最近准备向广州人发起进攻的消息可靠，我们就应该力求与广州人签订军事协议。签订这个协议之后，我们不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种策略手段，而应该真正积极参加同广州人联合反对蒋介石这个主要敌人的行动。不要重犯在福建事变期间所犯的错误，当时我们没有积极地支持第 19 路军。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48（1934 年发文），第 28 页背面。英文打字稿，原件。
注释：
① 文件以政治委员会委员们的飞行表决方式于 1934 年 10 月 8 日通过，并经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1934 年 10 月 9 日常务会议批准（见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314，第 3 页）。
② 译成密码的日期。
③ 福建事变：1933 年 11 月，国民党第 19 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事变，成立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 “福建事变”。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受 “左” 倾关门主义影响，未能给予有效支持，导致事变失败，蒋介石得以集中力量进攻中央苏区。共产国际在此电报中，明确批评了此前的 “左” 倾错误，指示中共与反蒋的广东地方势力（“广州人”，指陈济棠粤系军阀）建立军事合作。
300. 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时间：1934 年 10 月 11 日，上海
原文：
艾尔文致米哈伊尔
从最近一次暴露的教训中得出的简短结论
对中国革命斗争的评述
随着苏维埃政权和革命运动在全中国的发展，革命运动具有了战斗的性质，越来越多的工农群众（农民暴动）参加到这种战斗中来了。整个的生产部门举行了罢工（5 次大规模罢工，罢工者有几万人）。战斗的规模不仅巨大，而且在…… 组织性的情况下，在斗争过程中表现出空前的组织性。革命化进程在大踏步地进行，并在席卷所有新的地区。在战斗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新生的革命力量。
作为苏维埃政权加强和革命运动发展的一种结果，法西斯恐怖浪潮也在日益高涨。
对法西斯进攻的分析
法西斯进攻的矛头是指向我们战线的最重要环节，指向省委和区委（特别是江苏），最后是指向我们党的首脑。近一年来，法西斯分子在 “进攻工厂和学校” 的口号下在四个方面展开攻势：第一方面是企业和学校，第二方面是区委，第三方面是州委，第四方面我们的首脑。由于发动这种攻势，近一年来部分支部已不复存在，部分支部损失了大量党员（从 120 到 126 人减少到 20 到 23 人）。上海的党员人数从 4000 人减少到 600 人。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暴露后还没有恢复，工会组织也受到威胁。
法西斯分子的方法
法西斯进攻的主要工具是奸细组织。国民党组织部设有在陈立夫直接领导下的一个处。这个处制订了，在党的各个环节的工作计划，组建了专门的奸细地下支部。
在各个企业以党的名义建立支部。改进监视技术（三级转递）。通过无线电广播、报刊（《社会新闻》杂志，发行 7 万份），最后还通过类似 “新生活” 会这样的团体开展思想瓦解运动。
最近一次暴露的教训
对我们党首脑的最近一次打击，应该认为是近几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更何况这次打击是发生在党的领导干部由于遭到前几次逮捕而暂时被削弱的时候，从搜走材料的数量来看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日本领事馆在研究满洲的材料，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及其他帝国主义分子都在研究被搜去的与他们的租界有关的材料。
我们掌握的材料还不全，我们把这次暴露的原因分为四类：1. 组织上的错误；2. 技术薄弱；3. 不遵守秘密工作规定和一些领导同志思想麻痹；4. 挑拨离间活动和与之的斗争。
组织上的错误
这次打击是逐步而谨慎地准备的，没有进行零散的不必要的个别的逮捕。两个月前党得到一些情报：江苏省委里有 12 个至今尚未被揭露的奸细。尽管如此，[中共] 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之间的直接联系不但没有终止或改组，而相反更加密切了。大部分会面是在斯拉文、米茨凯维奇和科尔萨科夫居住的并保存有各种材料的那座三层楼房里进行的。似乎由于江苏省委的软弱，在很大程度上工作都是由 [中共] 上海中央局进行的，因此出现了需要经常会面的混乱局面。对各部的职责规定得不够明确，其后果也与组织方面的弱点有关。
技术方面的错误
在警察袭击斯拉文住所之前两个小时，[中共上海中央局] 特科就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但是由于通讯机构的延误，两位同志 —— 组织部长和一个通信员只是在遭袭前 10 分钟才知道情况。他们俩分头跑去报告，但为时已晚，他们俩也被逮捕了。如果在斯拉文的房子里哪怕有两枚炸弹，也能轻而易举地消灭门口的 5 个装备很差的警察，得以逃脱。如果与特科的通讯联系正常（在房子里的人 20 分钟没放警察进去，有打电话的机会，等等），那么，10 个负责保安并武装得很好的同志就可能把被捕的人救出来。如果与特科的通讯联系正常，那么，后来在逮捕人的房子里，在警察防范很差的情况下，那 10 个同志也可能把被扣留约 4 个小时的被捕者救出来。
保密工作和思想麻痹以及缺乏纪律的错误
尽管 [中共江苏省委] 书记早已被预先告知，他已经被监视，但是他在自己的会见中没有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上海局组织部长也属于这种情况，他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发现被监视了，而当他发现的时候，也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结果也和他的前任一样被捕了。虽然米茨凯维奇已经发现了几乎在租用的工会房子门旁有两个特务，甚至有一段时间还被其中的一个特务跟踪过，可是那所房子并没有立即停止租用，贝克同志只是因为看见了信号才得救的。尽管在斯拉文的房子里信号起了很好的作用并救了先前来到这里的他的妻子和米茨凯维奇，可是斯拉文进去了，并被捕了。在特科得到关于袭击的情报时，负责通讯联系的同志不在岗位上，而是出去散步了。
奸细和同他们的斗争
虽然不久前一名被揭露为日本人做事的叛徒被处决了，而另一名受了重伤，但是同奸细的斗争还是进行得不够有力。
对党的干部审查不够，总之，在揭露叛徒的工作中特科表现得不够好。
结论
从上述情况中得出，必须认真地重新研究所有的组织问题。如果说在开展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极重要的问题之一是不能落后于群众和要善于有组织地利用新的革命力量的问题，[那么]，在反革命活动同时展开的过程中，也必须警觉地对待敌人的一切组织上和技术上的成就，努力作出预告，甚至抢在敌人前面采取组织和技术措施，因为在枪林弹雨中进行改革要付出太大的代价。
在保密问题上要执行最严格的纪律，对于丝毫违反纪律的现象都要在党内给予最严厉的处分。这后一条也适用于你们的代表。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10，第 141—145 页。打字稿，副本。
注释：
① 在文件上有批注：Г. 季米 [特洛夫] 和王明同志已阅。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的日期。
③ Н.Н. 格伯特：即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
④ И.А. 皮亚特尼茨基：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成员，负责情报与组织工作。
⑤ 最近一次暴露：即 1934 年 10 月 10 日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大破坏，代理书记盛忠亮（盛岳）被捕，文件中提到的 “斯拉文” 即盛忠亮的俄文化名，“米茨凯维奇” 为李竹声（前上海中央局书记），“江苏省委书记” 为赵立人，“组织部长” 为黄文容。
⑥ 原文以下空缺。
⑦ 原文 “州委” 应为 “省委”。
⑧ 《社会新闻》杂志：国民党特务主办的反动刊物，专门造谣污蔑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⑨ “新生活” 会：指国民党发起的 “新生活运动”，旨在思想上控制民众，配合反共。
301. 王明和康生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时间：1934 年 10 月 14 日，莫斯科，绝密
原文：
王明和康生致中共中央
鉴于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和红军在敌人侧翼实施迂回机动战术，以及红军有可能夺取所必需的弹药和药品，请告诉我们，现在是否还需要在南方建立采购武器的机构？请立即告知你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48（1934 年发文），第 30 页。英文打字稿，原件。
注释：
① 见第 285、290 号文件（此前关于南方采购武器机构的相关指示）。此时中央红军已开始长征，共产国际关心红军的后勤补给问题。
302. 王明和康生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时间：1934 年 10 月 15 日，莫斯科，绝密
原文：
王明和康生致 [中共] 中央
红军主力是否已经离开中央苏区？现在情况怎样？同广州人的谈判结果如何？请立即告知。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48（1934 年发文），第 29 页。英文打字稿，原件。
注释：
① 见第 286、289、291、293 号文件（此前关于与粤系军阀谈判的往来电报）。此时中央红军主力已于 10 月中旬开始长征，共产国际急于了解红军动向及与陈济棠粤军的谈判进展。
303. 王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时间：1934 年 10 月 16 日，莫斯科，绝密
原文：
致中共中央
一切表明，最近在蒋介石和广州人之间可能爆发战争。如果他们之间爆发战争，那么，不管广州人和红军之间是否存在军事协定，红军都应该在反蒋前线的相应地段大力加强作战行动。应该认真地考虑到，在中国目前条件下，蒋介石对其对手的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同时加强我们的主要敌人来对付红军。福建事变的教训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王明。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48（1934 年发文），第 32 页。英文打字稿，原件。
注释：
① 该文件于 1934 年 10 月 16 日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委员们的飞行表决方式通过，并经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1934 年 10 月 21 日会议批准（见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316，第 3 页）。
② 原文如此。
③ 福建事变的教训：指 19 路军失败后，蒋介石无后顾之忧，集中兵力围剿中央苏区，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共产国际再次强调利用蒋粤矛盾，牵制蒋介石，减轻红军压力。
304. 阿布拉莫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时间：1934 年 10 月 18 日，莫斯科，绝密
原文：
请立即停止与上海的无线电联系。你们的电台，包括备用电台和密码，已经被警察掌握。请采取一切措施与我们建立定期的通讯联系。
阿布拉莫夫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48（1934 年发文），第 33 页，英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注释：
① 收报者是根据内容确定的（阿布拉莫夫即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化名之一）。
② 王明在 1934 年 10 月 21 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曾建议，如果国民党特务机关试图利用被截获的密码以上海的机关的名义给发情报，我们可利用以前的密码拍发假情报（见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48，〈发文 —1934 年〉，第 34 页）。此电报是在上海中央局被破获后，共产国际紧急通知中央苏区，上海电台已暴露，防止国民党特务利用电台诱捕或传递假情报。
历史背景补充
这批电报的核心背景是1934 年 10 月中共上海中央局被国民党特务彻底破坏：
1934 年 10 月 10 日，代理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斯拉文）被捕，随即叛变，供出了大量机密文件、电台密码和组织关系，导致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党员从数千人锐减至数百人，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联络系统也彻底瘫痪。
共产国际的一系列电报，正是围绕这一事件展开：一方面紧急调整与中共的通讯渠道（停止与上海电台联系），另一方面继续指示中央红军利用蒋粤矛盾开展反蒋统一战线，同时也在反思此前 “左” 倾关门主义错误对革命造成的危害。
此时中央红军主力已开始长征，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也因上海电台的暴露而变得极为困难，此后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逐渐摆脱了共产国际的直接遥控，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川康边风云

关于博古、李德等同志在领导党和红军的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报告
（1939 年 8 月 26 日，莫斯科，绝密）
报告人：毛泽民（化名周求安）
一、错误产生的根源：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
博古、李德等同志犯错误的核心原因，是他们刚从国统区来到苏区，完全无视红军数年作战所处的特殊环境，仅凭主观臆断处理革命问题。他们片面认为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没有巩固后方、缺乏足够军事技术干部，也无外部物资财政援助，却根本不了解：红军长期在极端艰苦条件下为生存而战，无法获得外界援助，必须持续战斗，甚至没有系统培训干部的条件；更忽略了红军能以弱胜强，在多次反 “围剿” 中取得胜利的事实。
红军的胜利有目共睹：第二次反 “围剿” 时缴获 8000 多支枪及大量物资；占领长沙后缴获大炮（因无炮弹、不适山地战被迫放弃）；地方武装缴获国民党钞票后，因不懂处理、仅见党徽便烧毁，这些看似可笑的事，恰恰反映了根据地军民对现代革命战争缺乏认知的客观现实，而博古、李德对此毫无体察。
朱德同志生活俭朴，与群众同甘共苦，深受战士爱戴，被亲切称为 “大师傅”，打破了旧军队的等级隔阂。但在博古、李德眼中，毛泽东、朱德同志未受过正规军校教育、未读过大量马列原著、未指挥过现代战争，竟被视作 “农村傻瓜”。他们完全否定 1927 年底至 1931 年红军三次粉碎国民党 “围剿” 的实践经验，无视游击战、运动战是红军以弱胜强的唯一正确战术，执意推行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路线，这是所有错误的总根源。
二、排斥正确路线：撤销毛泽东军事领导权
博古、李德顽固否定毛泽东、朱德同志创造的游击战、运动战经验，强行将其污蔑为 “游击主义”，并蓄意排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
1932 年，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后，国民党第 26 路军在宁都起义，改编为红五军团，红军力量大增。毛泽东同志据此提出战略建议：占领抚河流域，连通闽浙赣苏区，以抚州为中心巩固中央苏区，再伺机威胁南昌、切断吉安与南昌敌军联系。但该建议遭项英等同志反对，他们主张攻打赣州、吉安，连通江西与湖南苏区。毛泽东同志明确反对，指出赣州、吉安地形易守难攻，不利于装备简陋、兵力薄弱的红军作战。
然而中央仍执意攻打赣州，结果红军惨败，苏区粮食危机加剧，形势恶化。随后毛泽东同志建议夺回龙溪、漳州，获中央批准后，仅率 1 军团及 5 军团一部出征，却大获全胜：攻克漳州，缴获 105 万银元、大量军用装备、一架飞机及机器、藏书、印刷设备等物资，极大补充了苏区实力。但李德竟无视这一胜利，反污蔑毛泽东同志是 “冒险主义”，执意继续反对其军事主张。
此后，毛泽东同志再次建议进军闽北、连通福建苏区，巩固中央苏区战略地位，仍未被采纳。在与粤军作战受挫后，博古、李德借机撤销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中的军政职务，仅保留其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职位，彻底剥夺了他的军事指挥权，这是教条主义路线对正确路线的重大胜利，为后续红军惨败埋下祸根。
三、错误战术推行：“短促突击” 致红军惨重损失
博古、李德掌握军事指挥权后，完全抛弃运动战、游击战，强行推行 “短促突击” 的错误战术，要求装备落后、兵力薄弱的红军，与拥有精良武器、外国顾问的国民党军队正面硬拼，导致红军接连惨败。
在高虎脑、广昌等关键战役中，红军伤亡约 1 万人，其中包含大量久经考验的优秀军事干部；尽管三个月内补充新兵 6.2 万人，但这种惨重消耗对红军而言难以承受，充分证明 “短促突击” 战术的彻底失败。该战术不仅让红军损失惨重，更丧失了作战主动权，陷入被动防御的困境。
李德自封为共产国际代表，在博古支持下独揽党和红军大权，作风专制独裁、朝令夕改。他担任红军学院院长期间，竟禁止朱德同志召集学员会议、与工作人员谈话；仅因学院政治部主任徐梦秋未经其批准，邀请从前线归来的朱德同志作形势报告，便严厉训斥徐梦秋，并下令所有军事行政事项必须经其批准方可执行。其命令常前后矛盾、脱离实际，下属不敢质疑，执行错误命令后反遭惩罚，导致大量有利战机被贻误。
更荒谬的是，李德严格限制前线指挥员的主动权。林彪、聂荣臻同志指挥的军团驻扎闽西水口时，曾请求歼灭敌军一个旅，未获批准后主动出击，成功歼灭敌军一个师、缴获大量物资补充部队。战后他们在电报中直言：部队长期艰苦作战未获补充，士气低落，若不主动作战将难以为继。此事足以证明，李德的专制指挥严重束缚了前线战斗力，是第五次反 “围剿” 失败的重要原因。
四、长征初期的致命错误：盲目转移致红军实力锐减
1934 年，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 “围剿” 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仓促决定战略转移（长征），却因决策专制、准备不足、指挥失误，给红军带来毁灭性打击。
长征计划仅由博古、李德等少数人秘密决定，未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甚至连毛泽东、张闻天（洛甫）同志及红军高级指挥员都毫不知情。远征前三天才召开会议，仅笼统提及 “暂停工作、转移”，却不说明转移目的、路线和任务，师长、师政委等一线指挥员始终被蒙在鼓里。
更严重的是，他们携带大量非作战物资，组建约 2 万人的后勤部队、15 个运输队（五六千人），搬运机器、印刷设备、文件等重物，严重拖累行军速度。1、3、5、8、9 军团被迫承担掩护任务，无法开展运动战、主动歼敌，反而频繁遭敌军袭击。湖南、贵州境内本有多次歼敌良机，却因李德、博古坚持 “保卫物资” 而错失。
最终恶果惨重：红 22 师全程负责运输，被敌军彻底歼灭；红军从苏区出发时 8 万余人，抵达遵义时仅剩五分之二；运输部队损失达十分之九，大量物资沿途丢弃，预定增援的补充师全军覆没。这种 “自毁长城” 的错误，完全是博古、李德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指挥的直接后果。
五、宗派主义危害：打击坚持正确路线的革命骨干
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得到了以李维汉（罗迈）为代表的宗派主义势力的全力支持，他们在中央苏区大搞宗派主义，推行 “反罗明路线”，残酷打击坚持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革命骨干，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和民主集中制。
李维汉作为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博古的核心助手，曾是李立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大革命时期在湖南推行机会主义路线；进入中央苏区后，与博古、李德沆瀣一气，将宗派主义推向极致。他们打着 “反罗明路线” 的旗号，废除党内民主，禁止基层干部发表不同意见，对提出合理建议、反对错误路线的同志，动辄扣上 “机会主义”“派别活动” 的帽子，进行批判、撤职甚至开除党籍。
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位同志，均为县委书记、省委委员级别的地方骨干，长期在艰苦环境中领导游击战、支援邻县斗争，为苏区建设作出重要贡献。他们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执行错误指示，或向中央提出改进建议，便遭到李维汉等人的残酷打压：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被撤职、受处分；古柏被开除党籍。
这些同志结局悲惨：毛泽覃（毛泽东同志弟弟）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打游击，1935 年被俘后英勇就义；古柏下落不明、壮烈牺牲；谢唯俊在陕北任边区特委书记时被土匪杀害。宗派主义势力甚至直接攻击毛泽东同志，污蔑其 “搞游击主义”，完全颠倒黑白。
当时，全军上下都深知李德 “短促突击” 战术的错误，渴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粉碎 “围剿”，但宗派主义高压让干部战士敢怒不敢言，严重挫伤了革命积极性，加速了第五次反 “围剿” 的失败。
六、遵义会议：纠正错误路线，挽救党和红军
在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1935 年 1 月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会议深刻揭露并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严重错误，结束了 “左” 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撤销了博古、李德的党和红军领导职务，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张闻天同志接任党中央总负责人。
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此后，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红军克服了雪山草地等罕见困难，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抵达陕北，开启了抗日救国的新征程，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本人（毛泽民）有着 18 年党龄，亲历了中央苏区的建设、反 “围剿” 斗争及长征的全过程，深受博古、李德、李维汉错误路线的危害：遵义会议期间，我因被李维汉免去职务，未能参会；长征途中，他抢走我的马，企图报复致我于死地，后经陈云、周恩来同志干预才得以幸免，连遵义会议决议都未向我传达。
作为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我有责任将亲身经历的事实如实报告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恳请彻查博古、李德、李维汉等人的严重错误，避免中国革命再次遭受此类损失。我郑重声明，愿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贡献全部力量。
周求安（毛泽民）
翻译：张（绥山 / 曾秀夫）
全宗 495，目录 74，卷宗 296，第 115—131 页。
打字稿，副本。
要不要我把这份合并报告里的关键人物、核心错误事件与时间线整理成一页速览版，方便你快速查阅？